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伐林: 20世紀經濟學大師誰最偉大？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1月04日15:57:0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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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前校長薩默斯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20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莫過於凱恩斯，下半葉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當屬弗里德曼。但人們還是不免要問：20世紀經濟學界排座次，他們倆到底誰坐首席呢？
◆高伐林 老高按：美國、歐洲和中國面臨的經濟困境，美國兩黨關於應對經濟危機的藥方的爭執，再次將“政府干預”與“相信市場”這兩大思路之爭，重新推到民眾面前。 對於經濟，我本是外行，但2006年底、2007年初，中國大陸一家財經文化雜誌邀約，要我寫幾篇關於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的介紹文章。我一看他們的要求，並未超出一般人應該了解的常識範疇，便答應下來。當時恰逢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去世不久，所以編輯指定要我先寫對弗里德曼的評述文章，就是下面這篇當時用筆名發表的《米爾頓·弗里德曼：二十世紀經濟學大師》。 正是弗里德曼本人說過的一段話，讓我不辭淺陋，來寫這一類介紹文章。他說：“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這些文字，或許在專業人士眼中，講的不過是ABC入門知識而已，但我覺得，中文讀者需要這類信息，若專業人士也能撥冗寫一寫這類文字，對國人定會大有裨益。在此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無疑，美國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一位進入歷史偉人浮雕群的人物。從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到美國前聯儲會主席格林斯潘紛紛悼念的，決不僅僅是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位貨幣主義理論代表、一位美國芝加哥學派領袖。這位身高僅1米6的94歲老人，與拿破崙、鄧小平等身材矮小者一樣，投射在世紀坐標系上的身影堪稱高大。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說過：喜歡弗里德曼，各有各的理由。他自己的理由是，在根本不知他老人家為何方神聖的年代，自己親身觀察和體驗過的經濟生活，就奠定了接受弗氏經濟法則的基礎，那法則只有一句話：普遍的自由導致惠及全人類的經濟增長。 我也有我寫弗氏的理由：他是我妻子的相隔六十多年的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的校友。 弗里德曼是美國第二代移民。在他的雙親十來歲移民美國時，故鄉還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後來一度屬於捷克，又成為蘇聯的領土，難怪現在有人說弗氏應該算俄羅斯裔。 小弗里德曼在新澤西州小鎮長大。全家一貧如洗，居住在由母親經營的一個小服裝店的樓上，父親在毗鄰的紐約曼哈頓打工。在他高中最後一年，雪上加霜，父親去世了。那時的羅格斯大學還不像我妻子讀書的時節擁有了數萬師生員工，而只是一所小型私立學院，但幸虧正在改為州立大學，由州政府提供經費來源，建立優厚的獎學金制度。弗里德曼爭取到其中一項獎學金，才得以不用負擔學費就跨進了大學校門。 弗里德曼這一最初的學歷後來鮮少有人提起，但是這所大學對他來說非同小可。他本計劃主修數學，盤算着將來進保險業當精算師，偶然選修了幾門經濟學課程。羅格斯大學經濟學系當時正有兩位傑出學者任教，對弗氏青眼有加，一位是多年後擔任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伯恩斯；另一位，瓊斯，後來到聖路易的聯邦儲備銀行擔任副總裁。 本科畢業時，他同時獲得了布朗大學應用數學系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獎學金——後者是瓊斯竭力幫他爭取到的。去哪兒呢？弗里德曼幾乎要用擲銅板來決定。正如他後來在一次演講中所感慨的：“當我回想個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歷程時，不禁深刻感受到純粹的偶然在我們一生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詩人弗洛斯特幾行著名的詩句： 雙叉道自黃樹林中分出， 遺憾我不能同時走兩條路， 我選擇人跡較少的一條， 自此面對截然不同的前途。” 最終弗里德曼選擇了去芝加哥大學。他將一半原因歸於環境與時代：1932年大學畢業時，正逢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經濟大恐慌的谷底，最受全民矚目的問題是：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業率？