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與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變

1947年當美國和蘇聯進入冷戰後，聯合各自的盟友並且組建國家集團以鞏固自己的陣地和加強與對方的爭奪，便成為美蘇雙方進行冷戰的必然步驟了。以美國為 首的西方國家從實施馬歇爾計劃入手，以抵禦蘇聯威脅為名，由締結布魯塞爾條約(1948年)發展到建立北大西洋公約集團(1949年)。北約實際上就是一 個以美國為首的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為敵手的西方國家的軍事政治集團。與此同時，蘇聯則以共產黨情報局和莫洛托夫計劃為政治和經濟基礎，開始建立以它為首的蘇 聯東歐國家集團。

戰後初期蘇聯在東歐國家實行的聯合政府的策略，在美蘇對立愈益激烈並發展為冷戰的新形勢下，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在作為蘇聯勢力範圍的東歐國家裡，讓那些得 到西方國家支持的資產階級政黨繼續與共產黨在聯合政府內共同執政，無論怎樣都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既可能威脅東歐各國共產黨在聯合政府中的既定地位，又可 能動搖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為了組建一個堅強穩固的蘇聯東歐國家集團和確保蘇聯的安全帶，東歐國家內部的多黨聯合政權的畸形局面必須結束。這是蘇聯由大 國合作政策轉變為集團對抗政策的必然要求。換言之，也是蘇聯方面進行冷戰的需要。1947~1948年，大多數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通過各種政治手段結束了多 黨聯合政權的局面，確立了單獨執政的地位。

但是東歐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並不是整齊劃一的。如果說在大多數東歐國家由多黨聯合政府向共產黨一黨政權的轉變進行得相對迅捷和順利的話，那麼在捷克斯洛伐 克斯洛伐克這種轉變則顯得較為困難和複雜。其主要原因，一則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資產階級政黨力量比較強大，二則是捷共一些領導人存在着通過議會活動來奪取政 權的想法，對運用極端方法奪取政權顯得優柔寡斷，由此就使得捷的政權轉變過程中充滿了艱難曲折的鬥爭。蘇聯始終關注着捷國內政治鬥爭的進程。在捷共與非共 政黨的鬥爭進入關鍵性的時刻，蘇聯及時地對捷政局進行了干預，特別是以幫助和監督的形式，促使捷共由彷徨遲疑轉為果敢堅定，從而最終把非共政黨徹底地趕出 了政治舞台。


一 二月事變以前捷共與非共政黨的鬥爭


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情在東歐國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戰前捷的經濟發展水平就居於東歐國家的前列，資產階級力量比較強大，民主傳統也較為濃厚。戰時 (1943年)捷總統貝奈斯就與共產黨達成了協議並建立了民族陣線。戰爭末期(1945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成立了捷民族陣線政府。總統仍為貝 奈斯，總理是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費林格，副總理之一是捷共領導人哥特瓦爾德。戰後在1946年5月的大選中，捷共以獲得38%的選票贏得了勝利，成為第一大 黨。隨後成立了以哥特瓦爾德為總理的聯合政府。

在戰後初期建立的東歐國家的聯合政府中，共產黨一般來說都占有較大的優勢。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聯合政府內，共產黨與其它政黨在力量對比上卻顯得較為平 衡。國家元首是非共產黨人(貝奈斯)，而總理則是共產黨人(哥特瓦爾德)。在29名政府成員中，共產黨人占12名，其餘為社會黨、國家社會黨、天主教人民 黨和民主黨的代表。另外還有2名無黨派人士(外交部長馬薩里克和國防部長斯沃博達）。

對於二月事變以前捷共在國內外政治鬥爭中的表現，蘇聯基本上是不滿意的。蘇聯曾經多次派人前往布拉格觀察和了解捷國內政治鬥爭的情況。他們得出的結論是， 捷共與反對派的鬥爭中並不占據優勢，而且鬥爭的手段也不夠堅決有力。此外，捷共在國際政治鬥爭中與蘇聯的步伐也不是協調一致的。

