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伐林: 再看“九一三”，疑點集中周恩來？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1月29日16:15:1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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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九一三”事件，對國人對世界都宛如一個晴天霹靂，是毛澤東路線由烈火烹油鼎盛無比的最高峰，跌落至永劫不復的深淵的轉折點。“林副統帥叛國出逃，機毀人亡？！”“九一三”之後出生的讀者，難以體會、難以想象這一消息對政權、對人心的衝擊力度
老高按：半個月前發了一篇博客文章“《五七一工程紀要》是改革開放的先聲？”，介紹《新史記》雜誌第4期。今天突然發現，為《新史記》第3期所寫的卷首語，還沒有在我的博客上刊出。這裡貼出這篇短文，介紹這期雜誌。 《新史記》第3期在香港出版上市之後，有朋友看了這篇卷首語，對我說：你這篇文章的標題只說“老時光給我們新啟示”，實際上，新形勢也讓我們進一步悟深、悟透老史實。 這話我信。許多問題，在發生的當時，人們怎麼推敲也不得其門而入；過若干年，遇到某件事，可能突然豁然開朗。最近讀《在音樂與社會中探尋——巴倫博依姆、薩義德談話錄》（三聯書店，2005年版），兩位大師也談到類似的話題。 兩位大師，巴倫博依姆（1942～）是出生於阿根廷、成長於以色列的俄羅斯猶太人，先後任芝加哥交響樂團、柏林國家歌劇院、倫敦愛樂樂團、巴黎樂團的音樂總監；而薩義德（1935～2003）更是大名鼎鼎，他是巴勒斯坦人，出生於耶路撒冷一個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家庭，在開羅長大，很早來到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著有21本著作，其中為中國學者最熟知的，是《東方學》。一個猶太裔音樂家與一個巴勒斯坦裔學者，他們的友誼超越歷史恩怨和文化差異，對談多次，話題深入廣泛，給人啟發良多（例如，他們談到最受納粹推崇、確實有反猶傾向的大作曲家瓦格納，二戰之後其作品在以色列演奏的是是非非，就讓我想起中國人在“文革”之後對樣板戲的爭論）。 他們兩人談到為什麼應該經常重溫文學和藝術的古老經典，話題一轉，指出，了解當代思潮和作品，才能更加深理解經典名著。巴倫博依姆說：“音樂家或演奏家需要經常接觸當代音樂，以了解過去音樂中的新意。我記得我指揮哈里森·伯特威斯爾《Exody》的世界首演時……節目單上同時還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愴》。我聽到了以前不曾聽到的新的聲音。很顯然，因為是世界首演，誰也不曾聽到過這部作品。當你接觸它時，你的本能或者直覺就會對新東西非常敏感。這種情況下，我意識到柴可夫斯基交響樂中很多方面，我能夠感覺並理解柴可夫斯基很多段落中蘊含的新意……”這確實是一個具有豐富體驗、深厚修養的大師的經驗之談。 扯遠了——但這正是寫博客的樂趣之一，可以信馬由韁，因為這是在自己的一方園地里與大家漫無邊際地聊天麼。不過，打住，下面，就從音樂回到沉重的話題——歷史。 老時光給我們新啟示 高伐林，《新史記》第3期（2011年8月） 中國歷史太悠久綿長，近代史、現代史太起伏跌宕，以致積累到今天，哪一年都能說出幾件“逢五”“逢十”的重要事件紀念日。上一期（第2期）卷首語中提到，今年是辛亥革命成立100周年、中共創立90周年、蘇聯解體20周年，只是舉其最大者而已，今年還有一個日子：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九一三”事件，對國人對世界都宛如一個晴天霹靂，是毛澤東路線由烈火烹油鼎盛無比的最高峰，跌落至永劫不復的深淵的轉折點。我還記得我最初得知這一消息的瞬間：秋夜中急匆匆趕往工廠上夜班，儘管夜闌人靜，路斷人稀，當時的女友還是生怕路旁有耳、用近乎耳語般的聲音告訴我：林彪……叛國出逃……機毀人亡。當時的我，三魂驚掉了兩魂、七魄震散了六魄——“副統帥？叛國出逃？機毀人亡？”“九一三”之後出生的讀者，可能難以體會、難以想象這一消息對政權、對人心的衝擊力度，有人曾說：“九一三”之後中國無論發生什麼事，他都不會吃驚了。這也正是我當時的和此後40年的感覺。 不過，也正是這個“九一三”，40年來蓋子始終未能揭開，有太多的謎團梗塞在人們心裡。彭德懷翻案了，劉少奇平反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相繼也都被官方從恥辱柱上解了下來，而“林彪”卻仍然屬於“入另冊”的姓名（今天的年輕人不知道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另冊”這個說法了，“文革”中的民眾天天掛在嘴邊上）。近十年來，民間許多人士不斷從各個角度推敲、質疑這一事件，林彪頭上的“兩謀”罪名（“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篡黨奪權”和“謀害毛澤東主席”）基本上無人再相信，但是這個事件的真相依然處於混沌之中。 本期《新史記》，我們刊發被視為“林彪死黨”、於近年辭世的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對“九一三”事件的回憶。他們當年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文革”中相當於中央軍委）成員，李作鵬，是副總參謀長兼海軍政治委員，吳法憲，為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邱會作，系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他們在“九一三”事件後都被捕入獄，接受審查多年，釋放之後，沒有了名韁利鎖羈絆的他們，擁有漫長的歲月來一遍遍咀嚼往事，一遍遍反芻感悟。“老了，無所謂了”，人之臨終，其言也善，他們回憶的“九一三”，以及中國軍隊女作家舒雲訪問那些與林彪事件有關的大小人物後寫下的和協助我們組織的文章，我相信，都會豐富和推進我們對“九一三”事件的認識，給我們開拓更多思考和推敲的層面——例如，想想周恩來總理吧，難道，他不是除毛澤東之外疑點最集中的人物麼？為什麼數十年來對他的這些疑點不曾繼續追尋下去呢？ 本期《新史記》又一重點，是介紹被譽為“海外第一寫家”、被斥為“華人頭號毒舌”的蘆笛。 蘆笛在17個月內連續出版了五本有關文史的著作（2011年10月，他又在明鏡出版社出了第六本書《華夏文明解剖》——老高注）真知灼見時有閃爍，或許，這並不算多麼出奇；蘆笛動輒下筆萬言，矛頭所向，顛覆百年來那麼多謊言與成見，或許，這也未必能讓見過大世面的人們表示欽佩；但是他在接受我專訪的書面答問中所自詡為“哥白尼革命”的思維果實，我覺得，確實值得不光是中國朝野、而且是所有關注中國命運、尋找中國出路的人深長思之——同意不同意嘛，當然是另一回事。 比較了解蘆笛的一位朋友對蘆笛這一思想解讀說：“蘆笛不相信共產黨，不相信民運，更不相信人民。他只相信事實、邏輯和人類內心的道德律。”讀者諸君，您認為如何呢？在解讀中國歷史、剖析中國現實、預測中國前景時，是不是也該秉承這一“三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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