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文革”中的經歷

送交者: LuZhiShen 2011年09月26日09:23:3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我在北大“文革”中的經歷 杜自南 一、序曲 　 　這天下午，駐隊工作組中的北大中文系師生，孫靜老師、楊福新老師和馬集琦、林維俊、蕭蔚彬、郭正凌、陳抗、盛冬鈴、胡平生、杜自南等八名同學，臨時被召 集到房東南屋那張大炕上開會，楊福新老師傳達從北大返回帶來的新消息。工作組的另一部分人，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７６７部隊的五六名幹部，清華大學 工程化學系的幾位同學，都干別的事去了。時間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 　　走進南屋，有的上炕盤腿坐下，有的站在地上，有的挪來一條板凳 擠着，氣氛寬鬆而和樂。楊老師居炕中央，一直埋頭看他的筆記本。大家小聲交談着。我又翻出本本上的《卜算子·貓》：“常喜炕邊蹲，有時滿地跑。生來耗子是 仇敵，見魚咪咪叫……”，碰了碰旁邊的蕭蔚彬，顯示給他看。那是他一次和７６７部隊一位雅號“小貓”的同志開玩笑時作的，旨趣清雅，活潑形象，順手就記到 我本本上了。正在熱鬧興頭，楊老師抬起頭來，神情凝重，望着大家。主持人宣布，“我們會就開始吧！” 　　楊老師說開了。他講了前些天他回 學校看到的形勢，了解到的許許多多前所未聞的情況。說北大很緊張。５月２５日下午兩點過，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和另六人一起署名，在大膳廳西牆貼出一張 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乾些什麼？》揭開了北大鬥爭的蓋子。又說，“聽說彭真出了大問題……中央鬥爭很激烈。”我們這一聽，全給愣住 了，心裡騰騰直跳。屋子裡的空氣，頓時鐵也似的凝固起來。散場時，會前那種和樂與寬鬆蕩然不存，大家表情嚴肅，相視無話。平生和抗兄匆匆趕回他們所在的霹 破石大隊，那裡還有工作組成員，北京京劇院頭頭之一的蕭甲同志（即後來被江青點名批判的“阿甲”），在等着他們倆一起商量明天的活兒呢。 　　雷霆在天宇滾動……暴風雨，就要來了。 　 　還是前年，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就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的第二天，我們系三年級以上的同學和部分老師，包括朱德熙先生在內的一二百人，隨北大 南下社教工作團，登上開往武漢的列車去湖北江陵，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第二年７月返校。秋季開學後上了一個月半的課，我們文四 （二）即古典文獻專業班“專書講讀”課、由孫欽善先生講授的《論語》剛剛結束，正盼吳競存先生上《孟子》和其他老師開新課。突然上邊又下令關門！學校聲言 是北京市委奉上峰之命通知，高校高年級學生必須繼續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如此，誰能不服從！全班分成兩撥，又被趕往居庸關外延慶縣的山村。郭、陳、 盛、胡、杜五名同班，分去永寧區大莊科公社鐵爐大隊和霹破石大隊，另十幾名同學則開往另一個公社。此時北京全城已捲入批判吳晗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熱潮， 戰火已燃向“三家村”。在內心，我們都不願撂下書本。學生麼，理所當然該上課，把書讀好再說，北京又不是像當年日本人打進中國那樣“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為什麼不讓讀書？可時局如此，書讀權被剝奪了。心中的願望就讓它嚴嚴實實封住，鼓起熱情再去搞一場“四清”吧。五年級（６１級）快畢業了，這回得到豁 免，不再二度奔赴前線，留下來完成他們的學業。臨行前，他們全級在１９齋西側平地上，為我們即將出發的全年級舉行了一場樸素的歡送會。他們編出歌子，唱 道：“親愛的同學啊，唐詩宋詞先放下，回來再讀它。去吧，那裡貧下農對你有多少話……”！打動着大家的心。在當時，這也算他們對我們能唱出的肺腑之言了， 儘管其中的旋律飽含不盡的無奈與同情。春節過後，１９６６年２月末，我們從學校又返回戰場。 　　就這樣，我們才在鐵爐村聽到“據說彭真出了大問題……中央鬥爭很激烈”和聶氏大字報貼出的傳達。三天之後，北大師生奉命急急返回學校，投入“毛主席親自發動並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偉大鬥爭”。 二、從“五·二五”到“六·一八” 　　汽車盤旋出軍都山，一片又一片杏樹早已花謝，吐出了翠翠的嫩葉，最終消失在車後。這是個晴天，６月１日，我們回到北京大學。 　 　校園裡，往日的寧靜、和祥、厚重、宜人的風光，消失得無影無蹤。到處是大字報，到處是大標語，到處是“揭開一個大陰謀”，到處是“陸平黑幫的罪狀”…… 人潮人涌，不言不語，神色嚴峻。還有巨幅標語寫着“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暗示問題的嚴重性。讓人一下子給打入一個迷茫的汪洋…… 　 　大膳廳，這個在平常能為二千多學生提供可口膳食（全校１１個學生食堂），晚上就放電影的地方，位處校園中心區，從內到外布滿紅紅綠綠的“揭發”和“聲討 ”。廳外那片疏疏朗朗、原來讓人很感親切的林地，繩繃如蛛網，掛滿大字報。《陸平該殺！！！》為標題、其字大如斗的一張，搶先撲來眼前。大字報駭人聽聞的 內容，各種各樣的材料，豐富之極的揭發與批判，怎麼也看不完。人們漂浮在隨風飄蕩的大字報海洋中，默默移動，沒有激動，沒有呼叫，一邊看，一邊記，一邊沉 想……馬路兩旁，學三、學二、學六食堂，直到二院、五院，無處不是大字報。各系（全校１８個系）高年級在外“四清”的同學，已全部返回。全校人馬沸騰奔 忙，一片熱烈。 　　班上的同學不再如往昔上課時那般親和，讓人感到在互相開始戒備。這有點可怕。只平時一向友好的同學，還能開懷過從，交換對形勢的感受。全班開了一次會。照系上的布置，團支部號召大家揭發批判，積極投身運動。 　 　中央已改組北京市委，彭真下台，李雪峰接任，並決定組成以中共中央華北局秘書長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派進北大領導運動。