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共產黨廉潔萬倍的民國愛國將領吳佩孚

吳佩孚 吳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東蓬萊人，6歲即入私塾，1896年 22歲時中秀才，後因避禍投軍從戎。從淮軍聶士成部戈什哈（勤務兵）做起，“憑藉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錕的賞識，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為直系軍閥的一員大將。通過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權力，成為一方裊雄,企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曹錕賄選總統以及直系軍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東北，圖謀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於 1924年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戰爭以直系大敗，曹錕被俘，吳佩孚逃往南方而結束。此後吳佩孚雖幾次試圖東山再起，忽而聯合馮玉祥、孫傳芳與奉軍作戰，忽而聯奉反馮，但在北伐軍的攻勢下，主力被殲於武漢，最後輾轉流落北京。七七事變後，日本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試圖拉吳佩孚擔任全國性傀儡政府的首腦。1938年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後，日本更是策劃“汪吳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吳主軍，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吳佩孚所拒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去世。 吳佩孚作為北洋軍閥中繼袁世凱、段祺瑞之後的中心人物，雖與其他軍閥一樣，窮兵繳武，鎮壓革命，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董必武：《日本企圖搬新傀儡》）吳佩孚不做漢奸的民族氣節，還是應予以肯定的。本文試對吳佩孚拒作漢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討。 吳佩孚在民族危急關頭拒當漢奸，是與他個人的經歷分不開的。首先，吳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讀經書，對孔孟之道極為熟捻。在從幼年到青年的二十餘年中，吳佩孚雖曾因父親病亡中斷在私塾的學習，但他並未因此而放棄學業，仍以各種方式堅持自學，為通過科舉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試第 37名考中秀才，雖不能因此說他舊學極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對此確實下過一番功夫。在這點上他與響匪出身的張作霖，布販出身的曹錕又有着顯著的區別。儒家思想對國家、民族的強調以及對國人愛國情操的培養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為北洋軍閥中的“儒將”，吳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禮、義”訓練部屬；在民族大義上，較之其他軍閥，吳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認識。 吳佩孚在軍隊的訓練上，除重視軍事教育、操練及軍隊裝備外，還經常以儒家思想訓導官兵，要求他們“慕上古之英雄豪傑，誦先哲之訓語箴書，善讀春秋，力行忠義，方足以致忠邦愛國之志，成謀勇兼施之將”，“為將土道……必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間的忠義化身關羽和精忠報國的岳飛，動輒以反帝愛國的面目通電聲討皖系、奉系的賣國行為，一時令人以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將軍”。 對自己，吳又提出了“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舉外債”，雖然有人指責他譁眾取寵，但在某種程度上。吳佩孚確實實踐了他的信條。在用人上，吳佩孚拒用親屬，曾親自下令，吳姓的“天、手、道、遠、隆五世永不敘用。”這種用人現在北洋軍閥中還是較為罕見的。 二次直奉大戰時，吳佩孚敗走天津，在閻錫山、馮玉祥及奉軍的三面包圍下，以“堂堂軍官，託庇外人，有傷國體”為由拒絕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議。既使在牙疾惡化，面臨生命威脅時，吳佩孚仍拒絕到租界就診，最終死於家中。 1927年，吳佩孚在北伐軍的打擊下躲入四川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派其特務機關長與吳接觸，表示日方可資助“步槍十萬支、機槍二千挺、大炮五百門，子彈若干，此外並助款百萬”幫助吳佩孚東山再起，被吳嚴辭拒絕。在吳兵敗、亟需財力支持的情況下，能做到不為日方利誘所勸，對一個舊軍閥來講，確屬難能可貴，這與吳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應有很大的關係。吳佩孚的成長環境也為他對日本一直採取疏遠、甚至敵對的態度有一定的影響。吳佩孚的家鄉蓬萊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繼光的故里，戚繼光的抗倭事跡在當地深入人心，備受人民群眾的尊敬和愛戴，吳的父親就因景仰戚繼光而以戚繼光的字“佩玉”而為吳取名子玉。吳本人對此也從未忘懷，一直與以戚繼光同鄉而自豪。