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對辛亥革命怎麼看？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0月19日16:43:2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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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試圖從中國歷史長河中尋求現代中國答案的漢學家，將現代中國的形成上溯至明末清初，並認為迄今中國仍處在向一個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他坦言：今日中國的特殊性在於變化的規模，其速度，可能需要過去整個宋王朝的時間才能完成
老高按：我讀過美國歷史學家、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若干著作，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另外，我還買了上海遠東出版社所出版的史景遷的一套叢書：《追尋現代中國》、《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皇帝與秀才：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足有七、八本。但我後來才知道，這些書，中國大陸出版時做了若干刪節。例如，《追尋現代中國》第一版所述歷史上溯晚明下至1989年，而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時加上了“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 這樣一個副標題，將原書記敘1912年以後近三分之二都刪除了——三分之二呀！於是再沒有讀這本被閹割得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書的興趣，想着若有機會找到台灣時報出版公司的全譯本再說吧。 史景遷193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市郊，在劍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59年以交換學生身份到美國耶魯大學讀碩士學位，師從於史學家費正清的學生芮瑪麗，其博士論文《康熙與曹寅》後獲珀特爾論文獎。史景遷是美國歷史學會2004年-2005年的主席。 史景遷這一輩子，就跟中國歷史幹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史景遷，就是“景仰司馬遷”的意思，他似乎並不太在乎提煉觀點，而是特別痴迷於、也善於娓娓講述一個個故事。他娶的夫人，是台灣出生的金安平，也有不少著作，包括中文著作。
史景遷閉目深思。（高伐林攝） 我曾在一篇博客文章《如果能選擇，你願不願生活在當代？》中提到這位教授： ……耶魯大學著名歷史教授史景遷在《紐約時報》舉辦的對談中說，綜觀人類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他希望活在1540年前後（明嘉靖年間），住在杭州西湖的邊上──那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教養和最富於文化的時代。晚明？在中國人眼裡可是一個不怎麼樣的年代，那正是明朝由盛而衰邁向覆亡的時候，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寫的差不多就是這個年代嘛。他選了世宗和神宗兩個皇帝統治的時期，世宗時，奸臣嚴嵩當道，朝政大壞而神宗萬曆帝聽任太監馮保和張誠胡作非為，多年不早朝，不問國事，是歷史上有名的昏君。 