曾一家信奉共產黨

謝先生說，他的姐夫是書香世家，在清末時期到法國留學，懂多國語言，五四運動後，1933年左右，清末腐敗，在外國留學的知識分子、愛國青年都自願回國參與救國運動，他在廣州接觸到馬列主義思想。由於他懂多國語言，國民政府就找他在電訊局做通譯。當日本侵華時期，他就逃難到香港。

當時，香港啟德機場剛建成，他就當了通譯員。到日本投降後，他的姐夫已接受共產黨思想，表面上是替國民黨工作，但心已歸順共產黨。那時候，共產主義那一套的所謂世界大同的理論宣揚得很理想，令很多華人都覺得很有希望。

那個時候，謝先生的家族是做匹頭（布匹）生意的，擁有整棟樓的物業，3樓是租給電訊局做宿舍。他的姐姐當時是“先進”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倆結識後，共產思想就開始感染他姐姐。“因為他在我家樓上住，就這樣共產主義像細菌一樣傳遍整家人。共產主義邪靈就這樣附體幾十年，我們為它賣命，被騙幾十年。”

當時謝先生與他的兄弟就從國民政府學校轉到共產黨的學校讀書，他們是第一批少年先鋒隊（少先隊），第一代的共產黨人。“當國民黨撤退，那些土霸軍入城後，我的很多兄弟都加入了共產黨，那時候共產黨已教他們荼毒人性那一套邪法，我們發誓將一生奉獻給邪黨。”

他憶述，1949共產黨當政的第一年，“我們當時很熱衷投入運動。毛在天安門講得天花亂墜，說是為人民服務、大同世界、要無私，然而最後都是為了黨。”他說，自己後來才逐漸意識到這是騙人的把戲，我們被它騙得迷迷糊糊。”

制軍需品 殺人搞分化

謝先生家族是做布匹生意的，後轉做製造軍需品生意，如木槍、木公仔、軍褸、軍械、軍帽等等，還運去北韓。他的家族“紅彤彤”，後台又響噹噹，派出所的人脈又廣，他於是計劃申請來港落戶。他說：“當日早上去問派出所，晚上就收到消息說明天可見領導。”

由於謝先生有一些親戚散居在東南亞，共產黨看中他的背境。那個領導接見他就單刀直入說：“可以給你證件，但有個條件，就是去做統戰，你們後生仔就最適合，可以學懂東南亞語言後，去泰國、越南、南洋、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地去串連搞統戰。”1953年尾，打完韓戰，他就落戶香港，當時他是17歲青年。

最初來港的幾年，謝先生參與當時的工人俱樂部，在當時的三大工業：紗廠、製衣廠、車廠打工做串連，暗中散布共產黨意識搞分化、浸透，拉攏工人。他當時滿腔熱血，對共產黨唯命是從。

他說，當的士司機時都不會放過每一個機會搞分化。“那個時期好像被人落‘降頭’，迷迷糊糊跟黨的旨意做特務，根本沒有想過是害人，在做傷天害理的壞事。”

他到達東南亞後，曾跟赤共的黨羽去鄉村殺人、放火、搞分化，壞事干盡。“那些槍支都是大陸提供，最後帶他的赤共亦不得好死。”

經多次清洗異己運動 開始質疑

謝先生經過多次的清洗異己運動，開始質疑：“一個為人民的政府，不能夠全民選舉，人民不能夠有自主，只有一小撮當權者話事，這不是人民的政府。共產黨說西方不好，起碼西方有言論及選舉自由。共產黨獨裁者，它倒行逆施，將歪理當真理，但又打着為人民的旗幟，這是不能再說服到人民。”

他又補充：“共產黨勾結資本家，自己做財主，但是它利用農民打倒地主，搶地主農地；它利用工人搶資本家的財富，共產黨可以坐享其成。”他了解共產黨比黑社會還要黑，害人手段毒辣至極，因為他是這樣走過來的。特別毛澤東一手製造的文化大革命，將大陸攪到翻天覆地，使人民道德淪喪，六親不認。

他補充說，十分後悔當時盲從共產黨，被它花言所騙，現在要將功贖罪，叫更多的人看清中共邪惡本質，儘早擺脫它無形的控制，“三退”保平安。

《九評》是解邪毒靈藥

謝先生決心與共產黨劃清界線，不再服從它的指令，斷絕與共產黨人的聯絡，洗心革面，重新做個正常人。當他接觸到《九評共產黨》一書，他說自己所經歷、所承受及體會，《九評》原原本本說得很透徹。他形容《九評》是“解毒良方”。

“退黨後，以前一直做違背良心的事，一生爭鬥害人，疲憊的心一下子消下去，感覺是一身輕。”他強調看《九評》就能跳出來，“共產黨確實是邪教、是巫術，《九評》將共產黨的背景、邪惡的形成，由頭到尾完整地、仔細地述說出來。它是邪毒，是‘降頭’，《九評》是解降的靈藥。”

他強調表示，身邊的親戚朋友看過《九評》後，都“三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