而蓬萊又與甲午戰場威海衛相距不遠，甲午戰爭期間，日本軍艦炮轟登州（煙臺）沿海各府，蓬萊也未能倖免，蓬萊閣幾為炮火所毀。對於日軍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戰敗後的恥辱，吳佩孚親身感受，對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吳佩孚在為其軍隊所寫的《登蓬萊閣歌》中就反映出他對日本侵略的憤怒之情：‘北海滿州，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剝，甲辰役，主權墮，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游，念彌陀”。（陶菊隱：《吳佩孚將軍傳》）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吳佩孚才會以“試能與日本交涉不失中國主權，得以結束日中戰爭，回所企願，願意聽從。若與‘臨時’、‘維新’兩政權相似，寄人籬下，未敢從命出山，而決心抗戰到底”來口答侵華日軍的利誘。 從客觀情況來講，身屬直系的吳佩孚，素與英美來往密切，與日本則關係冷淡，在日本掠奪中國權益時，數次通電反對；加之為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幾次與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軍閥發生混戰，彼此積有宿怨。 在與皖系、奉系的鬥爭中，吳佩孚多次以反對其媚日賣國作為與其開戰的藉口。1919年，在反對巴黎和約的鬥爭中，吳佩孚一再發出通電，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反對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約上簽字，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約。吳佩孚甚至提出：“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需以相當兵力，作最後之解決”，為推翻皖系政府製造輿論。 1922年，梁士詒政府（奉系）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大搞親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贖回被日霸占的膠濟鐵路。吳藉機聯合直系將領，通電指責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克用。張邦昌而弗恤。”並指出‘嘶人不去，國不得安”“請問今日之國民，孰認賣國之內間。” 日本侵占東三省，扶植偽滿洲國成立後，吳佩孚雖已手無兵權，仍通電聲討，痛斥日本“偽稱滿洲獨立國，實即為日本附庸，陽辭占領之名，陰行掠奪之實”。 吳佩孚以反對親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與皖系、奉系的爭戰中也多次吃過日本人的虧，自會與日本保持相當的距離。直皖戰爭爆發後，皖系以日式優良武器與吳作戰，一時占盡優勢，給吳軍造成很大的困難。天津日軍護衛隊也配合皖軍，將直軍趕離鐵路線。只是後來吳佩孚利用天氣突變，皖軍武器優勢無法發揮之機，才在奉軍的夾擊下擊敗皖軍，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樹鋒躲入日本使館。 一次 奉大戰時，奉軍敗走天津，欲從天津撤回關內。直軍追人天津後，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義，藉口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可駐紮天津，對吳佩孚提出抗議，試圖掩護奉軍撤退。吳佩孚對此極為不滿，曾向美國記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東京去。 二次 奉大戰，馮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吉風顯作致電吳佩孚，不許直軍在撤退時使用當時唯一可用的秦皇島碼頭。而奉軍南下灤河的前鋒就是由日本人率領的黑龍江騎兵大隊。對於二次直奉大戰的失敗，想必吳佩孚也會在日本人身上記上一筆。 雖然 本對吳佩孚也多次試探，一次直奉戰爭後，派吳佩孚的好友崗野增次郎充當吳的顧問，又以提供軍事裝備等手段對吳伺機拉攏，但吳對此並不接受。日本占領華北後，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企圖拉吳出山，充當傀儡政府的首腦，並為此而制定了“吳佩孚工作”計劃，前後耗資三千萬。為了與吳佩孚拉關係，崗野增次郎被調入北平，擔任‘敬請專使”；日本特務頭子川本大作還專門拜吳佩孚為師，“學習大師的立身處世，道德文章”，企圖以舊友、師徒關係拉攏吳佩孚。 汪精 公開投日後，日本又調整其“和平運動”方針，策劃“汪吳合作”。在日本的策動下，汪精衛先是給吳佩孚寫信，拉吳作漢奸。吳回信拒絕後，汪精衛又親自跑到北平，約請吳在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官邸會面，商談合作事宜，又被吳以“咱們是中國人；談的是中國事，要談就在中國人的家裡談”為由一口口絕。 總的 來，在英美扶植下發展起來的直系軍閥，對日本的態度都較為冷淡。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除個別直系將領，如齊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漢奸外，大部分直系將領，如馮玉祥、鹿忠麟、于學忠等人都是抗日愛國的。即使是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也拒絕了日本人讓其出山的要求，吳佩孚28歲從軍，66歲去世，一生東征西伐，而他的‘不為”——‘不借外債、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以及最後的‘不作漢奸”卻使他贏得了人們的一絲敬意。對於吳佩孚來說，他的不為比有為更加難得，更有價值。 