但這位專攻1644年（清兵入關那年）以來的清史和近代中國及其革命的史學家，最嚮往活在明朝，對於明嘉靖和萬曆兩朝的中國社會，史教授的看法是“活力驚人、人們飽讀詩書，繪畫冠絕一時，酒食豐富，鴉片尚未流入中國，社會平等，沒有奴隸”。但或許他憧憬晚明，是他極可能在那個時候會見1580年來到中國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與這位富於感性，科學素養深厚的西方神職人員對談，試從西方的文化反觀中國的文化，並從基督教的觀點嘗試着了解那時佛教在中國的復興吧。 很幸運，我與這位史學泰斗夫婦有一面之緣。今天我讀到中國大陸《財經》雜誌對史景遷的專訪，深感他的看法頗有真知灼見，而且，畢竟是西方人，“旁觀者清”，看法別具一格。值得推薦給更多的中文讀者，在這裡轉貼。
史景遷（左立者）和夫人金安平（左坐者）在討論中。（高伐林攝） 史景遷：突破循環的歷史變遷 作者:史景遷／記者張燕冬、丘昭琪，來源: 《財經》雜誌 1912年是重要的一年，中國有了議會選舉制度，使之能夠真正發揮作用，這比軍事政變要重要的多 “中國正處於新的階段，其根基是鄧小平以來所實行的經濟開放，但內部構造仍然存在巨大斷裂；從外部世界而言，儘管中國依然沒有完全融入西方人的思想意識之中，其內部與外部的衝突始終延續，但中國在全球的地位是全新的。”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講座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對《財經》雜誌記者如是說。 9月20日，75歲的史景遷在其美國西紐黑文的家中接受了《財經》特派記者的專訪，歷時三小時。這位試圖從中國歷史長河中尋求現代中國答案的漢學家，將現代中國的形成上溯至明末清初，並認為迄今中國仍處在向一個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他坦言：今日中國與歷史上某個階段相比不那麼特殊，但其特殊性在於變化的規模，其速度，可能需要過去整個宋王朝的時間才能完成。 話題雖始於康熙年間，卻貫穿於辛亥革命，而落腳於今日中國。他說，現階段中國領導人處於一個艱難而艱巨的抉擇時期，他們必須基於一系列政策，做出優先抉擇。中國需要一個能夠面對這些挑戰的領導層。 回溯現代中國淵源 假如中國現代史始於鴉片戰爭，那就是在教授“屈辱”，不止丟面子，還失國土，以及丟失傳統。但若把明末清初視為“現代中國”基點，就可以有更好的視野。 《財經》：長久以來，中國近現代史以兩種方式呈現，一是從鴉片戰爭作為起始端；另一就是以傳統王朝更替中的“明君”或“昏君”劃界。但你卻不同，你為何把中國近現代史的起始聚焦於明末清初？也就是說，你將近現代中國的形成上溯於明代晚期，並認為，迄今中國仍處在向一個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 史景遷：這是我開始研究中國之初就作出的決定。我發現包括中國人在內，很多人視中國現代史始於鴉片戰爭，但我看不出任何這樣做的理由或邏輯。假如中國現代史始於鴉片戰爭，那我們就是在教授“屈辱”，不止丟面子，還失國土，以及丟失傳統。但若把明末清初視為“現代中國”的起始，就可以有更好的視野：中國原本強大並具影響力，不僅擁有強有力的外交政策，還具備健全的政府和軍事機制。今天的西方媒體，常見此類新聞標題：變化的中國，難以應對。其實，這種境遇200年前就埋下伏筆，甚至更早。自從西方人踏上中國這塊土地，不管他們有多少人，不管曾寫下多少有關中國的文字，但始終搞不懂中國。 16世紀西方人眼裡的中國幅員廣闊、強硬、有秩序，但過譽中卻記述着明暗兩面；17世紀中葉明朝滅亡，滿人入主中原開始統治中國，王朝更替並沒有使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發生太大變化；18世紀對中國的認識趨於複雜，對中國人的實踐力及道德力，以及中國人對於提高世界美德的潛能等問題在西方激烈辯論，盧梭、孟德斯鳩、黑格爾、馬克思等對中國文化和中國進入現代世界都有很大保留；19世紀由於中國在鴉片戰爭的失敗，明顯的貧弱引起西方世界的輕蔑而非讚譽，對於歐洲人來說，中國是一個漠不關心、遙遠的政治問題，只有傳教士念念不忘；20世紀初，“一戰”的爆發、布爾什維克革命、大蕭條以及納粹的崛起，讓西方人覺得自己的文化也並非完美無瑕，再次燃起對中國的興趣，而中國內部卻經歷了多災多難的時代，西方人開始從多種方式和角度來觀察和表述中國。 