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伐林：交戰雙方中、日同表歡慶的珍珠港事件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2月06日16:11:0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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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明天爆發珍珠港事件，消息傳到重慶，整個山城一片歡騰，人們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東京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高伐林 兵連禍結的二十世紀，有很多轉折點。其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是1941年12月7日——整整70年前的明天。 這一天，爆發令全球震驚的“珍珠港事件”：日本出動聯合艦隊，突襲位於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海軍基地和歐胡島上的軍用機場。
空中俯瞰珍珠港 日本自己損失了29架飛機和5艘袖珍潛艇，65名士兵陣亡或失蹤。
作家趙無眠在他引起巨大爭議的《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一文（收入《百年功罪》，明鏡出版社）中寫道： “對於中國的抗戰來說，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消息傳到重慶的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廠、學校、機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日本人，為偷襲成功而慶祝，這不難理解；而正在抗擊日本人侵略、國勢危如累卵的中國人，為什麼也狂歡不已？這是因為，中國人太明白不過：日本這一狂妄舉動勢必激怒美國，美國必將行動起來，擺脫瀰漫多年的孤立主義情緒，全力投入對日本的戰爭。孤立無援、苦撐待變的中國人，在這一天，終於看到了擊敗日本的曙光！ 奇襲珍珠港確實狠狠打痛了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發表了著名的“國恥演說”，美國迅即動員起來，戰爭機器日以繼夜地開動，日本最終自食其果，陷於滅頂之災。 珍珠港事件至今是美國的紀念日。 “文革”尚未結束，我看過內部放映的電影《虎！虎！虎！》（Tora Tora Tora）《啊，海軍》等，在當時留下了深刻無比的印象；前幾年看《珍珠港》，就遠沒有那麼深刻的感觸了。 九年前，我曾造訪珍珠港，當時正是我對拍照上癮之際，拍了無數照片，其中頗有幾張自鳴得意。但那時尚沒有購得數碼相機，照片沖印出來，竟不知放在哪裡了。這裡只好配幾張從網上檢索到的照片。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正在加速建造中的大和號戰艦，是日本海軍計劃開戰後以戰艦艦隊決戰的主力。
率軍突襲的山本五十六 珍珠港事件如此影響深遠，70年來記錄、研究這一事件的圖書、回憶錄、檔案、照片、專著、相關人物（例如山本五十六）和網站汗牛充棟，人們從各個角度來探究它留下的歷史教訓，而且基本上所有史料都公開了，本輪不到我在此多饒舌。不過，70年來一直有一個謎沒有揭開，這裡我不妨稍加介紹，這就是：珍珠港事件究竟是不是羅斯福總統的“苦肉計”——為了扭轉國內孤立主義輿論，有意賣個破綻，讓日本先動手？ 據《世界歷史》1995年第4期孟慶龍的文章稱，有學者查閱了美國截至當時出版的近40種有關這一事件的著作，幾乎一半認為羅斯福負有責任；而中國學者持否定態度者居多。有關資料逐漸增加、當事人回憶錄等不斷問世，對美國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中的責任問題也提供了更多的證據。從目前的材料看，說羅斯福主觀上策劃了用“苦肉計”故意讓日本人放第一槍，好後發制人，證據不足；不過美國高層1941年12月初時，已經很清楚將遭到日本打擊，卻有很多證據。然而，華盛頓事先是否知道日本襲擊的具體目標是珍珠港？證據“失蹤”，成為一樁歷史“懸案”。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一年多里，源於不同方面的情報表明，日美戰爭不可避免，但均未受到華盛頓的重視。 ——1940年夏，美國艦隊總司令理查森上將認為同日本的戰爭不可避免，而美海軍尚未做好準備； ——1941年2月18日，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在給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的報告中指出，“突然襲擊珍珠港（用潛艇或飛機或兩者兼用）是可能的。” ——美國駐外人員及他國（包括中國）間諜也多次提供情報。1941年6月，美國駐墨西哥城商務專員向海軍情報局交上有關珍珠港基地周圍“袖珍”潛艇活動的報告，指出一旦爆發戰爭，這些“袖珍”潛艇就會被用來對“停泊在珍珠港的美海軍艦隊發起閃電式攻擊”。美海軍武官認為它“雖有明顯的荒誕之處，但有一點真實性”，把報告送回華盛頓。 ——一名代號叫“三輪車”的英國雙重間諜波波夫報告，日本人對英國襲擊意大利塔蘭托大捷頗感興趣。1941年8月中旬，波波夫的情報被轉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但受到冷遇，被認為“看起來像個圈套”。局長胡佛甚至認為“三輪車”生活糜爛，只是個花花公子，恥於賜見。 ——1941年秋，朝鮮特工韓基洙向美國報告：日本將在聖誕節前襲擊珍珠港，他的一位在日本駐檀香山領事館工作的朋友，看到美軍水上和水下的軍事設施圖紙“鋪在領事的辦公桌上”。他要求見國務院高級官員，屢遭擋駕。有一名參議員吉勒特在11月底將此事報告羅斯福總統，總統同意要核查一下。12月初，吉勒特又打電話給總統，被告知總統很忙，此事已經處理。12月4日，韓基洙打電話給國務院的漢密爾頓，說朝鮮特工告訴他日本將在周末進攻珍珠港，並說意大利《今日》雜誌10月24日載文預料日本對美國的戰爭將以海空軍攻擊夏威夷群島開始。他懇請將這一情報呈總統並轉夏威夷陸海軍指揮官。 ——美陸軍情報局派往遠東的克利爾少校也報告說，日本正計劃對包括關島和夏威夷的一系列島嶼發動攻擊。他強烈要求向該地區增派軍隊。 ——美國駐日本大使格魯一年內幾度發出警告。1941年1月27日，他把從秘魯公使處獲悉的日軍正計劃一旦與美發生事端，就動用“全部軍事力量對珍珠港大舉突然襲擊”的情報電告國務卿。海軍情報局專家們稱純屬“虛構”；2月1日，斯塔克給金梅爾專門發電，稱日本計劃襲擊珍珠港之說“確係流言”，不予相信；11月3日，格魯又警告，日本同美國的武裝衝突會不可避免地“危險而富有戲劇性地突然爆發”；11月中旬，格魯又致電華盛頓：必須警惕日軍突然襲擊。 ——值得一提的是，《文強傳》等很多資料都提到，在珍珠港事件前夕，中國特工文強（後來成為戰犯）受戴笠委託，儘可能搜集中、日、英、蘇等國研究日本問題的資料。他根據自己掌握的情報，經過分析判斷，得出了日軍將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結論。這個結論上報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後，引起一片譁然，其他參謀人員大多懷疑這些情報的真實性。經研究，參謀本部雖將文強的分析備案，但並未真正重視。及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軍在珍珠港的海軍基地，對美英等國正式宣戰後，人們這才意識到文強分析的正確。 後來有篇載於2004年6月22日《團結報》的文章說得更詳細，題為“楊宣誠、文強破譯偷襲珍珠港情報”。文章說： 曾任駐日海軍少將武官、1937年之後擔任大本營第一部情報處處長，兼第五部對敵宣傳組長的楊宣誠，與文強同是湖南人，曾留日又留美。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楊宣誠領導、文強參與的第二廳監測電台，接收到日軍一個新出現的密碼。由於距離太遠，電波十分微弱，時隱時現。他們夜以繼日地全力破譯，終於得知是日軍太平洋海空軍之間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聯絡信號。楊宣誠命文強率領一組監測電台，日夜緊密跟蹤這一神秘波段。楊宣誠與文強破譯的結果，是日軍不斷向太平洋地區布置和調動大批海空軍。楊宣誠和文強經過縝密分析認為，日軍是要向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某戰略要點採取重大軍事行動，便立即報告政府，並建議儘快向美方通報這一特急情報。南京政府有關方面責成楊宣誠緊急處理此事。楊宣誠馬上在重慶召開盟軍駐渝代表會議，通報了這一極其重要的軍事情報。然而盟軍的絕大多數代表對這個情報表示懷疑，向楊探聽這一情報的來源，楊回答：“此系中國軍事機密，無可奉告”。