面對燃眉之急，“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應該比應用數學家或精算師更能發揮作用吧！” 福星高照 弗里德曼常說自己走運。他與妻子合著自傳，書名就叫《兩個幸運的人》。“首先，當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運地出生在美國。” 他的諸多幸運之一，是在芝加哥大學第一學期的課堂上，教授以姓氏字母順序來安排學生座位，與20剛出頭的弗里德曼比鄰而坐的，是比他大兩歲的女生蘿絲·德瑞克特。六年後，他們結為終身伴侶，夫婦倆生了一兒一女，兒子戴維後來也成了經濟學家，女兒詹妮特則是律師。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陣容雄厚，個個大名鼎鼎，調教的研究生也都出類拔萃。弗里德曼讀了一年，教統計學及數量經濟學的舒茲教授，向哥倫比亞大學的好友霍特林教授推薦自己這個高足，弗氏獲得哥大的獎學金，一年後又回到芝加哥大學擔任舒茲的研究助理。弗氏後來說，這是“最理想的學習環境組合”：在強調理論的芝加哥大學待一年，到強調製度影響與實證研究的哥倫比亞大學待一年。他的求學、科研受到這兩校學風的綜合影響，兼顧理論與實務：運用經濟學的分配理論來分析解釋各類專業工作的收入，消費函數理論，以及貨幣方面的課題。 從1937年開始，弗里德曼在多所大學任教，二戰期間他在美國財政部的稅務部門擔任經濟研究員，後來又在哥大戰爭研究部從事數理統計。1946年他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從這年開始，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學當經濟學副教授、教授，教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等課程，指導各種經濟學專題的研討會，還組建了貨幣銀行學研究室。一干就是30多年，成為芝加哥經濟學派中的核心中堅。 1951年，弗里德曼獲得克拉克經濟學獎。這一授予40歲以下經濟學家的獎項，在許多人眼中比諾貝爾獎的難度更高。弗氏獲獎讓人嘖嘖稱奇之處在於，當時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還無一問世呢。該獎評選委員們的慧眼令人不得不佩服！ 他來了；他說了；他贏了 上個世紀中葉，經濟學界正是凱恩斯學派的一統天下。 1929年美國經濟崩潰，隨後又長期大蕭條，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認為，僅憑私有經濟本身的力量有效需求不足，走不出低谷，開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藥方。二戰之後，西方國家照這套藥方實現了20來年的經濟繁榮，更讓凱恩斯主義紅極一時。但遠離經濟蕭條後還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經濟政策，惡果逐漸顯現，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西方國家進入滯脹階段，經濟發展緩慢下來，赤字越來越大，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成為那個時代的代名詞。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當時弗里德曼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對美國大蕭條的解釋，認為並非像凱恩斯說的那樣，是美國私有經濟本身的力量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美國政府過於干預經濟運行規律的過錯。他認為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是最重要的。市場經濟具有達到充分就業的自然趨勢，只是因為價格和工資的調整相對緩慢，所以要充分就業需要經過一定時間。政府干預經濟，就將破壞市場機制，造成或加劇經濟動盪。 弗里德曼強烈批評凱恩斯所倡導的財政政策。他認為，貨幣政策才是一切經濟政策的重心。在貨幣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增加開支將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將引起私人投資和消費的縮減，從而產生“擠出效應”，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 弗里德曼認為，根治通貨膨脹的惟一出路是減少政府干預經濟，控制貨幣增長。控制的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要“公開宣布並長期採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 弗里德曼的言論，就像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質疑物質不滅定律和元素周期表，到處遭白眼甚至起鬨。他回憶，像杜克大學那樣優秀的大學拒絕使用他的任何著作——那裡的經濟系教授認為它們不值得購買。 但是他相信真理在自己手裡，以一種極端的姿態鍥而不捨地宣傳自己的主張。斗轉星移，他的見解逐漸占了上風。60年代末，有一次弗里德曼應邀去威斯康星大學與凱恩斯主義者凱澤林辯論，凱澤林一邊念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一邊逐條嘲弄，但是最後卻是弗里德曼博得了滿堂掌聲。 1968年，他終於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人們後來評價：弗里德曼“幾乎獨自一人捍衛了斯密的自由市場的傳統”，“幾乎獨自把經濟學從凱恩斯主義全面勝利的邊緣上拉了回來”。