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諸多證據表明：兩個票號的起源及王的＂創辦人＂身份值得商榷。

1. 王熾介紹——“索有百科＂

王熾（1836～1903），字興齋，男，漢族，彌勒縣虹溪人。王青年時鬥毆殺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慶，與旅渝滇商合營“天順祥＂商號，來往川滇互貿。隨後又與席茂之在昆明合資開設“同慶豐＂商號。數年經營，成為滇中富商。

我們知道，開辦一個票號大約需要的資本金大約為10萬兩白銀左右，至少也需數萬兩。同時票號也不是僅有本金就能夠開辦，它需要家族的其他產業作後盾以為支持。並且這些商業和實業必須具備幾個重要條件：一是雄厚的資本；二是全國性分布的商號和分號；三是優良的產業信譽。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在清朝當時的條件下資本的積累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與別人合營區區兩個商號，數年經營能有多少資本就不言自明了。沒有雄厚的資本是不能開票號的。故從“百科”中我們可以看出王熾並不具備創辦票號的基本條件。同時，"合營"本身也說明了即便是僅有的兩個商號亦非王熾自己所開，而“錢王”一說又說明王熾後來專營票號不事實業的特點。

清代票號源於當時商業異地匯兌、存取的需要，票號存在的根基是自身的商業和實業,實業中又以茶莊為最。票號其實是實業、商業的擴展。即使在晉商故里，缺乏實業根基而專營票號者，比鳳毛麟角更為罕見。所以在晉商之外遙遠的西南邊陲，王在沒有實業基礎的情況下專營票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若沒有實業根基，票號根本無法取信於人。

接下來再看王熾的信譽。“索有百科＂有關王熾的介紹中還說：

---商鋪的發展使資金的周轉變成了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於是王熾又想到了自己開設錢莊，但開設錢莊不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筆資金，而且還需要樹立人們對錢莊的信任。就在這時，機會出現了。光緒初，為改善川鹽生產，鹽茶道急需白銀萬兩，由於布政司無銀可撥，地方官唐炯只得向商界籌借。由於多數商賈認為發展鹽務並非三五年便可見效，因而不願擔此風險，無人願借銀給官府。王熾思量再三，認為此次籌銀一方面可解鹽茶道之急，藉此結交唐炯，找到官場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順祥＂在十天內湊足十萬兩白銀，則可向世人展示“天順祥＂的實力，促使人們放心來“天順祥＂存兌銀兩。於是，王熾冒險應承十日之內湊足白銀十萬兩。不出十日，王熾湊足了銀兩，並特意安排挑夫百餘人，打出“天順祥＂的名號，列隊敲鑼打鼓繞城數圈後至官府送銀，一時間全城轟動，婦孺皆知“天順祥＂籌巨款一事。

從這一段我們可以看出王熾既沒有雄厚的資金，也缺乏商業信譽。從另一方面看，送銀之事即便是＂全城轟動＂其影響力依然非常有限，因為開票號財東的影響力不能限於一城一地，而必須是大範圍的，也就是說開票號的第二個條件必須滿足。一城一地不是設立“票號”的初衷，它沒有異地匯兌的功能，因此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而且靠一次宣傳即使能引起普通百姓的重視，卻也很難吸引真正的大客戶。最後，王熾是如何在10天之內湊足十萬銀兩的?文中沒有也無法交代。因為白銀10萬兩在當時是天文數字，豈能輕易得到？（當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約7000到8000萬兩左右）。——故而王熾背後必另有財東。

2. 茶王“天順長”、匹頭“協慶豐”

晉商榆次郝氏家族是見載於"清稗類鈔"的15家晉商大戶之一，也是民間盛傳的晉商翹楚“四大戶、八小戶、二十四個毛毛戶”之名列前幾位者。其＂桐生予＂,"豫盛茂"票號錢莊主要在北方經營。郝氏家族遍布全國及國外的百多個總號和分號中在中南和西南地區有“天順長＂、“協慶豐＂、“聚興順”等大商號和大量的同名分號。“天順長＂主要在兩湖及雲貴川採制磚茶並遠銷俄國以及我國北部、西部廣大的邊疆地區，同時兼營綢緞等其它貨物。史載“天順長＂在太平天國後重建漢口山陝會館時，曾捐銀4031兩而位列漢口數百家商號第二。“天順長＂在山西本土、俄國、我國北疆、中南和西南地區聲名卓著（見山西日報2008年6月24日經典山西版）,是中國當之無愧的磚茶王。在全國商業重鎮漢口茶市長期有“天順長不到不開張”的傳統，其它茶莊定價都自覺在“天順長”之後，且價格都低於“天順長”（八爺郝師儉口述）。由此可見“天順長”在茶界的領袖地位。“協慶豐＂則為當時總部設在成都的西南著名匹頭莊，做上海沿長江至漢口、重慶及成都等西南大城市的批發業務。

從經營地點和聯號習慣上不難看出“天順長＂、“天順祥＂以及“協慶豐＂、“同慶豐＂之間有着內在聯繫。第一、這些商（票）號都重點在中、西南地區活動；第二、“長＂和“祥＂二字發音押韻而且意義關聯；第三、“協＂、“同＂二字連在一起就是“協同＂，且票號設在西南確有協同、互為依託之功效。此外從號名和密切的姻親關係看，榆次王家著名的“協同慶”票號，很可能也有郝家的股份（筆者高祖母是為榆次聶店王家人）。

