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浙江“右派言論”:清朝時農民生活最好 |
| 送交者: LuZhiShen 2011年10月25日08:02:0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1957年浙江“右派言論”:清朝時農民生活最好核心提示: 浙 江有人從長時間的比較中說農民生活的下降:“農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時農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後好,辛亥革命後比蔣介石叛變革命時好, 抗戰前比抗戰後好,現在的農民更不如過去,生活很苦。原因:由於農業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糧徵得多了些,口糧留得少了些,公家積得多了些。”
本文摘自《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 作者:王海光(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 原題為: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 在官方的歷史敘述中,1957年的整風鳴放是因為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趁機向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猖狂進攻,中共中央因此發動了反右派運動。右派分子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在民主黨派內、教育界、文學藝術界、新聞界、科技界、工商界和黨政機關等“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們閱讀1957年的整風鳴放言論時可以看到,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能夠對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提出意見的,只是極少數具有良好文化素養 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的意見是在報刊上作為典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組織全民進行討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論則是反映基層民眾“今不如昔”的 生存狀況的。 特別在基層的“反右”鬥爭中,這類言論可謂車載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論”的主體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對統購統銷、合作化、農民生活和城鄉政策等方面。 言論者並不限於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工人、農民、職員、幹部和其他勞動階層都在其中。這些關於民瘼的大量言論,反映了社會真實的生活狀 況和鮮活的民間輿情,是“右派言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們發自於言論者親身感受的生活現實,其意義並不亞於那些大知識分子的治國宏論。 從中可以看到,廣大民眾對於剛剛進入的社會主義是不認同的。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反右”運動開展之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8、9月間接連下達了在農村和工廠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在工人農民中開展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大辯論。那些散布過不滿言論的幹部群眾都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和處理。 關於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論 本文選取的主要材料來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匯編》(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風領導小組編:《反動論點摘錄之 二》(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資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風辦公室編印:《本市機關、學校右派言論輯 要》(1957年10月);中共大連造船廠委員會整風辦公室編:《大字報匯編(摘要)》(第二輯)(1957年11月);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分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傳部編印:《毒草匯編》第一集、第二集等內部反右資料匯編。 山東的言論反映:“總的說農民生活是苦的,他們勞動強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遠。如果農民負擔不減輕,工農聯盟就成問題。現在農民千方百計進城,國 務院限制農民進城。這是消極辦法,積極辦法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生活改善成問題。”“中央不關心農民生活,於心有愧,是忘 了本”。(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分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第13頁。) 河南的言論反映:“從理論上說農民生活提高了,個別的有所降低,實際上大部分農民生活沒提高,不但上中農沒有提高,有的貧農也沒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農民困苦的言論中,許多言論還用數據說明了工農生活不平等,城鄉差距大的問題。如金華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職工說:“為什麼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華12尺,農民只10尺。糧食杭州30斤,金華27斤。食油城市5兩,農民2兩。總的工人好,農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匯編》,1958年5月,第149頁。) 浙江平湖縣的人說:“解放前除了一般殘廢、懶漢、受天災人禍的以外,大部分農民都是每天吃着三餐乾飯還要加點心,而現在吃粥多了”。(同上) 還有人把農民收入從歷史上進行比較,說:“(農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級知識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級幹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農民連飯都吃不飽,更談不到提高生活,過去還可以借,現在借也無處借。”(同上,第148頁) 浙江有人從長時間的比較中說農民生活的下降:“農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時農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後好,辛亥革命後比蔣介石叛變革命時好,抗戰前比抗戰後好,現在的農民更不如過去,生活很苦。原因:由於農業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糧徵得多了些,口糧留得少了些,公家積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頁) 來自農村的幹部群眾的言論,對拉大的工農差距、城鄉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寧波人說:“工人是共產黨的親兒子,農民是共產黨的乾兒子。政府關心工人、 城市,不關心農民、農村。”等等。實際上,普通工人大都是從農村出來的,對合作化後農民生活狀況的惡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態度,基本觀點與農民和基層幹部並 無多少差異。 大連造船廠始建於1898年,是現代大機器工業的老廠,工人也是地道的產業工人,他們的言論應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鳴放中,大連造船廠的許多工人都反映了農村生活的艱難困苦。 1.工人和農民生活相差太大,農民辛辛苦苦,一年到頭穿不上吃不上。 運搬車間相立春說:“工人和農民生活相差太遠,工人穿料子衣服,但農民連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面,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區農民連粗糧也吃不到。” 動力車間郭鏡太說:“城鄉之間生活水平相差太大,農民每人一年供給360斤麥子,而城市比農村多的太多,農民辛勤勞動一年,應多供給農民糧食,城市、農村生活水平應平等。” 動力車間劉福貴說:“國家應把大批資金投入農民,照顧農民的生活,我們國家農民有五億人口,而工人占極少數,農民生活很苦,一雙鞋補了很多補丁。” 機械車間石兆英說:“農村生活有點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沒有吃的、有的沒有燒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飽,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飽,我看不民主。農民都入社,有的農民說,不如不入社。所以農村男女都願意到城市來,是否應該改善一下農民的生活才對。” 鍋爐車間周平華說:“今年五一回山東,看農村生活苦極了,原因是糧食秋收後又枯了,來年三、四月就沒有糧食,農民到處去要糧也要不來,結果還得餓着,生活就沒有辦法搞。” 電工車間劉殿明說:“現在農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遠,我頭幾天回家看了下,他們都早起晚歸,中間還不歇息。吃的是地瓜葉、地瓜乾等,而且分的糧食還不夠。” 銅工車間李獻貴說:“往年給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給四百斤糧,農民不給工錢,這樣對農民,穿、零用錢從哪裡來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樣,農民吃得地瓜葉和豆餅。” 造體車間王世祿說:“我認為農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農民一年只開兩回支不應該,應該和工人一樣,每月開支。物品分配也不對,如油類等,農民和工人一樣的勞動,但農民很苦,工農聯盟應該一樣才對。” 鍋爐車間於貴長說:“工農相比農民生活太差,這對工農聯盟來說是不好的,現在大多數的農村姑娘到城市來找工人。現在鄉下農民連一文錢都很困難,這樣 工農生活不平等,建議應把農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連造船廠委員會整風辦公室編:《大字報匯編(摘要)》,第二輯,1957年11月,第165、 166頁。) 2.雖然工人和農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車間於作仁說:“我們國家往社會主義走,退回兩年來說吧,我是二級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飯以外,還能買27元的料子褲,現在生活趕不上過去了,買 不起料子褲。過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錢,黨號召增產節約艱苦樸素,不能從人身上節約。國家到社會主義,為什麼我們的生活還不夠社會主義的生活呢?” 造鉗車間張本須說:“我們現在生活沒有1949年的生活好,現在我們工人的工資高,但商品價格比1949年的高,物價漲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體車間崔鳳瑞說:“工資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後物價也漲,不合理,和沒有改以前一樣,如果物價這樣漲下去,人民幣就很快和以前一樣了,過去人民幣一萬元一張,這得十萬元一張,工資改革是:有其名無其實。” 蔣廣海說:“工資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這次工資改革不但生活沒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資多了的時候就給割掉工資,改革叫工人 增加工資,我們沒有增加倒減少,我看這樣做是不對頭的,上級給改革時,都不通過工人,到開工資時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後工資改革,不給工人減就行,物價穩 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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