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偉大的愛園者--天津醫學院腦外科李寶光教授 (二之二)

寶光教授被判刑後，在天津監獄內勞動，吃的是一天三頓窩頭鹹菜白開水，當年糧食定量極為嚴格，不管飽，每天都餓，唯一的辦法是克服。干的是砸石頭，不完成每天的高定額不行，是個名符其實的人間地獄，日子久了，不是餓死就是累死。妻子金玉仙大夫帶着孩子定時去看他，每次必然帶些吃的，家人之愛是寶光賴以生存的唯一動力，所帶的食物雖然不多，但確可延緩和減輕餓死的危脅。兩年之後，寶光教授被調往天津市漢沽鹽場第二勞改隊“改造”。漢沽是天津市的遠郊區，從市區乘火車需要一小時才到。下火車後還須步行十多華里，才能到達勞改隊。當時既無寬闊的公路，也沒有公共汽車。對於探監的人是個艱苦的歷程和嚴峻的感情考驗。

金大夫第一次鹽場探監的那天，正是深冬。天氣很冷又颳大風，閃閃發亮的鹽灘一馬平川，沒有樹也沒有小灌木，狂風暢通無阻地卷着積雪，玩命地猛吹過來，走不了幾步，頭髮和眉毛就掛上了一層白霜。看不清路，路又窄，深一腳淺一腳。金大夫一手提着個包裹，裝着給教授的衣服和食物，一手領着個四歲的孩子。孩子走不動，只能背一會兒，走一會兒。金大夫也很纖弱，只好和孩子坐在冷凍的土路上在凜冽的狂風裡不斷地歇一歇，喘口氣再往前走。寶光教授啊，您愛的這個國，把大人孩子拆騰成這個樣子，說什麼好呢？！

走了兩個多小時終於到了鹽場勞改隊，沒想到寶光教授在衛生所當了服刑醫生，可以在職工食堂買飯，臉色和精神比在天津監獄時強多了，也可和家屬長時間相聚，如果仍留在天津監獄，1960年冬天必死無疑。不過無論如何，精神上的打擊和肉體的折磨己經深深地損害了教授的健康，為他的早逝奠定了病理基礎，這就有點像得了肝炎，以後就容易得肝癌相類似。教授除了門診之外，也作些手術。一有時間還寫些醫學科技資料，上繳給勞改隊的領導，也曾寫過製造人造血漿的方法，上繳位於天津海光寺的醫學科學院血液病研究所，都沒下文。只有“顱腦創傷”一書於1980年在北京出版。凡是受過文明教育的人，全都這樣敬業，而寶光教授則更為突出。

1961年9月1日教授刑滿釋放，被捕時女兒才兩個月，現在己經上小學了，一家三口過着從未有過的快樂日子。勞改隊想請他創辦個腦外科，唐山市人民醫院也大力拉他，教授接受了後者。因為該院的業務院長田振山曾在鹽場和教授一起作過手術，深贊他的業務水平，經他力薦，唐山市市長批准，一個月後赴該院任職。

唐山市人民醫院的條件和天津市總醫院沒法比，原始極了。分配到剛建立的腦系科(神經內外科)的兩名助手，都是轉業軍人，衛生學校畢業的，中專水平，從來未接觸過神經系統的疾病。從器械設備、病房和手術室的創立、到醫護人員的培訓，樣樣都由寶光教授親自動手。在田振山院長的支持下，不到一年神經科就有了自己的專科病房、手術室和門診。當時的唐山勞動日報對唐山人民醫院腦系科的創立、寶光教授的工作熱情和技術能力、腦外科手術的成功都作了詳細報導。醫院任命寶光教授為該科副主任，正主任是田振山院長。寶光教授的工作熱情和鑽研精神並未因七年冤獄而減退，他仍如既往，視病人為親人。每個術後病人，他都親自護理照料，往往徹夜不回宿舍或家，唯恐護理人員經驗不足，未能發現病情變化而錯失挽救良機。很多病人出院後還寄來表揚信或送來錦旗，腦系科辦公室的牆上都貼掛滿了，這本來是好事，但誰也想不到，錦旗和表揚信後來反而都變成教授的“罪狀”了。