以下是吳將軍的孫子寫的紀實 

日本侵略者想利用先祖父與蔣介石政權的歷史宿怨和在社會上的威望,企圖敦勸他出山當傀儡。一時間,每日宅前車水馬龍,軍警林立,日特首領及形形色色的漢奸說客絡繹不絕,門前經常水泄不通。在這種“外有強敵施壓,內有群奸遊說”的困難境遇下,先祖父始終不肯在強敵面前屈膝就範。他痛罵上門遊說的大漢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齊燮元“死無葬身之地”,還斥責汪精衛是“著名漢奸”,“無恥下賤”。面對日寇的威逼利誘,他多次對日特頭子拍桌子,擲茶碗,盛氣凌人。他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條件”:日軍必須全部撤出中國,包括東北三省,確保自己的實力、實權和實地。先祖父自知身處險境,諄諄教誨我父親:不准當漢奸! 

　　吳佩孚將軍之死,經各方面調查,得悉吳非因病致死,確係經威脅利誘,迫其發表新政權宣言,經吳拒絕,乘吳牙疾就醫致死。

 

　　重慶中央政府對先祖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蔣介石摒棄歷史恩怨,親發弔喪唁電,情見乎詞:

 

　　北平吳子玉先生家屬禮鑒:頃聞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傳來,殊深愴悼。溯自寇患憑陵,於茲八載。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許國。比歲以還,處境彌艱,勁節彌厲。雖暴敵肆其誘脅,群奸竭其簧鼓,迄後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義炳耀,海宇崇欽。先生之身雖逝,而其堅貞之氣實足以作勵兆民,流芳萬古。除請政府優頒飾終令典,以彰明德外,務希善體遺志,節哀順變,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魚。

　　身在北平的親屬得悉唁電後,設法通過路透社,於12月14日從上海發出專電。

　　幾天后,國民政府和國防委員會追贈先祖父為“一級上將”,“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史館”。

　　1940年1月24日,即在北平為先祖父移靈舉殯之時,陪都重慶也召開追悼大會和各種紀念活動。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在演講中宣稱:“吳將軍是一個愛國者,無論環境怎樣惡劣,他始終奮鬥,不改初衷。”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也說:“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論你的政見怎樣,是該表欽佩的,尤其是他有大節。”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公祭的文辭極富感染力,祭文的最後幾句是:“不�￡惶�,盍先朝露,良圖永息,道路所悲,惟茲正氣,百世可師,侵地待覆,魂魄焉依!”

　　中國共產黨對其一生反對外來侵略並保持晚節作出了高度評價。董必武當時這樣評價先祖父:

　　吳佩孚雖然也是一個軍閥,他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是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