弗里德曼寫下了經濟學界新王接替老王的歷史篇章。 1976年，美國人慶祝《獨立宣言》簽署200周年，經濟學界紀念《國富論》出版200周年，這一年也標誌着弗里德曼的理論戰勝凱恩斯主義、獲得學界承認和歷史折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落到他的頭上。 學說正確與否歸根結底還是得靠實踐來檢驗，弗里德曼的理論真正為社會所心悅誠服地接受，遠在他獲獎之後。他曾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擔任經濟顧問，也曾出任尼克松、里根的競選顧問，並擔任撒切爾夫人和里根政府經濟政策顧問。1979年，撒切爾夫人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將貨幣學派理論付諸實施，奉行了一整套貨幣主義政策；里根進入白宮後提出“經濟復興計劃”，也把貨幣學派關於制定穩定的貨幣增長政策作為主要項目；英、美果然走出了困境。瑞士、日本等被認為成功控制了通貨膨脹的國家，也自稱其成功秘密在於實行了貨幣學派的“穩定的貨幣供應增長率”政策。 貨幣學派聲譽鵲起，弗里德曼更被稱為“反通貨膨脹的旗手”。以前人們認為要取代凱恩斯學派，難度無異於在冬季跨越阿爾卑斯山；但是這時人們套用那段西方著名的報捷詞的句式，來形容弗氏：他來了，他說了，他贏了。 “怎樣才能獲得諾貝爾獎？” 弗里德曼1985年在一次演講中，曾幽默地統計從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以來的22名獲獎者，探究“一位經濟學者應該怎樣做，才能獲得諾貝爾獎”，結論是需有三個條件：22人中並無女性，所以“最重要的條件”是“身為男性”；22人中有12人來自美國，所以“第二是身為美國公民”；這12人中有9位與芝加哥大學有關，不是讀過書就是教過書，另有一位奧地利得主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學教過10年書，所以第三是“大家趕快到芝加哥大學去”！ 前兩條純屬開玩笑，第三項卻道出他身為芝加哥學派宗師的自豪。值得指出的是，在他這次演講之後，又有多名芝加哥大學教授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1年（羅納德·科斯），1992年（蓋瑞·貝克），1993年（羅伯特·福格爾），1995年（小羅伯特·盧卡斯）……足見芝加哥學派在美國乃至西方經濟學界的顯赫地位。 弗里德曼得知獲諾貝爾獎的最初反應，也說明了他對這一群體的看重。當時他正在巡迴演講途之中，抵達底特律演講會場剛跨出車，一位記者伸過來麥克風問：“你對獲獎有什麼感想？”他愣了：“什麼獎？”記者告訴他是諾貝爾獎，問：“你認為這是你學術生涯的頂峰嗎？”弗里德曼立即回答：不是，“我的經濟學家同行對我未來五十年工作的評價，會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麼看我的工作成績，更讓我感興趣。” 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還鬧了一場風波：當弗里德曼起立，準備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獲獎證書時，台下一位觀眾突然舉起“自由歸於智利人民”的橫幅站起來抗議，大喊“資本主義下台，弗里德曼下台”，會場一陣騷亂。 原來，20世紀70年代，智利的阿連德政府推行國有化，經濟出現混亂。1973年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上台，用強力手段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採用的就是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的藥方，是由一批被稱為“芝加哥男孩”的青年經濟學家所策劃的。經濟轉型引起智利失業與貧窮現象嚴重，左翼人士憤而抗爭，皮諾切特鐵腕鎮壓，一些人指責弗里德曼同智利獨裁者有牽連，到頒獎典禮上來抗議。 後來的事實證明，智利雖然獨裁者掌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卻成功了，此後20年，創造了高增長、低通脹和出口繁榮的奇蹟。頒獎典禮上的尷尬，從一個側面表明弗里德曼經濟政策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影響力：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不滲透着他的思想與主張。 弗里德曼的中國情結 在弗里德曼與夫人合著的自傳中，除了美國，另一個占據篇幅最大的國家就是中國。他寫道：“對中國的三次訪問是我們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之一”。 1980年他的來訪是唯一一次由中國官方正式邀請的，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弗里德曼來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劃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用等問題發表演講。這時的中國，改革剛剛起步，人們僅僅知道過去的路行不通，對於未來的道路幾乎一無所知。他發現，中國人對市場運作方式知之甚少。座談中一位將要前往美國考察的副部長竟問他：“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讓弗氏“嚇了一跳”。