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會議舊址——榜山祠

作為榜山祠的曾氏子孫，經常會關注自己的宗祠，

榜山祠座落在寧都縣東山壩鎮小源村，因為在這裡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名的寧都會議而聞名。寧都會議因為撤銷了毛澤東的職務，一直被共產黨遺忘。以至寧都，寧都人都受到誅連。

寧都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興國瑞金一樣為紅色故土，可革命勝利後，興國成為了將軍縣，瑞金成為了紅色故都，國家拔下了不少的錢搞建設。寧都得到了什麼，建了一個反圍剿紀念館，都因為沒錢而建了這麼多年還沒有建起來。作為寧都會議的舊址，政府幾十年都沒有拔點錢修理一下，眼看寧都會議的舊址就要倒塌，曾氏子孫看在眼裡痛在心裡，一次次捐贈錢力修理，可畢競是小打小鬧，對榜山祠沒有起到根本的修整，榜山祠仍然很敗落。

相比遵義會議，因為在會上恢復毛澤東的領導職務，國家花了多少錢修整，以至遵義都得到了好處。寧都人當紅軍的有多少萬，犧牲了多少萬人，可封將的有幾人，難道是寧都人更笨嗎？這裡就有毛澤東喜不喜歡寧都人的問題了。毛澤東都逝世了幾十年，為什麼後人不能給寧都會議一個公證對待，對寧都，寧都人一個公證對待。

榜山祠(寧都會議舊址)位於寧都縣東山壩鎮小源村，座西向東，西面檐階前為一場地，東、南為過道，北鄰土房。是一幢磚木構建的青磚、青瓦硬頂、防火牆、脊角上翹裝飾獸吻的祠堂。其東西長21米，南北寬13.5，分上、下兩棟，總占地面積283.5平方米，下棟前檐寬2米，兩根園木柱上裝圓雕枋，石門框，木製雙開門，屋內面闊三間，下棟為一廊廳，中間長方形天井四角有四根立起的園木柱。上棟廳後牆有一用雕花木板隔扇祖牌位龕，左右為屏風隔扇間，上棟比下棟的地面高0.4米，砌麻石台階，左右設一邊門。

“榜山翁祠”建於清康熙年間,系小源村曾氏一宗祠，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共局在此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開展了蘇區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把矛頭突出地指向毛澤東。因此，會議氣氛緊張，爭論非常激烈

當時的臨時中央和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與在前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意見，是有嚴重分歧的。所以，在寧都會議上便出現前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後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其陣營分明的對立局面。

寧都會議剛開始時，因為周恩來在前線沒有到會，所以，會議先由任弼時主持召開。在任弼時的主持下，後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為會前得到臨時中央的支持，所以氣勢很盛，咄咄逼人，一時占為上風，逼迫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中央長信”，即臨時中央於1932年7月21日給蘇區中央局和閩贛兩省委要求堅決執行“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長信。

會議在對中央蘇區自2月攻打贛州以來的全部工作進行總結時，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開展了蘇區中央局從未有的反傾向的鬥爭。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沒有屈服，據理反擊。而後方中央局的成員們認為毛澤東態度不好，“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於是進一步對毛澤東橫加指責。毛澤東對後方首腦們的批判極力反駁，並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這樣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這時，周恩來從前線趕到。他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所以到會後便由他主持會議。

在會上，周恩來針對會議鬥爭激烈的情況，首先以溫和的態度，批評說：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對毛澤東橫加指責，認為後方個別同志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了。因此，引起後方同志(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不滿，並上書中央，說周恩來替毛澤東 “解釋掩護”，搞“調和”。在研究對毛澤東的處理和工作安排時，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不顧周恩來、王稼祥的反對，極力主張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而周恩來對這種主張堅決反對，不同意將毛澤東召回後方。他說：“澤東積多年的經驗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果他在前方，則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因此，他堅持說：“一種是由我主持戰爭責任，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周恩來提出的這兩種辦法，都意在把毛澤東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但是，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認為，若讓毛澤東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所以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回後方。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便違心地提出請“病假”的要求。

會議最後在毛澤東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問題上發生尖銳的意見分歧。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主張讓毛澤東繼續留在前線，“左”傾領導人則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到後方去做政府工作。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便違心地提出請“病假”的要求。 　　

寧都會議後不久，臨時中央先以要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調回後方，接着任命了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

後來毛澤東抱怨 從那以後，整整兩年，鬼都不上門來（包括林彪彭德懷朱德周恩來等等整整兩年都沒到毛澤東住的地方來拜訪毛澤東，毛只能和賀子珍撕混）

撤消毛澤東官職的四個人：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後來的情況是

顧作霖（上海人 蘇區共青團頭目 死於1934年5月28日）1934年5月下旬，帶病到廣昌前線視察，突然心臟劇痛，不省人事地倒了下去。情況迅速上報到朱德那兒，朱德大驚，急忙下令把顧作霖抬下火線，送到戰地醫院全力搶救。戰地醫院極差的醫療條件顯然於事無補，又火速送往瑞金中央紅色醫院，限於當時的醫療條件，顧作霖最終還是於5月28日晨永遠的閉上眼睛，時年僅26歲。

在顧作霖犧牲的一個月前的這天，廣昌失守，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宣告失敗。

5月30日下午治喪小組在沙洲壩（小學課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紅井”所以地）二蘇大禮堂舉行追悼大會，在瑞金的中央領導同志及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全部參加。追悼會持續時間約一個小時。參加追悼會的除在瑞金的中央領導及全體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外，還有沙洲壩工農群眾、青年代表共約兩千多人。

項英（湖北武昌人 中國工農紅軍頭目 死於1941年3月14日）。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1931年1月起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朱德和毛澤東。1933年5～12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主席。發布命令，確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之日為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後來任新四軍政委兼副軍長 ），1941年，在皖南事變中被叛徒（警衛員）殺害，後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園。

鄧發（廣東雲浮人 中共特工頭目 死於1946年4月8日） 1931年7月任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處處長。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1934年2月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1945年4－6月參加中共7大，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45年9—10月為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成員，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職工代表大會，任世界職工聯合會理事會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會後到英國參加英國共產黨代表大會。1946年4月8日由重慶乘機飛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附近不幸遇難（同時遇難者還有王若飛、葉挺、秦邦憲等人）

任弼時 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人 死於1950年10月27日

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5年11月與賀龍率紅二、紅六軍團長征，長征時，他領導紅二方面軍，年僅三十出頭，可是幹部戰士們從外貌看多以為他已有五十歲。任弼時也經常向身邊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長，所以抓緊時間工作。在陝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任弼時以身作則，並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長要了一部紡車。他在工作之餘，就像村婦一樣盤腿而坐，練習紡線，成績提高很快。1943年，他參加中央機關在楊家嶺舉行的軍民紡線比賽，獲得了第一名。中央機關的同志說起任弼時，都認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則上從不讓步。一次，江青買了些不該買的東西要求中央特會科報銷，並耍潑大吵大鬧。任弼時支持管財務的同志堅決頂住，江青在鬧到掀翻了桌子，最後由識大體的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毛澤東得知後，對任弼時的這種態度表示贊同。江青卻長期懷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間還對任弼時的家屬進行迫害。1947年，賀龍曾感慨地說過：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譽、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時是內向人物，他是向內發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認識，加強修養。1950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一周年慶典。21日為《中國青年》雜誌創刊二十七周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文章。10月27日12時36分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