張承先一來，就進駐臨湖軒。那 是從前司徒雷登坐鎮燕京大學時所居的宅院，座落在未名湖南岸的小山上，中西合璧，設計典雅，風景秀麗。他挑來作自己下榻之所和居高臨下的辦公重地。中文系 工作組成員，說是來自文化部和海軍總部。負責我們班的三名“欽差”，有個姓鄭的，每次開會，都先大批判一通，然後一個勁教訓大家“要在這次運動中脫胎換骨 ”，“不要象阮籍嵇康那樣……”真是侮辱，大家很是反感，覺得此人沒什麼水平，應該滾蛋。 　　我們在湖北、又在延慶一連搞過兩次“社教 ”，熟悉毛澤東主席制定的“二十三條”也懂得一些群眾運動的搞法之類。“二十三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 些當權派有在下面的，也有在上面的，甚至有在中央主張搞資本主義的人。”這場來勢洶洶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是“社教”運動的繼續和延展，重點打擊對像我 們心中並非沒數，而留給歷史的是非讓史家去論。工作組宣布了許多禁令，學生和教職員工不得越軌，都得照他們的條條框框行事。沒過多久，熱烈的局面萎縮下 去。人們被約束在屋子裡坐而論道，自由活動時間減少。 　　來了一個通知，要全校黨團員（筆者“社教”中入團）在學三食堂集會，由工作組全 文傳達《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其意在通過傳達向全校公開彭真的罪過，激起群憤，推動鬥爭。《提綱》 說，“文化大革命”是“學術討論，”不能擴大範圍，通過“討論”求得真理。彭真還“有意保護吳晗”。彭真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中央主席也好！” 態度強硬，沒把中央主席當回事。這就犯了大忌！《提綱》本是黨內密件，在地方，據說要１７級以上黨員幹部才能與聞。全文很長，聽得我們驚心動魄而又發人深 思。其矛頭所指，不言自明。長期以來之“勢”業已積成，彭真等人的“真理”再堅剛，也會在這種“勢”的迎頭碰擊之下化為灰燼。 　　這時候 又有傳聞，說是汪東興指示，派出了幾輛卡車，滿載了趕印出來應急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開進北大。由此筆者也買到一套。說也奇怪，偌大北京市此前各書店看 不到一套《毛選》。現在得到了如獲至寶。《毛選》到校，對全校運動向縱深推進，無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拼命閱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 民運動考察報告》、《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等等，更是翻來覆去念，以此武裝思想。 　　我 們日夜趕寫大字報，三天兩頭去庶務科領來大捆大捆紙張，提來大桶大桶漿糊。有一次分給我的任務，是去物理系調查材料，整理出物理學家褚聖麟的“三反言論 ”，讓它湊上貼在大膳廳東牆那份分工合作、長而又長的《北大反動學術權威三反言行錄》的大字報。任務完成，得意洋洋，以為有功於運動。稍後，不知是哪些人 趁夜砸進南閣，轟搶出學校一批檔案。各系組織力量，去校長辦公室查閱那批機要文書，從中撈出揭批“走資派”、“反動權威”、“有問題者”的依據，讓他們“ 罪出有憑”。筆者被派去檢閱了中文系“左派教授”老黨員張仲純的案卷。這位“紅色教授”在國共兩黨爭奪東三省時，有過所謂“變節行為”，通過查閱將相關原 文錄出，條分縷析，提供給系上攻擊張仲純的人利用的炮彈。 　　班上２２名同學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分歧，互相側目的動靜，在大字報上時有反映。隨運動進展分歧加深，到後來嚴重對立。本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由運動搞成這樣，真是可悲。 　 　一天，筆者在“三角地”人群中看大字報。二膳廳東門前的馬路上走來三兩長者。其中一人矮個、金邊眼鏡、紅潤容顏，肩背微駝。他發色稀疏而花白，胖胖乎 乎，揮着一柄蒲葉扇，眼神中隱隱透出一種威嚴，隨着陪同，慢行慢觀。“曹市長！曹市長！”有人認出了他，這麼高呼。原來，他竟是曹荻秋！上海市市長，中央 委員，一位資深的革命家。傾刻間，被包在人群中。大家對他很客氣，請他講個話。這時，有個機靈鬼高高舉起一張方凳子，傳至當中，一位同學攙着他站於凳上。 這場面一定感動了他。揮揮扇，這位大市長開口了：“大家好，同學們好！你們的大字報寫得有內容，我來向你們學習。你們要好好聽毛主席的話，把文化革命搞 好……”慢句慢句重慶話，聽得大家哈哈笑。一位上海大市長，位尊權重，豈是等閒之輩，竟在如此背景中拋頭露面於鬧哄哄的學生群，其平易風範贏得大家的禮 尊。 　　轉眼間到了６月１８日。連天以來，此伏彼起避開工作組揪斗“黑幫分子”、抓批“反動權威”、勒令“老實交代”的自發行動，在校園 內到處出現。狂熱此日達於高潮。上午１０時許，哲學系歷史系等同學合住的３８齋東門前場地上，人頭攢動，“打倒”聲一浪高一浪。平台上已押來彭佩雲、張學 書、馮定、馮友蘭、翦伯贊、朱光潛等一批重量級人物，還有一串“二三流”的陪斗者。他們被分成前後兩排站着（平台不夠長大），有的頭低得很下。呼喊聲中推 上一個“噴氣式”，推上一個“噴氣式”。人群情緒激昂，喊聲震天，深怕顯不出革命性，筆者也是這樣。喊了一會兒不喊了，擠着光看，在想……　“這樣下去到 頭了，國家會是怎樣一個局面？擔當學術、文化、科學技術的推動者都成罪孽，這樣被踩到腳底下……”拉倒，別想了，隨大流吧。如此狂轟濫炸持續到大約午後１ 時左右。除了這裡，別的地方也有大揪大斗“陸平黑幫”、“反動權威”、“摘帽右派”之類事發生，“殺豬出谷”，動手抄家，轟轟烈烈。這就是１９６６年初夏 發生，隨即傳遍全國、震動全國、影響全國的“北大６．１８事件”。張承先工作組雷霆震怒，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６．１８”之後，各系各部門工作組加 緊控制，層層清理，人人過關，迫使同學說出在事件中的表現與態度。還殺雞給猴看，處分了一批“不良分子”。不少人害怕運動後期“秋後算帳”，５７年悲劇在 北大重演，手腳縮回，狂潮一時扼住。人們背着工作組往外校跑，學習取經，積蓄力量，俟機捲土重來。對工作組的鎮壓則咬牙切齒…… 　　月底，中央宣布１９６６年停止高考的決定登上《人民日報》，全國上百萬應屆畢業的高中生和同等學歷青年想上大學的路斷絕。