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反思：自由為魂·民主為骨 /錢躍君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三國演義》的卷首語，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也是幾千年專制史，就是在這樣的循壞中重演。一場場“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農民革命，新皇朝沒經歷幾代就重新墮落腐敗，更腐敗，一直熬到下一場農民革命的爆發，就如《易經》討論中的始終說：終就是始，始就是終。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形式上實現了共和，卻從根本上沒有跳出這樣的歷史循環。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中日血戰，國共內戰，反右，大饑荒，文革……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絕對不亞於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轉眼已經辛亥百年，中國社會依舊在飄搖動盪。
    
    ◆ 實現了“國” 卻沒有實現“民”◆
    
    為什麼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普魯士法制改革，法國七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引發的全歐洲革命，東歐劇變，包括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無論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改良，其結果都給歐美社會帶來了歷史進步，而在中華大地卻演變成一場場循環悲劇？究其原因，不在革命的形式，而在革命的實質：歐美革命是為自由平等而戰，為維護自身權利抗爭，而辛亥革命是為救亡而戰，為反清而流血。如果一場革命的結果不是人民獲得自由和平等，則流血所換來的成果，在古代社會保不住一代，到現代社會都保不住十年。
    
    油畫名作（1830）：1930年法國七月革命推翻帝制，但引發革命的主旨是“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從歐洲歷史而言，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政治是維護皇權，18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是爭取人權，19世紀的社會主義政治是爭取民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集自由主義（民權）與社會主義（民生）於一體，但辛亥革命的成功既不是靠民權，也不是靠民生，而是靠“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本當一場促使中國從傳統農耕文明進入近代工業文明的革命，結果實現的卻是一場成功的反清復明運動。辛亥革命中誕生了中華民國，“民國”兩字中只實現了“國”，沒有現“民”：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帝制，但沒有結束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歐洲迄今還留下十個皇室保持帝制，甲午戰爭中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日本迄今還保留帝制，但沒有因此影響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或言清廷有慈禧太后的昏庸，這些歐洲皇室歷史上也同樣有許多昏君或嚴重違背民意者，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因此被議會驅逐。但還是要保留帝制，從荷蘭請來國王女兒，新國王成功地實現了劃時代的光榮革命——君主立憲。
    
    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建國大典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其實站起的只是“中國”或毛澤東自己，而不是“中國人民”，否則就不會有40多萬優秀青年被打成劣等公民（右派），不會有4000多萬農民死於饑荒，不會有上億人民遭受文革迫害。就連身居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政府總理的周恩來都不敢在毛澤東腳下抬一下頭，還能祈望平頭百姓的“中國人民”敢站起來片刻？！改革開放迄今中國確有改觀，全國不到0.1%的人占有了全民80%的財產，這0.1%的人在經濟上終算站起來了（政治上誰敢越雷池半步？），那還有99,9%的中國人民呢？
    
    ◆ 愛國救亡 壓倒自由民主 ◆
    
    鴉片戰爭後，中國士大夫階層痛定思痛，要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以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於是由奕訢、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中堅的洋務運動興起，那是在維持政治專制之下的改革開放。洋務運動有助於增強國力，但李鴻章的各項洋務活動受到指責和彈劾。例如1870年代開始李鴻章把防卸外侵的重點放在日本：日本“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可見其野心之大。李提出在中國也必須修建鐵路，“以為全國之脈絡，通則無病焉”，並於1880年瞞天過海地建起中國第一條鐵路。清廷獲悉後擔心鐵路將帶來人民生活方式的改變，即世道的改變，最終將危及清朝統治基礎，於是以“資敵”、“擾民”、“災異”等藉口予以禁止，結果唐胥鐵路被迫改為驢馬拖拽火車。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慘敗後，清廷才在社會壓力下同意在中國修建鐵路。
    
    戊戌變法前的“公車上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及變法，變法中的教育、經濟、軍事與政治改革都只是期望改善教育與經濟狀況，改變政府結構實現內閣制，這之前政府運作就如李鴻章訪德時告訴卑斯曼：他整天只和一個女人（慈禧）和一個孩子（光緒）討論決策國家大事。所以戊戌變法的主線是變法以救亡，沒有將重點放在民權保護（略提新聞自由），戊戌變法後的康有為、梁啓超也沒將民權放在政治訴求的首位。
    
