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雪雍：被掩蓋的抗戰真相——蔣介石毛澤東在抗戰中的表現(上) 
自1937年開始的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最慘酷最壯烈最艱苦也是最光輝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為滅亡我民族國家的大規模侵略，我中華兒女抱着不做亡國奴的決心，奮起抗戰，萬眾一心，以血肉之軀對抗擁有先進武器的強敵，不怕犧牲，前赴後繼，歷經八年苦戰，終於獲得勝利，收復失地，並使中國躍居世界五強之一，走上民族復興的光明大道。
可是抗戰勝利不久，國共兩黨爆發內戰，結果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失敗，退出大陸，中共獲勝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隨着毛澤東獨裁專制制度的不斷加強，封建的皇國史觀---“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文化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對抗戰歷史極盡歪曲醜化隱瞞掩飾之能事，使一部抗戰史成了謊話史，這就對傳承中華歷史文化和發揚民族精神造成極大損害。
本人是親歷八年抗戰的新聞記者，曾在國共兩方從事抗日宣傳，對雙方均無政治偏見，特別是曾兩次遭日偽特務暗殺而倖存，多次在戰場炮火下差點犧牲。這些經歷，使我對國共兩黨和蔣介石、毛澤東在抗戰中的表現和作用有了更深的認識。為了響應中共“求真務實”的號召，我根據親見親聞，結合眾多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參考共產國際和蘇聯派駐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諾夫的4年《延安日記》（以下簡稱蘇共代表弗氏）撰寫此抗戰記事，給久經洗腦對抗戰矇昧無知的人們，提供一幅真實的抗戰圖景，以存真史，為建設只說真話的文明社會略盡綿力。以下就長期有爭議的一些問題加以述評。
攘外與安內
日寇發動918事變占我東三省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未作抵抗，日寇得寸進尺，又向華北進逼，蔣介石不斷妥協退讓，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毛澤東和知識界左翼紛紛指責為賣國的反動政策，要求立即實行抗戰，各地學生數萬人奔赴南京抗議請願，要求立即宣戰，將前來勸諭的蔡元培推倒在地，把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打成重傷……究竟這個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是否反動賣國？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了解當時的客觀形勢。
20世紀初，中國各地軍閥林立，為權為利不斷爭戰，全國一片混亂。1926年蔣介石率北伐軍蕩平三大軍閥集團---東北張作霖、華北吳佩孚，華中孫傳芳，然眾多省份的諸侯仍擁兵自重，獨立施政，不受國民政府領導（如新疆盛世才、山西閻錫山、青海馬步芳、山東韓復渠、廣西李宗仁、廣東陳濟棠等）特別是還有一個國中之國---中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接受蘇聯給的經費，一切聽命於蘇聯顧問指揮，任務是推翻國民政府，於是引起國共兩黨長期內戰。當蔣介石調兵北上抵禦日寇，中共乘機從江西向四周擴張，蔣介石回師剿共，日寇又乘機南侵，形成了日寇中共夾擊之勢，在如此四分五裂的情況下，加之經濟和軍力衰敝，哪有力量進行抗戰？蔣介石逼於形勢才定下“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蔣介石忍受辱罵，埋頭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首先與各省當權者談判，在國破家亡的共同威脅下，各省諸侯都表示願意團結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共御外敵，中共也承諾取消蘇維埃國，接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領導，於是分裂的十個手指握成一個鐵拳，全國實現了大團結大統一。蔣介石又積極進行經濟和軍事準備工作---通過幣制和稅制改革，政府財政收入成倍增加。於是向外國購買軍火，在後方建兵工廠，又修造未完成的平漢鐵路通車，修造萬餘公里公路，在戰略要地建大炮、機槍掩體3700多座……經過六年準備，便國力大增，打下了抗戰的初步基礎。日寇製造蘆溝橋事件發動大規模侵略時，有了底氣的蔣介石才敢於在廬山發表宣言，宣告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從此全國人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均要負起守土之責，要不怕犧牲，挽救民族危亡，振興民族精神，於是全面抗戰開始了。