1947年下半年，當其它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基本上已砸碎聯合政府體制的枷鎖而掌握全部政治權利時，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仍然在政治舞台上與其它政黨 同餐共寢。當斯大林下令不得參加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時，其它東歐各國共產黨齊聲應諾，只有捷共一人出頭違抗禁令，說與會的決定已經公布，若要收回決 定政府不會支持我們(共產黨)。結果惹得斯大林把捷共領導人召來莫斯科反覆訓斥後才使捷共領導人改變想法。[1]從當時捷克國內的政治力量的對比來看，捷 共在聯合政府里還沒有絕對的發言權和控制力。受其它政黨的掣肘，它無法不拆不扣地去執行斯大林的命令。而蘇聯之所以改變原來同意東歐國家參加會議的計劃， 其原因之一就是捷共沒有完全掌握外交部門的權力(外交部長馬薩里克是與國家社會黨有聯繫的無黨派人士)，並且代表捷克參加巴黎會議的捷駐法國大使又是一位 非共產黨人的保守派人士。

1947年7月，在斯大林的訓斥和壓力下捷撤消參加巴黎會議的決定和拒絕馬歇爾計劃，是捷多黨政治的分水嶺。它意味着捷已開始被納入了正在形成中的蘇聯東 歐集團之內，同時也預示着捷聯合政府的體制即將結束。在這個過程中，蘇聯一開始就立場明確而又堅決，即支持、幫助和督促捷共與非共政党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 直到把它們從捷政治舞台上徹底地清除出去。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則對捷國內鬥爭缺乏一項明確的對策，對非共政黨的援助顯得猶豫不決和軟弱無力。

從這年夏天起，捷共開始對自己的政治對手發起進攻。捷共依靠工會等群眾性組織和團體，組織各種集會、遊行和警告性罷工，引導群眾尋找敵人、間細、怠工者和 投機分子等，並且給反對派貼上“反革命的”、“反動的”和“破壞共和國”等標籤。[2] 而國家社會黨則在同年7月召開秘密會議，籌劃聯合其它政黨建立反共陣線。9月中旬，共產黨控制的內務部宣布破獲了斯洛伐克的“反國家的陰謀”。據稱斯洛伐 克的反共活動家捲入了這起陰謀。[3]

蘇聯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密切關注着捷國內圍繞着控制政權所進行的激烈鬥爭。1947年6月底，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工作人員古利亞耶夫專程前往布拉格轉 交日丹諾夫就法共被趕出政府致多列士信函的複本。回國後古利亞耶夫向斯大林等人提交了一份關於捷國內局勢的分析報告。報告嚴厲批評了捷共在與非共產黨鬥爭 中的軟弱立場。報告說，“該國的政治形勢的特徵是各黨之間的鬥爭非常尖銳，得到盎格魯—撒克遜人支持的反動分子相當活躍。他們的講話明顯地帶有反共和反蘇 的特徵，吹噓美國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中的並不重要的功勞，讚揚美國和英國民主的優點。”至於捷共的政策，報告指出，共產黨人揭露反動派及其外國朋友的宣 傳是有限的，因為共產黨“並不總是以應有的方式來估計反動政黨的敵意宣傳和大量言論所帶來的危害”。報告認為，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不善於掌握國家機器： “共產黨人在國家機關甚至由他們領導的政府一些部中的數量很少。例如，在由諾賽克領導的內務部中，在48名部局和分部的領導人中，共產黨只有14人，在財 政部擔任領導的75名工作人員中，只有5名共產黨人，在其它政黨掌握的部中情況就更壞了。如，在國家社會黨人勞什曼擔任部長的工業部里，131名擔任領導 職務的人中只有13名共產黨人，在外交部里51人中只有7名共產黨人，在司法部里只有2名共產黨人，他們甚至只是擔任次要的職務。” 而在國家機關的中下層部門裡，“反動政黨國家社會黨的影響”占支配地位。由此，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領導人主要的活動是集中於奪取議會中的多數，而 同時卻並沒有採取堅決的措施來摧毀反動派在國家機關、軍隊、農村和中產階級等中的最重要的陣地。結果這支擁有良好的組織機構的百萬人的黨沒有動員起來以應 有的措施與人民民主的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4] 古利亞耶夫的報告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嚴重不安。在隨後由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撰寫的報告中對捷各部領導人的黨派屬性進行了分析。報告指出，在捷165 名各部門領導人中，只有42名共產黨人，在更小的機構領導人中非共產黨人和共產黨人的比例是858：154[5]