《財經》：歐美學術界對中國的描述還是有價值的，只是太過深奧，西方公眾不懂為何中華帝國會反對通商或門戶開放？為何一向懂禮儀的臣民會突然變成革命者等問題。而你曾說過，對中國的感覺越是迷茫，越是摸不着頭緒，或許，就越走近那深具魅力的真理。 史景遷：是這樣。在過去400年間，在感知中國歷史的過程中，西方所走的彎路和經歷的挫折，不是一兩篇文章可以概括的。人們對中國的探索不應輕而易舉地概括，以致顯得過於簡單。因此，我認為最好先研究強大自信的中國，了解問題產生的根源，探尋中國歷史真跡，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求現代中國的答案，接着再採取長遠視角，觀察變革如何開始，並如何導致辛亥革命以及後面的歷史過程。 我喜歡康熙，覺得他是位很有意思的統治者，一個兼容並蓄的人，做過很多不同的事。康熙年間，不僅顯示出中國經濟的靈活性、高水準的生產力，而且擁有有效的中央監督，當然不是共產主義式的監督，而是帝王式監督。內務府則體現另一套官僚體制，不只管理皇宮，還管理很多財務。這使我對17世紀滿人入主中原感到着迷。我試圖釐清康熙、雍正眼中的統治為何物。這兩個人無疑皆為意志剛強之明君，雖然有時擔憂漢人百姓威脅其帝位不免偏執，但於我而言，1661年至1735年兩人在位時期，是中國漫長歷史中難得一見的盛世。 康熙帝統治下的中國，統一、富裕、強大，在邊境問題上寸土不讓，對內、對外政策相當靈活，為人們留下了一幅令人欽佩的圖景，這有助於矯正我們從19世紀以來直至1949年的西方人所得到的中國印象。這應當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基點。 《財經》：把現代中國“拉”回到明末清初，是你試圖從中國歷史中為現代中國找到借鑑，以此認清中國當前問題的緣由，以及中國人應該憑何種知識、經濟、情感來解決這些問題。但這與費正清的研究有本質區別。費正清的近現代中國研究完全貫穿了“衝擊-回應”模式，即中國歷史進程是被一個更為強大的外來社會入侵所推動的；而你卻將西方外來力量只作為幾股力量中的其中一股，並非全部。 史景遷：這也許與我史學訓練的英國背景多於美國背景有關吧。我20歲到美國，此前是老派的英國觀點。我在英國受到的訓練中，中國並不重要，它不是大英帝國的中心，歷史研究較為注重印度，後來才是澳洲、加拿大、英聯邦，完全是從英國視角看世界歷史。那時英國難以控制中國，因為大家知道印度太大，英國無法在20世紀統治印度，何況中國。在我單純的想法中，外國帝國主義雖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不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這完全取決於如何審視貿易和條約港口，以及條約體系的性質。 我始終認為，那時中國在與西方的最初接觸中，有時表現出不是很好的談判者，或不能確定如何談判，所以出現像林則徐和李鴻章這麼有意思的人物。他們很委婉，但又不確定何時動武；而到了20世紀就出現了蔣介石，關注中國的回應問題，但這只是整個歷史趨勢中的一小部分。 當時，中國確實審視了日本的例子，即明治維新期間的日本，以及日本決定從上到下把民眾組織起來研究西方的做法，包括投資、政府治理，但中國始終維持自己的憲法架構。因此，憲政成長的歷史是中國考慮的一部分，但並未參照英國。當然中國也可能受到美國、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影響，但最終還是部分選擇了前蘇聯列寧主義的模式，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後來的共產黨。 《財經》：費正清也是在英國得到博士學位，不同的是你雖然關注於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之間的碰撞，但你認定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主要還是基於中國自身的內在生命和活力。 