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城四大名醫，左起蕭龍友、孔伯華、施今墨、汪逢春

20世紀30年代，北京城曾有四大名醫聞名全國，婦孺皆知，聲名顯赫。他們就是蕭龍友、孔伯華、施今墨、汪逢春。一提起這四大名醫，即便對於現在的中醫界，也是影響深遠。他們的聲望是來源於當時百姓的心口相傳，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尋常人家，都對他們的醫德和醫術十分信服。1935年時，國民政府頒布中醫條例，規定對所有從事中醫行業的人員進行考核，醫術精湛、頗負盛名的這四位中醫便作為主考官，負責命題與閱卷，從此便有“京城四大名醫”之稱。

四大名醫之蕭龍友

蕭龍友（1870-1960），四川三台縣人，他在四大名醫中年齡最大，輩份最高，為四大名醫之首。蕭龍友是家中的長子，自幼便受到父親的嚴格受教，每天誦習詩書，熟讀四書五經，對中國的歷史、文學等等，從小就耳熏目染，為日後行醫打下了堅固的基礎，同時也練就了一筆好書法。每當家中來客，蕭龍友都會在客人面前背誦詩書作為待客之禮。滿腹經綸、才華橫溢的蕭龍友，從小深受祖輩的喜愛。

蕭龍友成年之後奔赴成都，此時博覽群書的蕭龍友也曾翻閱過許多中醫書籍，對中國文化了解深厚的他對中醫典籍的理解也十分深入。那時，蕭龍友家族裡開了一家中藥舖，由於他的母親長年有病，久治不愈，因此他經常翻閱古醫書籍，並且親自到藥舖識別草藥，還經常向人請教。日積月累，他對中草藥逐漸熟知，也對各種病症的治療有了心得。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蕭龍友的古文水平不斷提高，中醫知識也更加豐富。實際上，學好中醫經典著作，深厚的古文知識是基礎，這點是四大名醫的共同之處。

診治瘟疫開始行醫

1892年，川中霍亂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頭一片淒涼，百姓惶惶不安，很多醫生因懼怕傳染，不敢醫治病人。而此時的蕭龍友年僅22歲，挺身而出，跟隨一位大夫到病人那裡巡診，了解當地病情，用中草藥對症下藥，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從此，蕭龍友便與中醫結下了不解之緣。

蕭龍友27歲時考中丁酉科拔貢，遂即入京，擔任八旗教習，此時正值八國聯軍攻破北京，蕭龍友也飽經滄桑，曾被迫給洋人背糧，又曾在琉璃廠賣字聊以度日。後調離京城，直至1914年才又奉調入京。多年的仕途生活，讓蕭龍友頗感無奈，人雖雖在官場，心卻志在醫學，他利用閒暇之餘經常給人看病行醫，頗有療效，後來取得了醫師資格。1928年，國民政府南遷後，蕭龍友毅然棄官，正式開始行醫生活。他曾為袁世凱、孫中山、梁啓超、段祺瑞、吳佩孚等名人診過病，被廣為流傳。

名人看診準確無誤

1916年5月的一天，袁世凱病情嚴重，邀請蕭龍友先生入總統府為其診斷。蕭大夫切脈後，知道袁世凱的尿毒症已經非常嚴重，病入膏肓，無法醫治，於是讓大家準備後事。眾人頓時傻眼，袁世凱也非常絕望，他的妻妾等人也六神無主。果然沒過多久，6月6日，這個僅稱帝兩個多月的短命皇帝袁世凱便一命嗚呼！事後，蕭龍友對人說，袁世凱內外交困，走投無路，舉國上下一片聲討，而尿毒症又必須靜養，以袁世凱當時的心情又怎能靜得下來？他的死也是命中注定，氣數已盡了！