但即使在這時，據國民政府軍政部調查；全國軍隊的槍械子彈僅夠半年戰爭之用，可見如在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就盲目開戰，中國軍隊只會如以卵擊石般，不堪一擊，遭致迅速滅亡的慘禍。由此看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有利於抗日的正確政策，至今官方書刊仍斥為賣國反動顯然是錯誤的。
愛國與賣國
長期以來蔣介石被毛澤東和官方書刊稱為賣國賊，稱國民政府為賣國政府，這些政治帽子是否合適呢？
事實是：蔣介石長期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信奉“精忠報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古訓，有強烈的愛國觀念和民族主義思想。他對英日等帝國主義不斷侵略深表憤恨，他率領的北伐軍就是高唱着“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聲踏上征途的。日寇侵占東北後，他立即寫了遺囑，決心獻身為國，收復失土，並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紓國難。他言行一致，八一三上海會戰，他調派70萬大軍主動進攻日軍，以解華北之危，並親赴戰區督戰，使日寇遭到重創，三易其司令官，打破了它“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由於己弱敵強，國軍敗退，南京淪陷，日寇舉國歡慶中國要亡，但他遷都武漢，堅持抗戰，武漢失陷，遷都重慶，屢敗屢戰，毫不氣餒，日寇不斷誘降，均被他拒絕，他在《日記》中稱：“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以振興我民族精神”。在他寧死不屈精神感召下，全國軍民也奮勇戰鬥，不惜犧牲，終於獲得最後勝利。蔣介石不愧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傑出領導人和民族功臣，至今也末發現他的任何賣國的證據。
蔣介石致力於爭取我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蔣介石以同盟國的盟國身份多次與英美蘇有關國家交涉，要求歸還它們所占中國領土和主權（租界和治外法權等），獲得成功（只有斯大林拒絕歸還外蒙古）。此外，蔣還推已及人，支持亞州其它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鬥爭。他公開宣告，幫助朝鮮復國是中國抗戰的任務之一，為此他資助和支持設在中國的朝鮮流亡政府的復國鬥爭，他還支持印度甘地的復國鬥爭，這些事又反映了他的國際主義精神。
毛澤東愛國嗎？他也愛，可那時他愛的不是中國而是蘇聯國。日寇占我東北後，毛澤東給黨內提出的主要任務，首先是“武裝保衛蘇聯”，因為共產國際認為日占東北是向蘇聯進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務是推翻國民政府，最後的任務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顯然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呼聲是不相符的。抗戰開始後，毛規定抗日戰爭總方針：“一分抗日，二分應付（應付國民黨和蘇聯的批評責難）七分發展（發展根據地和軍隊）”並要求各級嚴格遵守不得違反，說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黨內有愛國心的將領不滿意他輕視抗日，林彪首先打響平型關伏擊戰，接着彭德懷打響“百團大戰”，他們立刻受到毛的嚴歷批評，甚至把此事當作彭的罪行而不斷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為此他告誡將領們：“你們不要以為抗日是愛國，那是愛蔣介石的國。我們共產黨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祖國是蘇聯。”他又發揮他這個思想說：“我們要讓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蔣、我三國志，這種形勢對我們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領我全國，那也不要緊，可以藉助蘇聯恢復失地嘛！”
毛澤東的上述指示，反映了他的戰略意圖：以抗日為名，擴大根據地和部隊，積蓄力量，為今後推翻國民政府作準備。為實現這個戰略目標，他採取的步驟是從少抗日（一分抗日）到不抗日（抗日不是愛國）再到放任日寇多占地甚至亡給日本。這說明毛澤東完全不顧民族大義，實際已撕毀了國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協定，背棄了他高喊團結抗日的壯嚴承諾，違反了全國人民對抗日救國的一致要求！他的這些指示，不是和漢奸汪精衛的“曲線救國論“異曲同工嗎？（汪主張先亡國再慢慢設法復國）。