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誰負責物資分配的經濟體制是怎樣運轉的。 1988年，弗里德曼第二次訪華。這是最重要的一次——不僅是由於弗氏在中國改革持續深入情況下，與當時中國主要領導人見面交流，他的自由經濟觀點更清晰地傳遞給了中國決策者，而且由於訪問範圍更大，他對中國有了更深入的觀察和了解。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訪了許多蓬勃發展的商品市場，真實感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也看到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面對的核心問題：政府是否願意放權。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訪華，訪問了北京、上海、成都和重慶等地，中國改革經歷了反覆以後重新急速上路，私營企業、民間商業的發展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時中國政府的改革方向與他前一次來有所不同，開始強調日本、韓國式的對經濟的控制。弗氏是無法同意這一點的。 弗里德曼近距離觀察到了三個不同階段：剛剛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出來的中國，極具不確定性的中國，以及經濟道路基本選定的中國。他見證了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的變遷。在弗氏遞給中國人的菜譜中，主菜永遠是反對政府干預、發展自由市場，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人，包括能決定中國發展道路的人。他並沒有取得完全成功——中國的改革里程畢竟遵循自己的邏輯，然而，中國踐行的方向，無疑是充滿競爭活力的市場經濟。 2004年6月，《華爾街日報》在對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進行調查時，問弗里德曼： 您認為從現在起的75年內，哪個經濟體會成為全球最大？ ——中國。 哪個經濟體在經濟政策方面做得最好？ ——中國香港。 今天的中國在社會轉型中出現不少問題，有人認為是市場化改革惹的禍。市場固然不是萬能，但弗里德曼已雄辯地論證，市場手段在絕大多數場合仍是更好的選擇。市場化中的問題大都需深化市場體制來解決，弱勢群體可以從市場運作本身獲得救濟力量，強勢者也能從市場運作本身中得到提醒來糾正。 舉例來說，弗氏提出過“負所得稅”的點子：收入低於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窮人可以得到轉移支付，其數額就是收入和起征點的差額。這個思想完全是基於自由市場運行規律。有人認為，它遠比眼下實行的“最低工資”深刻和有效，“最低工資”不會提高窮人任何福利，只是抬高全社會的通貨膨脹。 再如，教育是中國當前社會不滿較為集中的領域，弗里德曼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教育券”的解決思路：政府想改善教育，補貼貧困學生，就應該給學生可以在任何學校使用的“教育券”，補貼到“人”，而不是補貼到“學校”，學生可以拿着“教育券”去沖抵學費，學校再到政府兌現“教育券”以獲回報。“教育券”的好處在於在公共領域中引入了競爭機制：學生拿着“教育券”必然會選擇效率更高、服務更好的學校，由於“教育券”是學校收入的重要來源，學校將會面臨空前競爭的壓力，從而竭力為學生和家長着想。 鼓吹自由選擇的哲學家 哈耶克（一譯海耶克）說得好：“只是個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就不可能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之所以被稱為“偉大的經濟學家”，除了他在學術上建立和完善了自由市場理論體系，還在於他能文善辯，以哲學家、媒體專欄作家的形象出現，通過報刊、電視等大眾媒體，架設了一座從嚴謹學術闡釋到自由理念傳播的橋梁。 弗里德曼的善辯，有前總統里根的秘書舒爾茨的話為證：“每個人都喜歡與米爾頓爭辯，尤其是當他本人不在場的時候。” 眼下在中國，學者上“百家講壇”之類電視屏幕解說學術話題成為時髦，也引起“教授明星化”的擔憂。而早在40年前，弗里德曼就認為，國家權力的集中必然損害公眾的自由，而不少民眾對政府十分迷信，一旦出現經濟問題又歸咎於政府，因此有必要深入淺出地向民眾普及經濟學理念。1966年至1984年近二十年間，他為美國《新聞周刊》撰寫兩周一次的專欄，用經濟學原理分析涉及公眾的事件；1980年，他親自登場錄製了10集介紹自由經濟理論的電視系列片《自由選擇》，在美國公共電視台連續播放10周，每期節目都以弗里德曼演講開始，隨後是支持者和反對者激辯，題目則包括“誰保護消費者？”“誰保護工人？”等等，轟動全國。不少電視台預留最佳時段，紐約市的電視台甚至以之來對撼收視率歷來甚高的橄欖球決賽。1989年之後，他又重新修改節目，縮減成5集精華，邀請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和前總統里根等作主持。 弗里德曼從書齋中走出，用報刊專欄、電視這些大眾媒體，宣傳大市場、小政府，影響了不止一代美國人。他抨擊福利政策和中央計劃經濟模式的危害，把“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句話發揚光大，使得長期以來，不少人都認為是他的發明。