這將產生難以預料的社會問題，我們私下也悄悄議論。 三、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預和工作組的垮台 　 　７月１日，我們從《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看到“毛主席暢遊長江”的醒目報導。運動全面開花一個月了，都不見媒體讚頌偉大領袖在京的動靜。原來，他老人家 “會當擊水三千里”去了。我們意識到，此舉饒有深意。它在昭示天下，毛主席非常健康。同時暗示對手們，主席擁有無與倫比的物質與精神的力量，戰無不勝。此 時此景作長江暢遊，其用意的雲詭波譎，虛實閃爍，與廬山會議後期他拋出彭德懷之後，一日深夜突然異地而眠的舉動，遙相呼應。這時，他７２歲。隨後，偉大領 袖回到北京。 　　同日，陶鑄來北大演講。這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第一書記的老革命，已成中央文革小組一名副組長。演講在西校門 那座雍容華貴的辦公樓禮堂進行。我們班坐禮堂後排樓座。未容納下的師生員工，就在樓外聽現場播音。陶鑄瀟灑自如，留個平頭，大家早曉得這是一位“才子派” 大書記，中學課本上都有他的《松樹的風格》。他講了很多，無非是“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批判“反動權威”之類。留給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這麼說，“我四書 五經只讀了兩斤（經）半，很輕，所以我沒多少學問。沒有那個資產階級的‘學’啊，也沒有那個資產階級的‘問’哪。只是無產階級的學問多了一點……”全場轟 地大笑，覺得妙趣橫生，贏得滿堂喝彩。他的演講，給大家很大鼓舞。 　　幾經起伏，全校掀起反工作組的熱潮。樊立勤、陳必陶、許博淵等這些出頭鳥，不顧槍打，成為反工作組的急先鋒。張承先們陷入四面楚歌。 　 　７月２３日，首都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聲援越南的抗美救國鬥爭。北大同學幾乎傾校前往。筆者因感冒沒好沒有去。午後３點過，宿舍窗外“撲撲撲”傳來 腳步聲，揚起篷蓬塵土。樓道也有人飛跑下樓，連呼“中央首長來了，中央首長來了，快……”筆者迅速出戶關門，飛也似下樓往人群跑的方向跑去，直到哲學樓東 側，隔一個藍球場的燕南園西坡牆下的馬路邊。揀個好位置，離坡牆平台約莫１０米的地方站着。這時坡牆之下，球場四周，已經站了百餘人。好大一會兒，從園內 遮天林木的濃蔭下走來四五個人物。這居然是江青、陳伯達、王力和另幾名未知姓名的首長！很快，他們向着大家，錯錯落落走到平台上。江青躍然居中，陳伯達在 左，王力站右……江青一個勁笑，容光煥發，使她黑黑的短髮更顯烏亮，短袖着裝的天藍顏色更見鮮明。陳伯達老成持重，有些木訥，跟他米色衣着、敦實身量恰成 協調。江青揚揚手，迸開她那閃閃顫顫的而卻純正的普通話的話音：“同學們，你們好！我代表毛主席，代表黨中央來看你們啦……”，震天價掌聲，震天價歡呼。 “毛主席萬歲！黨中央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接着她說，“你們辛苦了！聽說你們日夜鬧革命，寫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批判陸平這些走 資派，你們很辛苦……”，又一片歡呼。“革命是個大熔爐，最能鍛煉人哪！干好革命，你們還要一要吃好，二要睡好，才有個好身體”，她繼續說，“我今年５３ 歲了，身體還很好，決心和你們一起戰鬥……”最後，她振臂高呼“北大同學革命萬歲！”把場面的激情推至高潮。伯達同志也講了。他滿口閩南話，誰也聽不懂， 只聽清了將“聶元梓”說成“聶完紀”，多謝王力隨語翻譯，才明白他說些什麼。 　　這一下，北大的狂熱就烈火烹油，熾焰萬丈。張承先的好日 子，看來要到頭了。大字報調子升級，說工作組在北大執行“鎮壓群眾的路線”。過了兩天，２５日晚，有同學看見了葉劍英元帥、楊成武、廖漢生、傅崇碧三將 軍，在我們３２齋樓下看大字報。一群同學纏住他們，終於請到他們上樓，走進我們隔壁文學四班那間寬大的２３０室，和擁來幾個班的一大屋人座談。葉帥一點架 子沒有，進屋先摸摸一張下鋪（上下床），說，“噢，沒墊褥子，這冷不冷？”同學們一下子沒了拘束，答道“這還是夏天哪……”惹得滿屋歡笑。接着又跟大家　 “拉家常”，鼓勵大家搞好運動，還問“食堂的飯菜好不好？同學們吃起來可口不可口？”如此平易，如此親切，和那位大組長張承先恰成鮮明對照。幾位將軍不開 口，默默看着大家，有時笑笑。 　　工作組的命運決定在７月２６日夜晚。 　　一過晚飯，我們帶上凳子，爭先恐後奔往東操 場。原來，操場上早已萬人涌動（不少來自外校），大會主席台上坐着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以及新任市長李雪峰。中央文革 小組的大員們，成竹在胸，時不時交頭接耳，看看他們的本子。這是要辯論工作組的問題。大會由江青主持。會上安排了七八個北大同學的代表發言。楚河漢界，營 壘兩對。一邊旗幟鮮明，批工作組的不是；一邊旗幟鮮明，為工作組說話，羅列讚歌。發言反工作組的，以生物系三年級的樊立勤為代表，他據實而言，析理清楚， 博得台下台上一陣一陣大掌聲。護工作組的，當以中文系五年級女生李揚揚為凸出，也是據實而言，條分縷析，只博得台下小得多的掌聲。大會十分熱烈，群情高 漲，發言人一個一個上。黑壓壓一片人，後面的條子也不斷傳往台上（大會遞條子也是北大傳統），幾乎都是康生接。忽然，康生站起來，以他地道的山東腔高聲說 道：“這裡，我給大家念一張條子嘞。這個條子質問我們嘞，你們為什麼有偏向？有人發言你們鼓掌，有人發言你們不鼓掌……”康生繼續說，“這個質問沒有道 理，我們也有我們的自由麼！我們是共產黨員，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這哪裡是偏向嘞！”大台之下，呼啦啦一片歡呼，報以“雷鳴般掌聲”，筆者也熱血沸騰。一 會兒，他又站起來，情緒有些激動，說，“我又念一個條子，這個條子嘞，說我們搞逼供信……我們‘逼’了沒有？誰又在‘供’啦？我們又‘信’了沒有？我倒要 問一問，寫條子的人是不是想對我們搞逼供信，去信打擊你們的人？”話已鋒芒畢露，傾向性毫不掩飾。當李揚揚發言後，江青騰地站起來，向着人海說，她收到張 承先寄給她的一封信。“這個信是用打字機打的，連簽名也是打字機打出的‘張承先’三個字。這是極不鄭重其事的！為什麼不手寫？”她很生氣。說着說着扯到一 邊，居然在如此大會上講出毛主席的兒子毛岸青和張少華婚姻之事。