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遭受百年來最猛烈的毀譽交加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0月10日17:27:2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老高按：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讓人們始料未及的是，一個世紀以來與這個重大事件聯繫最緊密的名字——孫中山，卻遭受了最激烈的毀譽交加。頌揚者，如胡錦濤主席給他加上了“三個偉大”（比毛澤東當年少一個）；抨擊者，視之罪大惡極，是中國一百年來的最終亂源。 　　這真是十分諷刺的現象，辛亥百年，理當是這個事件及其代表人物的歷史功績受到最深緬懷、最高褒獎的機會，然而，對孫中山的評價，卻降到了百年來的最低點。這讓我十分納罕，對孫中山的評價日漸嚴苛、日漸負面，這是人們擁有了一百年長時段的曲折，從而能夠更客觀、更宏觀地看待他的功過呢，還是人們隔開了一百年長時段的距離，更難體諒孫中山當年的艱難處境、時代局限，對他有了脫離時代、不切實際的要求呢？ 　　因為寫作和編輯的關係，最近一段時間我大密度地接觸到對孫中山的各種評價，隨手存下一些有代表性的論述。這裡我摘錄一部分，可以看出對孫中山看法的分歧何等深刻，這個分歧的後面的觀念對立何等嚴重。 胡錦濤（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站在時代前列，“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高揚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鬥爭旗幟，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政治綱領，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吶喊，希望推動中華民族擺脫封建專制統治和外國列強侵略，推動中國跟上世界發展進步的步伐、躋身世界先進行列。孫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實現了“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的誓言。在他領導和影響下，大批革命黨人和無數愛國志士集聚在振興中華旗幟之下，廣泛傳播革命思想，積極興起進步浪潮，連續發動武裝起義，有力推動了革命大勢的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雖然由於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它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為中華民族發展進步探索了道路。 　　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彪炳史冊！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奮鬥和壯烈犧牲的志士們永遠值得中國人民尊敬和紀念！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不斷實現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抱負。 　　新華社 李鐵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 《隆重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100年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封建帝王專制制度，開啟了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新歷史。100年來，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帶領中國人民繼承和發展了辛亥革命的事業。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進行了改革開放，創立、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發展，展現了中華民族偉大的中國精神。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開闢了道路。在中華民族振興和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辛亥革命開啟了近代中國的大門，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座偉大的里程碑。 　　9月27日上午，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理論研討會開幕式上的報告。來源：《楚天都市報》 章開沅（歷史學家，前華中師大校長） 《王道與霸道——試論孫中山的大同理想》 　　正統儒家所服膺的一種政治哲學，認為道德的力量勝過軍事的力量，民心的依違向背乃是施政者決策的根據與歸宿。孫中山則把這種古老理念加以現代詮釋，並且以此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最高道德準則，力求在世界範圍內形成和諧、平等、合作的新格局與新秩序。或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以王道來實現世界大同。 　　以這樣的理想來作為奮鬥目標誠然是值得尊敬的，而作為對於各國政治家的規勸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孫中山在自己的晚年卻存在着兩個思想上的誤區：一是想把日本引為儒學大同理想的同道，一是誤認蘇維埃主義等同於“孔子之所謂大同也”。 　　