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如何成立的問題上，有三個問題尚未引起史學界足夠的重視。一是在列寧制定的世界革命戰略中，中國的具體位置和價值；一是俄國共產黨(布)中央政治局1919年制定的遠東總政策及對華政策；一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最初推手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這三個問題緊密相關，是導致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直接原因。這三個問題之所以被忽視，筆者以為，除意識形態的原因之外，是因為學界在研討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背景時，偏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背景，而對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關注不夠；偏重於蘇俄的國際共產主義精神，而對作為主權國家的蘇俄的遠東利益關注不夠；偏重於對維經斯基·格里高里耶夫(也有人譯作維金斯基，其中文名字是吳廷康，為區分維連斯基，以下稱其中文名字)的研究，而對他的領導者維連斯基關注不夠。

　　一、蘇俄的世界革命戰略與中國的具體位置和價值

　　“一戰”後，俄國在短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了一種人類歷史上新型的國家制度——蘇維埃政權。這一新型的國家制度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以馬克思主義為其建國的靈魂。而馬克思主義恰恰又不是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它的最終目的是解放全人類，建立全球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精髓同樣體現在蘇俄第一部憲法中，並以刻印在國徽上的形式向全世界公開宣布：“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蘇俄憲法第169條)

　　這就是說，在理論與實踐的過程中，共產主義是一個突破任何國家界限的運動，這就使蘇俄共產主義者們不僅有了一塊在自己的國土上可以任意耕作的試驗田，而且可以通過國家的力量和意志去實現他們的理想：將他們的試驗產品——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移植到他們控制的地域之外。

　　俄羅斯蘇維埃聯盟共和國成立之後，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組建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基本目標與任務十分明確，就是世界革命。

　　“人類的全部文化已經荒廢，人類本身則處於完全毀滅的威脅之中。只有一種力量能夠挽救它，那就是無產階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該書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的第二卷，以下簡稱第二卷，第57頁)

　　這是在3月4日通過的“共產國際綱領”中，共產國際為世人描繪的圖景。為了拯救人類的災難，3月6號通過的“共產國際宣言”向全世界發出了號召：

　　“全世界的無產者，在反對帝國主義獸行、反對帝制、反對特權等級、反對資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所有制、反對各種各樣的階級壓迫或民族壓迫的鬥爭中聯合起來！

　　全世界的無產者，在工人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奪取政權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旗幟下、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第二卷，第74頁)

　　對於落後弱小的國家和民族，列寧在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中為他們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

　　“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變都必然圍繞着一個中心點，就是圍繞世界資產階級反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必然是一方麵團結各國先進工人的蘇維埃運動，另一方麵團結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運動。這些民族根據自己的痛苦經驗深信，只有蘇維埃政權戰勝世界帝國主義，他們才能得救。”(第二卷，第114～115頁)

　　列寧為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一切被壓迫民族勾勒的前景是，通過聯邦制這一過渡形式使各民族勞動者走向統一，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礎上產生新的聯邦國家。在列寧看來，建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不過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幌子。除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附屬民族和弱小民族別無出路。(第二卷，第112～118頁)不言而喻，這個新聯邦國家的心臟只能是莫斯科。列寧當時急於要做到的是，把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幾個先進國家能夠對全世界政治起決定影響的國際專政。這就要求：

　　“第一，要求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必須服從全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有決心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第二卷，第116～117頁)

　　在列寧的提綱中，中國一朝鮮一日本被排列在最後。由於歷史的原因，日本顯然不可能與蘇俄結盟；朝鮮太小，起的作用也不大；結果，列寧的目光盯上了貧弱的中國。維連斯基在考察中國之後寫給列寧的絕密信件中直截了當地提出：“俄羅斯聯邦可以考慮作為一支積極的力量參與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國存在為未來的中俄聯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給列寧的信”，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該書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的第一卷，以下簡稱第一卷，第76頁。此時中國共產黨已成立，但維連斯基的着眼點在孫中山。)中國最終也確實為了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而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並與蘇俄結盟，只不過不是在列寧時代，而是在斯大林時代。

　　在蘇俄尋找遠東結盟對象初始，正是中國軍閥混戰時期，中國四分五裂的狀況恰好為蘇俄提供了機會。蘇俄派出大量人員在中國尋找可依附於己的政治力量，而且列寧親自過問。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政府、吳佩孚的直隸政府、馮玉祥的軍隊都是蘇俄專心調查研究、積極拉攏培育的對象。1922年，俄共中央政治局組成以斯大林為首的工作委員會，此後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有關中國問題的決議均由斯大林簽發，後來又專門組成了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中國的一切軍政工作和經費的發放統一於中國委員會。(第一卷，第72、623頁)俄共中央明確要求充分利用中國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為了培植受控於己的軍事力量，蘇俄不遺餘力地對中國現實存在的一切武裝加以觀察研究，包括土匪武裝，以求策動叛變、收編。在1920年到1925年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中，大量記錄着軍事援助中國某一派政治勢力的內容，甚至出現倘若中國政府不中立，就採取措施讓它分裂和癱瘓的指令。(第一卷，第637頁)