史景遷：這可能是我受到了導師芮瑪麗的影響。費正清很棒，有效率，是非常優秀的歷史學家，他早期就開始研究英國在中國的問題。芮瑪麗來自南方，而哈佛、耶魯在東北部，在某些方面它們就像是不同的社會。 芮瑪麗很早就對辛亥革命的不同面產生興趣，她相信，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是從辛亥革命初期到1913年。假如她沒有早逝，她會仔細審視袁世凱死後的時期，即為什麼中國民主和憲法思維在中國碰到那麼多困難？芮瑪麗一直想探索這一點，即以全面的方式來了解更完整而公正的中國。她堅持用更多涉及身份政治、性別政治、不同的外國影響力等方面的視角來探究中國，我認為很有道理。 而我決定研究17世紀中國，受到了芮瑪麗和費正清的鼓勵，但是20世紀50年代相關的中文和英文資料非常少。把中國歷史往前拉到17世紀花了不少時間。我做學生時，17世紀明末清初這段時期不被重視。那時大家只知道17世紀藝術在明朝中止，也就不再繼續審視下一朝代的藝術成就。這種情況在很長一段時間後才有改變，人們開始思考，也許17世紀還有不同文化，混合着不同元素。 比如，乾隆的品位異於傳統，他製作的藝術品目錄令人刮目相看，但像著名的八大山人、石濤作品卻在很久後才獲展出，這是國畫的新方式。一些西方學者強調這些畫作受到西方影響，這些畫家創造新式畫法，使用西方透視法和明暗法，畫面組織方式不同。一些好的滿人畫家以漢人方式作畫，例如博爾都，他們獲得漢人學者的接納，並成為朋友。 《財經》：這使我們聯想起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的“閉關鎖國”政策。你好像對乾隆接待馬戈爾尼非常感興趣，認為這是清朝對於西方信息作出的錯誤判斷，結果則是清朝脫離了世界前進的步伐。同時，你還談到中國的傳統是嚴格控制對外關係的，即使在元、明時期。 史景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而有意思的問題，關鍵是我們如何衡量或評估。先說乾隆接待馬戈爾尼一事，當時乾隆無法理解馬戈爾尼的意圖，認為清朝不需要西方的東西，因此喪失了與西方進行交流的機會，結果是西方軍事和科技力量迅速發展，但清朝沒有趕上西方發展，雖然清兵強悍，但在英國的堅船利炮前面，不堪一擊。這與中國傳統里對非漢人朝代的固有立場密不可分。 中國並非堅決排外，有很多科技、藝術發展、政府、意識形態、佛教和其他例子，很多中國人還定居於泰國、越南或印尼，也比我們所知更早定居於拉丁美洲，如墨西哥和巴西。 這當然還要看我們如何對異族朝代下定義。在康熙時期或清初，人們主要對蒙古人當政的元朝耿耿於懷，認為元朝仇視漢人的價值觀和行政管理。因此從某一層面而言，清朝的創始人力圖避免重披蒙古人的惡名。順治當政，多爾袞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重新開始科舉考試，這是務實之舉。清政府只在中國北部北京附近控制的地區暫停考試，所以順治年間舉行第一屆考試的地區為北部六七個省。 另外，中國人對外國人定居一直很審慎，沒有很多外國人到中國定居。也許廣州和常州有些阿拉伯商人，或蒙古人和滿人，穆斯林在中國定居的日期比我們以前所知要早。住在開封的猶太人廣受研究，因為很多猶太史學家對此有興趣。只要外國人不參政，中國就接納他們。但中國有個傳統，就是不確定外國宗教是否能融入，因為宗教通常需要外在基準點。中國統治者並不鼓勵外國宗教，他們希望最終權威是在中國境內。因此，當康熙發現中國天主教徒尋求羅馬的指示時，他與教廷決裂。康熙說，不要尋求羅馬的意見，問我的意見。但是天主教徒說，我們的宗教禁止這麼做。康熙最後同意十人前往。 《財經》：康熙是皇帝中比較持有開放心態的，他好像還學習西方算術，並以之來檢驗中國曆法的準確性。 史景遷：是的，但中國統治者對外國人定居非常嚴格，即使英帝國主義橫行，幾乎所有英國居民只能住在中國政府簽署的條約區域。英國進駐華南的地區，主要是上海、廣州和其他可以監控外國人的中心。另一地區則是滿洲駐防區，多個國家在中國境內或邊界有軍隊駐防區，這也是個很重要的主題。