總之,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絕不同於其他失敗下野的軍閥政客。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國、安邦、平天下”,認為自己對國家和民族的興衰負有責任,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他一生自詡為關羽、岳飛和戚繼光,當時社會上有“關岳吳”的讚許,我家的大門洞還懸有謝覺哉書寫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元敬是戚繼光的號)。以先祖父這樣的為人和心志,後來卻身陷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其心境和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拒當日本侵略者傀儡遭謀殺
　　　日本侵略者想利用先祖父與蔣介石政權的歷史宿怨和在社會上的威望,企圖敦勸他出山當傀儡。一時間,每日宅前車水馬龍,軍警林立,日特首領及形形色色的漢奸說客絡繹不絕,門前經常水泄不通。在這種“外有強敵施壓,內有群奸遊說”的困難境遇下,先祖父始終不肯在強敵面前屈膝就範。他痛罵上門遊說的大漢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齊燮元“死無葬身之地”,還斥責汪精衛是“著名漢奸”,“無恥下賤”。面對日寇的威逼利誘,他多次對日特頭子拍桌子,擲茶碗,盛氣凌人。他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條件”:日軍必須全部撤出中國,包括東北三省,確保自己的實力、實權和實地。先祖父自知身處險境,諄諄教誨我父親:不准當漢奸!
　　日寇意識到敦促先祖父充當傀儡的計劃已告失敗,於是密謀殺害先祖父,以絕後患。當時,先祖父患牙疾,延請德國醫生到家中診看,診斷需住院拔牙。因系“德國醫院”,被畢生不入租界的先祖父拒絕。日本當局得知後,強行指派日醫到家中拔牙,結果導致嚴重感染,腮部腫脹,繼而高燒昏迷。試想,德國醫生認為家中不具備拔牙的衛生條件,才要求住院手術,這點難道日醫不懂嗎?可見這是謀殺計劃的一部分。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頭子川本會同大漢奸齊燮元攜日本軍醫前來強行“治療”。家屬欲阻攔而不得,齊燮元說:“大帥是國家的人,一切由國家主持安排,家屬無權過問。”我們後來得知,當時是由我父親扶護頭部,母親也在側,川本、齊燮元現場監督。日醫用手術刀在浮腫的右腮下氣管與靜脈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頓時氣絕。當時有人喊了一聲:快打強心針!日醫在醫藥包里尋找一番,表示沒帶強心針,旋即跳到床上“搶救”,進行“人工呼吸”,強壓胸腔及心臟。事後想來,這番“搶救”動作,無非是再施手腳,加速死亡。母親從屋中出來時,痛哭失聲,告訴我們:“天塌了!”
　　噩耗一經傳出,樓上下、院內外一片大亂,哭聲震天。祖母當場昏厥。親隨張劭溥拔出手槍要打死日醫,日醫在眾多警特掩護下鼠竄而逃。當時的情景,給我們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還歷歷在目。
　　去世後舉國哀悼
　　　先祖父驟然辭世,舉世震驚,一時其死因成了街談巷議之“迷”。日寇利用控制北平媒體的條件,多方散布謠言,企圖掩蓋事實。但時隔不久,合眾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作出了相關報道,使真相大白於天下。如中央社香港12月17日電指出:
　　吳佩孚將軍之死,經各方面調查,得悉吳非因病致死,確係經威脅利誘,迫其發表新政權宣言,經吳拒絕,乘吳牙疾就醫致死。
　　重慶中央政府對先祖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蔣介石摒棄歷史恩怨,親發弔喪唁電,情見乎詞:
　　北平吳子玉先生家屬禮鑒:頃聞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傳來,殊深愴悼。溯自寇患憑陵,於茲八載。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許國。比歲以還,處境彌艱,勁節彌厲。雖暴敵肆其誘脅,群奸竭其簧鼓,迄後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義炳耀,海宇崇欽。先生之身雖逝,而其堅貞之氣實足以作勵兆民,流芳萬古。除請政府優頒飾終令典,以彰明德外,務希善體遺志,節哀順變,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魚。
　　身在北平的親屬得悉唁電後,設法通過路透社,於12月14日從上海發出專電。
　　幾天后,國民政府和國防委員會追贈先祖父為“一級上將”,“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史館”。
　　1940年1月24日,即在北平為先祖父移靈舉殯之時,陪都重慶也召開追悼大會和各種紀念活動。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在演講中宣稱:“吳將軍是一個愛國者,無論環境怎樣惡劣,他始終奮鬥,不改初衷。”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也說:“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論你的政見怎樣,是該表欽佩的,尤其是他有大節。”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公祭的文辭極富感染力,祭文的最後幾句是:“不�￡惶�,盍先朝露,良圖永息,道路所悲,惟茲正氣,百世可師,侵地待覆,魂魄焉依!”
　　中國共產黨對其一生反對外來侵略並保持晚節作出了高度評價。董必武當時這樣評價先祖父:
　　吳佩孚雖然也是一個軍閥,他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是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
　　民國以來北平罕見的喪事
　　　由於身在淪陷的北平,以上的種種哀榮,我們大多是事後才逐漸知曉的。然而當時北平的大規模治喪活動,我們卻是耳聞目睹、親臨其盛,很多情節至今記憶猶新。
　　鑑於先祖父之死在朝野引起的強烈反應,日偽當局也不得不按中國的傳統習俗大辦喪事,以開脫罪行,遮人耳目,蠱惑民心。而久處日寇壓迫下的北平各界人士和普通百治喪處由敵偽當權者、生前部下、前朝遺老、朝野名流及親朋好友等一百八十餘人組成。為首的是齊燮元,另有蔣雁行、潘靈皋、張燕卿、勞遜五、付定一、張馥卿、陳幼孳、寇英傑、鄒泉蓀、冷家驥、池宗墨、王揖唐、張瑞峰、張劭溥、王實坪等。
　　喪事是按照傳統方式舉辦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雲履,以全道裝為壽衣(有一幅身着此裝的寫真油畫),用一口尺碼寬大的金絲楠棺木。這口棺木是在萬益祥木廠找到的,號稱北方第一棺,要價1.1萬元。老闆聽說是“吳大帥”用的,僅收了木料原價7500元。
　　大殮時,由孝子(即先父吳道時),甥婿王實坪及屬下張劭溥、洪晉彭等人協助入殮。樓下大廳被家眷、親屬、部員等數百人擠得滿滿的。殉葬品在殮入棺內之前,由王實坪件件大聲報出名稱並高高舉起,向眾人展示後,交孝子殮入棺內。
　　入殮品中,有一函《春秋正義注釋》,乃先祖父歷經七八年,每日不停筆寫的未竟手稿,也殉殮棺內。記得書稿系手工線裝,約有一尺來厚,十冊左右。這是研究其思想最為寶貴、最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本應視為“立言”傳給後世,不知當時是何人主張,竟當成殉葬品進棺。
　　12月6日是傳統“接三”的日子。是日,偽南京中央政府通令各省一律下半旗致哀。偽議政委員會委員長湯爾和代表偽汪政府親去什錦花園宅邸致祭,敵偽當局政要如多田司令官、齊燮元、江潮宗、余晉等亦先後前往。