《浙江社會科學》 許倬雲（歷史學家，前匹茲堡大學教授） 《辛亥革命的檢討》 　　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兩者，都是倉促行事，沒有預先籌劃，也沒有及時動員可以支持的力量。從明清以來，中國的社會，地方士紳有舉足輕重的力量，這些地方精英群，有自己的網絡，也有自己的理念。他們的立場，大多偏向君主立憲，對於革命，並不完全同情。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由於他自己是個邊緣人物，無法接觸、更別談到動員這些力量。武昌是長江的要地，湖廣總督的轄區，上可到四川，下可取東南，照說是個舉足輕重的戰略要點，放棄了武昌，放棄了新軍，要在南京一無依傍的局面下成功大事，也是舉措無當。 　　再從孫中山的立場來看，孫中山曾經提出的“驅逐韃虜、平均地權”口號，在鼓吹革命時，並沒強調後面半截，於是整個的革命理論，好像也只是要推翻一個外族的帝制政府。孫中山的理論系統，要在廣州重建基地時，才逐步、逐步形成為三民主義。因此，整體而論，民國的成立，來得倉促，好像一個小孩落了地以後，父母才想怎麼樣帶他的小孩子，對他一切的期盼，幾乎沒來得及想。 袁偉時（歷史學家，前中山大學教授） 《是誰毀了辛亥革命？》——答《陽光時務》 　　問：港台地區紀念辛亥百年，都把孫中山當做辛亥領袖來紀念。你怎麼評價孫中山？ 　　袁：孫文頭上的帽子，有不少A貨。 　　至今仍有人稱他為“博士”。屹立在廣州珠江邊上的中山大學附屬孫逸仙紀念醫院，院子裡一座紀念碑，碑文刻的是“孫中山博士學醫處”！孫文生前也面無愧色，把這頂帽子拿到國外去招搖。 　　1923年他派出以蔣介石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蘇聯去，頭銜居然是“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上一世紀90年代，有位波蘭學者到廣州參加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論證的就是孫文從未獲得博士學位（恕我記不清這位學者的名字和會議名稱了）。孫文的最高學歷是1892年7月23日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當天頒發的畢業執照原文寫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業五年，醫學各門歷經考驗，於內外婦嬰諸科，確堪行世，奉醫學局賞給香港西醫書院考准權宜行醫字樣，為此特發執照，以昭信守。”全文沒有隻字提及學位，現存的選課資料，也沒有研讀過博士課程的記錄。畢業後做了幾年醫生，並忙於從事政治活動，無暇再入學深造了，此後也沒有任何學術機構授予他博士或榮譽博士學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貨。 　　……這件小事證明孫公除眾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這對解讀他的一些重要行動很有用。為什麼明知自己沒有什麼行政能力，卻要別人宣誓服從他？ 　　1921年在4月在廣州，不顧從陳炯明到蔣介石和黨內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對，卻硬要不足法定人數的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一般人眼中，虛名無補實事。孫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頂大總統的峨冠！徒然增加了與掌握著廣東軍政大權的陳炯明的隔閡，也招致本來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實力派的反對。 　　另一頂更大的假帽子是“國父”。這就涉及他的歷史定位了。 　　1940年3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決議：尊稱本黨總理為國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據中常會的決議，國民政府明令全國自是日起，尊稱總理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這是“國父”的由來。理由呢？“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這是裝扮蔣介石黨國體制合法性的表演。 　　至於孫中山如何處理國際關係，大家知道他在這方面的記錄並不光彩，不必多費唇舌了。說他倡導革命，這合乎事實。他的貢獻可以歸納為： 　　1、首倡者。更由於1896年清政府駐英公使在倫敦違法拘禁，使他名聲大噪，成為中國革命的符號。 　　2、籌款。興中會、同盟會籌集的60萬元左右的捐款中，孫文出力頗大。 　　3、提出一套理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革命三階段論。 　　不過，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和“獨立”各省發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孫這些論述忘掉了。 　　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提出五條綱領，孫味淡薄。第四條“曰採用民生政策，將以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似乎有點民生主義的影子，但是，根本沒有提及孫文主張的核心：土地國有。到了1913年3月國會召開前夕，宋教仁草擬的《國民黨之大政見》洋洋灑灑十條政策主張，更看不見民生主義的影子。