毛的指示，由以後事態的發展作了證明。自1940年“百團大戰”後，中共部隊再沒有與日軍打過一場較大的仗，卻發動了大規模內戰，搶占國民政府在敵後的眾多抗日根據地，再發展到“聯日反蔣”，實現他的“三國志”謀略。對他破壞抗戰的種種勾當，曾在延安四年的共產國際和蘇聯代表弗氏是最具權威的見證人，讓我們看看弗氏在《日記》中的證言吧：
“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從1941年開始就停止了對日作戰，百團大戰是最後一次對日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對日進行作戰行動，包括受到攻擊便撤退。”
“毛澤東認為參加抗日戰爭是錯誤的，抗戰只是發動內戰計劃的一部分。”“毛澤東以對日作戰的偽裝，來占奪土地，為未來的內戰擴張基地。”“毛的一切活動，便是加緊準備內戰，在侵略者正在蹂躪這個國家時發動內戰。”
“毛澤東贊成民族統一戰線，卻用全力使統一戰線解體，毛對抗日勢力的分裂負有主要責任……國共分裂是一個不祥的現實，這自然有利於侵略者。毛破壞全國聯合抗日的政策，等於給日本增加了幾十個師團的實力”。
“毛自稱是共產主義者，但一個共產主義者能鼓勵敵人占領他的國家，掠奪他的財富嗎？”
“我到新鄉賀龍部隊去了一次，眾多的賀龍部隊包圍了一個駐有少量日軍的村子，我問士兵為什麼不消滅這些日軍，士兵們回答：上面叫我們不要惹他們，他們也不惹我們。八路軍就這樣與日軍和睦相處着……八路軍的宣傳是針對國軍，未來的軍事行動也是針對國軍，這樣就使日軍的作戰行動幾乎全部獲得成功。”“我到前線去後，深信中共領導階層無意對日作戰，他們把戰爭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機。他們讓日本人與國民黨對抗，如果日軍擊敗國軍，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破壞，八路軍便立即滲入到那裡，如果必要的話，便幹掉統一戰線的戰友來攫奪政權。毛澤東在來犯的敵軍前退卻，尋找機會使國軍與日軍衝突。在國難當頭時，這樣一種手段是不忠不義而有過之。”
弗氏是中共盟友，他不願直截了當指斥毛澤東，他要為毛澤東留點面子，才含糊地說“不忠不義而有過之”，意思是說毛是比不忠不義的人更壞的人，那是誰呢？不就是叛國者，民族罪人嗎？（按中國的通俗稱呼就是漢奸）。
弗氏還寫了其它使他十分反感的事：“中共解放區有一幅離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單位都與日軍後勤部隊做買賣，到處可買到日本貨。還有鴉片買賣，我在中共120師部的一座房屋內看到正在加工鴉片，送到市場上去。中共陝甘寧邊區是以生產鴉片為特色的，成百公頃土地種着罌粟，這是一個可恥的事實。政治局要求擴大生產鴉片，派任弼時領導這一工作，鴉片是特區出口貿易的主要商品。”當時日寇正在占領區實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煙館，日寇鼓勵中國人吸鴉片，吸得人們骨瘦如柴，傾家蕩產，喪失了抗日的意志和體魄；日寇企圖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殺人手段來消滅中華民族，而毛澤東卻與日寇配合來殘害同胞，這是他害國害民的又一罪行。
宣傳與事實
專制國家的執政黨都設有宣傳部，任務是壟斷意識形態，控制信息傳播，為一黨私利而隱蔽真相，散布謊言，進行愚民教育。國民黨的宣傳也有此類弊病，但蔣介石雖然獨裁專制，人民仍享有一定的新聞言論自由，國統區允許眾多反對黨和社團存在，有眾多不受管制的民間報紙刊物，還讓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公開發行，如果國民黨的宣傳有違事實，就會遭到群起而攻，因此國民黨的宣傳還有相當的可信度。中共的宣傳不然，中共抗戰時統治的陝甘寧邊區或後來的新中國，不容許獨立的政黨和媒體存在，在嚴格的新聞文化管制下，輿論一律，造謠說謊的記載比比皆是，現將有關抗戰的宣傳與事實作一對比。
“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事實是：江西紅軍戰敗後突圍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大部隊難以存活，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們生存有困難，可撤退到外蒙邊境或新疆，蘇聯可給援助，於是中共決定北撤。毛澤東對戰友說，我們退到外蒙，將來再打回來。為了宣傳，打出了抗日的旗號。在北撤途中，他們看到報紙上報道說陝北有劉志丹、高崗的共軍在根據地活動，有的將領高興地說：“我們有救了！”於是他們就到陝北安營紮寨了。毛曾派部隊向外蒙和新疆挺進，以接受蘇聯軍援，但遭國軍和軍閥部隊阻攔未能成功。
