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答問：辛亥革命如何定性，為何失敗？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1月29日15:57:5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八十高齡的近代史專家袁偉時教授回答我的提問說：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這一說法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這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 　　老高按：100年前的1912年元旦，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宣告誕生。整整100年後，2012年前夕，《新史記》雜誌刊出了剛剛八十大壽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接受我專訪的答問，分析了中國由一個老大帝國變為共和國的來龍去脈，以及一個世紀以來“共和”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原因。 　　袁偉時教授主要研究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和思想變遷，是這一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一再挑戰中國官方史學界的結論。2005年11月15日，他在《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以他多年研究成果，澄清中國教科書中的謬誤和片面的說法，觸怒高層，被中宣部認定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引發軒然大波，導致“冰點”周刊被停刊整頓，主編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被撤換。但是袁偉時教授並未屈服，最近六年來，他著述、接受採訪更勤，其敏銳犀利的觀點不僅在史學界別樹一幟，也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逐漸深入人心。 　　我向袁偉時教授提出了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而讀者又迫切希望得到解答的八個問題，包括“辛亥革命是什麼性質的革命？”“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敗？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清廷已啟動了憲政改革，為何還會爆發革命？”“對《臨時約法》如何評價？”“如何看待辛亥革命與傳統的關係？”等等。 　　袁偉時教授說：“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但他盡力簡明扼要地以書面形式一一作了回答。這裡刊出袁偉時教授答問全文，因為篇幅較大，我分兩次刊出。袁偉時教授的簡介，也放在下篇的後面。 八十高齡的袁偉時教授。（袁偉時提供，Jonas拍攝） 辛亥革命的性質和失敗原因 袁偉時教授答《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問（上） 　　2011年10月3日，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八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辛亥革命是什麼性質的革命？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站在今天21世紀的高度，給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如何定性，最能體現其本質？眼下有“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論”、“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論”這種種說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偉時（以下簡稱“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歷史研究，需要扎紮實實搜集材料，認真分析；在概念上繞圈子，沒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有兩個定性簡單明了，是多數史家的共識： 　　就歷史任務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動力來說，它是“排滿民族主義革命”。 　　胡漢民說得好：“同盟會未嘗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注1） 　　當年各省“獨立”，打出的旗號大都是“大漢軍政府”，“光復”之類，足以證明此言非虛。而最好的註腳則是孫文自己的言行。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孫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讀祭文，說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注2） 　　以朱元璋驅除蒙古人、光復漢族皇室事業的繼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餘，充分袒露了這群人的內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孫文幹了三個月臨時大總統，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上發表演說稱： 　　“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注3） 　　於是，他把修鐵路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和實現民生主義的中心環節。 　　這些言行強有力地證明，孫文革命活動的最根本的動力，是光復漢族河山，把他說的“外國人”即“韃虜”趕出關外。不但民眾接受的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連孫文這樣的革命主要領袖也未能免俗。這些言行同時證明他對民權的理解是十分膚淺的。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 　　“軟弱”表現在哪裡？ 　　胡漢民說：“故當時民眾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為當日失敗之重要原因也。”