什麼五權憲法、三階段論等等符咒，人們早就置諸腦後；直至20世紀20年代，國民黨建構黨國體制，這些論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於“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華民國是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實力派三者聯手的產物，不是某個人“手創”的。即使以革命領袖來說，也是群星燦爛。 　　直接談到武昌起義，則明顯與孫中山沒有多大關係。 　　武昌起義主要是當地秘密革命組織文學社、共進會發動的。他們與同盟會關係並不密切。在保路運動高潮中，他們策劃趁機起義。中部同盟會總務會議長譚人鳳到武昌，促進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和解，對8月下旬成立起義的統一指揮機構有所助益。1911年，孫文一直在北美籌款，遠離革命活動的中心；“手創”云云，不知從何談起。 　　譚人鳳、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組織中部同盟會，實際上是對孫文不滿的產物。他們力圖糾正孫文的偏差（興中會、同盟會所謂十次革命，八次在廣東，廣西、雲南各一次），把工作重點轉移到長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條文，也蘊含與孫文的錯誤劃清界限的意思。 　　……現代社會要發展，穩定和改革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兩個輪子。過去老說不掃除軍閥中國就沒有希望。其實，袁世凱死後，對穩定最大的威脅來自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極端勢力。 　　請看四大事實：（因篇幅太長，略） 　　《陽光時務》 袁偉時 《尋找歷史的脈絡》——答《華商報》記者楊鵬 　　華商報：那又怎麼評價袁世凱的政治對手孫中山？ 　　袁偉時：可以分兩個階段看。辛亥革命前，孫中山作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勞。一方面，他作為革命旗幟，革命領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論，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籌款，有人計算過，以孫中山為主籌集的經費有58萬銀元左右，40％花在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後，他犯了好多錯誤，主要是發動三次戰爭，現在看來都是有問題的： 　　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凱死後發動護法戰爭。護法戰爭本身不合法，800國會議員他只拉了200多人，不夠法定人數，所謂護法並沒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而當時國會確實有很大問題。比如，一戰，中國是應該參戰的，參戰才能收回我們的利益和主權，但孫中山、國民黨堅決反對參戰。背後他接受了德國人的錢，發動護法戰爭，拉攏海軍程璧光率領艦隊南下，都用的這個錢。這個有確實的史料，德國外交部有檔案，另外蔣介石日記也有。第三，就是北伐戰爭。他接受了蘇俄的支持，接受蘇聯給錢、給槍，給軍事顧問。實踐的結果，是在中國建立了一個“黨國體制”，變為蔣介石的獨裁專制。你說這樣的戰爭對還是不對？ 　　……特別他本身還有接受中國專制傳統的一方面。1914年，他草擬一份《中華革命黨章程》，裡面要求所有黨員宣誓“服從文一人”，要黨員無條件服從個人，相當大一部分人不願意接受這條，結果造成國民黨分裂。中華革命黨本來就是小眾的小團體，到後來袁世凱稱帝時，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幟掌握在進步黨手上，蔡鍔、梁啓超才是旗手。到國民黨改組以後，黨內很不民主，有反對意見的都開除，一大幫人，有些是國民黨元老，然後在黨章寫上：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總理有最後決定權。就是一個人能推翻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這個凡有民主意識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不要神化某個領導人、某個領袖，否則不能正確總結歷史經驗。 　　華商報：孫中山有句廣為流傳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 　　袁偉時：他的繼續努力，就是想搞武裝，搞北伐，要動刀動槍將權力奪回來。 　　《華商報》 楚夢（作家） 《重寫民國史——從客觀評價孫中山開始》 　　（孫中山的）前期作用被誇大 　　我這裡所指的前期，是指從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到袁世凱取消帝制這段時期。長期以來，在我們的教科書上、在現當代人的意識里，孫中山是推翻滿清統治、結束帝王專制、維護民主共和的第一大功臣，是他領導了辛亥革命，是他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是他迫使袁世凱取消帝制……這些不能說與孫中山沒有關係，但他的作用被明顯誇大了。 　　孫中山與武昌起義就更扯不上關係了，當時，他人在美國，事先對起義之事一無所知。因此，孫中山既沒有領導辛亥革命，影響也相當有限。 　　至於孫中山當上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其實是當時南方各派妥協的結果。當時，以宋教仁為首的革命黨人慾讓黃興擔任臨時政府首腦，而立憲派及湖北、江浙等地強烈反對（他們擁立黎元洪），在兩派互不相讓之時，傳來孫中山即將回國的消息，又有媒體報道孫回國不僅帶回大量資金還帶回了一艘軍艦。