“毛澤東創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實是：日寇侵占我東北後，蔣介石痛感各黨派不團結不能禦敵，即向江西蘇區的毛澤東建議建立國共兩黨抗日統一戰線，卻遭毛澤東一口拒絕。1936年因蘇聯受到德國和日本進攻的威脅，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要求各國共產黨團結各階級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國家進攻蘇聯，蔣介石從駐蘇使館得到此訊息後，十分高興，當即通過宋慶齡派董健吾牧師（中共地下黨員）到西安，與中共人員洽談，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的督促下，才接受蔣的建議。幾經談判，中共決定撤消蘇維埃共和國，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陝北蘇區改名陝甘寧邊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接受軍事委員會指揮和提供軍餉槍械，紅軍帽徽由紅五角星改為青天白日，於是國共兩黨開始團結抗日。
“西安事變時毛澤東設法釋放蔣介石”-----事實是：蔣介石到西安督戰剿共，被張學良扣押，中共知道張有領袖慾，就慫恿張與中共聯合組建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推張為主席和總司令。毛澤東朱德等建議張殺死蔣介石，張亦有此意。這時突接斯大林指示，說中國必須實行抗日戰爭，有能力有資格領導抗戰的人只有蔣介石，中共應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毛澤東準備先下手為強，殺了蔣介石再說，這時又接到共產國際電令，嚴詞要求釋放蔣介石，並指責張為漢奸，張扣押蔣只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毛不得已才要求張把蔣釋放了。當時蔣正率60萬大軍圍攻3萬中共部隊，準備一舉殲滅紅軍，西安事變使剿共再一次失敗，所以人稱張學良是中共的救星，而張的政治野心則告破滅，張曾後悔說：我上了中共的當了。
“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所謂“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是：抗戰開始時，山西省主席閻錫山擔心自己無力抵抗日軍進攻，邀請中共派部隊進山西協助防禦，協助組建新軍，派幹部幫助他的“犧牲同盟會”加強地方政權。中共應邀派八路軍三個師和大批幹部到山西，但後來中共施展統戰手法，使閻的新軍叛變投入八路軍，全省105個縣中75個縣的縣長都成了中共黨員，閻的省政府變成了他不能指揮的空殼，閻對中共反客為主、雀巢鳩占十分氣憤，要求中共撤出部隊和政府及社團中的黨組織，被毛澤東嚴詞拒絕，閻就派他的舊軍進攻八路軍遭到失敗，這樣山西成了中共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
所謂“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是：中共占領山西後，又派八路軍進軍河北、山東發動內戰，消滅了兩省敵後的國軍，逐出和消滅了兩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國民黨的抗日根據地變為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隨後八路軍和新四軍向駐防蘇北的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進攻，黃橋一戰消滅韓部一萬七千人，基本控制了蘇北。這時新四軍總部所率一萬名部隊也正在安徽不斷向四周擴張，國民黨因敵後根據地不斷遭中共侵奪，感受到很大威脅，軍事委員會下令新四軍總部所率部隊北上抗日，指定走直線路徑北渡長江，毛澤東原已同意這條北撤路線，卻又密令副軍長項英率部改向東南方向，在江蘇鎮江渡長江前往蘇北。毛的意圖很明顯：讓北上的項英部與自北南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夾擊韓德勤部，將韓殘部幾萬人徹底消滅。國民政府隨即以違反軍令為名，派大軍包圍向東南行進中的項英部隊，經七天激戰，項英部隊損失七千人，其餘的，經國民政府指定路徑安全北撤歸隊。蘇北韓部不久被中共部隊殲滅，蘇北又成為中共的“抗日根據地”。
以上兩次所謂“反共高潮”，實際都是國民黨為抵抗中共侵占其敵後根據地而進行的自衛反擊戰，是中共主動挑起，中共宣傳倒果為因，隱瞞歪曲了事件真相，反而倒打一耙說成“反共高潮”。