1924年，孫中山帶病北上，病情日趨嚴重，請了眾多醫生均不能診斷出病因，病情一再加重。經友人介紹，請蕭龍友前去為孫中山診病。蕭龍友視後，判斷病之根在於肝，而且已無可挽回，非湯藥所能奏效，故未處方。蕭龍友如實向孫夫人宋慶齡告知了病情。孫中山病逝後,經病理解剖,發現其“肝部堅硬如木,生有惡瘤”,證實了所患確係肝癌，蕭龍友診斷準確，一時社會為之轟動。

1926年，梁啓超因尿血入住北京協和醫院。經X光透視,醫生發現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認為必須手術割除。梁啓超住院前,請蕭龍友為其複診，蕭龍友勸其手術須慎重，告訴他堅持服所開中藥便可痊癒。但梁啓超仍赴協和醫院手術，割去了一個腎，卻並不見病情好轉，仍然時輕時重地尿血，稍一勞累就會長時間尿儲留。此後，梁啓超多次入協和醫院治療，但已無法醫治，終於還是於1929年去逝。事後，梁啓超的公子梁思成於治喪時，將治療的全過程予以披露，痛斥了庸醫。

杏林高手書法大家

凡醫術高明之人必定是醫德高尚。蕭龍友恩施於人，經常免費為窮苦百姓醫治，而且絕沒有絲毫怠慢，妙手仁心。蕭龍友以人命至重，診病時非常嚴謹，從不旁及其他。診病不分貴賤貧富，問診頗為詳盡，對貧窮患者，常施捨成藥。另外，他招收弟子也很嚴格，非常重視人品，很憎惡那些想假借其名號為招牌者，即使是子弟親戚亦不例外。

蕭龍友一生淡泊，喜歡書畫，80多歲時，仍很敏捷，手不顫抖，尚能提筆撰寫小字。他平日很少用藥，飲食很普通，但從不過量。心胸開闊的他，從不動怒，對待兒孫也十分溫和。他對書畫也頗有造詣，很多人求不到他的書畫，便把他開的藥方珍藏起來，甚至還表起來欣賞。

蕭龍友過世6年後，1966年的一天，他在北京居住的四合院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氣氛中，文革中的紅衛兵衝進了院子進行了抄家。幸運的是，蕭龍友的關門弟子張紹重在此之前將蕭龍友的醫案及部分詩稿搶運出院子，免於浩劫。但一些名人書畫等被紅衛兵抄家時整整燒了半天，全部被毀。如今，這個四合院早已物是人非，沒有了當年的韻味，只有院中的老樹依然青翠，默默記載着一代名醫的如煙往事。

四大名醫之孔伯華

孔伯華（1884-1955），山東曲阜人，是孔子後裔。他少年時隨祖父學醫，秉承家學，刻苦鑽研，對病患十分負責，日積月累，閱歷增多，醫術日益精湛，前來診病者絡繹不絕，而且對一些久治不愈的病患多有奇效，一時間孔伯華聲名遠揚。

瘟疫肆虐懸壺濟世

1910年，孔伯華始入京城，開始了在北京城的懸壺濟世。1917-1918年的鼠疫，是民國以來的第一場大鼠疫。它爆發在綏遠、山西地區，波及到華北及長江流域，遍及近半個中國，疫情十分嚴重，有一日千里之勢。孔伯華和另外幾位中醫大夫夜以繼日，研究治病，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後來，河北廊坊一帶又爆發霍亂，孔伯華又投入到防疫治療當中，每日深入村莊，治癒了大量病患，控制了疫情。其實，對於瘟疫，中醫早有研究，會採用一些清熱解毒的方子治療，扶正氣祛邪氣，主要是依靠提高人體的抵抗力來應對疾病，所以平時的養生預防就顯得尤為重要。

醫術高超發揚中醫

當時的中醫，基本都在藥店坐堂診病，孔伯華也不例外，在醫館懸壺，名鎮京城，很多人天不亮就排起了長隊等待就診。而在用藥上，孔伯華自是有其獨到之處，就是非常擅用石膏入藥，人稱“石膏孔”。石膏屬性寒涼，若用量不當會傷身體，必須因人而異。而孔伯華將這石膏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很多人的老病根都被醫治好了，堪稱一絕。