張正在北大中文系五年級，還沒畢業，怕也是維護工作組的吧。江青說，張少華趁毛岸青生病住 院之機，擅自進入病房趕走照顧岸青的小護士云云。“主席很生氣，不承認這個兒媳婦，我也不承讓這個兒媳婦……”，她越說越激動，“這居然把階級鬥爭搞到我 和主席的家裡去了！”東操場人海一片驚愕，竟聽到這些！原來，“第一家庭”是這樣，一似尋常百姓家，不如人們想像那樣神。世上本無神。主席跟斯諾談話，引 伏爾泰的話就說過，人們需要神，沒有神也造一個出來。這場“史無前例”他正在號召這麼幹。江青沒完，又扯到“我們家早沒有了貨幣概念了……”，更是牛頭不 對馬嘴。她還不完，又高聲大呼：“張少華！張少華在哪裡？你站起來！”通明的燈光中人們翹首目尋，誰也沒見張“站起來”。事後我們聽說，張同學當日連夜跑 武漢去了。一個月後，從武漢寄給他們班團支部５分錢團費。她在東語系的妹妹張少林，也因此而受牽連。江青這一舉動，至今令人也匪夷所思，只覺得滑稽。我們 這位系友張少華呢，“文革”之後就更名“韶華”了，連“張”字也甩掉。 　　一夜的大辯論，工作組的前途凶多吉少了。 　　 時鐘指到８月４日晚８點。東操場上開第二次萬人大會，繼續辯論工作組問題。朱德總司令，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已出現在主席台上。北大學生的兩派代表交替發 言，論爭依舊針鋒相對。反工作組派完全占了上風。陳伯達總結說，“今天晚上，在工作組問題上爭論得這樣激烈，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這是無產階級路線和資產 階級路線鬥爭的反映。”“北大工作組在這裡執行的不是革命路線，而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作組的死刑，由陳伯達這麼宣判了。隨後，中央文革小組宣布撤 銷北大工作組。最後朱老總作了簡短講話。他沒怎麼說“文化大革命”，只教導大家“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把‘文化革命’搞好。”一字一句四川話，大家聽得很 清楚。朱總講話中，忽然天降大雨，給主席台服務的，趕忙為首長們撐開雨傘。江青一手推開，說，“我們沒有那麼嬌氣！”大家也看在眼裡。幾天以後，一個中 午，筆者路過３８齋前的大道，看見張承先同志短袖短褲，拿着一隻大大的搪瓷缸子和一雙筷子，慢騰騰從學六食堂出來，正往設在４４齋內的北大招待所走去，不 再回臨湖軒了。筆者對他略略表示了敬意，“不以成敗論英雄”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位曾在北大成為中央文革階下囚的大組長，榮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部部長。歷史多麼有意思！ 　　最為震動的是８月９日前後一個夜晚。在燈光照耀的人叢中，我們看到二膳廳牆上，赫然張貼着題為“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字。這是毛主席所寫原文的一個抄件！全文頗短，只２００余字，而內容極重，口吻極嚴。文中所指，並未點名，不少人一看就揣摩到劉 少奇在劫難逃，鄧小平好像也岌岌可危了……此前就已有不少相關的傳聞。“一評”到“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時期，毛已多次指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正睡在 我們身邊”，“正受到我們的信用”。被指為“赫魯曉夫”的是誰，凡能讀書看報的人沒多少不是心中有數。現在是給人們“破題兒”的時候了。這在其後不久，毛 跟埃德加·斯諾那篇著名的談話中，得到了全面印證。要搞掉“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難道非造成一場“史無前例”的公害去實現目標，使國家民族元氣 大傷不可？又置憲法、黨章於何地？很快，這一抄件被撕下，蓋上了新的大字報。追查抄件貼出者的威脅，也在同學中不脛而走。 　　工作組撤離學校後，“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聶元梓任為委員會主任，開始執掌全校大權。 四、“大串聯”行走江湖的日子 　 　江青、陳伯達等幾次來北大，消息迅速傳遍全國，《人民日報》又發表過《工農兵要支持學生》的社論，人心躁動。從全國各地來北京、來北大的學生天天增加。 到處人滿為患。江青、陳伯達、康生這些中央首長，又不斷“支持群眾”，鼓勵學生“把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由此“革命大串聯”風嘯雲從，洪波 湧起。天南地北的學生爬上不要錢的火車，在全國海走，到處“火燒省市委”，到處“炮打司令部”。 　　誰也坐不住了。８月中旬，筆者和王 濤、劉成德、盛冬鈴三個同班，乘上經鄭州、西安開往成都的列車。在擁擠的火車上，我們看到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衛兵”袖套、個子又高又大的北京中學生，輪 起皮帶抽打車上一個縮成一團的“地主婆”，皮帶抽身那種悶重遲鈍的聲響，叫人不寒而慄。想一想，當時正在夏天，人人單衣薄衫呢。在成都一星期，捲入了“火 燒西南局”、“炮打省市委”的吶喊。８月２６日晚，四人融入大隊伍，在西南局門外大街上“靜坐示威”，給李井泉（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和四川省委第 一書記）施加壓力。幾個小時後，湧進西南局大院，在滂沱大雨中變成落湯雞，喝了西南局的大司務提供給成千成千學生滾燙的紅糖薑湯，才免除了一場可能的重感 冒。其後“公私兼顧”，參觀武侯祠、杜甫草堂，憑弔《隆中對》和“玉壘芙蓉變古今”。“８·１８”主席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檢閱百萬“紅衛兵”的大報導，這時 才顧上了細看。當宋彬彬獻上一個“紅衛兵”袖套並為主席套上衣袖時，毛主席問“你叫什麼名字？”“宋彬彬！”主席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傳達出他 老人家的意向。 　　下旬，往重慶。去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等地看大字報，會老同學。還看了紅岩周公館、渣滓洞和白公館，憑弔先烈。