　　當晚“接三送路”。警士列隊,官樂隊開路,親眷相隨,身穿孝服手執照路明燈的送路者數百名。
　　在治喪期間,北平各大著名寺院的法師、高僧,輪流誦經,時稱“送經懺”,逢“七”還要在晚上加放“焰口”。當時參與喪事的有雍和宮、廣濟寺、法源寺、拈花寺、承壽寺、潭柘寺、碧雲寺、柏林寺、賢良寺、龍泉寺、白雲觀、翠峰庵等。誦經時,設大幡門,法師高坐法台,誦經聲、鼓樂聲交匯於耳,場面宏偉而莊嚴,至夜方休。
　　平日到靈前祭奠的人流不斷,有生前僚屬、故友、族親,也有許多不相識的人。每逢“七”,都有官方和民間團體舉行公祭。每次公祭都要供奉“祭席”,讀祭文,間或送匾額、輓聯、花圈、經懺不等。官方的不外是代表當局的軍、政、警、憲和各大機關,民間團體則方方面面,有宗教團體、居士團體、慈善團體、工商團體、各省同鄉會團體、學校團體、戲劇團體、曲藝團體、盲人團體、聾啞團體、車夫團體,好像還有乞丐團體。
　　1940年1月16日,舉行“點主”大典(依傳統習俗,死者牌位上的“某某神主”字樣,“主”字缺一點,呈“王”型,由孝子用血補上,是為“點主”)。末代清帝之師傅增湘為點主官,清代翰林潘齡皋、付定一為陪主,陳幼孳、勞之常、孫漢塵、高松筌為襄主,張馥卿、孫子涵等為司儀。“點主”為喪事中的大典,白事裡的紅事,大棚內用彩紅色裝點,靈前的白燭、白帳均改為紅色,孝子孝孫換孝服為禮服(長袍馬褂)。典禮莊嚴肅穆,以孝子(先父吳道時)所刺的中指血蘸筆,由點主官點主。靈牌安位後,舉行隆重祭禮。
　　由於時處抗戰非常時期,不便歸葬蓬萊祖塋,治喪處研究議定,暫停靈於北平鼓樓西拈花寺東跨院(原為寺內菜園),借地建造三間大頂殿式的北房,名曰“武聖祠”。時值隆冬,為了等待建祠工程完竣,定為在家守靈“七七”,後又延至52天。
　　1940年1月24日(農曆臘月十六日)是移靈日子,實際上是民族傳統形式的大出殯。64人槓繡“佛”字的大棺罩,兩旁各拴300尺長的白練,由送殯人牽引,緩緩行進。殯前由軍、警列隊開路,後邊是西樂隊、民樂隊、古典儀仗隊、各界民眾團體隊、影像松亭、若干匾額亭隊、白柳隊、紙活隊、番、道、僧、尼隊、僚屬親朋隊、朝野軍政要人步送者。孝子左手“接引幡”,右手“哭喪棒”,我們孝孫緊跟其後。靈罩後女孝眷每人乘白布小轎相隨,騎兵馬隊殿後。
　　當時送殯的人數很多,雖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但殯頭至殯尾延綿數里,據說殯頭已至天安門,殯尾尚未出燈市口。行進的路線大致從北平的東四,經燈市口、王府井,沿東長安街、天安門、西安門大街、地安門,至鼓樓西舊鼓樓大街大石橋胡同拈花寺。北平的老百姓自發地參加葬禮,以此來表達他們的愛國情感和對日寇的憤懣。沿途的樓窗里、陽台上、街道旁的觀殯民眾,人潮如海。途中搭有很多席棚進行路祭。殯隊邊進邊停,極為緩慢,從早晨出發至黃昏才抵達,幾乎行進了一天。當時報稱,此乃民國以來北平罕見的盛舉姓,則以各種形式弔唁發喪,直至出殯時萬人空巷,表達了他們的哀慟和憤慨。
　　匾額輓聯等不計其數
　　　先祖父治喪期間收到的祭文、輓聯、匾額甚多。當時什錦花園住宅的正院、東院以及大門外胡同均高搭席棚,棚中掛滿了各界送來的匾額、輓聯、花圈、佛幡、萬民旗、萬民傘、帳料等,不計其數。家人曾專門抄錄於冊,多年珍藏,惜乎失於“文革”動亂。現在只能就記憶所及和手頭的一些材料,掛一漏萬地補記一些。
　　匾額的題詞有:名垂宇宙,武聖,關岳吳,大義先覺,乃聖乃神,至大至剛,乾坤正氣等。
　　輓聯收受甚多,目前能找到的只有先祖父青年時的同窗摯友李際春的兩幅及附文:
　　第一幅:不愛錢,不蓄妾,不入租界,執簡以書,是為真不朽;
　　同投軍,同就學,同拯國難,扶棺痛哭,豈獨念私情。
　　第二幅:是奇男子,是真將軍,家國系安危,斯人胡可死?
　　為天下憂,為民眾惜,行藏系劫數,天道競難論!
　　[附文]:孚威之喪,舉國同戚。況四十年間叨在契未,噩耗傳來,能無心痛?前聯情猶未盡,再志數語,以志將軍之亡,為天下同悲,非一二人之私痛也。時艱未艾,吾與誰謀?天其猶未厭亂歟!悲夫!
　　凡來祭奠的政府機關、各類團體和朝野要人均有祭文。現就所存,摘錄兩則如下:
　　山東同鄉會祭文:
　　……何來厄運,如沸如羹,蟲沙化幻,風鶴時驚,東山在望,如望雨零。胡天不吊,劫數相仍。催我柱石,壞我長城。雲霄慘澹,忽隕將星。況關梓誼,悼痛何勝,所堪共信,正氣充盈。精神不死,雖死猶生……
　　匯文小學師生公祭文:
　　……蓬萊境,東海濱,誕生大英雄,處憂患,如安居,志在拯救愚蒙。眾民皆感戴,將來定成功。到現在,成往事,徒留身後名。嗟呼!痛心哉!……近年來,隱居在北京城隅,不貪財,不怕死,不住租借地。善繪畫,兼真草,樂此無聊耳……日月失光兮,又逢黑雲幕幕,天地色變兮,偉人驟而遠逝。前途茫茫,是誰來挽救瘡痍?我眾無法。只有仰天長嘆息。蹉呼!痛心哉!民也何辜?竟去了救國神裔。
　　抗戰勝利後隆重公葬
　　　先祖父靈柩在拈花寺暫厝歷經七年之久,直至1946年12月才安葬於北平西郊玉泉山西麓自家購買的塋地。
　　抗戰勝利後不久,鄧錫侯、楊森等先祖父生前的故交摯友,從四川抗日後方先後飛來,並由他們倡議發起了公葬活動。當時的南京國民中央政府發來了明令褒電:“故吳上將軍佩孚,於淪陷期間,忠貞不屈,大節凜然,為國殞沒。為表彰忠烈,追贈陸軍上將銜。”並以“故舊袍澤”及“平市各界”的名義發起公葬。
　　當時貴州省主席楊森主持具體事宜,組成了以行政院長孔祥熙、華北行轅主任李宗仁為主任委員的“蓬萊吳上將軍營葬委員會”,登報啟事與向全國各省市地方發函並舉,募捐公葬費。
　　墳地是自家在玉泉山西麓陸續購買的,約計40畝。選用“玉泉”其地,寓意有三:先祖父生前以“關、岳”自喻,關羽死後曾在“玉泉”顯靈,遂以為“聖地”;玉泉之玉,正合其字“子玉”;而清澈潔淨的玉泉水象徵其潔如白玉的品格永遠流傳。
　　當時募集的公葬費本相當可觀,因此墓地的設計極為雄偉宏大。從圖紙上看,墳塋高大,石座玉欄,還有碑亭、神路、石人、石獸、陽宅和樹木圍牆,可稱蔚為大觀。然而隨着當時經濟崩潰,物價飛漲,只建成了一座墳墓寶頂(水泥碹)和一個為掩埋墓門的土台,就用盡了巨額的募款。結果墳地成了個簡陋的半成品,連墓碑都未能建成。
　　1946年12月15日,拈花寺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前夕的大祭。靈堂前懸掛着蔣中正贈的“正氣長存”匾額。北平市長何思源作為蔣的代表主祭並宣讀祭文,另有政要人士、朝野名流、部下屬員、親朋好友等前來祭奠。由於葬費殆盡,只能一切從簡。
　　1946年12月16日是安葬之期,國民政府明令全國下半旗致哀。時逢隆冬,運靈是輛扎彩棚的大型軍車,送葬的是長長的汽車隊。車隊行經鼓樓、交道口、王府井大街、東西長安街、西單、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門到玉泉山,一路人山人海。安葬後,由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站在寒風凜冽的簡陋墓地上,向眾人作了簡短講話,而後由李宗仁、何思源率領送葬來賓進行公祭。禮儀簡單而莊重。
　　墳塋現狀
　　　先祖父墳塋的確切地址現為北京海淀區四季青鄉西洪門村,當地人依墳冢之形稱之為“大寶頂”。
　　先祖母張佩蘭於1949年10月15日病逝,即合葬於此墓內。先父吳道時在1951年7月15日去世,葬於墓前,只培了一土墳。1957年秋三祖母陳佩秋病逝,與已故二十餘載的三祖父吳文孚合葬於墓邊培一土墳。
　　經過土地改革,墓地以樹木為界,劃了十畝為私家墳地。1952年,政府曾頒發由北京市長彭真簽署的《土地所有權證》。
　　“文革”中,墓地慘遭破壞。“大寶頂”上面被砸出幾個大窟窿,土台沒有了,地下墓門露出多半截,墓中棺木亦被毀。墓地上的樹木和三祖父母、父親的土墳都不復存在。
　　我們經數年醞釀,於2002年6月全家集資對墓地做了簡單修補。主要是補好幕頂的窟窿,封墓門於台下。同時立了一塊簡樸的普通石碑,上書:
　　吳佩孚 張佩蘭之墓
　　2002年7月27日,修補竣工。孫、曾孫、玄孫三輩子女舉行了簡單的家祭,並撰祭文曰:
　　時光之飛逝兮,往事其如煙;
　　風雲之變幻兮,陰晴其相間;
　　災難之襲劫兮,尚存其主垣;
　　孫輩之盡心兮,略補其破殘;
　　修葺之驚擾兮,寬恕其千萬;
　　今日之告竣兮,奉祖其寢安;
　　列祖之聖靈兮,佑孫其平安;
　　後世之無憂兮,永眠其玉泉。