他們又通過中國駐美武官郭寶權向美國政府緊急通報。美國總統羅斯福接到這一重要情報後，開始非常重視，立即召開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對策。但在會上，很多人對中國情報的可靠性產生懷疑。以致在會上沒有形成一致意見。文中也說“不久，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造成極其重大損失，羅斯福對沒有重視中方提供的重要情報後悔不已”云云。 查上述文字，並沒有提及“珍珠港”，只是說“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某戰略要點”，所以標題寫作“破譯偷襲珍珠港情報”，不無吹噓拔高。 但是，畢竟有這麼多美國自己和盟國的特工、外交人員，一而再再而三地預先警告，何以羅斯福終未採取對應舉措？我可以想象，這些赤膽忠心的熱血男兒，是怎樣焦慮萬狀、冒着生命危險、窮盡一切辦法，要把在他們看來萬分緊急的情報送到白宮、五角大樓，搶在日寇動手的前面。然而，他們付出的心力甚至鮮血，都白費了！這怎能不讓讓70年之後的我們，拍案頓足，深長嘆息！
日軍遠程突襲的路線圖 1938年，美陸海軍決定全力破譯日本的密碼和製造密碼機。1940年9月，弗里德曼等人經20個月奮戰，首次用“紫色”密碼機成功破譯了日本密碼，這就是有名的“魔術”。至日本攻擊珍珠港前夕共製成八台密碼機。期間美國還配備了一套截聽、破譯、翻譯日本外交電報的設施和機構。靠上述手段，“日本的外交電報完全給泄露了”。僅外務省與駐美使館之間1941年7月1日至12月7日期間被破譯的電報就達217份之多，“把幾乎所有的重要電報都搜羅進去了”，“日本駐檀香山總領事館發出的軍事情報，一份不漏地全被截聽和破譯了”。有人認為這是日本人的說法，可能懷有某種目的，未必真實，但弗里德曼此後三次獲勳章，國會還於1956年通過決議，獎給他10萬美元，證明對他用這些設備截獲情報的價值和貢獻是認可的。但最高統帥始終沒有採取相應的應變措施。 1941年下半年，美國頻繁破譯日本的秘密電報。7月8日獲外務省3日拍給駐美、德、蘇、意等國大使的絕密電報）2日御前會議上決定的《帝國國策綱要》。14日日本駐廣州總領事給外務省的電報透露了日本南進東南亞的企圖。9月，日本在檀香山的間諜奉命把珍珠港劃分為若干水域，並詳細上報繫船浮標、碼頭和船塢等情報，足以說明東京對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異常關心。11月2日至5日，日政府連續給野村拍發幾封長電，意為如美拒絕日本的新方案，就除戰爭別無他法。11月28日，美破譯日本的“風”密碼電報。東京此前22日給野村的電報強調：東京時間11月29日為談判最後期限，此後，“事情便會自動地發生”…… “魔術”獲悉，12月2日，東京電令野村銷毀密碼機等；5日，即又令他在兩天內（這天正是突襲的前兩天！）安排使館大部分人員乘飛機回國。 最重要的是，12月6日晚，美截獲日本答覆美國共14部分電報的前13部分，並交給羅斯福，羅斯福說，“這就意味着戰爭”。次日上午，截獲的第14部分電文又送到羅斯福手上，電文指示野村當天下午1時（夏威夷時間黎明）把答覆（即最後通牒）遞交赫爾。為了不讓野村改一個字，第14部分是用英文拍發的。 這些史實至少說明：羅斯福總統及其核心圈雖然明知日本摩拳擦掌，但是因無法取得民意支持，仍按兵不動，等待和誘使日本人先動手。 讓我百思莫解的是：即便要等日本人先動手，以便在輿論上占據上風，也不能讓駐珍珠港的上萬軍人和大批艦艇、飛機等着挨炸啊，既然戰雲越壓越低，越逼越近，暗中做一些必要的疏散和備戰準備，是完全可以的呀！ 11月25日（突襲之前兩周），羅斯福對陸軍部長史汀生說，美國可能在周末受到攻擊，“問題是我們怎樣調動他們在不對我們造成太大危險的情況下開第一槍。” 12月初，美國有關方面急於引誘日本先開火，甚至策劃了這麼一個方案：1941年12月2日，“總統指示，下述任務須儘快完成，如有可能，接閱電報後兩天內完成，派三艘小船組成一支防禦性情報巡邏隊。要按美國戰鬥人員的最低標準準備，由一海軍軍官指揮，船上配備一門小口徑炮和一挺重機槍足矣。”其任務是在日本艦隊沿印支海岸南下的航線上巡邏。其指揮官出發前被告知：“如果缺水了，就用國際信號手冊，向碰見的第一個日本戰鬥人員要。”“假如日本人對三艘船中的任何一艘開火，就會構成日方的公開行動，” 只是船未及出航，日本已襲擊珍珠港，此方案也就作罷。 12月5日，美內閣討論日本艦隊問題。海軍部長諾克斯十分激動地講述他掌握的有關日艦隊的秘密情報，認為各種跡象表明它們正向南行駛。蹊蹺的是，羅斯福不時打斷他，堅持說並無確切情報說它們不會向北。總統為何一定要南北顛倒？