在重 慶我們無所作為，那裡運動和成都差不多。九月初，由重慶去貴陽和昆明。貴陽頗遜色，城小，學生也無成渝兩地多。只在貴陽師院看了幾天大字報，又住在那裡。 貴陽師院學生食堂吃飯，拿搪瓷臉盆蒸出一盆，八個人以竹片平均劃出一塊放碗裡，表明貴州生活的清苦。在貴陽，又想起重慶那件趣事。一天，我們在沙坪垻街 上，看一堆人辯論。一位小腳老太正數落學生無法無天。學生說：“革命造反好得很！”老太太說：“革命造反壞得很！”學生又說“《十六條》，好得很！”老太 太又說：“《十六條》壞得很！”這下壞了，老太太苦了。學生指她“你膽敢反對毛主席《十六條》，反革命！”要把她扭送公安局。老太太懵了，嚇壞了。學生只 是嚇唬她，並沒送去見官。四人談起，又哈哈大笑…… 　　列車從貴陽隆隆駛往昆明。經過一座鐵道大橋時，車窗外的江中，一列貨運列車的車 頭，牢牢插入波濤中，長長的列車身斜下，車尾翹在水上。心中發怵。在想，倘使那是一列客運車廂，必是幾千學生“人或為魚鱉”了。那將是一場怎樣駭人聽聞的 慘劇，又將對“大串聯”、“文化大革命”產生怎樣的影響？好在它是一趟貨運列車。 　　昆明不同，運動熱火朝天。我們從駐地昆明師範學院出 去，往雲南省委大院看大字報。有一份出自清華大學學生之手的大字報，《閆紅彥，你裝什麼蒜？》首先吸引了我們。閆時為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內容說他“抵制毛 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壓制八屆十一中全會及《炮大司令部》的傳達。昆明各院校運動的形勢頗為看好。晚上，三人還沒出去，王濤就回來了。這老兄在我 們一齊返回的途中，自個兒溜了，先跑去領略滇池的煙水茫茫，並抄回了大觀樓那副聞名中外的長聯。我們在屋子裡高聲朗誦。翌日一早，四個人匆匆趕往滇池、大 觀樓。果然名不虛傳！滇池汪汪的清波不說，單那大觀樓就夠讓人神魂顛倒了。孫髯翁這位當地歷史上的才人，在懸掛於兩旁楹柱上的長聯中讚嘆：“五百里滇池奔 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數千年往事註上心頭，把酒臨虛，嘆滾滾英雄何在……”讓人生起無限的滄桑感。這就是祖國的大好河山！ 　 　第二天，在校園一角憑弔聞一多先生的衣冠冢。昆明師範學院抗戰時曾作西南聯大的校址，聞先生就是在這裡橫眉怒對國民黨特務的手槍而遇難。他的《紅燭》和 《死水》，給過我們深深的思考，給過我們悲涼美感的品味。憑弔之中，冬鈴兄情不自禁還吟哦了幾句馮友蘭為聯大所作校歌的歌詞。四人默默，黯然徘徊…… 　　雲貴高原群山奔馬，雨霧迷朦。我們四個已在出沒於山、水、橋、洞的火車上，出雲南、穿貴州、入廣西、奔向廣州的途中。一路苦極，隆隆的聲響，不想說話的疲勞，朦朧着眉眼，腦海中只有北大校園的沸騰，成都的瓢潑大雨，山城的紛紛擾擾，一幕幕閃過。 　 　廣州一番新天地。全國各地“串聯”來此的學生到處都是。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工學院運動有聲有色，大字報五花八門，說什麼的都有。這裡有一個特 點，“火燒省市委”的攻勢都比較溫和，不像成渝那樣怒氣衝天。未見攻擊陶鑄的，這不僅僅因其已進核心層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大員吧。省長陳郁挨“炮打”不少。 我們在沙面碰到“攔路虎”，一群“紅小兵”擋住去路，硬要我們背誦毛主席語錄。我們逗樂故意不背，孩子們站一排，揮動“紅彤彤”高喊，“什麼人站在……就 是反革命派”，對四條好漢大加恐嚇。我們揚長而去。參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拜謁“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當為此次廣州行收穫最大的。“講習所”中的 革命文物，看得人流連忘返，早年毛澤東填寫的履歷表內容之詳，用心之誠，讓人嘖嘖稱嘆。他實事求是，毫不掩飾他思想的發展過程，讓人信服而崇敬。別的工夫 基本用去“遊山玩水”，什麼鵝潭月色，五羊名勝，越秀靈姿，都領略了，連當地一些小吃也沒放過。在廣州，劉成德寫出一份成渝貴昆穗五地“串聯”的觀感，洋 洋數千言，反映了西南華南“文革”初期的一些情況和體會，可進一段方域史的“實錄”。油印成文，流布人間，藉以擴大影響。其後，我們回到北京。 　　北大一片紛亂，到處是人，到處是紙，宿舍成了過往客商的旅店。眾多同學已遠走高飛，大字報稀稀落落，大喇叭成天響徹雲宵，播送着“校文革”的“通令”和批判。聶元梓忙着“接見”和“指示”。１０月上旬，我們四人又登上火車，往南京、無錫、蘇州、上海和杭州去了。 　 　大概少年氣盛，不知天高地厚吧，在北大經歷了初期的洗禮，又放眼看了西南華南的“轟轟烈烈”，就頗有“登岱歸來不看山”的氣概。京滬杭等地的運動，大同 小異，都作冷眼觀。南京、上海、杭州和無、蘇的高校，雖身臨其境，也都走馬觀花，覺得沒多少新鮮內容。關注點移向六朝名勝、太湖風光、蘇州園林和滬杭繁 華……我們次第觀瞻了“總統府”、中山陵、雞鳴寺、采石磯和南京梅園。梅園為國共和談時中共代表周恩來的駐地，自有瞻仰憑弔的意義。也領略了包孕吳越、劍 池虎丘、留園拙政以及“姑蘇城外寒山寺”。流連於杭州的湖光山色、西泠印社和柳浪聞鷺。在蘇堤白堤，肅然於東坡居士、白氏樂天的歷史政績，“想見其為人 ”。 　　四個窮學生已羞澀於阮囊，返程中劉君成德又患牙疼於滬上，成天蹙額捂嘴“嘶嘶嘶”，我們三個“健兒”深抱同情，熱鬧無可久留，１１月初狼狽返回北京。 　　不知怎的，眉間心上總是山河震盪，遍地沸騰。無以名狀的不安與憂慮揮之不去……看來，中華大地難有寧日了。 五、“老佛爺”的專權與兩大派的對壘 　 　聶元梓日益專擅，排斥異類。校內運動“大方向”已經偏離，群眾斗群眾在全校蔓延，隨着１９６７新年鐘聲在寒氣中飄走，局面越發混亂。中文系四年級女生沈 達力被逼自殺，二年級有人跳樓，“２２２”室打成“反革命”，史學家汪錢（竹頭）成了冤鬼，翦伯贊、馮友蘭、王力、傅鷹、黃昆……一大串“反動權威”編入 了勞改隊。恐怖與壓抑瀰漫在淡淡的血腥氣中。 　　張春橋、王洪文在上海挑起的“一月風暴”迅速席捲全國。中央文革號召“革命大奪權”。各 地省市委崩潰，政府癱瘓，大武鬥在全國出現。春風化為赤焰，“革命委員會”在腥風血雨中拔起，一個接一個“致敬電”“最最最熱烈”“敬祝毛主席萬壽無 疆……”這場“風暴”以後，全國局面不可收拾。在北京，高校學生的很多人，從持續的狂熱中逐漸清醒；面對掃蕩文化、誅滅智慧、否定知識、逼死幹部、學者和 作家，種種機構團體土崩瓦解的血腥現實，開始冷靜沉思，“文化大革命”到底為了什麼？