　　這就讓人不能不得出如下結論：既然中國是被列寧劃分為應該深信只有蘇維埃政權戰勝世界帝國主義才能得救的落後國家，那麼中國所應走的道路就不是國家政治上獨立的道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必須實行同蘇維埃俄國結成最密切的聯盟政策，中國的無產階級鬥爭必須首先服從於蘇俄這個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中心。為了列寧世界革命總戰略這個大局，同時也是為了蘇俄的遠東利益，中國應該、也必須有能力、有決心承擔民族犧牲。

　　二、俄共中央政治局的遠東總政策及對華政策

　　為了確保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目標得以實現，蘇俄的遠東安全變得尤為重要起來。十月革命之後，蘇俄以剿滅“白匪”之名出兵占據了蒙古北部，從此有了“內蒙”和“外蒙”之分。之後，蘇俄紅軍又很快進駐新疆，以防日本從中國東北向西擴展。到了1919年，蘇俄把目光盯在了中國的滿洲。

　　1919年，俄共中央政治局派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以外交人民委員會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遠東。1919年8月維連斯基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在東亞各國人民當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得到了政治局的贊同，成為政治局給他下達的“在遠東具體實施這個提綱的指示的基礎”。政治局指示的要點是：

　　“1、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的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

　　2、我們對待中國、蒙古和朝鮮人民的態度，應當是喚起廣大人民群眾爭取擺脫外國資本家壓迫的自覺行動。

　　3、實際上，我們應努力支援東亞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還應同日本、中國、朝鮮的革命組織建立牢固的聯繫，並通過出版鉛印物、小冊子和傳單來加強鼓動工作。

　　4、必須積極幫助朝鮮人和中國人建立游擊隊組織。”(第一卷，第38～39頁。目前尚未見該提綱原件、俄共中央的決定和維連斯基給政治局的報告)

　　雖然這一總政策的具體內容至今尚未完全被披露出來，但從要點的排列次序可以推斷，俄共中央政治局指示的第一點遠東總政策決定、制約了其他三點。換句話說，所謂共產國際也好，世界革命也罷，首先是為蘇俄的遠東利益服務的。東亞人民的自覺行動、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都是圍繞加劇日、美、中三國衝突而展開的。革命組織，特別是游擊組織在其間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也就構成了蘇俄對華的基本政策。

　　為了使遠東總政策得以順利展開，蘇俄還試圖以全新的姿態公開向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示好。同年7月，蘇俄發表告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宣言，宣稱“我們不但幫助本國的勞動階級，而且也幫助中國人民”；同時提請中國人民注意“十月革命”後工農政府所做聲明，包括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密約，放棄沙俄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拒絕接受“庚子賠款”，放棄在中國的特權等。(第二卷，第79～81頁)第二年9月再次發表對中國政府的宣言，宣布遵守前次宣言各項原則，並根據這些原則要求締結中俄友好協定。(第二卷，第91～93頁)這兩次宣言不僅引起了中國國內的極大好感，甚至蒙蔽了蘇俄派往中國的談判代表越飛，以至於在1922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中，斯大林代表政治局對派往中國談判的代表越飛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因為越飛竟然天真地以為，蘇維埃俄國於1919年和1920年發布的對華宣言可作為與中國談判的根據：

　　“中央認為，在同中國談判時，從1919到1920年的總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許的”。(第一卷，第115頁)

　　為此越飛在給列寧、斯大林等領導的信中表示了極大的不解：

　　“當然，耍某種‘手腕’可以把這些宣言說成一紙空文，但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對華政策的破滅，而最終是我們全面破滅的開始，因為在對外政策上我們成了最一般的帝國主義者……”(第一卷，第115頁注①)

　　實際上，這兩項宣言確實就是一紙空文。1923年，托洛茨基在一封給越飛的信中直言不諱地寫道：

　　“既然中東鐵路是我們在中國領土上的國家財產，無疑它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鐵路既然轉交給中國，它也是巨大的經濟文化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中國農民必須靠俄國農民來擁有鐵路。……俄國也很貧窮，根本沒有能力來資助它周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國人民。”(第一卷，第200～201頁)

