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中國模式”的四個系統優勢

2011/12/06 07:46:56

（作者凱聞是世界銀行集團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 亞太局局長，華盛頓國際金融研究所（IIF）新興市場顧問委員會委員。本專欄旨在關注與新興市場和中國最為相關的國際財經政策問題, 並在新興市場日益強大的背景下對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發生的結構性變化發表評論。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幾個星期前，在耶魯大學傑克遜國際問題研究所，我有幸在研討會上向大家介紹史蒂芬•羅奇先生，並在他發表對亞洲崛起的精彩演講之前，與他作了一個對話訪談。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羅奇先生其實不用介紹。他曾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經濟學家和亞洲區主席，在亞洲生活和工作了幾十年，多次提出了關於亞洲各國經濟的很有見地的觀點，是我一直尊重的人。

我們的觀點在大多數問題上是相同的。例如，如果從一個長期的歷史觀點來看，亞洲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印度和中國，只是“重新崛起”罷了。1820年，亞洲經濟體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9％。這一比例在1900年下降到28％左右，在20世紀60年代初則降低到20％左右。在此之後，亞洲的經濟比重逐漸回升，首先驅動的是日本，然後是亞洲四小龍，到現在是印度、中國和一些其他亞洲新興國家。2000年，亞洲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約為40％，現在快到50 %，接近了歷史上的正常水平。

我們還討論了人口規模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了今年初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會期間與聯合利華一位高管的談話。當時，中國還沒有公布新的人口普查結果，有傳言說，由於統計誤差中國人口可能被低估，真正的中國人口總數很有可能是15億，而不是13億人。我能感覺到這位高管的興奮。由於統計誤差，聯合利華的牙刷和洗衣粉可能會有200萬額外的潛在客戶嗎？傳聞後來被證明不是真的，但它說明了中國的人口規模能對商業和政策產生的深遠影響。

羅奇先生和我持不同意見的是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是否會持續發展以及是否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變。羅奇先生引述了溫家寶總理2007年有關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 的論述。用羅奇的話說，他不敢妄自推測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我同意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需要進一步改進和調整，但我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中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治理模式。和西方比，中國的治理模式有四個系統優勢。

第一是政府願意而且有能力計劃和干預經濟事務。中國政府的干預沒有任何思想包袱，相比之下，美國政府處理雷曼兄弟事件時，即使是在危機形勢下，鮑爾森或貝南克要直接干預市場也是很困難的。

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私營經濟充滿活力，有超過40萬的中小企業，創造了70%的GDP。然而，政府在戰略性產業上的作用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中國，政府干預時，大家有可能就某次特定干預的可取性或有效性進行辯論，但很少有人質疑政府干預本身的合法性。

除了意願和合法性，中國政府的干預能力很強，而且，決策模式既集中又靠共識驅動。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決策源自北京的黨的系統內。儘管說由25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或由9名成員組成的政治局常委做所有重大決定，未免過於簡單化，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決策過程比任何一個典型的西方國家管理系統都要集中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十年中，中國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極其重視且力求達到內部的共識。

一旦做出決定，多年形成的執政黨組織機構具有強大的滲透力，可以確保即使在偏遠地區也能實施。中國政府有一系列廣泛的政策工具，可以從多個角度以高度協調的方式解決一個問題。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政府治理過熱的房地產市場。政府提高了基本利率，確定銀行貸款的上限，限制個人房貸的數量，提升按揭貸款首付比例，並開始在某些城市試收房地產稅。上個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在這裡我特別要強調，對於房地產一系列的調控措施，決不可有絲毫動搖，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房價回歸到合理的價格”，結果呢？自十月起住房價格已明顯下降。

第二是系統內部的問責制，包括多種多樣的反饋機制。

中國的政治生態系統中有着激烈的競爭。大多數決策者可能不會直接向選民負責，但他們總被他們的上級、同行、下屬、競爭對手、公共知識分子和當地媒體和許多其他的團體監督。雖然媒體仍普遍被審查，在某些情況下被嚴格控制，但媒體已經能夠公開地批評政府的某些政策。公眾輿論也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且被官方密切關注，儘管公共輿論也受到新聞審查制度的影響。而中國共產黨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所謂的“組織部”，也努力地審查各級政府官員，他們通常有量化的關鍵績效指標來衡量各級官員的成敗。

在過去30年，認為中國政府官員不用面對選舉因此可以隨意決定政策的看法是完全有悖於事實的。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利用多種反饋機制，對自己的政策負責的政府。