國家與個人的前途在哪裡？而無可奈何地走向消沉與逍遙。他們正經歷的 時代的瘋狂、失望、痛苦，今天的年輕人無法理解。 　　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傳開。老帥們“二月大鬧懷仁堂”、公然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誰誰“拍斷手指”，誰誰罵“過河拆橋”，又誰誰甩出一句狠話，“跟了一輩子跟成這樣，不跟了……”，怒髮衝冠，揚長而去。聞所未聞，憂所未憂。很快， 這一事件被說成“二月逆流”。人們隨着慣性，沒命地推波助瀾，又跑上大街大刷特刷“反擊二月逆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標語，貼出一張又一 張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字報。北大的運動就在這種氣候中走向深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列車，正雷霆萬鈞駛向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自 然界已經春暖花開，眨眼工夫綠蔭匝地。校內越來越亂，兩大營壘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湧出了數不清的小派別。“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紅旗飄”、“ 井岡山”……五花八門。大字報又鋪天蓋地，各表各的觀點，圍繞“校文革”施政的謬誤，展開全面混戰。“老佛爺”代替了“聶元梓”，爬上大字報滿校飛揚，各 系師生員工四分五裂，互相廝殺。最終，反對聶氏“校文革”一派五、六千師生，匯成“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新北大井岡山兵團”。後來毛主席召見“學生領袖”派 頭頭們，對着聶元梓說，“井岡山這股洪水一出來，就把你老佛爺的佛堂衝垮了”，給了兩派尖銳批評。筆者參加到“兵團”在中文系一個戰鬥隊“戰地黃花”，參 與激烈的大字報戰。不久，中英生出外交糾紛，世界帝修反趁機掀起一股反華浪潮。北京作出強烈反應。筆者匯入北大隊伍的洪流，前往東交民巷遊行示威，高呼“ 打倒英、美帝國主義”！“打倒蘇修”！“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慷慨激昂，十分革命。 　　７月２０日，毛主席由王力等陪同南巡視察，這 一天正住在武昌東湖賓館。武漢“７·２０事件”發生。有全副武裝的大量軍人參與其中衝擊東湖賓館，抓出王力打成重傷，登到《人民日報》上的照片，王力頭上 纏着繃帶。事件震驚全國，波及世界。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脫不了干係。消息傳到北京，又是群情激憤，聲討陳再道的大標語滿城揮刷。我們上街遊行，“打倒陳再 道！”“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回來思忖，王力和主席住在同一個賓館，那裡膽敢生出這種事，背後是何蹊蹺？由這個“史無前例”誘發的海嘯，泯滅理性、 清除智慧、破壞一切，掃蕩一切，我們從內心已經生出強烈的反感而又不得不隨大流，只暗暗盼望快些結束這場烏煙瘴氣的野蠻與瘋狂。 　　在國 外，我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館遭暴力衝擊，大使姚登山不畏強暴，指揮使館人員堅決維護中國的尊嚴而受傷，應祖國之召返回北京。我們隨北大隊伍，不顧汗流浹背， 趕往首都機場和兄弟院校匯合，迎接這位歸自反帝反修前線的民族英雄。在午後炎熱的烘烤中，齊聚機場的成千上萬學生，情緒熱烈地站在四周等候。一隊軍人沿四 下走動維持秩序，走到我們跟前。突然，有個同學高喊“謝副總理！”人們才認出謝富治將軍。他是公安部長。我們意識到此次歡迎儀式規格之高，連謝富治都來維 持秩序。原來，在筆者腳前的地上，橫有一根竹竿，謝將軍沒留神吧，踩到竹竿上，身軀一偏，旁邊的警衛忙扶了一下。大家不顧紀律了，歡呼着圍上。謝向大家揚 手，又和大家握手，輕聲說道：“你們要保持好紀律，一會兒總理、葉帥、陳老總他們還要來。見了陳老總可不能起鬨……”，逗得大家大笑。那時候陳毅外長日無 寧卯，正在外交部受苦，他才這麼吩咐。 　　約莫四點，機場大門魚貫駛入一溜兒烏黑閃亮的紅旗牌轎車。頭一部車門一開，跳下來的果然是周總 理！他精神抖擻，站在車旁，不斷招呼從後面車內出來的人，意氣洋洋，像個小伙子。全場沸騰，山呼海呼。過了一會兒，最後一部“紅旗”駛進，出來的才真是陳 老總。他四個兜兒的軍裝顯得鬆寬，褲管也高，襪鞋露着，帽沿有些耷拉，也不跟人招呼而頗顯生動。大家又是歡呼又是笑。同學們對陳老總特喜歡，也特敬重，哪 怕他那時候那麼灰溜溜。不多時前方低空傳來轟轟隆隆的聲響，姚大使到了。等到這位身材高大的英雄出現在舷梯上，揮了半天手，才走下地，並未發表講話，就鑽 進了迎候他的“紅旗牌”。 　　姚大使不爭氣，一回來就捲入外交部兩派紛爭，以為自家功高業壯、天下揚名了吧，在江青、康生、陳伯達們的默許下，把陳老總趕下台，自己坐上外交部部長交椅。人們由此對他另眼相看。好景不長，沒當上幾天部長就垮台了。這不也是“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嗎！ 　 　北京的高校已分成“天派”“地派”兩大陣營。聶元梓為頭兒的“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人大“三紅”、北航“紅旗”等歸“天派”。北師大“井岡山 ”、地院“東方紅”和北大“孔楊牛侯們”的“井岡山兵團”，這些是“地派”。“天”“地”合起來，在號稱“北京五大學生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王 大賓、韓愛晶五個派頭頭攪動下，北京城倒海翻江，沒一寸靜土。以至１９６７年初夏，在某種默許下，居然煽動起成千成萬狂熱的學生圍困中南海，盤踞着幾條大 街，在那裡安營紮寨，高音喇叭晝夜呼喊，聲稱“堅決揪出劉少奇！”十幾天之後，才被“勸說返校”，成為“文革”中又一股濁流。這一次，北大忙於內戰，只聶 元梓派了幾個代表去推波助瀾，藉以顯示她的影響和地位。 　　來了兩次批鬥“走資派”的大行動。筆者隨大流，都參與其中，充當波濤中一個水點。 　 　已是冬天，寒風咬齧。