儘管事實上捷共在國內鬥爭中並非無所作為，但是在1947年特別是下半年美蘇冷戰已經開始的那種尖銳的國際形勢下，捷共竟然還熱衷於議會活動而不採取堅決的鬥爭手段，難怪蘇聯要指責捷共“太溫和”。[6]

1947年底，蘇聯駐捷使館在一份關於捷國內政治形勢的報告中批評了捷共的行為。報告說，右派政黨使共產黨人經常處於一種被孤立和針對共產黨人的勾結的恐 懼之中……共產黨人害怕受到孤立，有時對右派政黨作出過度的讓步。例如，共產黨人未能在學校中貫徹新法律，沒有在國家機關和軍隊中進行清洗。[7]

鑑於捷共的表現，蘇聯對捷即將到來的國內選舉感到擔憂。蘇聯使館的一份報告說：“共產黨人在現在和1948年直到選舉前還將更加困難，因為社會民主黨代表 對他們的支持將愈益減少，並且通常來說，會反對他們……在斯洛伐克的情況將更加困難，在那裡共產黨完全是少數，民主黨實際上決定着斯洛伐克內部生活的所有 問題……現在所有政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將進行的選舉上……完全有理由設想，如果選舉前一直到群眾中努力進行工作，共產黨人在即將進行的選舉中就能獲得應 得的多數選票。” 但是，“ 得到西方代表積極支持的該國內部的反動派仍然認為，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右派政黨在即將進行的選舉中獲得多數和把共產黨人趕出政府的所有條件。”[8]

捷共個別領導人對1948年春天將要進行的選舉也感到不安。如，1948年1月，捷共領導人之一的久里什在致聯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擔心捷共有可能遭到與法國和意大利戰友們的同樣下場(意即捷共也將被趕出政府)。[9]

而捷總統貝奈斯和其它非共產黨政黨以及西方國家對捷國內局勢的發展卻並不持樂觀態度。一方面，他們對共產黨人可能採取的行動已有所預料。例如，貝奈斯在 1947年9月10日同國家社會黨代表談話時指出，“不能排除他們(共產黨人)發動叛亂的企圖。”[10] 9月30日，美國駐捷大使斯坦哈特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說，“莫斯科現在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表現出比以往更大的興趣，可能它竭力要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儘快地完全聽命於克里姆林宮。”[11]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共產黨人採取行動，非共產黨政黨和西方國家將如何動作？貝奈斯總統清楚地知道，單憑他和其它非共產黨政黨的力量是無法與得到蘇聯支持 的共產党進行抗爭的。因此他完全寄希望於西方的援助。1947年夏天他對回國的捷駐瑞典大使塔博爾斯基說，“許多事情取決於美國人和英國人。”“只有當蘇 聯的推進被西方的武力顯示所阻止，我們才能保全自己。”[12] 貝奈斯確信：“如果西方表現出信心和堅強，那我就沒有可擔憂的。那樣我們就能保持平衡。我想，西方吸取了慕尼黑的教訓，綏靖和犧牲別人最終是不會得到回報 的。”[13] 然而後來的事實表明，這一次貝奈斯總統的想法又錯了。西方國家雖然不希望捷被納入蘇聯勢力範圍內，但是，它們對捷局勢的發展並沒有明確的對策，也未打算給 捷非共產黨政黨提供有力的支持。這一點，早在6月2日議員霍拉就曾援引杜魯門總統和美國大使斯坦哈特的話說：“當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直截了當地問道：如 果共產黨發動政變，西方將怎麼辦？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指望我們會給超過道義援助的東西。”[14]

