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回憶中的車橋之戰 

[薩蘇] 

或許出於對精鋼寧折不作鈎的葉挺軍長之敬佩(本人並不佩服葉挺的為人，葉挺也沒有真正抗日），在日本考察抗戰史料，於新四軍的材料頗有偏愛。無奈，這方面的資料並不容易找到，蓋新四軍活動地區，是日軍，國軍，偽軍相爭的漩渦中心，相比幾方而言，兵力，補給上處於劣勢的新四軍生存環境更加艱苦。再加日本老兵往往一見共軍就稱八路，結果頗有些戰例發生在新四軍的活動區域，卻每每歸之於“八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有個叫福山琢磨的老頭兒，看到年輕人漸漸忘記戰爭的苦痛，覺得長此以往鬧不好又忽悠出一個大東亞聖戰來，那可不是玩的。於是，發願收集資料，寫了一套書叫《給孫輩的證言》，都是經歷過二戰的日本人的回憶。其中有一篇叫做《走向覺悟的證言 -- S.J.先生訪談錄》，裡面相當詳細地描寫了這位化名S.J的日本老兵與新四軍之間的戰鬥。

這位S.J.先生在中國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的回憶是這樣的 –

“昭和19年（1944年）三月六日，戰鬥在江蘇省淮安縣爆發。我的部隊以不過兩百人的兵力試圖解救被新四軍包圍的一個小隊級分遣隊。但是，新四軍出動的是兵力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隊，將我們圍困並發生了激烈的戰鬥。因為我們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莊逃避。但是，新四軍窮追不捨，我們遭到集束手榴彈的猛烈攻擊，房子都起了火。這種情況下只好四處尋找逃生之道，因為日軍殘兵在被燒毀的房子裡隱藏存身，新四軍可能認為日軍都被燒死，一度撤離。但是，當日軍殘兵試圖突圍的時候，終被發現，再次陷入重圍。最後，我們十四五個人都成了俘虜。其中包括清水，宮本兩個士官，還有梅村等。我們才知道攻擊我們的是新四軍在蘇中的第一師。第一師的敵工部長陳先生是廣東人，曾在日本留學，日語非常好而且待人寬厚，即便有所責備，態度也從來不會生硬。。。”

看這段描寫，如果對照我國史料來看，我推測，山本一三參戰並被俘的，應該是1944年3月，新四軍發動的車橋之戰。此戰新四軍為打通蘇中蘇北根據地的交通，利用日軍抽調部隊參加湘桂作戰，兵力相對空虛之機，對日軍據守的集中五個團展開的攻堅戰。

對於車橋之戰，在國內看戰史資料時，我曾有兩點疑惑。第一，車橋一度是江蘇省臨時政府所在地，國民政府的江蘇省省主席韓德勤曾在此處辦公，而且是日軍分割新四軍蘇中蘇北兩根據地的重要據點，但無論中方還是日方史料，戰鬥打響時都只有一個小隊日軍，一個大隊偽軍駐防，兵力何其單薄呢？第二，守敵只有一個小隊的日軍（永山加強步兵小隊附12名輜重兵），六十餘人，為何戰果包括殲滅日軍四百六十餘人，偽軍四百五十餘人？

從日方的記載，對這兩個謎才能略窺端倪。第一個問題不足為問。日本軍隊1943年從韓德勤手中奪取車橋後，因此處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有韓部原來修築的土圍子工事（日軍在車橋最後的據點小圍子工事就是當初韓部所修）日軍在車橋據點原駐守64師團一個大隊，偽軍一個大隊。只是由於湘桂作戰的需要，日軍從11軍，13軍中抽調八個師團參戰，地方守備兵力頓時捉襟見肘，這樣才將車橋守備日軍兵力減少到一個中隊，而由於新四軍陳挺部在車橋與寶應之間積極進行騷擾活動，日軍車橋-寶應守軍十分惱怒，3月初調集主要兵力合作進行清剿，此時尚未歸建，因此，車橋日軍遭到攻擊時，正是最為薄弱的時刻。

而攻擊六十個日軍（最後還有二十人左右突圍逃生）打出了四百六十的戰果，通過山本一三的描述，顯然鮮明地帶有了新四軍指揮官的特色，那就是 – 圍點打援。在行進間的部隊遠比固守陣地的部隊抵抗力為弱，這個戰術充分體現了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的戰術思路。此戰，新四軍的指揮官是號稱“常勝將軍”的葉飛（據說平生僅金門打過一個敗仗， 這個瞎扯，葉飛跟隨陳毅的時候被機械化師搞的恨慘），圍點打援是其拿手好戲，此時還僅僅是牛刀小試，到了國共之戰的時候，老葉玩這個戰術更讓國民黨的將軍們大吃苦頭。而國民黨將軍們始終不悟。葉飛一生最後一次大戰是東山島之戰，對上了國民黨最狡猾的將軍胡璉，當時胡上將已經將守軍游梅耀團死死包圍，卻一心一意集中兵力，忙着在大陸援兵到來前全殲游團，結果被葉飛輕而易舉抄了後路。假如胡璉不忙着殲滅游梅耀而是集中兵力伏擊葉飛的援兵，又會是怎樣結果呢？雖然是紙上談兵，但國軍似乎從來沒有想過學習共軍圍點打援這個行之有效的戰術，至死不悟。