北京工人體育場十萬人批鬥“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楊”當日缺位），把鬥爭推至又一個高潮。稍後，又在北京工 人體育館批鬥魯迅定的“四條漢子”。批“四條漢子”的會，台上還坐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曾在延安窯洞中聆聽過毛澤東“一切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 紙老虎”高論那位年輕的美國女記者。此時人們看到的，這位早已是國人婦孺皆知的斯特朗，已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了，頭戴一頂黑色絨帽，坐在台上一言不發。斯 氏一生追求光明，後來對斯大林失望，離開蘇聯來新中國定居，享盡禮讚。今天她看到這些，又想些什麼呢？人們不得而知。 　　北大組織了一場 批鬥彭真、周揚等人的大會，陸平、彭佩雲等“走資派”陪斗，兩派同時參加，仍在東操場進行。我們意外看到李敦白坐在台上。這位久已加入中國籍的美國佬，老 早就名揚四海，又是個“中國通”，連北京土話都會講，還成了一名中共黨員，充當着華籍外國專家。今日批鬥會，當局請了他來先作講演，以壯聲威。此君個子不 高，並非“山姆大叔”，而口才棒極，一口“京片子”，戴個“前進帽”（別處叫“鴨嘴帽”）。一開口，他一手高高舉起《毛主席語錄》，一手舉起“黑修養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之蔑稱），說：“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就是這兩本小書的鬥爭……”，別開生面，新鮮幽默，講得人海歡聲雷動。 聽說，四十年代初，他以進步記者身份去到延安，甚獲嘉許，便留居中國，“文革”之後才回到他的故土。“中國通”講完，一聲“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押上來” 的呼喊，階下囚們到位。幾名套着“新北大公社”紅袖套的學生，在“噴氣式”背後不停地按他們的頭。彭真，這位曾赴莫斯科面對面斥責赫魯曉夫“你們才是好鬥 的草雞（母雞）”的“反修鬥士”，今雖已成階下囚，按他頭時他不服，昂起來，大聲抗爭：“我還是共產黨員麼（黨籍尚在）！為什麼要低頭？”一片“打倒”、 一片“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怒吼。周揚不作聲，才免去了幾多皮肉之苦。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批判彭、陸、羅、楊大會西郊聯絡處 ”，設在中央民族學院。同班的王濤在那裡幹了幾天。室外寒風刺骨，塵沙大作。一天，筆者從屋出去，樓道口走來王濤，夾着一捆白白的小木板。還老遠，他就高 聲喊道：“老杜啊！快，快進屋給我們寫牌子，你毛筆字好……”筆者莫明所以。已在上文點到，這是要在工人體育場批鬥“彭、陸、羅、楊”了。筆者欣然接受任 務，大寫特寫“反革命修主義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直寫到末一名“分子”，並按王濤吩咐，“每個名兒上打個×”，放桌上高高一摞子，拿 給王濤，也就沒管了。沒想到１９６８年春節前，筆者回四川平昌老家看爹娘，路過巴中城，居然看見到處張貼着這次批鬥會現場的海報照片，台上挨批鬥的“彭、 陸、羅、楊”們，胸前所掛黑牌子的姓名，那字跡正是筆者所為！先還一陣興奮，隨後便發怵：“這可糟了，要秋後算帳，這不成了我的罪證？彭、陸、羅、楊何等 人物啊……”幸好，看來他們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秋後”的“帳”算不到我這無名小卒頭上。 　　返回學校，北京形勢又一大變。王力、關 鋒、戚本禹，昨天還是江青們親密戰友的人，這時候輪到作階下囚，一順溜兒也倒了。白雲蒼狗，天意何其難測。校內，“新北大公社”，“井岡山兵團”，兩派針 鋒相對進入白熱化。聶元梓、孫蓬一們的大喇叭，從早到黑轟炸，“孔楊牛侯們，你們的末日就要到了……”還辱罵周培源副校長“周白毛（周先生銀髮滿首）”“ 喝美國牛奶長大……”所謂“孔楊牛侯”，即孔繁、楊克明，參與過“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起草；侯漢清，圖書館學系研究生；牛輝林，法律系學生，都是“ 井岡山”的頭兒。周先生起先是“井岡山”的“寨主”，周恩來總理勸他退出了。“井岡山”的大喇叭則以“聶孫之流”回敬。互相對罵，無止無休。 　 　聶元梓、孫蓬一這些人政務訓練有素，老於世故，深諳“鬥爭哲學”的堂奧，又長於分化瓦解之術。“牛侯們”這班毛頭小伙子遠非其對手。全校學生萬餘人，絕 多反感於聶氏“校文革”的倒行逆施，七八千學生投到“井岡山”麾下，個個成了“鐵杆”，能量巨大，又拒不投降。聶元梓們責令各系“文革”找出學生名冊，挑 出“井岡山”的人，按他們的家庭地址，給散在全國各地的“井岡山”家長們發去黑材料和勸降書，威嚇家長叫子女歸降。筆者的父母就收到過這種東西，害得他們 擔驚受怕。家在京城的“山上人”，聶元梓們則派人直接去找家長胡攪蠻纏。 六、永遠的創傷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夜，北 大開始大武鬥。聶元梓手下訓練有素、裝備精良、豐於給養的武鬥隊大打出手，奉命“武裝解決井岡山”，在深夜突然發起攻擊，包圍了若干幢學生宿舍，見“井岡 山”就打。北京不准用槍，他們都手持長矛、刀具，背包裝上石塊、鐵塊，一齊衝鋒，頭破血流者驚慌逃竄。可能兵力不足吧，他們沒幾個來打筆者所居的３２齋， 才免去一場禍難。這場“原始內戰”的發動者獲勝以後沉寂了幾天。處於被動的“井岡山”出於自衛，只得鋸下室內的暖氣管製成長矛，以備不測。４月２６日白 天，再次發生大武鬥，雙方爭奪３６齋的戰鬥特別激烈，裝備差的一方受傷的很多，都轉移到校外救治（校醫院在聶手裡）。住樓同學懾於恐怖，很多人不知去向。 當夜，筆者等數十人只好命提在手上“全副武裝”守樓。幸好這一夜未有動靜，他們沒有捲土重來，不然，非死即傷。兩場武鬥以後，聶氏仗着實力雄厚，全面控制 着食堂等物資後勤，把“井岡山”牢牢圍困在６幢學生宿舍內，所有校門都派出他們的“軍隊”把守。“井岡山”為求生，只得在面臨海淀一側的圍牆破口為門出 進，每次出入無不心驚膽戰。沒過多少天，一位上海籍的無線電系學生殷文杰往財務科辦事，竟被聶元梓武鬥隊一個女兵刺死！ 　　