這裡有必要一提的是，1947年夏末，捷國內發生的嚴重旱災加劇了國內的緊張局勢和政黨之間的鬥爭。非共政黨借經濟困難之機向共產黨發難，指責共產黨拒絕 馬歇爾計劃並對蘇聯和蘇捷關係提出批評。與此同時，共產黨和反對派政黨分別向蘇聯和美國發出了請求援助的呼籲。對此蘇聯和美國表現了兩種載然不同的態度。 當年秋天，蘇聯就向捷運來了穀物。蘇聯的援助增強了因它強令捷拒絕馬歇爾計劃而下降的威望。[15] 相反美國卻袖手旁觀，拒絕援助，並且坐待局勢惡化。[16] 蘇聯和美國對捷饑荒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對捷國內的政治鬥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捷共對蘇聯的援助大肆宣傳，同時攻擊美國的行為是“利用饑荒扼殺人民民主國家的 帝國主義豺狼的企圖”。[17] 而具有反共傾向的捷外交部長馬薩里克則十分沮喪地說，“華盛頓和倫敦對我（沒有參加巴黎會議）的處境一點都不理解，他們不答應給我們所請求的貸款和援助是 極為嚴重的錯誤。”[18]

當9月的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大會上擂響了進攻的戰鼓後，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就曾表示有必要在近期內對反對派進行決定性的打擊。[19] 同年11月，捷共中央全會討論了對非共產黨政黨實行打擊的幾種方案：1)，在未來的選舉中爭取獲得51%的多數選票(上次大選得票率為38%)，從而可以 使捷共單獨組建政府而不需要與其它政党進行合作。2)，促使非共產黨政黨發生分裂，使它們擺脫右翼領導人的控制，從而使它們馴服於共產黨。3)，改變民族 陣線的現行結構(意味着共產黨占支配地位)。[20] 但在共產黨和其它政黨力量較為均衡的情況下要獲得一半以上的多數選票，是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的。而且全會認為，捷共的對手將會在1948年5月的選舉前發動 政變。因此，第一種方案自然就被否定了。最後會議在後兩個方案的基礎上制定了行動綱領，即：依靠非共產黨政黨內部的左翼，團結國內所有的左派力量，孤立民 族陣線中各黨的“反動派”。[21] 與此同時，非共政黨也在積極準備奪取政權。11月，在社會民主黨的會議上，中間派人士勞斯曼取代左翼領導人費林格擔任黨的主席。12月底，勞斯曼與國家社 會黨領導人舉行秘密會議，表示要聯合起來為“捍衛議會民主、公民自由和權利”而鬥爭。[22]