在中國統治者看來，外國部隊控制城市會帶來許多問題，例如在行政管理、通婚、繼承和種族認同方面造成緊張對立。 這種情況在中國多次發生，也許最能兼容並蓄的朝代是南宋，唐朝也是如此，但我沒辦法研究太多東西。我曾上過芮瑪麗丈夫芮沃壽的課，他對唐朝深為着迷，鍾情於隋唐，認為那是中國文化開放的高峰。 《財經》：嚴格的對外關係限制了中國與外國的交往，也形成了後來很自然的“閉關鎖國”。那滿人與漢人的關係呢？在清政府維持長達260年的滿人統治中，滿漢之間的關係如何沿革，直至辛亥革命？ 史景遷：這涉及到身為中國人的根本問題，其意義引起很多辯論。康熙、雍正到乾隆時期，漢人與滿人確實密切合作，蒙古人也參與。但現在人們辯論滿人來源時，一些人不承認有很多滿人，宣稱他們是小族群，無法接受中國被滿人征服或治理，而是滿人與漢人合作，在18世紀才發展出自己的歷史。這有點道理，因為乾隆花了很多時間編纂整理滿族信仰體系，若虔信滿族信仰體系，且體系強大，則沒必要整理和重組。 一些學者認為：隨着清朝發展，滿人勢力愈來愈大而非式微，這是非常重大的重新詮釋。我百思不解：約在1900年、1902年、1905年，漢人對滿人的憤怒極為強烈，漢人覺得遭滿人背叛？那時已過200多年，為什麼還有種族仇恨？不符常理。若滿人強大，那從某一角度而言他們虧欠漢族，否則為何辛亥革命期間，有那麼多滿人被殺？也許漢人擔心滿人會更強大，使對抗國家的叛亂無法出現，漢人將以新方式受制於滿人之下。這種新方式包括現代科技和軍事科技，在德國與德國軍隊受訓的是滿人，回到中國後出任參謀長職位。 現在是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好時機，特別是滿人對漢人的影響，或是滿人與漢人妥協的意願。愈接近辛亥革命，滿人愈強硬，也許他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事實上，推翻皇帝極為不易，有些人態度含糊不清，如康有為等。也許可以有個漢人皇帝，一個不斷出現的名字是袁世凱，但很多人不喜歡他，這也是袁世凱與軍方合作日益密切的原因。現在有人提出重新審視袁世凱，他成了所有錯事的罪魁禍首，這種認知不合理。或許，很多問題需要重新思考和評估。
辛亥革命再評估 辛亥革命純屬偶發事件，從某種程度上說，它破壞了“秩序”，對中國重新思考政府結構不利；干預了中國正在前行的議會選舉制度的重要進程；沒有造就一個能夠控制複雜局面的國家領導階層；對中國的組織結構也沒有產生長久而持續的影響。 《財經》：辛亥百年話辛亥，能否給予簡單的啟示，今天的中國能從辛亥革命中學到什麼？ 史景遷：辛亥革命已經成為一種象徵，而此前的象徵是戊戌變法。戊戌變法第一次把不同思潮放在一起，從某種程度上講，它與日本聯在一起。日本在中國北方的勝利是中國人一個深切的痛，當時中國還沒做什麼，日本卻經歷了明治維新。客觀地說，辛亥革命讓人感到迷惑，因為在革命的後面，並沒有指導的意識形態，這主要涉及孫中山的個性，還有章太炎、梁啓超、康有為等，他們的思想較為激進，當然還有成百的其他人。 《財經》：有意思的是，慈禧在1898年鎮壓戊戌變法後不久，便開始她的“新政”改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戊戌變法走得更遠，包括1905年廢除科舉和1906年的立憲決定，這說明什麼？普遍說法是庚子事件的刺激，慈禧“新政”與辛亥革命又有怎樣的關聯？ 史景遷：新政非常重要。目前很多人研究這個問題，人們試圖慢慢了解1900年至1903年這段時間。客觀地說，慈禧和她的顧問決心改變策略，以表明改革意願，他們甚至要推進憲章改革，要進行選舉，推動中國向前走。他們本想在1919年完成改革，但後來壓力太大，又提前至1912年、1913年完成。當時中國很着急，因為他們認定滿人可以重新獲得原有勢力，尤其是滿人中有一些很不錯的軍事領導人，他們在德國接受軍事訓練。當然，他們也看到了日俄戰爭，由於中國曾被日本打敗，他們樂於看到俄國打敗日本，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日本軍隊很快強大起來。還有一點值得關注，有幾代中國人，尤其是晚清時期，有很多人到德國去學習軍事，後來他們是否都變成軍閥了？