讓南方各界大為鼓舞，於是一致決定由孫中山擔任臨時首腦，同時明確一旦袁世凱讓清庭退出，則選舉袁為臨時首腦。近百年來，我們的史書上，所謂孫中山出讓臨時大總統，不過是訛傳。事實上，孫中山是不想“出讓”這個臨時大總統的，他曾作過努力，比如向日本借款，以求武裝軍隊，與袁世凱決戰，但終因借款不成而罷手。 　　孫中山4個月的臨時大總統任期上，作用甚微，除了南方臨時政府的財政狀況窘迫之外，還與孫中山對臨時約法不認同有關。他後來多次說過，他是要搞“五權憲法”的，辛亥革命勝利後卻搞了個“三權憲法”，所以也沒有多少興趣從政。 　　綜上所述，我認為，孫中山早期的作用並沒有如我們史書上所寫的那麼大。有人說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國民黨把辛亥革命及民國早期的革命功績都算在孫中山頭上，是順理成章的，因為孫是國民黨的領袖。而共產黨把革命功勞給予孫中山也可以理解，因為沒有辛亥革命的正當性及反對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正當性，就不能自證以後政權的正當性。孫中山是一個為了需要而被肯定的人物（也有他後期聯俄聯共的功績）。 　　後期作用被縮小 　　我所指的孫中山的後期，為孫聯俄聯共到現在，時間相當寬泛。據我的閱讀，海內外史學著作上，孫中山的後期作用被無限縮小了或者說根本沒有被認識到。我認為，今天中國大陸的政治形態，很大程度上都是孫中山所賜。 　　如果沒有孫中山的聯俄聯共，則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迅速壯大，也不可能擁有一批出色的軍事指揮員，日後的勝利將無從談起。這也是共產黨一直把孫中山視為自己人的重要原因。其實，那些聰明的共產黨人都清楚，孫中山並不是資產階級領袖，而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領袖，無論是平均地權的綱領還是一黨專政的主張，都與資產階級沒有任何瓜葛。 　　嚴格地說，在中國，是孫中山首先開始了黨在國上理論以及黨指揮槍的思想（創新也好借鑑也好）。爾後，孫中山的思想被國共兩黨全盤接收，不管他們承認與否，事實上，直到今天，我們所奉行的仍然是孫中山主義。孫中山主義說白了就是實用主義和集權主義。 　　“共識網”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有《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 在三味書屋演講、答問 　　孫中山與日本簽訂過賣國條約，是他在野的時候簽的，在朝了，是否認賬，這很難說。我是這樣認為的，不能否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情緒，但他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達到之後他根本就不認賬。人家是幫會出身的。 　　三味書屋2010年6月5日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宏大敘事與“祛魅”：辛亥革命與保路運動若干解析》 　　有資料表明孫中山曾經與日本人商談過由日本資助他的革命，成功後以某種方式予以報答。這個設想如果真的成為了事實，那對孫中山的評價，乃至對他領導的革命的評價必然就要改寫了。儘管在中國歷史上，在視奪取權力為至高無上、可以不擇手段地謀求的法家傳統下，歷代都有人打引進外國援助幫自己爭天下並且不惜損害民族利益來回報的算盤。明末清初黃宗羲為了抗清曾有“日本乞師”之舉，永曆帝也曾授權西方傳教士到羅馬教廷去搬救兵來對付清軍，1960年代我國史學界在明清鬥爭問題上由辛亥、抗戰以來的“明朝立場”為主流改變成以“清朝立場”為主流，有人提到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南明有這種“賣國”企圖。但是其實，當時清朝也同樣想勾結荷蘭人聯手攻打中國驅荷復台的民族英雄鄭成功，這難道就不“賣國”？其實所有無論哪一方的這些企圖如果成為現實，這一方當然就該受譴責。問題是這些設想都沒能實現，我們當然就不能以此譴責南明的抗清鬥爭或者清朝的反鄭鬥爭是“賣國”。 　　對孫中山也應該作如是觀，搞革命爭取外援無可非議，孫中山爭取日本支持和後來他爭取蘇聯支持是如此，再往前康有為、梁啓超被慈禧追殺時逃亡日本獲得避難權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為了得到外援而以犧牲民族利益作為回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孫中山有這樣的想法肯定令人遺憾，我們也沒有必要神話孫中山，但是畢竟這只是想法而已，並沒有變成事實。如果說列寧當年不僅拿了敵國（德國）政府的錢、由德國人安排回國，後來還確實在德軍占領着大片俄土的情況下制止了俄國對德作戰、簽訂了包括割讓不少領土的《布列斯特和約》，今天尚有很多人為他辯護，甚至還譽為偉大決策，那麼孫中山僅僅因為曾經有過聯日酬日的不當想法就遭到譴責，甚至連帶辛亥革命都受到否定，那顯然是不公平的。 　　《南方周末》 李澤厚（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 《告別辛亥革命》——答馬國川採訪 　　我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很低。 　　但是，我也要強調一下，也不是說革命沒有帶來一點好處。革命至少帶來了平等的觀念，帶來了社會正義的觀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澤東的革命也好，至少強化了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壞的事情，主要是代價太大了。 　　是啊，到第三代知識分子，就是大革命的一代了。其實，第一代就開始激進，孫中山就是第一代知識分子。 　　