他還告誡與會者不要做任何對日本談判代表不利的事，不要干任何挑釁性之事。 12月6日晚，突襲爆發前夕，羅斯福幾經推遲後，終於向日本天皇發出一封私人電報，呼籲他干預。次日上午12點半他接見中國大使胡適，稱他給天皇的照會“是我爭取和平的最後努力”，“仁至義盡”。 12月7日，羅斯福在中午之前除了看醫生，沒幹什麼別的事。這天上午，情報官發瘋似的找斯塔克和馬歇爾，兩人卻在看戲或騎馬，很久之後才被找到。 珍珠港被炸得一塌糊塗，輿論果然譁然，追究責任成為必然。如果是在中國，勢必要聲勢浩大地清查“漢奸”。在美國，指責“賣國”的聲浪不太高，但是要抓“誤國”者的聲音卻此起彼伏。 杜魯門當選總統後，稱珍珠港事件是“國家本身奉行的政策的結果，國家並沒有做好準備”。這種說法自然不能平息人們的不滿。德國投降後，海軍指派休伊特負責繼續調查。1945年9月，國會成立聯合調查委員會（民主黨6人，共和黨4人）。從11月15日至次年2月20日，公開聽證會共舉行了67個白天和3個晚上，先後有39名主要證人被傳，其證詞多達14000頁。委員會中的兩黨成員在調查報告上分歧很大，最後通過的多數黨報告（有兩名共和黨成員簽了名）認為，“總統、國務卿和政府高級官員們為了避免同日本作戰，在不損及我們國家尊嚴和危及我們安全的前提下已作了一切努力。”珍珠港慘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華盛頓和夏威夷的軍官們完全意識到了空襲的危險”但卻疏忽所致。 至今仍未解開的謎，是幾位關鍵證人在關鍵證詞上的不同態度和出爾反爾，其中最複雜的是關於一份“風”指令，即1941年12月初是否截獲過及華盛頓有關方面是否收到過一份日本發給駐外使館的“東風，雨”（意為同美國斷交）的指令。 陸海軍部堅決否認，但很有幾位關鍵崗位上的情報人員稱見到過此電文。例如密碼分析專家、海軍一密碼機構負責人薩福德始終堅持有“風”指令，結果被認為是得了幻覺症的怪人；海軍東海岸監聽站報務員布里格斯、海軍情報局遠東處處長布拉頓的助手佩蒂格魯也承認見過此電文；海軍通訊部安全情報處翻譯處處長克雷默先說見過“東風，雨”的指令，後又推翻自己的證詞，說可能是“西風，雨”（意為與英國斷交），後住進海軍醫院進行精神治療；海軍安全情報處高級情報員薩德勒在陸軍的調查中，起初不但承認有此指令，還稱馬歇爾的部下不讓把它送夏威夷，但1945年8月13日改變了證詞，對上述說法全盤否認，可1946年2月在向國會調查委員會作證時再次翻供，並暗示，上次之所以翻供，是由於擔心陸軍領導層會反對。1945年12月，曾任海軍作戰計劃局局長的特納作證時否定了他在海軍調查時說過的曾收到一份意味着美日交惡的“風”指令，稱他知道的一份電文是“北風，晴”。1941年任日本駐華盛頓使館副武官的實松讓後來說他們在1941年12月4日收到了“東風，雨”的廣播。而這幾位情報人員有什麼理由要作假證呢？ 更古怪的是，羅伯茨委員會據以得出結論的文件中，除14部分電報外，其他許多截獲的“魔術”電文一份都沒有。清楚記得見過“風”指令的薩福德作證前卻在檔案中找不到它。有關日本偷襲前夕關鍵時刻政府4個監聽站的檔案都失蹤了。海軍情報局一軍官後來說，有天早晨他到辦公室，發現保險里許多“魔術”文件都不見了，以後再也沒找到。實際上海軍情報局把秘密文件徹底清理了一遍，以致於連一張1941年11月、12月份海軍部序列表都不保存。這樣，“風”指令可能會永遠成為一個“謎”。 這樣眾多的跡象，怎能不讓人疑竇叢生，認為是在掩蓋真相？ 還有對活人證的封口令：珍珠港事件後不幾天，馬歇爾禁止部下走漏消息，“讓這和我們一起進墳墓”；那位朝鮮特工韓基洙被警告：如向新聞界披露消息，會被“關進瘋人院”。1944年9月，馬歇爾寫信給指責羅斯福是幕後人的杜威，請他不要泄露尚未搞清楚的材料；海軍部聽證會上，斯塔克與國務院之間的聯繫人舒伊爾曼對重要問題一概拒絕回答。福萊斯特爾指示不要讓金梅爾過多露面。
有一種說法，我覺得比較可信：華盛頓得到了，也相信了日本要進攻的情報，但不做準備，既定方針是讓日本人動手。但是，他們沒有料到，日本的進攻規模這麼大，造成的損失這麼嚴重。這樣一來，事後有關負責人紛紛洗刷自己、紛紛封存甚至銷毀有關檔案、證詞。 美國有人對此事件的責任劃分了百分比：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等應負40％，海軍作戰部長等應負40％，而總統羅斯福，應負20％。 而三千多名官兵，就成了犧牲品。當然，他們都是烈士，都值得我們緬懷和尊敬。但是，他們是不是感到有些窩囊？
中國人尤其應該緬懷和感謝在珍珠港事件中犧牲的美軍官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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