二 佐林前來布拉格與捷共採取堅定行動


此時的布拉格，共產黨與其它政黨之間的鬥爭氣氛越來越緊張。為了尋求支持和削弱對方，雙方都在政府中採取相互對立的行動和措施。捷共領導的國內貿易部、財 政部和農業部分別提出了取消了紡織品私人貿易、合併所有銀行以加強對全國的財政控制和進行新的土地改革。這些措施有助於贏得廣大群眾的支持並讓其它反對的 政黨站到對立面上去。國家社會黨為了擴大其支持的基礎，建議大幅增加公務員的薪水，捷共則竭力反對。1948年2月10日，該議案在政府會議上獲得通過， 使共產黨遭到了自聯合政府成立以來的首次重大的失敗。[23] 這自然又使聯合政府內部的鬥爭更加激烈。
三天后，2月13日，國家社會黨人、司法部長德爾蒂納在政府會議上，指責共產黨的內務部長諾塞克[24] 解除布拉格地區的8名高級警官的職務並代之以共產黨人。總理哥特瓦爾德認為這是內務部長職權範圍內事情。於是政府中的非共產黨部長聯合起來以多數票通過決 議，責成內務部長撤消調換警官的命令並於下次的2月17日的會議上匯報執行決議的情況。但是內務部長拒絕執行決議。雙方處於針鋒相對的狀態。
捷共按照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各黨協調行動的規定，向蘇聯駐情報局代表尤金通報了捷國內的最新事態。而國家社會黨等政黨的領導人則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駐捷使館 頻繁往來。2月17日，國家社會黨、人民黨和斯洛伐克民主黨領導人達成了三黨聯合行動的一致意見。在當天的政府會議上，他們堅持要求執行13日會議關於撤 消調換警官的決議。會議再次不歡而散。
2月18日，國家社會黨領導人前往總統貝奈斯那裡謀求支持。總統的鼓勵是：“你們可以指靠我”[25] 而捷共則到人民中間尋求支持。當天晚上，捷共通過電台向全國發表宣言，譴責資產階級政黨製造政府危機和企圖奪取政權，號召全體勞動人民粉碎反動派的陰謀。 國內局勢的急劇變化已經使捷共領導人認識到採取非議會手段奪取政權的必要性。[26]
在捷局勢發展的關鍵時刻，回國休假的美國駐捷大使斯坦哈特和蘇聯前駐捷大使、副外長佐林於2月19日先後抵達布拉格。斯坦哈特下機後立即宣布美國將向捷提 供2500萬美元的信貸。[27] 他對記者表示，他堅信共產黨人統治政府的喪鐘敲響了，捷克斯洛伐克很快就會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並同美國建立密切聯繫。[28]
佐林到達後出言十分謹慎，稱他來捷的使命是：監督蘇聯向捷運送的小麥的交貨和參加即將舉行的捷蘇友協會議。[29] 接着他從機場徑直去探望正在患病的捷外長馬薩里克。佐林先是以溫和的語調安慰馬薩里克，說斯大林完全信任他。同時要求他理解蘇聯政府的立場。佐林坦言， “我們對你們國家發生的事情非常不安，所以我們不能漠然處置。”[30] 佐林在捷交通部長那裡的談話更為露骨，他對部長秘書說，捷政府危機是非常嚴重的，蘇聯無法理解貝奈斯總統的立場，要知道他事實上已經在對抗“人民的意 志”。佐林感到驚奇的是，貝奈斯總統對這麼簡單的事情竟然不理解，即蘇聯是站在哥特瓦爾德和捷共一邊的。[31]
隨後，佐林會見了捷共領導人哥特瓦爾德。據佐林自己說，他“向哥特瓦爾德轉達了勸告：要更加強硬，不要對右派讓步，不要動搖，他(哥特瓦爾德)無疑是領會了”。[32]

捷國內的局勢繼續在惡化。第二天(2月20日)，國家社會黨、天主教人民黨和斯洛伐克民主黨的三黨12名部長拒絕出席政府會議並向貝奈斯總統提交了辭呈， 遂引起了捷政府危機。佐林立刻與哥特瓦爾德和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舉行了會談。佐林敦促他們果斷地行動，但是後者卻表現出猶豫的態度。[33] 哥特瓦爾德希望蘇聯方面能採取強硬的行動，出動駐德國和奧地利的軍隊以對右派政黨產生影響。[34] 這種要讓蘇聯在危機中承擔主要責任的想法使佐林認為，“哥特瓦爾德竭力想避免在同反動派的鬥爭中採取某些堅決的措施。”[35]

但是不管怎樣，正是在同佐林談話後，哥特瓦爾德等捷共領導人不再遲疑彷徨，而是迅速地行動起來。

2月20日深夜，電台發表了《捷共產黨主席團告全體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書》。《告人民書》嚴厲譴責資產階級部長們以辭職為手段製造政府危機，號召人民團結在以哥特瓦爾德為中心的民族陣線周圍。

2月21日，捷共在布拉格的老城廣場組織了由包括所有大企業和煤礦的1000名代表參加的集會。與此同時，捷共還發動了勞動群眾致電致函貝奈斯總統的運 動，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長的辭呈。當日，哥特瓦爾德同貝奈斯舉行了言辭激烈的談判。當貝奈斯說“如果我不接受辭呈呢?”，哥特瓦爾德威脅不僅要組織總罷 工，而且要讓工人民警走上布拉格街頭。他還意味深長地對貝奈斯說，“這裡還有蘇聯呢！”[36] 看來，哥特瓦爾德是確信蘇聯會滿足他提出的向捷邊界調動蘇軍的要求的。