有人會說這可能是一種巧合。我們不妨來探討一下這種巧合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天順長＂當時的活動範圍、知名度和茶界領袖地位，“創辦人＂若非郝氏自己，卻故意以明顯的聯號形式命名“天順祥＂是不太可能的。因為當時的大商家會極力避免出現這種情況。部分小商家在徵得東家同意的情況下，也會以聯號形式命名。小商家借東家名號發展，東家則在沒有經濟風險的情況下擴大知名度。這也是直到如今有些學者仍聲稱某某晉商家族擁有商號300多家的來歷，事實上晉商傳統中真正擁有一百多家分號是當時公認的管理極限。“天順祥”和“同慶豐”顯然不屬於大樹底下好乘涼的小商家。再退一步講，假定“創辦人＂事先從未聽說過“天順長＂而偶然命名了“天順祥＂，那麼再次偶然命名“同慶豐＂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更重要的是＂天順長＂和＂協慶豐＂同為郝家商號，而且這兩個商號的號名在字面上並不關聯。這樣的話，同時偶然命名兩個聯號形式的票號且與晉商郝氏毫無關係的可能性就幾乎不存在了。

此外，“天順祥＂、“同慶豐＂命名在前，“天順長＂和“協慶豐＂命名在後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因為“天順祥＂、“同慶豐＂創辦之時，“天順長＂成名已久，更遠在榆次郝家興起的明末清初之後。而且，“天順長”一直開辦到如今，“協慶豐”則一直開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倆總號歷史分別長達100到200多年。

為人津津樂道的“天順祥＂、“同慶豐＂資助慈禧南逃西安也在無意中側面印證了“天順祥＂、“同慶豐＂與郝家的關係。因為路過晉中聚寶盆的西太后，不太會需要遠在西南的商人資助。據筆者老十姑郝師菊回憶：當年慈禧南逃路過太原，在和祁縣喬家所屬太原銀號等的共同倡議下，郝家資助慈禧金額名列各家前茅。款項來源必包括“天順祥”、“同慶豐”等票號茶莊。

3. 實物及文獻資料

其它方面的一些實物和資料也可為旁證：在中國的古董拍賣市場上，有兩個銀錠：其一是“山西天順銀號”五十兩銀錠（見照片），說明“天順”源於山西，而“天順”乃郝家字號；其二是雲南的“同興順記”匯號五兩銀錠（見照片），花瓣中有一個“順”字圓印。“聚興順”、“公興順”和“同興順”是郝家的核心“順”字連號。過去，社會上有“天下“順”字號同屬郝家”的傳說。銀錠的牌坊造型也和郝家有瓜葛：在兩湖的茶莊中，郝家第一號“聚興順”生產的每塊磚茶，背面都壓制有“牌坊”商標（直到今天）。這件銀錠實物照片也印證了郝家長輩們的回憶：郝家在雲南有也銀號、普洱茶等生意。

河南賒旗是山西茶商漢口磚茶北上張家口和俄國的必經和中轉之地，當地建有雄偉的山西會館。河南《大河報》厚重河南版 2005年12月6日有文章介紹漯河（靠近賒旗）清末民初生意興隆的“天順長”騾馬行（運輸專用），後來更名為“天順祥”等事。2011年04月28日河南大河網-大河報還刊登了一篇介紹賒旗晉商票號的文章，其中提到了包括“天順長”在內的河南賒旗五家山西票號。文章還介紹了“天順長”等山西票號為賒旗山西會館捐款之事。也能證實“天順祥”和“天順長”的淵源。

此外在徐月文主編，山西經濟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山西經濟開發史＂第421頁的＂山西各票號包攬清政府借債匯款概況表＂中，列出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承攬匯款的山西票號及匯款地，其中有“協同慶＂（屬榆次聶店王家——筆者注）、“天順祥＂：四川—上海（四川是榆次王家和榆次郝家的產業基地之一，——筆者注）；“同慶豐＂、“天順祥＂:雲南—上海。表中還列出了山西票號在廣東、廣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陝西、福建、河南、山西和上海之間的匯款業務。該書422頁“1894～1911山西各票號承匯各省關公款統計表＂中還列出了雲南省關山西票號匯款額為202664兩，說明了山西票號在雲南的活動。著名的晚清雲南省關賄賂案也同時涉及“天順祥＂和晉商平遙票號。

4. 結論

傳統上山西票號所用掌柜皆清一色山西人，而王熾作為非晉籍人士，就很容易讓人產生“天順祥”是“南幫票號”的錯覺和誤會。 而綜上所述，清代西南著名的“天順祥＂和“同慶豐＂（商）票號，應為晉商郝氏（具體為筆者太祖父郝天佑、高祖父郝序東）創辦，且與“天順長＂、“協慶豐＂同為西南聯號。並以王熾（史界另一說為雲南人李氏，這也是對王創辦人身份的變相否認）作西南票號總號大掌柜（統管總號和各分號，職位高於各分號掌柜，上由財東任命與轄制）。王熾並主要以身股或許一定的本金參股“天順祥＂和“同慶豐＂票號。按當時的傳統，大掌柜一經任命東家極少過問和干預票號和商號經營事務。總經理出頭露面機會多而且位高權重。即使在晉商故里，民間提起某個具體票號和商號來，掌柜在所在地的名聲大過東家或與之齊名的情況比比皆是不足為奇。

本文旨在澄清史界長期傳說的南幫票號（主要就指“天順祥”和“同慶豐”）其實也是山西票號。而山西票號當年之所以能夠一統天下，其根基是無處不在的晉商實業和商業及其雄厚的資本、優良的信譽、獨特的理念與非凡的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