確實很多人都從了軍，軍閥到了“五四”時期成為中國的一大危機。 清朝因其內部空虛、糾紛不斷和來自於外國的壓力，註定要加速崩潰這一事實，對於現在的史學家來說，是再清楚不過了，但當時的人們認識不到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政”並沒有挽救中國，卻加速了清帝的崩潰，但“新政”所沿襲的憲政思想開始形成。慈禧太后和有改革思想但政治上無能的光緒皇帝均死於1908年，把國家交給了一個年幼的皇帝和來自於滿清家族的攝政王。1911年武昌起義後，中國命運交給了未有實踐經驗的共和制度，留給了孫中山革命組織中那些在政治上缺乏經驗的同仁，也留給了分散在各省野心勃勃的軍閥。 《財經》：你曾經說過，1911年至1912年間推翻清政府帝制之舉，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解釋的那樣“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你為什麼這麼認為？ 史景遷：不錯，“與現代企業聯繫在一起的城市精英”的確參與了這次活動，但在推翻帝制過程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最高層的官僚、地主、軍官將領以及秘密會社和武裝起來的幫伙首領”，這對於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至關重要，因為這一群體對民主、立憲以及民族主義表面上的接受，並不能改變他們實際上奉行的社會保守主義。 在中國，“自由”始終是作為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對立面被使用的。正因如此，地方精英們會很自然地把他們在推翻帝制後建立起來的政權視為資產階級的一次民主勝利。 《財經》：你對辛亥革命的認識與許多中國人有所不同，與西方的一些政治學家也不同。你剛才還提到辛亥革命讓人感到迷惑。是因為它的偶然性，還是因為在此具體實施過程中的某些行為的盲目或不成熟？ 史景遷：從某種程度上講，辛亥革命破壞了“秩序”，這或許對中國重新思考政府結構不利，具體來說，它“干預”了中國一個不斷前行的重要進程，即省議會的發展，當時每個省都在為北京的議會選出人才。如果沒有黎元洪的兵變，即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就不可能改變“省議會”發展的進程，中國省份大，像四川、湖南、湖北都在進行選舉，最後有人贏得選舉，儘管女性還沒有選舉權，但已試圖進行公平選舉。 1912年，是重要的一年，中國有了議會選舉制度，使之能夠真正發揮作用，這比軍事政變要重要得多。我在《天安門》中強調，宋教仁被刺的象徵意義非常重要，這等於剝奪了中國人自己組織政府的機會，也直接導致了文官和武官之間的衝突和對抗，黎元洪本人是一個很不情願的革命者。 辛亥革命的最大弱點就是偶發事件，其時間、地點並非革命領袖選擇，那是因為武漢俄國租界地偶然發生的一起不小心的爆炸事件所致。但是革命者的名單已被當局掌握，生命難保。以前發生過類似事件，秋瑾就因此而被槍斃；孫中山很幸運，得以逃脫。新軍面臨困難抉擇。他們是不同省份的不同領導人，年齡相仿，一同參加科舉考試，包括蔡元培等。他們要設法保住憲制，建立新的國民大會，決議和清以後的議會共同領導中國。 新軍不得不作出決定。當時外國人並沒有捲入，也沒有趁機占領浙江。有組織的派系政治剛剛開始，還有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自軍方，包括在歐洲受過軍事教育的軍官，這主要歸功於袁世凱在軍隊的培訓。孫中山在海外也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沒有急於趕回中國，而是在美國、歐洲與外國人談判中國未來，得到一些承諾，以致外國人沒有介入。一些省份紛紛宣布獨立，包括湖南、浙江、雲南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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