2月22日，哥特瓦爾德在捷蘇友好協會會議上講話時指出，“現今的政府危機就是反動派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整個發展方向、改變迄今為止我們國家所奉行的所有 政策，從而改變我們的對外政策和廢除我們對盟國義務的全部試圖……我們決不允許動搖和破壞我們同蘇聯和其它斯拉夫國家的聯盟。正是現在我們要比以往任何時 候更加緊密地同蘇聯聯繫在一起。”“……任何改變我們新制度和恢復慕尼黑以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企圖都是與西方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和陰謀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 的。”“但是對於我們每一個誠實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來說，在這兩條道路之間是不存在動搖的……我們通過同我們的解放者和最好的朋友蘇聯肩並肩地站在一起 選擇了自由、獨立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道路。”[37]

在捷國內政局風緊雲急的時刻，為了配合佐林在布拉格的使命，蘇聯《真理報》於2月22日發表了一篇譴責捷國內外反對派的措詞嚴厲的文章。《真理報》寫道， “反動的部長們辭職的真正原因……就在於反對派試圖阻止實施捷克斯洛伐克現屆政府的綱領。三黨——國家社會黨、人民黨和民主黨——集團策劃了反對捷克斯洛 伐克民族陣線的陰謀。這個集團根據外部的指示行事，引發了危機，以它的不負責的行為將共和國置於危險的境地，威脅了它的安寧。人民社會黨、人民黨和斯洛伐 克民主黨的反動部長們的辭職意圖就在於此。國際反動派試圖假借他們之手分裂人民民主國家的隊伍。對於這樣的反人民的政策不應當進行妥協。”[38]

三黨部長辭職的目的是為了讓總統解散政府並提前舉行大選。按照捷憲法規定，只有在多數部長辭職的情況下，總統才能解散政府並決定提前舉行大選。反之，只能 以新的人選來代替辭職的部長。當時捷政府成員共有26名，12名部長辭職尚構不成反對的多數。這樣社會民主黨的3名部長和2名無黨派人士部長是否加入到辭 職的行列中去就是決定本屆政府存亡的非常關鍵的因素。事實證明，三黨的算盤是完全打錯了。第一，在2月13日的政府會議上曾經與三黨一起投票通過要求共產 黨內務部長撤消調換警官命令決議的社會民主黨，在這次政府危機期間，先是持兩邊擺平的“中立” 態度，而後實際上採取有利於捷共的立場。2月23日，佐林在會見社會民主黨主席勞斯曼時非常關切地詢問該黨是否支持由哥特瓦爾德組成的新政府。[39] 佐林的意圖當然是不言而喻的。當天，社會民主黨在勞斯曼的主持下召開會議，決定：把兩名公開支持捷共的左翼活動家開除出黨，同時不讓本黨的部長辭職以免使 捷共失望。會議通過的決議希望“爭取在原來的民族陣線的基礎上恢復政府”。[40] 此外，2名無黨派部長斯沃博達和馬薩里克也沒有辭職。第二，捷共並沒有打算通過提前舉行大選在議會中與其它政黨一決雌雄，而是要按自己的方式去奪取這場斗 爭的勝利，捷共走的是直接動員和組織群眾的非常實際的道路。第三，三黨既無勇氣也沒力量在議會外進行鬥爭。[41]

23日，哥特瓦爾德在內務部長諾賽克陪同下再次會見貝奈斯總統，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長的辭呈。貝奈斯則反過來要求哥特瓦爾德與三黨的部長們會談，但遭到拒 絕。哥特瓦爾德對貝奈斯說，他準備遞交一份新內閣候選人名單，新內閣將在“清除了反對派的”、“新生的”民族陣線的基礎上建立。[42] 當天晚上，一邊是1萬多名大學生高呼着“貝奈斯總統萬歲” 的口號在布拉格街頭舉行反共示威遊行，另一邊則是共產黨在市政廳主持召開了各組織代表會議，成立了民族陣線行動委員會。國防部長斯沃博達參加了會議，公開 表明他站在共產黨人一邊。勝利的天平已經倒向共產黨人。