貼出“全國第 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而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源地”的“耶路撒冷”，變成長矛刀劍流血廝殺的場所，豈非絕大諷刺！往日的燕園面目全非，舉目烽煙狼 籍，殘破衰微。大多數“井岡山”學生紛紛離校逃難，有的避居外校，有的跑回數千里外的老家，筆者去到鋼鐵學院寄人籬下。七八百（後來只剩三百）“壯士”不 憚犧牲，留下守衛已成孤島的６幢宿舍樓。後來這些人從２８齋、３２齋通往臨時“校門”的一長段地下，開出一條隧道出入，運煤運糧。“５.１”節之後，筆者 去到通縣城，買來一尾鮮活的“胖頭”魚，溜進“孤島”，送去慰勞守樓的同學。聶元梓的打手們到處抓人，不久，筆者避往成都，到四川大學一位同學那裡深居簡 出了。８月初，“軍、工宣隊”進駐制止了武鬥，方才返回北京大學。１０月中旬，畢業分配，懷着一腔沉重與悲涼離開學校。 　　至此，筆者算是在北京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始階段，走過了歷史的“轟轟烈烈”。留下的記憶終生不忘。 　 　北大已經傷痕累累，滿目瘡痍。這裡的老師從前在西南聯大的草屋，都能給當學生的楊振寧、李政道插上羽翅，“文化革命”之前也培養出楊樂、張廣厚、尹文霖 那樣出色的數學家，在世界上首先合成牛胰島素，從人文社科園圃澆灌出大大的碩果。“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一切。承傳五千年文明文化、貫通中西精神、首先介紹 傳播馬克思學說因而孕育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聖地，“文化革命”把她變成牛馬場。遲群、謝靜宜之流口銜天憲進去，這所全球矚目的可愛的大學，幾乎遭到全面毀 滅──誰不仰天一浩嘆，回頭卻向秦雲哭！ 　　北大的創傷能癒合嗎？如果還能癒合，又在何年何時呢？ 七、對經歷的反思 　 　北大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源地不是偶然的，事出有因。這所高校舉世矚目，一旦有事，必是轟動全國乃至全球，產生的影響將難以估量。在這裡貼出的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又是在事前一個不很長的時段內，由康生及其夫人曹軼歐等被授意去該校，避開中共北大黨委而物色到聶元梓等人精心謀劃的結 果。 　　聶元梓一舉變成這場“史無前例”政治運動奪目的明星，是理所當然的。這樣的榮耀使這位級別並不算多高的“系黨總支書”難以自持， 也是“人之常情”吧。當年“８·１８”主席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檢閱全國百萬“紅衛兵”，聶氏榮登天安門城樓。事後校內傳言，在城樓上，主席接見時問她參加革 命的經歷，她說她中學沒畢業就從河南到了延安，而隨口便問“主席，您中學時做什麼……”，主席不做聲。童言無忌，聶氏的修養如此。“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委 員會”成立，聶為主任，成為北大天字一號的首領，地位乃與該校歷史上掌校的一系列有影響的人物等量齊觀。可這位“老佛爺”一朝權在手，便施展“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伎倆。誰對她施政的偏差有異議就排斥誰，打擊誰，整誰，連持非議的學生也不放過。文中提到的生物系學生樊立勤，被她指使人打成終生殘廢就是一 例。 　　北大是一所有革命傳統的高校。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蔡元培先生執掌北大時期。首倡“兼容並包”，激勵思想自由，獎掖獨立思考，推 動種種學術研究以造福國家。馬克思學說即由此種背景首先在北大傳播開。陳獨秀引領北大文科後，更是大力宣揚民主與科學精神，以擁護“德莫克拉西”（民主） 和“賽因斯”（科學）“兩位先生”為號召。這些先輩在北大言傳身教，陶冶師生，民主與科學精神遂在該校蔚為風氣，芬芳流傳，深深植根在燕園的沃土中。昔賢 已去，生命永存，百年以來這所高校的歷屆學生無不深受她所發揚光大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默化與感召，獨立思考成為這種精神的集中體現，即使在“四人幫”肆虐 的時代也不例外。聶元梓為首的“校文革”所代表的北大舊勢力，在“文革”中的北大實行專制統治，理所當然遭到其後以“井岡山”為代表的廣大師生反對。聶氏 又怙惡不悛，致使矛盾激化，雙方勢不兩立，血腥鎮壓“井岡山”就不可避免。因此，在北大“文革”初期的中後階段，“井岡山”與聶氏“校文革”的矛盾鬥爭， 其實質乃是民主與科學精神與專制獨裁的矛盾鬥爭。聶氏一意孤行，在一所本為文明的一種象徵的高校，膽敢刀兵相向，以鐵血手段鎮壓反對她的人們，妄圖藉此維 護她的威權，正是她封建獨裁品性的暴露。上文說到“天作孽，不可逭”，聶氏及其“校文革”也沒逃過這一規律的懲罰。運動初始階段後期，“軍、工宣隊”進校 解決問題，在充分調查研究取證的基礎上，聶氏“校文革”最終被定性成是個“派‘文革’、武鬥‘文革’、逼供信‘文革’”而遭到徹底否定。其後，全國最高法 法庭在審判“四人幫”之後，聶元梓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判處１７年監禁。這對本文所述，已經是後話了。 　　“文化革命”大動亂，給全國 造成大災難，改變了每一個人的命運。當年幾屆累積的數十萬高校畢業生的工作分配，也直接受到嚴重影響，北大不會例外。絕大多數畢業生，不管在哪所高校學了 什麼，幾乎一律發往邊疆農村工廠，造成大量人材浪費，致使國家蒙受不可彌補的損失。那時百廢待興，多年人材斷層，種種行業多麼需要有科學文化知識的年輕人 去補充啊。筆者和數不清的畢業生被分頭遣往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之後又和許許多多人一樣，塞進一處偏鄉公社小學做教師，如此等等。用非所學，國是多 憂，筆者情懷蒼涼而卻始終奮發向上。粉碎“四人幫”，人民獲得第二次解放，“科學的春天”重回大地，筆者亦蒙甘霖，匯入沸騰的生活，為國家建設奉上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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