1963到1964兩年總算平安地度過，寶光教授救治了很多急重病人，唐山市科技組織還安排教授每月作學術報告，聽眾很滿意，並一再要求他多次報告。然而，寶光教授實在太累了，因為全科的業務大大小小都需要他處理，加班加點。再者，出獄後也沒有充分休息，故而積勞成疾。一天上午，查病房時突然昏迷暈倒，經查清為腦梗塞，後又繼發高熱，經掄救後恢復。這可真有點怪了，經過勞改的人，大多在幾年之後往往罹患心、腦血管病，這方面真需要作個統計分析。幾乎同時，加拿大的妹妹來信，大哥寶森因腦出血去世，留下兩兒子，建議寶光教授回加國探親並療養。教授提出了申請，院方認為教授一走，神經科就完了，沒批。教授則認為，為祖國人民服務是自己最大心願，如今業務一帆風順，也就給妹妹回了信，不回加國了。這又是教授偉大風範之一，雖然受盡毫無理由的打擊、迫害和羞辱，但是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熱情一點也沒減。如果回去，自然遇不到文革期間在死亡邊緣上精神和肉體的反覆折磨，也不致於英年早逝了。

在唐山市人民醫院日子一長，醫院各科室之間、同事之間難免有些這那誤會。例如護理部硬要調走腦外科專業護士，不同意不行，可是一般護士無法勝任腦外科工作，重新培養需較長時間。腦外科離不開搶救設備，而別的科室硬是要借而且不還。另外，大家還嫉妒寶光教授醫務五級的工資太高，但那是天津等地區評議的。最難以接受的是，醫院黨委賈書記介紹一位地委幹部看病的事。他寫了一張便條，讓寶光教授優先給該幹部看病。教授一看該人並無急重病象，讓他先掛號再看。院黨委賈書記勃然大怒，之後，教授的麻煩便源源不斷了，苦難接着苦難，沒個完。黨官們在一切領域都享有特權，無法無天，普遍明目張胆地帶頭破壞自己訂的制度，成為中國大陸當今社會上最大的公害。在賈看來，寫便條無非是抬舉你，讓你優先破格為該人服務，也是賈對上級單位的忠誠，不得怠慢。教授沒照辦顯然有損賈書記的權威，以後能不挨整嗎。在正常社會裡，看病掛號本來是正常工作程序，人人必須遵守，不然怎麼作記錄呢？

不久，1965年“四清運動”就開始了，寶光教授的噩運也隨之而來。一天，賈書記突然宣布停止寶光教授的工作，並撤消他的腦系科副主任的職務，在家等候處理。教授不服，賈書記說，“你是勞改釋放犯，做手術死的人多”。 勞改本來就是冤案，勞改釋放後仍是“犯” 這個國家簡直蠻橫極了！其實，寶光教授救治的顱腦外傷和良性腦瘤病例成功率很高，成績很好，死亡者主要是惡性癌瘤。醫院保衛科科長李金華還給醫院黨委會寫假報告，謊稱李寶光拒不參加他所召開的會議，而且還持刀行兇。幾天後李帶來唐山市公安局人員，將教授帶走拘留，並抄了家，這是寶光教授第二次被抄家和被拘捕。至於什麼理由或罪狀並未宣布。而此時，唐山市內風傳唐山市人民醫院破獲了一個特務反革命，“腦系科副主任就是國外派來的特務，家中還抄出了電台”。拘留了五個多月後，一天下午，唐山市人民醫院的王院長找教授的夫人金大夫，宣稱寶光教授病了，讓金大夫去接教授保外就醫。接時一看，寶光教授非常消瘦而憔悴，臉上還長了個瘡，步履維艱。至於為什麼拘留仍隻字未提。拘留可不是住賓館或療養院，那裡又髒又餓又斗又打而且沒法坐息，一進去就不易活着出來，不信你就去試一試。第二天另一位姓張的院長又找教授談話，“你的工資要重新評定，在問題沒處理之前，每月發生活費18元人民幣”。此後直到文革結束再也無人提及，將近十年期間，每月十八元，折合每月美元七、八塊錢，而且，在醫院內改造時的各項勞動不另給工錢，白干！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八月份紅衛兵發起造反，紅衛兵和醫院造反派兩股暴民將寶光教授抓到醫院，不問三七廿一，拳打腳踢，關進一個小空屋，教授只得坐在冷硬而濕的地面上。這是第三次被抄家和拘捕，抄走了存款、照相機、手錶、毛毯等，撕毀了全家的合影，砸毀了女兒的小提琴，還抄走了烤麵包點心的電器，送公安局折驗，怕裡面藏着電台。金大夫和孩子則被掃地出門，被迫寄居到金大夫的工作單位，唐山市衛生防疫站。過了三個月，醫院的造反派們把寶光教授放了回來，因為他是“老問題算新賬的分子”，造反派現正忙於奪走資派的權，沒功夫管寶光教授。教授回來後，全家被塞回原先的住處，不過原來的三間房己被另一住戶占據了一多半。在起居困難、飲食貧困、動盪不安、戰戰驚驚的情況下度過了1967和1968兩年，當然每天必須在醫院內勞動改造，期間還時不時地被帶去批鬥或陪斗。