那時正值西醫開始逐漸傳入中國，出現了一些人開始抨擊中醫，而就在汪精衛政權時，更是提出了廢除中醫的提案。頓時，一時激起千層浪，引發中醫界的強烈反對，各地中醫界代表組織“聯合赴京請願團”，而孔伯華作為華北中醫代表，前往汪精衛政府談判。為了證明中醫治病的有效性，當時找來了12個病人，其中6個由西醫治療，另外6個由中醫治療，看看哪一方的效果更好。結果出來後，由中醫大夫治療的病患效果相當好，標本兼治，令汪精衛也十分折服，於是決定不能取締中醫。後來，汪精衛還親自介紹自己的朋友到孔伯華大夫那裡看病，效果也非常令人滿意，這下徹底令汪精衛心悅誠服。於是，當局收回取締中醫的提案，並同意成立國醫館。

藥到病除名人推崇

孔伯華還是很多名人的指定大夫，尋醫看病非他莫屬。當時的一代名伶孟小冬就是孔大夫的忠實患者。孟小東當時住的地方離孔伯華醫館不算遠，看病也比較方便。她無論大病小災，或是稍有不適，就會請孔伯華診治，孔大夫也總能要到病除。後來，孟小冬到了上海，不久就茶飯不思，沒精打采，但她拒絕別人為她看病，仍然只點名讓孔伯華診病。無奈，杜月笙　　專程連下三道帖子，邀孔伯華前去上海出診，並且還特意派一艘小火輪專門搭載孔伯華到上海。見到孟小冬後，一番望聞問切，孔伯華開出了一劑藥方：焦麥芽、焦神曲、焦山楂，這其實就是非常普通的“焦三仙”，是專門用來開胃助消化的。開完藥方，孔大夫還開解了孟小冬一番，其實，他早已知道孟小冬這個病是因為心情不暢，憂思傷脾，因此導致胃口不好，這時就需要有人跟她說說話，排解煩憂。治好了情志病，再加上藥物助消化，還能健脾，自然是功效加倍，沒用兩服藥就痊癒了。　

民國時期的著名政要周自齊，他曾經留過洋，當過駐美參贊和政府高官，還按照美國標準籌備了最初的清華大學，他對於中醫和西醫都有一定的了解，可是當他生病的時候有時就不知道是看中醫還是看西醫。有一次，他生病住進了北京當時的德國醫院（即現在的北京醫院），原因是他的腿上長了一個大癤子，而且已經化膿了。周自齊同時請來了中醫孔伯華和德國的西醫大夫。按照西醫大夫的意見，直接動手術把腿上的癤子取下來，而孔伯華說吃中醫即可痊癒，無需開刀。中醫可以運用草藥把體內的毒素逼出來，清熱解毒。周自齊聽從了孔伯華的意見，開始服中藥。果不其然，沒過幾天，他腿上的癤子不僅好了，而且還未留下任何疤痕，令周自齊大喜。可是這樣一來，那位洋大夫可不幹了，他怎麼也想不通中醫的苦藥湯怎麼就勝過了他的手術刀呢？失去理智的他衝出醫院就沖孔伯華開了一槍，所幸的是子彈打偏了，孔大夫安然無恙。此事傳遍了大街小巷，再一次發揚了中醫文化。

妙手仁心筆墨生輝

孔伯華醫術高超，他的醫德也聞名於世，他每天的頭10個號是免費的，幫助窮苦百姓看病。不僅如此，還為窮人提供免費的飯食，比如豆漿、米粥、油條之類，不知有多少窮人對他感恩戴德。孔伯華還跟專門的藥店達成了內部協議，窮苦人家的藥錢由孔家買單。其實，那個時候，孔伯華看病所賺的錢還是很多的，基本來自大宅門和官宦人家，但卻未見他過著豪華生活，因為他的錢主要用於三個用途：一是自己平日的家用，二是接濟眾多窮苦百姓，三是用作教育、辦學，將中醫文化發揚光大。