    還是《天演論》譯者嚴復一反近代西學東漸的信條“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張之洞)，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他才真正看到了西方文化與政治的精髓：歐洲近代的一場場革命都圍繞自由，為保障自由才選擇民主形式。如果議會民主通過的法律有悖人權，該法律即為無效，這就是“人權高於民主”的憲法原則。二次世界大戰後鑑於納粹德國的慘痛教訓，該原則又延伸到“人權超越主權”的現代國際法。
    
    1903年5月上海出版的《革命軍》震驚中國社會，年僅18歲的青年鄒容為中國人民寫下了第一部人權宣言：男女平等，天賦人權，皇帝侵犯公民利益、公民就有權起來革命……對於中國人，要“先除去奴隸之根性”。該書暢銷百萬多冊，兩年後鄒容被迫害致死。同樣有社會影響的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鐘》等，數落帝國主義侵略，呼救華夏民族危急，振聾發瞶，但又從鄒容的爭取民權回到傳統的愛國救亡。
    
    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社會始終貫穿着救亡主旋律，救亡又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忠或愛國主義聯繫在一起。於是從皇帝大臣到書生平民，個個把愛國掛在口上，愛國志士與愛國憤青魚目混珠。但無論什麼形式的愛國，都不可能愛出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在“國家”兩字中，專制者或政客關心的是“家”而不是“國”。煽動愛國成為鼓動民眾維護其統治的手段，暗地賣國成為籠絡洋人以保障其統治的另一手段。清廷所煽動和支持的憤青式愛國運動都不遜色於當朝。
    
    慈禧太后要廢除光緒，另立光緒堂弟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受到西方列強抵制，英美等國希望中國能融入世界潮流而實現君主立憲，所以慈禧對西方恨之入骨。剛好義和團“愛國”運動興起，那是愚昧的憤青式反洋運動，朝廷內外略有理性的都視之為異端而予禁止（如袁世凱），慈禧太后、載漪父子出於私仇卻在軍事上、財政上支持義和團。義和團進入北京城，圍攻各國使館，“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迫使各國聯軍趕來救人，清廷處死主和的重臣，同時向十一國宣戰。各省大員如兩江總督（省長）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等達成“東南互保”聯盟，拒絕慈禧命令，與洋人和睦相處，所以義和團災難只局限在東北、山西和北京。八國聯軍破城入京，慈禧匆匆出走，她又開始忌恨義和團，下詔鎮壓。李鴻章收拾殘局而與八國簽署《辛丑條約》，中國賠款4.5億兩銀子（庚子賠款），相應於4.5億國民。消息傳到西安時鳳顏大悅，列強在李鴻章的外交周旋下放棄了割土、處死載漪父子和廢除慈禧。慈禧居然說出一句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 從反帝 到反滿 ◆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從1895年創建興中會的反帝（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轉變到1905年組成同盟會的反滿（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激起漢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以致宣統皇帝退位後，革命黨人都以為大功告成，全部承認清政府與洋人簽署的不平等條約。
    

    辛亥群英聚：孫中山的崇高威望，黃興的槍林彈雨，張靜江的傾家蕩產，汪精衛的意氣奮發，宋教仁的憲政理想……
    
    辛亥革命中南方13省獨立，北方5省及北洋新軍卻在袁世凱掌控下，於是進入南北和談，海內外社會（包括同盟會中多數）都傾向袁世凱任首屆總統。孫中山為了擺脫袁世凱，1912年2月3日向日本商界籌款1500萬元以資軍費，代價居然是：將整個滿洲（東三省）“租借”給日本！只要春節前款到，孫中山立即中止與袁世凱談判。日方擔心歐美各國會指責日本乘火打劫，只能拒絕——孫中山反滿拒袁，卻忘了反帝救亡。清廷腐敗，但沒有賣國！清廷在敵國的炮口下被迫將香港和台灣的彈丸之地租借給英國和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後李鴻章氣得吐血，誓言終身不再踏入日本國土！俄國乘八國聯軍之威想霸占東三省，1901年李鴻章彌留之際，俄國公使在李病床前折磨幾小時，脅迫清廷全權代表李鴻章簽署條約，李寧死不簽：賠款，但不割土。該公使剛出門當天，78歲的老人李鴻章就為中華民族流完了最後一滴淚，去世時死不瞑目，急得家人在李鴻章身邊哭叫：你不能就這麼走了，俄國公使答應不侵占滿洲了！李鴻章立下遺囑，乞望清廷“舉行新政，力圖自強……臣在九泉，庶無遺憾。”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清軍再擊敗李自成，所以明朝與清朝之間沒有直接恩怨。滿清入主中國後首先到明孝陵祭奠，從皇帝到百姓很快漢化，皇帝欽定編寫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辭書《康熙字典》，投資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故整理《四庫全書》，將皇家宮藏書法作品刻碑成《三希堂法帖》，形成了規模超越唐宋古文運動的漢學中興。清朝268年的十代皇帝中很少出現昏君，通過科舉選拔的官員多為漢人，按照儒家文化治理中國。例如清朝開國皇帝取消有史以來的人頭稅，只徵地稅，且規定永不加稅。八國聯軍侵華後國家財政緊缺，朝廷想恢復人頭稅，大臣張仁黼諫言：儘管今日國勢極危，而人心還在的原因就因為歷代皇帝深仁厚澤，民不能忘。現在加稅，違背祖法。結果朝廷真的放棄加稅——這與今日三農承受苛捐雜稅、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居全球第二（美國《福布斯》）判若天地。清廷之敗，是敗在世界已經進入近代工業文明，中國發生了幾千年未有的民間社會崛起，社會知識階層受到西方民主與法制的洗禮，而清廷依舊固守傳統觀念和傳統皇天下的治國方式，導致帝國主義乘虛而入，引發清朝末年的內外危機。但直到戊戌變法，無論激進派還是改良派都，只追求政治改革，沒有反清反滿。
    