寶光教授的苦難遠還沒有結束，1969年初一個寒冬的深夜，突然傳來急促而高嚷的敲門聲，“李寶光開門！”一下子進來一邦人，為首的幌了幌工作證，說是公安部門的來查戶口。他們讓教授面對牆壁站着，而後又抄家，這是第四次抄了，什麼都沒有了，抄家倒挺快。抄後把寶光教授往汽車上一推就開走了，究竟是為什麼、去哪裡，沒人回應。這實際上是綁架，所不同的是綁匪人多勢眾，而且打着公家旗號。金大夫向自己工作單位報告了這事，他們也不知道關押何處，只是讓金大夫和寶光教授劃清界限。過了兩三周，才知道寶光教授被關押在新華紗廠。這可真是邪了門啦，全中國大陸到處都是監獄，連紗廠也關押人，只不過當時通稱“牛棚”而己。

這個亂七八糟的亂逮亂捕本來與寶光教授無關，只是由於金大夫在北京鐵路醫院有個好朋友，邢院生大夫。因為反對江青，邢大夫被北京鐵路醫院造反派抄了家並關押在地下室，造反派得知邢、李兩家關係密切，就宣稱邢大夫是個反革命並與國際特務李寶光勾結。消息傳到唐山，在醫院支左的新華紗廠的工宣隊不就如獲至寶嘛！立刻抓捕寶光教授，酷刑逼供，又踢又踹，沒頭沒腦地狠打，而且還用皮鞭抽，耳朵被打聾了。教授當然否認是特務，只是說因為愛國才回來。專政隊四出調查當然沒結果，關押了一年多就把教授放了。為什麼關為什麼放，你無權過問，如果不服，隨時立馬可再關押。各位讀者，“我們黨向來重視人權”， 也真敢說！

1970年全國開展“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寶光教授又陷入絕境，又被拘捕了，這是第五次被拘，規模和嚴重程度都空前，而且還被判了死刑。唐山市人民醫院的造反派和唐山市衛生局的支左派們要想在唐山的衛生系統樹立一個典型案例，說寶光教授手術死亡的29個病例是有意殺害的，醫院貼出醒目的大字報說“李寶光是殺人劊子手，是殺害29名階級兄弟的現行反革命”。以此“罪名”送交唐山市公安局，未經審判，即被列入第三批槍斃人員名單，再有24小時就要槍斃了。知道的人無不嘆惜，田振山院長在家裡頻頻喊冤，因為他太知道寶光教授的工作情況了，但是誰也邦不了忙。

也是寶光教授命不該絕，行刑那天恰巧中央頒布命令，凡是槍斃名單一律上繳最高人民法院，不能由省市批准。造反派們一看教授不能槍決了，便找人搜集“殺人”證據，再迫害。包括：

1.       請天津總醫院腦外科主任相露春鑑定死亡病例，相主任說“這些病例都不能算醫療事故，更談不上殺害”。“你們唐山人民醫院腦系科工作很有成績。由於唐山有你們科，也減輕了對我們在天津的工作壓力。你們有這麼多錦旗和表揚信不正是說明工作很有成績嘛”！ 造反派說，那都是向病人要的。相主任只能啞然失笑，認為這可荒唐到極點了。