馬國川：激進的思想越來越成為一個主流，這種激進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二十世紀裡，中國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時間都是在革命。 　　李澤厚：而且革命成為一個神聖的口號，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國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壞的。革命被神聖化了。其實，革命不是那麼神聖的。我們現在反對革命，就是反對神聖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告別辛亥革命。 　　《信睿》第六期 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中華民國史》主編之一） 《必須實事求是評價蔣介石的歷史功過》  　　[主持人]：《中華民國史》已經出版了，請您談一談《中華民國史》編撰過程中有哪些新意？ 　　比如當年辛亥革命那些前輩們，我覺得以孫中山為代表，有非常理想主義的情懷。他們願意把中國的事情做好，他們感同身受中國的不平等的地位，願意改變中國的境遇。包括和後來中共領導的革命的聯繫，很多參加這種革命的先輩，其實你今天回過頭來研究或者去關注，也不一定是出生於平民之家，很多也出生於富貴之家，但是他們有一種理想，不是我個人的富貴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他們願意改變中國的命運，就是總體上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受欺負的地位，我覺得這樣一種理想主義精神情懷，至少我個人確實非常敬佩，我覺得對今天當下中國功利現實主義比較泛濫的情況下，重溫這樣一種理想主義情懷還是對我們有一些現實的意義。無論如何，理想主義是推動人類進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或者說照亮人類前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前兩天因為一些原因，重新去看了一些有關的史料，包括林覺民烈士參加黃花崗起義就義之前寫給他妻子的家書，確實令人非常感動。我覺得當年先輩這樣一種理想主義情懷確實是應該值得我們繼承的。 　　但是話又說回來，和這個問題聯繫上，僅僅一個理想主義的情懷，如果我們沒有一種現實的戰略和戰術的考慮，或者設計，也不一定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當年先輩在政治體制的設計上，就是比較理想主義的。比如引進西方三權分立的體制，尤其向美國學習西方民主時的體制，比如國會制、內閣制、三權分離等等，應該說，我個人認為，這樣的體制確實適應了美國的國情，確實在美國運作的相對比較成功，但是它能不能夠適合中國的國情呢？這個就值得我們去思考、去疑問。所以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之後，大概這樣的體制實行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失敗了。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失敗是有它的原由所在的。 　　人民網強國論壇 蘆笛（旅英文史學者） 《軍閥是怎樣煉成的？》 　　孫中山本人的“軍政”理論和實踐製造培養出了全國的軍閥。孫一貫反對和平演變，蓄意要把已經同意實行君主立憲的清政府搞倒，甚至為此暗殺出國考察憲政的大臣，這種偏執狂根本不能用“為國為民”的“高尚人格”來解釋，只能歸結於個人野心。 　　請問，既然您是為了中國強大，為了實行民主，現在朝廷既然願意這麼幹，可以用和平方法達到你的目的，甚至赦免了暗殺國家元首的恐怖分子汪精衛、赦免參與武昌起義和南京起義的革命亂黨，同意同盟會作為合法政黨咸與維新，為什麼還要走暴力革命道路，去把滿人皇帝搞下來？這難道能用為國為民的崇高胸懷來解釋？搞下和平實行憲政的朝廷，卻代之以軍人統治的軍政府，這豈不和民主南轅北轍？算什麼狗屁“民主建國大綱”？只有白痴才會想出這種笑話來！ 　　動機和智力姑不論，嚴重的問題在於，孫以“德高望重”的“革命領袖”之身，完全就是奉行“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土匪哲學。毫不誇張地說，孫大炮就是鼓吹“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第一人。 　　《百年蠢動》（明鏡出版社） 馮勝平（旅美學者） 《孫中山：一國國賊，兩黨黨父》 　　孫中山對中國的最大傷害，不是他的賣國，不是他的假博士，也不是他對女人的“博愛”，而是他與四個朋友的決裂。這四個朋友分別是：章太炎，宋教仁，黃興和陳炯明。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孫中山和他四位朋友的四次決裂，分別堵死了四條可能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無論是章太炎的自由主義，還是宋教仁的議會道路，或是黃興的法制道路，亦或陳炯明的聯邦制，都有可能把中國帶出黑暗，但它們都敗於孫中山的革命。歷史證明，孫中山的革命道路，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孫中山的勝利，是中國的失敗。 　　《新史記》第4期（即出） 　　相關文章： 　　袁世凱曾孫答問：三項罪名真相大白 　　讀史札記：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果然另有地點 　　一怕中共、二怕暴民的蘆笛 　　尋訪辛亥遺址，見證首義史實（組圖） 　　歷史，不是任由勝利者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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