言歸正傳，從山本一三所部的損失來看，新四軍殲滅日軍四百六十餘人是可信的。因為日軍增援車橋，先後出動了五批人馬，都遭到新四軍的痛擊。很明顯新四軍是利用了日軍分路來援，到達戰場的時間差，打了一個縮微版的薩爾滸之戰（孤陋寡聞不知道， 薩蘇也有崇洋嫌疑）。

日軍表面上看幾路來援，氣勢洶洶，實戰卻打成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戰術。從山本一三所描述的情況看，他所部的日軍，應該是從淮陰乘汽車來援的日軍世（加竹字頭）川大隊所部一個中隊，也是第一批落入新四軍伏擊圈的部隊，他們被殲滅的戰鬥，被新四軍稱為“韓莊戰鬥”，中方紀錄新四軍戰史對此的紀錄是為“當第一批增援日軍進至車橋以西時，遭新四軍1師阻擊部隊的沉重打擊，被迫退入新四軍預設地雷區。新四軍1師乘雷群爆炸奮勇出擊，殲敵200餘人。”“遭第1團堅決堵擊，迫其蝟集於韓莊固守。5日晚，第1團等部對韓莊日軍發起攻擊，經白刃格鬥，將其大部殲滅，其殘部向西逃竄。”這些，都與山本一三的描述若合符節。而新四軍中間一度撤圍，並非誤以為日軍被全殲，而是因為第二批從璉水趕來的日軍這時也進入了包圍圈，葉飛需要集中兵力進行攻擊。

這第二路日軍是日軍第七十二旅團山澤大隊（新四軍紀錄為“三澤大隊”）一部，由大隊長山澤干夫少佐親自指揮，因為兵力上新四軍占據絕對優勢而且熟悉地形，日軍開路的裝甲車陷入泥沼，後續部隊被紛紛切斷，最終日軍山澤大隊長被擊斃（日本文獻的描述非常古怪，這個大隊長是“負致命傷”，這個，到底是打死了呢，還是負傷呢？讓人沒法弄明白，不過從後來軍服都丟給新四軍了來看，應該是打死了，否則負那樣重的傷還要脫衣服，不怕傷風感冒轉肺炎麼）？，其“一槓一朵花”的軍服也被新四軍繳獲，殘部掉頭逃跑。此後，又有三路從寶應，淮陰等地趕來的日軍先後遭到新四軍的伏擊。從山本一三所部二百餘人的命運看，新四軍此戰殲日軍四百六十餘人，尚是個保守數字。

而此戰的效果也顯然體現了消滅敵軍有生力量的好處。雖然車橋最後的約二十名日軍是逃走而不是被全部擊斃，但此後新四軍對涇口、曹甸等地日軍據點的攻擊，就一路順風，日偽軍望風而走，再沒有組織象車橋這樣大規模的死守或增援作戰，原因無他，當地日軍總共可以調動的機動兵力不過七八百人，車橋一戰被葉飛幹掉過半，已經是元氣大傷，無力再打一次這樣的戰鬥了。

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對他作為新四軍俘虜的日子也多有描述，從其文中的蛛絲馬跡，我推測這個山本一三，後來應該是在新四軍中後來一直擔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戰同盟盟員，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為日軍中尉，所謂S.J，不過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縮寫罷了，在日本用這樣的縮寫，是很難有人猜出他的真實來歷的。很多新四軍老兵記得山本這個人，他的中文不怎麼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聯歡會，他都會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為節目。

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這本書中描述的俘虜生涯都挺值得一看。

被俘的時候，山本根本就沒有想到自殺報效天皇。這是為什麼呢？且看他在書中的描述 --

“被俘之前，在部隊裡已經有“被共產黨軍抓了俘虜不會殺，如果願意還會被放還”的說法。如果是這樣，那麼能活下來的話，溜到南京或者上海作點小生意，不是也可以麼？（翻譯到這裡，感到有點兒似曾相識，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雖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來“大阪商販”的精神，可以隔代遺傳的），我被俘的44年，頗有些戰友被俘又被共產黨軍放回來的事例，所以，當時一點兒要自殺的想法都沒有。不過，放回來的都受到了軍法會議的審判，有的被槍斃了。所以，被俘的士兵們之間商量說，要是死就沒辦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麼活下去不被槍斃。同時被俘的富山安壽郎，藤田豐出主意說我們可以報個假名，這樣上邊會認為我們都陣亡了。然後到南京或者上海開個澡塘或者飯館過日子也很好。對此，大家深以為然，於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賀初，我則化名為山本一三。

在新四軍中，我們開始了“學習”的生涯。每天，有一位來自台灣的教官王先生來講《資本論》，歷史唯物主義，要講兩三個小時。我們對此毫無興趣，姑且聽之。奇怪的是，過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變。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的“三大紀律”的紀律我們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還會去幫老百姓掃院子。看來真是環境改變人。半年以後，我和清水，宮本開始為新四軍作些事情，主要是從事日文新聞與宣傳材料的翻譯和印刷。材料來源很雜，顯然新四軍在南京上海這些地方也有很多細作。包括我們在高郵湖畔安豐的印刷所的設備，都來自上海。至於我們印的這些東西，則由新四軍拿去散發。中間一度遭到日軍掃蕩，我們還搬到湖上去工作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