2.       到北京找鍾潭波的父親進行控訴，人家不干。鍾潭波小孩患小腦瘤，術中教授發現小孩出血很少，原來麻醉師用麻藥過多，患兒己死。田振山院長深知此事，事故責任人是麻醉師，但造反派硬賴寶光教授。

3.       找唐山第一中學劉老師寫控訴材料，劉老師患顱神經疾病，經寶光教授手術治癒，硬要他寫根本一點沒治好，劉老師不寫。

“殺害29名階級兄弟的反革命”罪名定不成，寶光教授在牢中囚了一年而且病了，公安局又通知家屬保外就醫。那是因為吃了餿食得了痢疾，沒有藥只靠吃大蒜治療。教授在牢裡餓了一年，只剩下皮包骨，一個帶皮的骷髏。皮膚又黑又粗，還長了一層顆粒。回家第一句話，“我太餓了，給我點吃的”。太讓人心酸了！只要是人的人，見了就得哭！

在痛苦與家人歡快中過了一年又一年，期間寶光教授屢次上訴但無結果。1975年的一天，唐山市法院通知他去，交給他一份證明：撤消刑事處分，回原單位工作。寶光教授萬分高興，以為反革命的帽子終於摘了，又可以上班了，不讓上初中的女兒又可以上學了。教授被拘期間，小學畢業的女兒不許上初中，後來分配到汽車修理廠當徒工，政審不合格，廠方不要，因為父親是反革命。不讓小孩上學的國家中外古今大概真沒有過，教授爰的這個國可真是壞的出奇了。今聖嘆曰：鬼域！

教授拿着法院通知，到醫院報到，院方說“你還要等衛生局的通知，才能決定怎麼安排”。衛生局的通知終於等到了，“李寶光玩忽人命，有嚴重醫療事故，給予降職降級處分，並即刻辦理退休手續”。教授不服，拒絕簽字。這己經是1976年了。由於着急和憤怒，教授的腦血栓病又犯了，幸虧煤礦醫學院及時掄救轉危為安。出院不到一個月，唐山大地震，教授全家倖免於難，但一切全毀了。遠在北京的邢院生大夫的兒子們趕來救災，可是唐山市人民醫院卻從未發給教授家任何一點點救災物品，良心都讓狗吃了。

四人邦倒台後，人心大振，寶光教授埋頭加緊寫作，以便獻給1978年即將召開的科學技術大會。可是1977年10月忽又接到唐山人民法院刑事傳票，通知去接受談活。1975年己經撤消了刑事處分，怎麼又票傳呢？原來是唐山市法院、公安局、衛生局聯合成立一小組，專逼寶光教授接受衛生局的決定。教授斷然拒絕。回家後百念俱絕，當日心、腦血管病發作，1977年12月8日含冤逝世於醫院。去世前一天對義子，邢院生的兒子邢少傑說，“我回國26年，在天津和唐山各工作三年，其餘廿年都是在監獄、勞改隊、牛棚、和保外就醫中渡過的，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我爰祖國才回來，一心一意地工作，一切從救治病人出發，沒有醫療事故，我不明白，爰國有罪？！工作有罪？！”

1980年，天津醫學院召開了為寶光教授平反的大會，人都死了，只能讓寶光教授在天之靈有所安慰。人們不禁要問問天津醫學院、天津市總醫院和唐山市人民醫院，你們為嘛這麼狠呢？！幹嘛逼死人呢？！教授如果不令你們滿意，解聘就是了。你們有罪，你們才是殺人犯！你們應該在各自醫院塑立寶光教授的銅像，並樹碑，明刻各自迫害教授的罪行，向教授請罪，以警後人。

當今，在美、加留學的大陸人己達百萬，不少孫輩己經入藉，如果他們回大陸服務，沒準也許會也被當成國際特務，這很難說。但願李寶光教授成為他們三思的歷史人物，寶光教授永垂不朽！您永遠是後人敬仰、珍惜和崇拜的先哲！願  主與  您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