與蕭龍友一樣，孔伯華也是飽讀詩書，並且寫得一筆好字。他對於書法的顏柳歐趙字體可隨意寫來，渾然天成。有趣的是，他對這個病患開方子的字體很可能與另外一個病患的不同，很難想像這竟是出自一人之手，令人欽佩，被傳為美談。

四大名醫之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蕭山縣，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雲南和貴州做過官，施今墨出生在貴州，故取名“毓黔”。從醫以後，自己改名“今墨”，其意有三：其一，紀念誕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習墨子，行兼愛之道，治病不論貧富貴賤，施愛不分富貧；其三，要在醫術上不斷精進，成為當代醫林繩墨。

年幼聰穎立志從醫

施今墨年幼時跟隨舅父學醫，舅父看他勤奮又聰慧，非常喜歡他，並常常教導他說:“良田千畝，不如薄技在身。”他對施今墨言傳身教，細心教誨。施今墨領悟力極高，20歲左右時即以通曉中醫理論，熟知百草，可以獨立行醫。但施今墨的父親一直堅持讓他步入仕途才是正路，於是將他送進了山西大學堂。在那裡，施今墨接觸到了進步思潮，萌生了民主革新的想法。後來，他轉入山西法政學堂，因成績優秀被保送北平京師法政學堂。這時經人介紹認識了黃興，並由黃興介紹加入了同盟會，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其間，他追隨黃興四處奔走革命，並一路行醫看病，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滿清王朝後，施今墨在南京參加了孫中山的大總統就職典禮，並協助黃興制定陸軍法典。

後來時局混亂，袁世凱稱帝，孫中山出走，黃興病故，施今墨便應湖南督軍譚延間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廳長。但那時軍閥混戰，根本無人過問教育，施今墨壯志難酬，後輾轉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長之職。專心醫學的施今墨憑藉其高超的醫術，很快便名滿京城，並研製出了至今都廣為使用的同仁堂“氣管炎丸”。

寵辱不驚起死回生

相傳在民國初年，有一廣東議員，因在議會上與人爭執，大打出手而致暴怒吐血，回去服藥後不但吐血未止，復加便血，幾經診治，不見效果，病情嚴重，奄奄一息，於是便邀請施今墨出診。病患家人將施大夫引至病人房中，待他進屋後家人即將門從外反鎖，並告訴施今墨：“此人救活則放你出來，治死則要你同葬！”施今墨十分震驚，氣氛之餘，還是先看病人。見房間裡的床、帳、被、褥儘是血漬，病人仰臥，頭歪向一旁，面無血色，雙目緊閉，呼之不應，口邊仍有血沫漾出。撫脈細如游絲，似有似無。家人介紹說，前時上噴血下便血，故床帳、被褥、衣褲皆染血跡。施今墨想，血自上出宜降，血自下出宜升，現在上下皆出血，升、降都不適宜，只有固守中州，而固中州唯有人參最良。於是命家人急取老山參一枝濃煎灌服。一時許，病人不再吐血，脈復出。又囑再取一支老山參合人前技中再燉，再頻頻灌服，此次服完，病人氣息稍足，眼可微睜，已復生機。家人對施今墨感恩戴德，再三表示歉意並要重謝，施今墨拂袖而去。

謙和淡泊杏林奇人

施今墨一生讀書極多，博通古今，才高八斗，但他並不是死記硬背，而是善於融會貫通，師古而不泥古，講起醫理既有古人流傳的精華而又具有自己的領悟。他發現古方中有許多起關鍵作用的藥物，往往成對出現，或一寒一熱、或一升一降、或一氣一血、或一散一收，非常符合中醫理論“陰平陽秘”、“以平為期”的原則，起到正反雙向調節的作用。例如“白茅根、白葦根”、“桑葉、菊花”、“車前草、旱蓮草”等等。後來驗之於臨床，發現確實藥少而效果效著，一對對積累起來，形成自己的用藥特點，後被整理成著名的《施今墨藥對》。