　　到了1924年，蘇俄與中國政府簽訂了協議，共管中東鐵路，蘇俄保證不在中國境內傳播共產主義。但實際上俄方並未遵守該協議。中東鐵路管理權仍操在俄籍總經理手中。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及奉軍在張作霖的指示下突然搜查了蘇俄駐華大使館，並將搜到的蘇俄文件影印後分送新聞界和各國駐華使領館。文件揭示了大批蘇俄專家以工程師和鐵路技工的身份來到中國從事“赤化”中國的活動。半個月之後，4月21日，由斯大林主持召開蘇俄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其中決議之一是詢問北滿委員會是否已將中東鐵路俄國黨組織文件銷毀，並要求避免出現任何可能提供任何藉口的行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96號(特字第74號)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頁)1929年6月，繼承張作霖軍政大權的少帥張學良對共產國際在哈爾濱舉行的秘密地區會議進行了突然襲擊，這次會議及繳獲的文件再次證實蘇俄利用中東鐵路進行“赤化”中國的陰謀活動。於是，張學良於7月10日派兵占領了中東鐵路局，解散了蘇俄鐵路工會，逮捕了大批人員。這就是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事件爆發之後，蘇俄宣布與中國斷交。接着爆發中蘇之戰，其規模遠比後來“文革”期間的“珍寶島之戰”大得多。在滿洲里，中國軍隊付出了喪生八千將士的慘重代價；位於中東鐵路東端的城市綏芬河幾乎被蘇俄的飛機大炮夷為平地；位於松花江口的拉哈蘇蘇城也被蘇俄的飛機炸成一片焦土。戰爭持續了約半年，蔣介石無力派兵支援，張學良被迫停戰，中東鐵路管理權再次歸於蘇俄。(時在哈爾濱採訪的美國《米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對此做了採訪報道。見邢建榕等譯：《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164～l75頁)“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聯盟(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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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在日內瓦討論滿洲問題。當時有中、美、蘇通過結盟方式對付日本的提議，蘇俄代表提出的條件是，中國應該承認蘇俄對外蒙古的主權，並將中東鐵路以北的中國領土割讓給蘇俄。(前引《鮑威爾對華回憶錄》，190～193頁)

　　事實上，從蘇俄建國初始到後來的歷史都足以說明，蘇俄的對華政策從來沒有遵循過所謂的“國際共產主義精神”，而是延續沙俄的擴張政策。可以說，這一總政策使蘇俄獲得了最大的效果，帶來了巨大的國家利益。二戰之後，斯大林曾指着地圖說：

　　“你們看吧，這有多麼好！旅順港是我們的，大連也是我們的。……長春鐵路(日本占領東北期間稱中東鐵路支線為南滿鐵路，二戰後兩路合併成長春鐵路，又稱中長鐵路。)也是我們的，中國、蒙古——這都沒問題”。(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轉引自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3頁)

　　蘇俄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大的國家利益，除前述原因外，同它在執行遠東總政策時，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日、美、中三國衝突也是分不開的。不過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對三國衝突展開論述。但中日和美日衝突的加劇在後來的歷史演變中已被屢屢驗證，而中美衝突的加劇則主要是在“二戰”之後，特別是在朝鮮戰爭中達到了高潮。雖然遠東區域衝突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但蘇俄遠東總政策確實起到了加劇這種衝突的催化作用。

　　三、維連斯基與中國共產黨的產生

　　前已提到，維連斯基在其報告中披露了蘇俄中央政治局遠東總政策的要點。雖然目前公開的檔案資料只見於維連斯基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但正是這份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卻為我們揭開了籠罩於中國共產黨成立問題上的神秘面紗。

　　維連斯基利用“使者地位”在完成特殊使命的同時，堅持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第一卷，第39頁)根據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點，首先在共產國際內組建、完善組織機構，制定具體政策。根據維連斯基1920年9月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0年5月，在上海組建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連斯基擔任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書記處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尚處於萌芽狀態的日本科。中國科的綱要之一，就是“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全部活動都通過積極活動的書記處和上述三科進行”，“中國科的工作進行得較順利”，“最近要為最終成立中國共產黨舉行代表大會”。(第一卷，第39～41頁)由此可以看出，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是共產國際最早的遠東工作的領導機構，負責人是維連斯基。開展共產主義工作、最終成立中國共產黨是他落實遠東總政策的主要工作之一。

　　領導機構建立起來之後，1920年7月5日至7日在北京舉行了蘇俄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維連斯基專程來到中國，主持了這次大會。會上，俄國人花了一天的時間討論中國的局勢。這顯然也是根據政治局下達給維連斯基具體執行遠東總政策的指示而安排的。大會的議題之一就是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一卷，第4l頁)