1988年他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及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筆者從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緒論《自由與政府的限度》的第一段，就領教了他的邏輯力量。中國人多記得肯尼迪總統就職演說中的警句：“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弗里德曼卻斷言：這句話前後兩部分，都不能正確表示“自由社會中的自由人理想的公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前半句“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是“家長主義的”,“意味着政府是保護者而公民是被保護者。這個觀點和自由人對他自己的命運負責的信念不相一致”；後半句“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則“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則為僕人或信徒”。弗氏指出：對自由人而言，國家是組成它的個人的集體，而不是超越在他們之上的東西，“他把政府看作為一個手段，一個工具”，自由人既不會問國家能為他做些什麼，也不會問他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他問的會是：“我和我的同胞們能通過政府做些什麼”，以便盡到我們個人的責任，以便達到我們各自的目標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自由。 在弗里德曼看來，對自由最大的威脅是權力集中。他自問自答：如何從政府取得好處而又能避免威脅自由呢？那就有賴於憲法中體現的兩大原則：“首先，政府的職責範圍必須具有限度”，“第二，政府的權力必須分散”。 20世紀經濟學家誰最偉大？ 哈佛前校長薩默斯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20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莫過於凱恩斯，下半葉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當屬弗里德曼。但人們還是不免要問：20世紀經濟學界排座次，他們倆到底誰坐首席呢？ 在論文被引用次數上，弗里德曼在20世紀的經濟學家中排名第一。在1998年美國年度經濟會議上，150名經濟學家投票評選出凱恩斯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但若以“最偉大”評價，弗氏則成為第一。《時代》周刊評選“20世紀經濟學人物”，幾經斟酌選定了凱恩斯，不過主編諾曼·佩爾斯廷表示很希望弗里德曼能勝出。他評價弗里德曼“人矮卻站得高”，“清楚地說明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和政府過度干預的危險”。 弗里德曼本人於2004年對《華爾街日報》提問“誰是除您之外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答曰：“凱恩斯”。 看來，他們二人在上個世紀兩峰並峙，而且雙水分流還將流到這一世紀和未來世紀。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中，比較了這兩個巨人的主張及其利弊功過之後說：凱恩斯和弗里德曼“都不是贏家，也不是輸家：今天的正統經濟政策，是兩人學說的綜合體”。 有人曾形容經濟學的潮流就像巴黎的時裝，總是在復古與創新之間搖擺，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其實，這更像辯證法所說的“螺旋式上升”。凱恩斯主義否定了自由市場經濟，弗里德曼所創立的現代貨幣主義又取代了凱恩斯主義，但是它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經濟難題。 就在弗氏辭世之時，他的著名論斷之一“通貨膨脹的唯一原因來自印刷廠”就正受到來自網絡虛擬世界的衝擊。虛擬貨幣誕生的初衷是為了激勵玩家並方便網上交易，但目前虛擬貨幣逐漸進入傳統商業領域：購買商品、下載MP3，甚至購買“超級女聲”的投票權。網絡遊戲允許玩家轉讓虛擬財產，使投機者有機可乘，通過多種形式以低價收購虛擬貨幣，然後再以高價賣出牟利，從而形成由虛擬貨幣到現實貨幣的回流。據估計，中國虛擬貨幣市場規模已達每年幾十億元，並以15-20％的速度增長。 這使弗里德曼理論陷入兩難。按照他的自由主義經濟觀點，政府不應過多干預虛擬貨幣；但如政府不加以干預，卻會由於虛擬貨幣與現實貨幣雙向流通機制的存在，打破“貨幣供給率與GDP增長率”應保持一致的貨幣主義論斷，濫發虛擬貨幣也會推動現實的通貨膨脹。 弗里德曼已經駕鶴西去。他的兩段話卻讓我品詠再三，回味無窮： ——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我曾不只一次參加包括由經濟學者以及其他領域學者共同組成的團體，我一再發現，當任何議題開始討論大約十分鐘之後，所有的經濟學者會逐漸站在一邊，共同對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經濟學者是左派、右派還是中派。 附註：向各位讀者推薦一個非常好玩的視頻《海耶克大戰凱因斯》： 兩位學者運用rap互相駁難爭辯，視頻是英文，但有中文字幕，通俗生動地（當然不免簡單化！）“唱”出了要“控制市場”和“讓市場自由”的兩大流派之爭，對於我這篇文章所簡要介紹的內容，可作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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