施今墨的醫德同樣也被人傳頌，他對同道非常敬重寬厚，從不貶低他人，一切均以病患為重。天津曾傳聞施今墨巧改藥方的故事，被傳為佳話。1944年，施今墨到天津出診，遇金姓富商，被邀請至其家看病。施今墨細觀其人，他面白體豐但乏神彩，聞其聲則氣短言低，望其舌淡而少苔，切其脈細緩無力，有乏力身倦，食不甘味，便下稀搪的症狀。患者說：“前時服天津名醫陳方舟處方三帖，無大效，故改請施先生處方。”施今墨索陳先生處方一閱，是“四君子湯（人參、茯苓、白朮、甘草）”。英雄所見略同，正合己意。病患氣虛，用“四君子湯”補之可謂藥症相合，但因其久虛，需長期服用方可見效，短期內無明顯效果。於是，施今墨說：“此方切中貴恙，照服數劑可愈。”但病人認為已服過並無大效，執意要施今墨重開藥方，施今墨無奈，只好提筆寫下一方：“鬼益三錢，楊木包三錢、松腴五錢、國老三錢”並囑咐連服兩周。病人見藥方已改，遂安心服藥，兩周后病體果愈，甚喜，派人帶禮物來京酬謝，施今墨推卻道：“不應謝我，應謝陳方舟先生，我不過是為他抄方而已。”原來人參又名鬼益，白朮又名楊木包，茯苓又名松腴，甘草又名國老，施今墨所寫仍是四君子湯。從此也可看出施今墨謙恭待人之一斑。他常對學生們說：“人家說我是名醫，其實我這一輩子還是沒見過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還說：“我的經驗都是從為病人治病中得來的，我要還給病人才對得起他們，才覺心安。”

施今墨不僅擅用大方醫治頑疾，還可用小方治療重病，關鍵在於認症準確，用藥得當。曾有人患風濕性心臟病，多年醫治，四處求醫，皆曰不治，後來求診與施大夫處。施今墨細心診斷，卻並未開任何處方，只讓其購買一麻袋松子，每日三次每次一捧，須取松子仁嚼至白乳狀方可咽下。患者遵從囑咐，待一麻袋松子食完，其心臟病症逐漸減輕至消失，再至醫院複查，已經完好如初，驚曰奇蹟。還曾有一年輕人患腰椎骨質增生，腰痛劇烈，行動困難，屢經中西醫治療都不見好轉，後經施今墨診治4次，判定為腎虛所致，即命其回家，每日服枸杞子一兩。一個月後病症減輕，腰痛大減，行動自如，兩個月後，健如常人。十數年後再遇，稱腰痛再未復發，盛讚施今墨醫術高明，杏林奇人。後來，施今墨遭到文革的衝擊，於1969年8月22日病逝於北京，享年88歲。

四大名醫之汪逢春

汪逢春（1884～1949)，江蘇蘇州人，精研醫學，博覽群籍，虛懷若谷，強調辨證施治，在京懸壺，門庭若市，婦孺皆知其名。

言傳身教注重臨床

汪逢春診病嚴謹，對教學也十分嚴格，注重醫德，收徒弟也十分謹慎，要求必須有古代文學基礎，至少讀過《論語》、《孟子》、《古文觀止》等古書，還要寫得一手好字。徒弟在拜師後，每天在跟隨汪逢春學習的過程中，要抄寫底方、病例，可這個工作可不是誰都能做的，必須要有一定的資歷，汪逢春才會允許，可見其對行醫的嚴謹。

