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非常重視宣傳工作，從建黨之始便辦刊、辦報，一批原來白色報人在不滿蔣介石政府後，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紅色報人。通過國統區的報紙宣傳革命理論、鼓動起義，罵政府不夠民主及政府腐敗無能。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令這些人始料不及的是，共產黨對輿論的極度鉗制，遠遠在國民黨之上，媒體喪失社會公器地位，淪為黨的“喉舌”，媒體人喪失獨立人格，成為“黨狗”。嚴重的造假和服務政治，使新聞背離其本質，反覆無常的政治運動使不少媒體人，或成“替罪羊”被整治，如姚文元、戚本禹，或本身就是運動對象，如范長江、儲安平，從反右、文化大革命大批媒體人自殺，到“六四”人民日報成“自由化黑窩”、上到社長錢李仁被解職，記者劉賓雁被通緝，中央電視台杜憲、薛飛被“下崗”，到今天，為人民發聲的記者多人被判刑、被殺害。這在世界新聞史上從未有過。

本報聚焦中國大陸新聞人，讓讀者通過歷史與現實的真相，看中國新聞的迷失與覺醒，偏離與歸正，為中國的新聞自由而呼。】

瞿秋白第一次把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狀態報導到中國；主編《新青年》、《前鋒》；創辦主編中共第一張機關報《熱血日報》；被俘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紅色中華》報總編，當之無愧的第一紅色報人。

然而，這個宣傳馬、列、斯、毛，二度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在臨終前，留下遺書《多餘的話》，深刻剖析了一個知識份子如何被共產主義終極理想所吸引走入共產黨，之後在真實的現實中，面對共產黨殘酷的對外對內鬥爭，在黨的忠誠、服從原則下靈魂分裂，直至成為放棄獨立思想的“演員”，一邊宣傳着共產黨的主張，一面懷疑着用階級消滅階級，用不美好到達美好的邏輯，厭倦階級性否定人性，最終，反省自己的精神歷程和生命軌跡，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身份，否定自己是布爾甚維克，而自我認定為一個“文人”。期待“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歷史的誤會”登上政治舞台

瞿秋白認為自己捲入政治，完全“是歷史的誤會”。1917年，“為謀一碗飯”，瞿秋白學習俄文；1919年，對共產主義最終理想發生好奇心和研究興趣而參加李大釗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作為《晨報》、《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而來到俄國，私下裡想看一看那個“新國家”，尤其好好研究一下俄國文學；在俄國餓了幾個月之後，瞿見到了演講的列寧，為“應付報導”，很用心的看俄共的報紙，“並沒有想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當俄國為中國共產黨在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卻找不到一個俄文翻譯，於是瞿秋白變成了包括劉少奇、張太雷等人的老師和翻譯，張介紹其加入共產黨。為了教學，開始“不得不”研究馬克思主義。1922年，陳獨秀到俄覲見，瞿做翻譯，受陳邀請回國。在國內寫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列寧與斯大林，又在中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講馬克思主義。起初尚有餘暇研究文藝，後來越來越多的投入政治工作，對此，瞿秋白自述心情“悵然若失”。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俄國特派員認定中國第一位總書記陳獨秀“右傾”，被趕出黨內，瞿秋白主持工作，他只管講主張，具體軍務、事務一概放手，這大概在全世界共產黨領袖中獨樹一幟。1930年，他也因沒看清李立三而被免除中央領導職務，1931年6月在最高領導出事後，再次成為“代頭”，後再度赴俄，回國後在上海做了一段愜意的文人，1934年，受命來到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抓教育。他身上的文人特徵，仍無法為共產黨所容，終於，在紅軍長征時，高度近視、患肺病咳血的瞿秋白，被強留在江西“打游擊”，沒有懸念的落入國民黨之手，拒絕勸降而從容赴死。

馬克思主義和知識份子的對立

瞿秋白祖籍江蘇宜興，瞿家是一個書香門第，世代為官，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擅長繪畫、劍術、醫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業，經濟上依賴在浙江做知縣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濟。母親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於詩詞。瞿秋白是家中的長子。由於家庭陷入經濟困境，1915年冬，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輟學。農曆正月初五，母親金璇服毒自盡。瞿秋白一家人分別投親靠友，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資助，西赴漢口，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1917年進京，在外交部學習俄文。

在他少年時，讀的是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十六、七歲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後是宋儒語錄，隨後是佛經、《大乘起星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梁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二十一、二歲，瞿秋白從托而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文化中有大同社會的理想，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瞿秋白認為這同自己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致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着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着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所謂的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

最初，這“自相矛盾”的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只是使瞿秋白覺得有趣，而現實中，共產黨“殺人放火”的行徑，與黨內激烈的鬥爭，完全違背了傳統文化和西方正統文化的價值觀。違背了瞿秋白心中的理想：“和和氣氣的過日子”。在十五年後，瞿秋白清醒的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暴力革命與階級鬥爭，與“凡是人，皆需愛”的儒道，慈悲為懷的佛家，與博愛寬容的基督精神是對立的；絕對服從的共產黨組織原則與莊子的逍遙、西方的人權、自由精神，與傳統文人的風骨、西方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是對立的。由此，共產黨本能的把知識份子視為敵人。

拋下紅色後的靈魂回歸

瞿秋白深刻而坦白的剖析着自己，不為辯白，也不為求生，這沒有任何現實目的的解析，只為靈魂——被共產黨所否認的東西，最終安寧。

在精神的二元衝突中，瞿秋白萬分疲憊，他曾以“放棄思想”消極對待，“我在十二分疲勞和吐血症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爾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瞿秋白的知識份子精神“死了”。然而，歷史的玩笑使成為囚徒的瞿秋白精神再度復活了。被捕後，瞿秋白看起詩詞，也開始回看自我。　　

“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着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地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地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着，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人生的最後，他沒有推薦任何馬、列、斯、毛的學說，而是推薦了包括《紅樓夢》、《安娜‧卡里寧娜》的幾本文學作品和中國白色的豆腐。

故事並沒有在他身後完結，因為《多餘的話》瞿秋白在死後曾被打成叛徒。被他稱為“生命伴侶”的妻子楊之華——瞿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沒死在國民黨的槍下，而是在“文革”中被逮捕，1973年被迫害致死。女兒瞿獨伊在新華社任記者，1968——1978年，蹲牛棚十年。

瞿秋白沒有出賣任何人和情報，他只是在內心與共產黨決裂了，歷史證明這個決裂坦蕩而清醒。

備註：文中引文均出自瞿秋白《多餘的話》。

編者按：11月8日是中國大陸的記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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