　　至此，我們已基本看出了一個輪廓：為了落實蘇俄的遠東總政策，由蘇俄遠東全權代表在中國上海組建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在東亞書記處的具體操作下，組建中國共產黨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接下來的歷史已為人們所熟知。隨着另外一位人物的登場，前述輪廓變成了清晰的圖像。這位人物就是中共早期黨員在回憶中提到的吳廷康。中共早期黨員之所以對他印象深刻，是因為直接與他打過交道。從檔案資料中未發現維連斯基在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與中共早期黨員打交道的記錄。這也是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注重吳廷康而忽略維連斯基的原因之一。同樣被忽略的，是維連斯基與吳廷康的組織關係。

　　1920年4月，俄共遠東局海參崴分局下設的外國處向上海派遣了全權代表吳廷康和兩位助手。(1920年12月21日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主席團副主席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第一卷，第49～57頁)吳廷康在當年6月寫給“某人”的第二封匯報信中稱：“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繫。”主要工作是把各個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這個“某人”是誰，現有檔案資料未做明確交代，僅有推測。(第一卷，第28頁，這封信是給他的直接領導的回信，該檔案中沒有他的第一封信和他的領導的信)但從時間、空間與吳廷康的工作內容看，筆者推斷，此人應該是維連斯基。也就是說，這很可能是一封向維連斯基請示匯報的信。維連斯基向共產國際報告的內容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吳廷康的匯報中得到的。也就是說，維連斯基遙控指揮，吳廷康具體操作。理由有三：

　　1、從工作關係上看，維連斯基是俄共中央派駐遠東的全權代表，吳廷康是俄共遠東局派駐上海的全權代表，都在為遠東事務工作。組建東亞書記處之後，維連斯基任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稱，是受“留在遠東工作的同事們的委託”送上報告。(第一卷，第36頁)吳廷康則是留在中國工作的負責人。

　　2、從空間上看，吳廷康來自於海參崴。在吳廷康去中國前，為執行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1920年2月維連斯基也到了海參崴。(第一卷，第39頁)

　　3、從時間上看，維連斯基2月到了海參崴，吳廷康4月從海參崴去了中國，目的地是上海，5月上海即組建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而作為執行主席的維連斯基當時並不在中國。6月，吳廷康向他的領導發出了第二封匯報信，匯報了他到6月為止在中國的工作情況。7月維連斯基即親赴中國，主持召開了蘇俄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

　　在華俄共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結束之後，維連斯基顯然完成了他的使命返回了莫斯科。8月向政治局提交了“提綱”，9月1日就東亞工作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了報告，總結匯報了前一階段的工作。與此同時，新的工作階段開始了。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在對華的領導機構上也做了相應的調整。

　　維連斯基回國之後，吳廷康還在中國，他於8月17日發出的報告已經不再是給維連斯基的了，而是報給了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第一卷，第31～35、49～57頁)他在這份報告中稱，在上海成立了吳廷康和四個中國革命者組成的革命局，下設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顯然革命局實際上是繼續了原東亞書記處中國科的工作。不過組織結構發生了變化，分工更加細化明確，機構也增多了。除上海外，另由兩位俄國人柏烈偉和斯托揚諾維奇在北京組建了北京局。該科還計劃召開上海和北京的聯合代表會議，並在中國各大工業城市建立革命局。

　　在吳廷康的這份報告中，特別提到他在天津的一個接頭地點，這個地點是為了組織黨的工作人員登記而專設的。(第一卷，第35頁)

　　從中國人的回憶中大概可以知道，吳廷康到達中國後，通過蘇俄駐北京大使館找到了在北大俄文系任教的柏偉烈，又通過柏偉烈認識了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再通過李大釗認識了更多的人。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吳廷康拿着李大釗的信到上海找到了陳獨秀。吳廷康是位了解中國問題的專家，他在來中國之前肯定對中國的情況和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報紙、所登載的文章及其作者有所了解。因此不妨推斷，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均是他主動尋找的對象，而不是中國人主動找到了他。

　　來自不同的回憶，在吳廷康的具體組織操作下，中國上海、北京等地分別成立了共產黨組織。1O月，蘇俄阿穆爾州委的東方部書記費奧多羅夫已經以中國共產黨代表的身份給俄共阿穆爾州寫了一個報告。(第一卷，第44～46頁)11月中國共產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但未對外發布，而只是作為接受黨員標準的文件。

　　到了1921年5月，中國已有7個省級的黨組織，設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在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報告中要求，通過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建立常設書記處的方式以增強同遠東書記處的組織聯繫。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國際代表尼柯爾斯基會合。他們很快與在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繫，並交換了情況。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李達、李漢俊在徵詢陳獨秀、李大釗的意見並獲得同意後，分別寫信給各地黨組織，要求每個地區派出兩位代表到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中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也參加了會議。會議決議，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在必要時，應派一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茲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

　　1922年中共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案，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完全承認共產國際所議決的加入條件，並根據“共產國際章程”的規定，稱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