    1903年拒俄義勇隊運動後情況發生了變化。1900年俄國入侵中國，占領東北。1903年俄國不僅不履行簽約而撤兵，相反向清政府提出七項要求，要將其侵占的中國領土合法化。消息傳出，舉國譁然，全國各地學生群起抗議，成為中國第一次學生愛國運動。留日學生自發組成五百多人的“拒俄義勇隊”，天天軍事操練，隨時準備北上抗俄，引起全國各地響應。清廷得知後，不僅不為海外莘莘學子的愛國情感所動，相反擔心拒俄義勇隊會演變成抗清義勇隊，對海歸留學生嚴加防範，對可疑者就地正法：留日學生“托拒俄以謀革命……各直省地方官於留學生之返國者，亦暗為防堵，遍布耳目……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獲到，就地正法。”清廷首開愛國有罪、愛國該殺的先例。於是，學生由反俄延伸到反滿，從1903年初學生媒體上還用“皇上”和光緒紀年，還屬於改良派；到年末就寫成“滿清”和（想象的漢族）黃帝紀年，變成革命派。“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滿；欲先排滿，則不得不先以革命”（吳樾遺書）。
    
    ◆ 沒有自由 就沒有民主 ◆
    
    如果將辛亥革命看作一場民主革命，則三民主義的核心應當是民權主義。辛亥革命“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同盟會宣言）
    
    但孫中山理解的自由涵義過度狹隘，認為歐洲有世襲制，所以專制，革命都圍繞自由平等；而中國人民早就獲得自由平等，所以“中國人向來不懂得爭自由平等”。在他眼裡，中國的秦始皇們似乎還不夠專制，他對中國專制的理解不及譚嗣同，對自由民主的理解不及嚴復。他在《民權主義第二講》對自由作了根本性曲解：“外國革命是由爭自由而起，奮鬥了兩三百年……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自由）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孫中山沒有理解，沒有保障每個社會個體的自由，則國家獨立只對權貴者有利，而對人民毫無意義，就像秦始皇治下的中國是獨立的，但人民受到極度奴役以致揭竿而起。而當年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市民享有自由，所以幾十年來只有大陸人冒險逃往香港，而沒聽說香港人逃往“民族獨立”的大陸。
    
    正因為孫中山有這樣觀點，應當也是社會現實，孫覺得“如果專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一定不來附合”。一場革命需要喚起民眾，於是只剩下民族主義的殺手鐧——民族主義是非理性的，一場本當理性的政治變革最後進入了非理性革命。
    
    沿着同樣思路，在具體施政方略中孫中山提出，鑑於中國人政治素質低下，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能立即施行憲政，而要經歷軍政、訓政才能憲政。這就誤解了民主的基礎：民主不是一個書本理念，民主是現實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平衡的結果。革命剛剛成功，各政治力量都沒坐穩，才最有可能形成民主。中共50年代當政之初的政治最寬鬆，經濟發展也最快。到八年後坐穩江山即刻翻臉，十年後把中國整得餓殍遍野。如果經過“軍政”，某政黨或個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幾年後已經成為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新的獨裁），還會主動將手中權力和利益歸還給人民？
    