“共產黨抗日最積極”——事實是：毛澤東不愧是傑出的宣傳家，他的抗日口號喊得比蔣介石響，還寫了《論持久戰》等著作，從他的言論文章看，他無疑是積極抗日的人，但實際情況大不相同，與毛打過四年交道的蘇共弗氏說：“毛澤東的話與他的行動往往正好相反。”事實表明，毛是個陰媒家和說謊家。如1937年召開的洛川會議上，毛宣稱要堅持國共抗日統一戰線，要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團結抗日，他還動員各將領聯名給蔣介石發致敬電，稱頌蔣委員長萬歲，可是同時卻向將領們發出號令：部隊的主要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擴充軍隊，為今後奪取政權打基礎；在統一戰線中，要掌握領導權，要和頑固派、投降派（指國軍與蔣介石）做鬥爭；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不要受愛國主義的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以後他對黨內乾脆把抗日戰爭稱為“日蔣矛盾”，表明他與抗日無關，他已退出了抗日陣營，專心致志於打內戰了。蘇共弗氏寫道：“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為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占奪國軍控制的土地，不擇手段來達到此目的。中共這種活動，顯然損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國人民的許多犧牲。”“毛澤東把自己的人民當作奪取政權的工具，幾百萬人流血與苦難，不幸與憂傷，對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產黨將實行民主憲政”——這是毛澤東抗日後期向國內外發出的最強音。這時他看到抗戰快勝利了，國軍已被日寇嚴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實力已大大增強（已占領了從陝北到華北再到華東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隊己擴大到120萬正規軍、200萬民兵）改朝換代的野心快實現了，為了迷惑國內外人們站到他一邊，就在會見美國政要、中外記者、中國各黨派人士時大唱民主讚歌，宣稱他要實行美國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實行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要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憲政，要實行各黨派合作的聯合政府，要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反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更是連篇累牘地宣傳毛的民主憲政主張，一時蠱惑了美國大使、特使、中外記者、中國民主人士，他們紛紛到延安去朝聖、會談，美國大使赫爾利甚至與毛簽訂了合作協議，中國一些黨派開始站到中共一邊反對蔣介石專政，廣大知識分子歡欣鼓舞，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前景，對中共心響往之。可是毛澤東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畢露，在中共戰時統治區和後來的新中國，專制獨裁遠遠超過了蔣介石，超過了秦始皇加斯大林，民主黨派和廣大知識分子都上當受騙了。
和平談判
日寇侵華，正如俗話所說：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財力軍力均不可能併吞中國，於是採取“以戰養戰”、“和談誘降”等毒計，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與日寇和談，由於兩人對抗戰的態度和立場不同，他們與日寇談判的結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淪陷後，日寇派人向蔣介石談判誘降，蔣介石起先拒絕，由於黨內外不少高層人士（如于右任、胡適等）對抗戰前途悲觀，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蔣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長的秦德純赴香港與日使談判，蔣的要求是完全恢復蘆溝橋事件前的領土主權，日方則提出苛刻條件：承認偽滿州國，賠償戰爭損失，訂防共條約、經濟合作條約，華北駐軍等，蔣認為喪權辱國，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條件，不談賠償和偽滿州國，其他大體不變，蔣拒不接受，日又請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又被蔣拒絕，蔣在《日記》中稱：“倭寇亡我之心不死，無和平可言也。”日寇惱怒，公開宣布不再承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以財力己難支撐抗戰，暗中派人赴港與日談判，蔣獲知後嚴詞批評，後悉孔仍在與日談判，大為震怒，下令：“今後再有人與日寇談和，以漢奸論處，殺無赦！”於是徹底關閉了和談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