24日中午12時，工廠代表大會組織全國總罷工，參加者達250萬之眾。與此同時，國家安全部門占領了國家社會黨中央的大樓。25日，共產黨人已經完全掌 握了局勢，政權轉到了由他們領導的行動委員會手中。非共產黨政黨的機關均被占領，這些政黨的領導發生了分裂並重建了黨的中央機構。當天下午，四面楚歌的貝 奈斯總統已經無力抗爭，他同意12名部長辭職並且簽署了哥特瓦爾德新政府的名單。27日，新政府宣誓就職。在新政府成員中雖然仍有其它政黨的代表，但已經 不成為共產黨的反對派了。共產黨單獨執政的地位已堅如磐石。

在捷二月事變發生後，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捷代表曾在聯合國控告蘇聯破壞了捷的獨立。智利和阿根延等國也要求討論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但這些努力已經無法扭轉捷國內政局的發展。同年6月，貝奈斯辭去總統職務，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後一點殘餘的象徵被剷除。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政府對捷二月事件的反應並沒有超越美蘇既定的勢力範圍的原則。一方面，美國反對並試圖阻撓捷局勢朝着共產黨建立一黨政權的方向發展，另 一方面，美國為了維護其在西歐的勢力範圍，實際上承認捷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因而對捷局勢的發展不願採取一種可能導致美蘇直接對抗甚至衝突的干預立場。2 月26日， 美英法三國對捷二月事變發表了一項奇特的聲明：“美國、法國和英國政府注意到了剛剛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威脅到所有民主國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則的事 件。他們注意到，以人為的和蓄意製造的挑釁性危機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它地方實行過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議制的自由實現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統一政府招牌的經過 偽裝的一黨獨裁。他們只能譴責其結果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來說只能是一種災難的事件發展，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難時期曾經再次表明它忠誠於 自由事業。”這項聲明的奇特之處就在於：其一，聲明譴責的對象是事件及其結果，而與事件有關的捷共和蘇聯概未提及。其二，聲明除了空泛的譴責外並未表示要 採取什麼實際行動，它所表露的更多的是無奈。[43] 倒是三國的社會輿論對捷二月事變作出了激烈的反應。2月28日，捷駐美國使館在一份報告中說，“(美國)報刊和政治家們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機揭露新的慕 尼黑陰謀和蘇聯擴張的威脅，聲稱美國面臨着憂鬱的將來。”“人們再次批評國務院沒有明確的對外政策路線。”[44] 3月23日，在紐約舉行的紀念馬薩里克的大會上[45]人們指出：“世界再次處於重大決定的十字路號。就象在製造慕尼黑陰謀的不幸日子裡那樣，捷克斯洛伐 克的犧牲再次敲響了警鐘。”[46] 在巴黎，有輿論批評西方三國的聯合聲明說，“這些國家對捷克斯洛伐克事變提出抗議時沒有任何幻想，他們的聲明將會產生某些後果。”還有人哀嘆：“我們大家 都是慕尼黑分子。”[47]

在西方國家的社會輿論的推動下，美國政府對捷二月事變的立場逐漸趨向強硬。3月17日，杜魯門總統在國會公開抨擊蘇聯及其代理人“摧毀了中東歐一些國家的 獨立和民主的特性”。[48] 但是，從後來的美國駐捷大使斯坦哈特的報告中，人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對捷二月事變所持的消極立場。4月30日，斯坦哈特在關於捷二月事變的長篇分析 報告中斷言，“顯然，1948年2月那樣的危機早在1943年12月12日捷蘇友好和軍事合作條約生效時就已經被決定了。”他並且從捷克民族的歷史和心理 背景分析說，捷克是一個弱小的民族，從14世紀到20世紀中葉，捷克民族的歷史是一部逆來順受的歷史，它特別珍惜生命，不願為自由進行枉然的鬥爭。這樣他 就把捷二月危機的原因和結果歸咎於捷國內沒有決心反對內部獨裁和反對外部對獨裁支持的力量。[49] 美國大使甚至說，“沒有證據證明蘇軍在捷邊境進行集結……沒有蘇聯進行干預的直接證據。甚至2月19日飛來布拉格的蘇聯大使佐林的活動也不能被認為是一種 直接的干預。”[50] 斯坦哈特的主要觀點是：第一，二月事變與1943年的蘇捷條約存在着聯繫，這實際上就是承認捷是蘇聯的勢力範圍。第二，如果美國對捷事務進行積極的干涉， 美蘇就會爆發戰爭。所以，他建議美國應當採取的措施是：停止對捷的“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縮小與捷的貿易關係；制定在捷進行秘密活動的計劃。[51]