第三是政府願意做局部試驗並從試驗中學習。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本身就在農村地區開始試驗。其他著名的試驗還包括像深圳經濟特區，1982年從一個小漁村開始的市場經濟試驗造就了今天1200萬人口的大都市。

我最近在新加坡參加了與重慶市長黃奇帆的討論。他列舉了重慶的幾個主要的政策試驗，包括給300萬在城市工作的農村勞動力發放城鎮戶口，這和中國極其嚴格的戶口制度大相徑庭，城鎮戶口將賦予這些勞動者獲得城鎮醫療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權利。此外，還承諾給這300萬新城鎮居民提供可負擔的公租房。在土地所有權的領域，重慶還進行了“土地銀行”試驗，農村居民可以交易“土地使用權”，創造土地所有權的流通價值。北京表面上似乎同意這些試驗，甚至還不時鼓勵一下。

這些局部政策試驗可以讓北京嘗試不同的辦法，並在決定全國性的政策改變之前先評價什麼有效什麼無效，也從而加強了此前提到的反饋機制。

第四是適合中國經濟發展周期的長期視野。在政治上，北京的高層領導變動每十年只發生一次，省和地方政府的領導層變動也是在相對長周期地運作着。這就減少了短期機會主義行為，就像我們經常看到的，在短期選舉政治的國家做真正的長期決策打算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經濟上，中國的制度體系試圖抓住決策的長期戰略價值，而不是短期的現金流。今天用處不大的“通往無人問津地方的高速公路”可能是十年後將被充分利用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路。坦率地說，它在最初五到十年不賺錢並不重要。目前西方觀察家也在擔心中國在建的這些“鬼城”，但只有在短期視角下，這些憂慮才是合理的。

中國的治理模式除了這四個長期的系統優勢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在中國有幾個因素降低了重大的經濟危機或政治動盪的可能性或影響力。我稱這些因素為“減震器”。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四個減震器是：1、家庭關係和儒家社會的支持系統; 2、執政黨通過“心理定格”使公眾普遍理解和期盼社會穩定；3、種種歷史和結構上的原因導致國家積累了大量財政資源；4、黨組織的廣泛政治構架。在下一篇專欄文章中，我將詳細介紹這些減震器。

這四個系統優勢和四個減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國模式”在經濟領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相反，西方治理模式所依託的民主選舉，雖然保證了理想的過程，並不一定會導致理想的結果。如果布什做不好，我們讓他碌碌無為四年，再給奧巴馬選進白宮。如果奧巴馬也干不好，我們也給他四年，然後再投票選舉另一個人。如果經濟令人失望，領導人不能改變，這真的不是他們的錯，是選民把他選進了辦公室，選民是自作自受。“占據華爾街”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提醒。占領者沒有聲稱華爾街違反任何法律或政治領導人缺乏合法性，他們質疑為什麼一個以看似完美的以法治為基礎的程序會產生這種不公平的分配結果。

西方往往從民主選舉的道德制高點輕視中國的治理模式，稱中國政府只具有“政績合法性”，即其合法性只來自於它發展了經濟和給人民帶來了富裕。傳統自由民主主義的觀點認為，只有民主選舉是真正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我稱它為“選舉原教旨主義”。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說，“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不靈了，盲目信任市場的優越性已經引起了嚴重的全球危機。

在政治領域，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選舉原教旨主義” 是否真的成立。人們不久就會認識到，在百事可樂或可口可樂之間的選擇不會帶給我們健康的飲食習慣，不管在超市結賬出口處讓我們選擇紙袋或塑料袋的機會帶來多大的心理滿足，實際上對於解決我們面臨的環境挑戰不會做出多大貢獻。提供選擇，尤其是虛假的選擇，對確保良好的結果可能作用不大。“選舉原教旨主義”極端的結果就是“合法選舉出來的無為政府”。再好不過的例子就是最近關於美國債務上限的辯論和此後國會債務超級委員會的失敗。如果西方過多地注意固定程序，而不是實質問題，我們將看到更多這樣的失敗。

當然，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可以通過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些不同的治理模式。對於中國這個一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4000美元的窮國，13億中國人民需要也期望他們的政府可以提供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如果我在中國生活，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有“政績合法性”的政府，而不是合法選舉出來的無為政府。

中國政府在過去30多年，保持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政治的基本穩定，幫助六億人口擺脫貧困，並且顯示出極強的適應能力。而且，在今天的中國，文化、歷史和心理方面的減震器可以減少短暫的經濟低谷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所以我願意推斷，中國模式的經濟成功是很可能的，而這個推斷卻很可能是羅奇先生不願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