    至於訓政就更無從討論，毛澤東都笑話：“訓政，誰訓誰？”靠統治者來訓政被統治者，只能訓出更多的奴才，蔣介石就以“訓政”為藉口無期限拖延實施憲政的時間。中國知識分子有為民請命的傳統，而為民請命的心理基礎是自命清高，扮演啟蒙者，其心態本身就背離現代民主與人權理念。在切身利益面前，我不認為讀書人的維權意識和民主意識會超過一個普通老農。甚至有人天真地向專制者及其奴僕作民主啟蒙，其實現代專制者最了解民主，了解民主對他們意味着什麼，所以才會不惜鎮壓手段封殺任何初露的民主萌芽——民主是政治角逐中的權力平衡。
    

    題圖：辛亥革命的悲劇和悲劇人物宋教仁在上海閘北公園的陵墓
    
    辛亥期間真正有民主意識的首推宋教仁。他主持《臨時約法》限制總統（袁世凱）權力，謝絕袁世凱任命他為政府總理，而堅持要通過全民大選來競選總理。他改組同盟會而創建國民黨，主持黨務。1912年底的全國大選中，國民黨在眾、參兩院各獲得45%的大勝，年僅三十的宋教仁將成為眾望所歸的中國首屆民選總理。他計劃當政後推動憲政，舉行總統大選（袁只是臨時總統）。但他的穩步策略與孫中山的激進政治產生衝突，對袁世凱的政局形成威脅，宋教仁不幸於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被暗殺，孫殺還是袁殺成為歷史懸案。黃興等國民黨多數派主張通過法律途徑調查和懲辦兇手，而孫中山卻一口咬定袁是主謀，決意軍事討袁，發起“二次革命”。很快兵敗，國民黨核心人員逃亡日本。剛剛誕生的中國首屆民選議會尚未運作，就已癱瘓，宋教仁的憲政理想頃刻雲消，引來此後袁世凱稱帝和幾十年戰亂——宋教仁懷端中國民主的殘燭而嘔心瀝血至死，他的死卻改寫了中國歷史，一場驚心動魄、剛有一線自由曙光的辛亥革命，又以回歸專制而謝幕，這就是中國的悲劇！
    
    ◆ 自由 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的標誌 ◆
    
    在施政形式中，孫中山參照西方的三權分立說，根據中國現實和自己創意分出民主政體的九權。政權即民權：選舉和罷免官員，創製和複決法律；治權即政府權：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搞得如此繁複，以為就可以造就一個萬能政府。唯唯缺少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以致現實中的九權只剩下一權：獨裁者的權力——蔣介石、毛澤東當選為國家首腦，哪一次不是全票通過？辛亥革命迄今的百年歷史上，中國哪位百姓曾獨立行使過九權中的一權？如果人民享有自由權，三權分立（美國）甚至兩權半分立（歐洲）足矣：司法獨立以保障人權，政府民選以實現民主。這就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道理。學界奢談總統制、內閣制，直接民主、間接民主，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聯邦制、邦聯制……如果人民沒有自由保障，則無論什麼形式都是一紙廢文，事實上只能一個國體：專制！一個主義：我的主義！所以衡量社會進步狀況也只有一個尺度：自由。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分析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得出一個結論：人類歷史其實就是實現自由的歷史。這裡的自由並不是個體放肆或為所欲為，而是人人都有權利按照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來思考、言論和行為，只要不影響他人的自由——法制是歐洲自由主義思潮的結晶。所以黑格爾一方面驚嘆中國會有舉世無雙的《廿四史》巨著，但另一方面又論定中國沒有歷史。構成“歷史”有三要素：變化、進步和新生。中國的改朝換代只是循環，沒有發生社會變化和進步，留下了許多可資說書的故事，但不構成文化意義上的“歷史”。今日中國只有臣民，沒有公民，政治基礎與清朝何異？政治自由都不如民國。上海市長或江蘇省長皆非民選，而由中央指定，只能稱北京政府駐上海或江蘇辦事處主任（舊稱巡撫），比歷朝歷代士人還能通過科舉來平等競爭都不如。
    
    “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在兩千多年前就為華夏民族提出了社會理想，但中國自古迄今依舊是：君凌駕於黨，黨凌駕於國，國凌駕於民。所以值辛亥百年之際，炎黃子孫要繼承辛亥革命的精神，但要超越辛亥革命的理念。所要超越的只有一點：要在中國建立起人的尊嚴，任何制度都必須保障人的自由與平等。
    
    如果為中國人民的自由與平等而戰，經過一場改良或革命而在政治上實現，法制上保障，則秋瑾、林覺民、瞿秋白、方志敏及無數先烈的血才不至於白流，才能在中華大地實現最古老的理想，在世界之林呈現最現代的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