汪逢春擅治時令病、胃腸病及婦科病，對於濕溫病多有闡發。他教學注重實踐，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診，讓徒弟們聚在一起討論病例，培養出了一個又一個良醫。汪逢春最佩服清代的醫學名家徐靈胎，常以“故以脈為可憑，而脈亦有時不足憑”教導學生診斷時要謹慎，不要只重脈象，還一定要四診合參。汪逢春還帶領徒弟實習製藥過程，到窯台看鋸鹿茸，到天壇復泰參茸莊去看制茸，他認為醫生必明藥物製法，這樣才能做到心中有數。例如什麼叫酒炒當歸、吳萸制黃連，前胡為何用麻黃水炙等，明乎此，臨證時才能得心應手。汪逢春言傳身教，醫者仁心。他每天必定留幾個免費號給看不起病的窮人。不但掛號費、診療費分文不取，開好方子，簽上字，窮苦病患可去同濟堂免費抓藥。雖是施診舍藥，也都是盡心盡力，絕不含糊。

為人低調謹慎謙和

行醫多年，汪逢春積累下無數病案、藥方，救人無數。徒弟們曾建議他整理醫案，可他為人低調，總推說以後再議。一次，一個常來醫館的老病患就診沒帶底方，幸好之前的底方保存完好，查驗方便，診治也快捷。後來汪逢春終於首肯此事，還再三叮囑弟子“務求其實用，毋事虛飾”。回憶起編輯醫案的經過，其弟子謝子衡說：“我和幾個師兄弟一起商量，決定各自總結一類病例，最後匯總到我這裡總體編輯。大家每晚回去抄錄一部分，我再從中篩選。總結好一部分，請老師審查一部分。”1941年，初稿完成，因汪逢春書齋名叫“泊廬”，取自諸葛亮《誡子書》中“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之意，師生們商定書名為《泊廬醫案》。汪逢春不好宣傳自己，由徒弟們寫了前言，在首頁印製了18個徒弟的名字，當年3月份，付諸刊印。

汪逢春非常重視臨床經驗，他曾說：“熟讀王叔和，不如臨證多”，認為《金匱要略》、《傷寒論》背得爛熟，也不見得會看病，臨床經驗才是最重要的。中醫看病講究因人而異，病人個體差異很大，許多病人的症狀並不像書中所寫的那麼典型，甚至有病人的症狀與疾病灶不符。許多剛入臨床的學生，或年資尚低的醫生，知識很豐富，但診病沒有思路。經驗的積累，是要靠在臨床一點點磨練出來的。只有見過的病症多了，再面對相似的症狀時才會有更廣的思路，才不會遺漏疏誤。汪逢春行醫不圖揚名立萬，一貫低調，只鑽研醫術。“有麝自來香，不必迎風撩衣裳”是他常掛在嘴邊的話。他對病患像對待自己的家人朋友，施仁術，重醫德，數十年來，始終如一。深得老師言傳身教的名醫謝子衡也常以老師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並且常自勉“名利竟如何，歲月蹉跎。幾番風雨幾晴和，愁風愁雨愁不盡，總是南柯。”

汪逢春敬重同道，為人謙和。如遇病人經前醫治療無效者，也積極想方設法扭轉病勢，一旦無望，也不發怨言，不找藉口推卸責任。他常說：“如怨天尤人，自我吹噓，等於自我報復，結果必將一敗塗地。”他從來不宣揚自己，從不登廣告。記得曾有一學生登汪先生去某地出診的廣告，他知道後非常惱火，對該生嚴加申斥，並告之以後絕不可如此。他說，我個人是不主張自我宣傳的，至於技術高低，百姓會給以正確評價的。汪先生嚴格要求學生，雖已考取執照，有的仍不許其掛牌開業，需要再現察一段時間，並囑其小心從事，遇有疑難多向別人請教，千萬不可粗心大意。而且還定期指導學生，討論病例。

吟經頌佛一笑而終

一生信佛的汪逢春，每早五時便起床，誦讀佛經，然後靜心打坐、研讀醫書。自來京城住在江蘇會館起，便題書齋曰“五斗齋”。每天飲食定量，作息按時，雖忙碌卻有條不紊，常年的修行，讓他遇事寵辱不驚，澹泊名利。喜愛收藏的他一生中收藏圖書甚豐，且喜愛古玩字畫，故後書籍歸漢文閣，字畫歸故宮博物院。汪逢春臨終前正在盤腿打坐，一笑而亡，毫無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