美國等西方國家雖然無意採取過激的行動同蘇聯在捷進行直接的對抗，但是他們要防止捷二月事變對其它歐洲國家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和以捷事變為契機建立統一的西 歐的意圖是十分明白的。1948年3月初，法國外長皮杜爾致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要求加強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合作。[52] 3月13日，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指出，在四、五個星期內，美國可能會遇到嚴重的國際危機，美國應當準備採取“比抗議信更堅定的行動，如果俄國威脅意大 利、法國、希臘或者土耳其的話。”3月17日，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會迅速通過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撥款並加強西方軍事聯盟。[53] 3月25日，美國國防部長福雷斯特在參議院宣讀了修改後的軍事綱領。[54] 4月18日，戴高樂在法蘭西民族統一大會上要求“建立一個以法國同美國的合作為物質和道義基礎的西歐”。他認為，這將能為西歐提供政治和軍事上的保 障。[55] 5月17日，法國總統阿里奧爾更進一步表示，“如果不能建立統一的歐洲，那麼我們至少要加強歐洲的這一部分(即西歐)的統一。”[56]

在具有傳統中立主義影響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平主義的氣息因二月事件而蕩然無存。挪威、瑞典和丹麥，“對俄國的好感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了”。挪威和瑞典 首相公開攻擊本國議會中的共產黨人。丹麥電台甚至要求公民向警察局報告任何企圖奪取政權的可疑行動。[57]

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加劇了蘇聯東歐國家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立，促使美國加快了實施馬歇爾計劃的步驟和推動西歐國家聯合的進程，從 而進一步確定了美蘇冷戰的局面。不久之後，美國與西歐國家討論商議建立單獨的西德國家和由此引起的蘇聯封鎖柏林，都與捷二月事變有着密切的聯繫。

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變，就其意義來說，標誌着在東歐國家最終完成了由多黨聯合政權向共產黨單獨執政的歷史性轉變。到1948年初期，在蘇聯的支持和幫助 下，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基本上清除了與共產黨對立的政黨和勢力，並把它們逐出了政治舞台。這樣，戰後初期在大國合作的背景下產生的多黨聯合政府的體制，隨着 美蘇冷戰的爆發和國際上兩大對立集團的形成，終於走完了它的短暫的歷史之路而讓位於共產黨的一黨執政。隨後東歐各國相繼走上了蘇維埃化的道路，通過斯大林 方式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文化革命，實際上被納入了蘇聯的發展模式，

從戰後初期的多黨聯合體制到1948年初期的共產黨一黨政權，這種轉折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它是國際上美蘇兩國的對立和鬥爭在東歐國家的反映和折射。在政 治上分別對美蘇兩國具有一定依附性的東歐各種政黨之間的鬥爭逃脫不了美蘇關係的制約。在美蘇合作的條件下它們可以在多黨聯合政府的體制下共存。在美蘇關係 破裂並且發生冷戰的形勢下，它們也就無法繼續共處，而必然要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就蘇聯而言，東歐是它的勢力範圍，因此在東歐國家確立共產黨的一黨政 權並實行蘇維埃化，就是那種適應冷戰需要的打掃自己後院的事情。只有在這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穩固的蘇聯東歐國家集團以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進行對抗和 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