吳佩孚後代概況

　　吳道時，字智中，1909年農曆8月12日生，1950年農曆7月15日逝世，年41歲。吳道時是吳佩孚之弟吳文孚的獨子，自幼為吳佩孚嗣子。吳佩孚兄弟三人，其兄夭折，其弟又早逝，除吳道時外未有其他子女。因吳佩孚尊崇儒學反對洋學，吳道時少年未入“洋學堂”讀書，只是延請家教攻讀經書。19歲時曾被授予少將軍銜。1928年與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的張紹曾之女張義先結婚。1932年吳佩孚到北京後，吳道時侍奉膝下，不曾再任軍政職務。1939年吳佩孚被日寇殺害，吳道時謹遵“不當漢奸”的遺訓，自此賦閒在家。1946年冬，扶吳佩孚靈柩安葬於北京玉泉山。1948年，吳道時患心臟病並發肝硬化，臥床兩年有餘，於1950年農曆7月15日病故於北京。
　　吳道時有二子：長子吳運乾，次子吳運坤。
　　吳運乾，1929年生，1949年畢業於北京育英中學，1956年畢業於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本科。1951年與張亞男女士結婚。多年從事語文教學工作，先後在天津師範學校、第六幹部中學、河西業餘大學、天津市廣播電視大學任教。1988年任副教授，1990年退休。2006年因突發腦血栓去世。
　　吳運坤，1931年生，1950年畢業於北京育英中學。同年與余益慧女士結婚。先後在冶金部駐津辦事處、天津近代化工廠工作，1991年退休。
　　吳運乾有三子：長子吳晞，次子吳曄，三子吳星。
　　吳晞，1955年生，1972年天津九十中學畢業後到河北省廣宗縣下鄉，198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系畢業。先後在北京大學、國家文化部、深圳圖書館任職，現任深圳圖書館館長、研究館員。1982年與靳萍女士結婚，1983年生一女吳紫嫣。
　　吳曄，1959年生，1976年天津耀華中學畢業，1978年天津公用局技校畢業，同年到天津客車修配廠工作，現於天津高速公路管理處就職。1985年與張德敏女士結婚，1987年生一女吳紫微。
　　吳星，1961年生，1980年天津體育館中學畢業，1984年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城建系畢業，同年到北京熱力公司工作，現任北京熱力集團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1987年與劉燕女士結婚，1991年生一女吳紫菲。
　　吳運坤生有二子：長子吳昀，次子吳暐（日韋）。
　　吳昀，1958年生，1975年天津耀華中學畢業後參軍，1978年復員後到工商銀行工作。1989年天津河西職工大學金融專業畢業，2003年獲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現任工商銀行天津分行南開支行行長、高級經濟師。1983年與邢瑛華女士結婚，1984年生一子吳岩澤。
　　吳暐，1965年生，1983年天津和平中學畢業，1985年天津公用局技校畢業，同年到天津第一煤氣廠工作，現於新華保險公司天津分公司任職。1990年與王毅紅女士結婚，1993年生一女吳紫舒。
　　按，《吳佩孚後代概況》一文是吳佩孚長孫吳運乾教授生前為郭劍林教授著《吳佩孚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所撰寫的附錄。凡與以上情況不符者，均屬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