（注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南北議和是人心所向。孫文及其支持者在協議基本達成後，仍然冀圖不惜代價借外債發動“北伐”戰爭，受到各界同胞抵制，是對錯誤決策的正常反應。由於革命派信譽度不足，借不到外債，無法支撐他們延續戰爭，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和議。要是說被迫接受和議是“軟弱”的話，那是政治家的過錯，與“資產階級”有什麼關係？何況這些政治家也是無可奈何才接受和議的。 　　作為參與這一歷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漢民責怪“民眾心理”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無非證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應客觀地觀察歷史現象的學者而言，南北議和，減少生命財產損失，本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反過來據此貶斥革命派軟弱，鼓勵不顧實際情況和後果去走極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這一說法，則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 　　這一論調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 　　當時工農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幫會或綠林好漢。辛亥革命，有數以百萬計的“民軍”捲入大潮，他們就是被革命黨人引入城市的工農。1911年9月7日開始圍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軍”，不就是袍哥領導下的工農大眾嗎？其他各省的“民軍”情況大同小異。不過，這些民軍為推倒舊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同時，也以破壞治安、禍害百姓著稱於時。 　　其實，橫看當時中國各階層，最強大的是資產階級；豎觀百年中國史，辛亥前後亦是資產者影響最為強大、獨立性表現無遺的年代。 　　武昌起義，衝鋒在前的是新軍，而穩定社會，支持革命戰爭的是商會和資產階級。 　　“武昌首義期間，商會、商團資助民軍經費達100多萬元。……部隊膳食支出，由商會墊借五萬金，分配作臨時食費。漢口商務總會籌巨款供招新軍一鎮之薪餉，還推舉商董四員專業軍需，接濟糧台。”“當時民軍主力集中用於戰事方面，商團則維持社會治安，日夜操練，荷槍實彈，晝夜梭巡”。（注5） 　　軍政府組成後，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負責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參加工作。 　　沒有商會和商人的支持、幫助，武昌起義後武漢三鎮的局面不可能那麼快穩定下來，革命戰爭也很難堅持下去。 　　各地的商會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組織，有的實際上是當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廂內外總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稱上海城廂內外自治公所）就是一個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參與了上海起義的全過程。其他宣布獨立的各省商會也普遍參與了“光復”大業。軍閥混戰之際，軍隊流竄各地，保護地方，維護治安，免遭蹂躪的重責，通常也是由商會及其自治武裝——商團承擔的。 　　當時斷送建設現代民主自由國家偉業的是那些眼光短淺的政治家。他們玩弄政客伎倆，爭權奪利，把從實際情況出發，鞏固和完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業置諸腦後。資產階級不應該成為他們的替罪羊。 失敗主因是沒牢固樹立法治觀念 　　高：對於中國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敗？您曾提到，中國轉型艱難，“主要原因是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自身的缺陷。這與缺乏法治傳統息息相關，國民黨和北洋實力派，都沒有牢牢樹立法治觀念，而把奪取政權放在第一位” 。現在有這樣一種議論，認為當時未能施行法治，“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適合當時的中國國情，各方首先是試圖在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但屢屢碰壁。您認為是不是如此？什麼原因導致他們不能“牢牢樹立法治觀念”？ 　　袁：辛亥革命有三大收穫： 　　1，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2，言論自由。 　　3，三綱坍塌，宗法專制的思想體系開始瓦解。 　　失敗則在這些收穫沒有鞏固下來。主要原因是北洋實力派和國民黨都沒有牢固樹立法治觀念。他們口頭上也講法治，但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例如： 　　袁世凱居然成立軍政執法處，不經司法部門肆意抓人、殺人。 　　同盟會和國民黨呢？1，動輒暗殺或捕殺和自己意見不合或被懷疑為政敵的人：陶成章（光復會領導人），陶駿保（革命軍江浙聯軍參謀長）、黃遠生（民初最著名的記者）、夏瑞芳（商務印書館創始人）等，都先後死於他們槍下。 　　2，一不如意，就起兵鬧事，用槍桿子解決矛盾。“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北伐”，“東征”，“國民革命”，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為止。這些行動都被美化為不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檢視，大都是權力或利益之爭。 　　任何一個制度的建立和鞏固都有一個過程。清末實行新政才開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統，民國成立後，繼續推廣，但馬上碰到一個問題：人才不夠。司法總長梁啓超不得不下令收縮。他說： 　　“故立憲國必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我國之行此制，亦既經年，乃頌聲不聞，而怨吁紛起，推原其故，第一由於法規之不適，第二由於法官之乏才。……今當草創之際，難期速成……其籌備未完諸地方，則審檢職務，暫責成行政官署兼攝，辟員佐理。模範既立，乃圖恢張”。（注6） 　　這些情況多半出現在邊遠地區。除此之外，法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有法院之處，都應該有可以立即實行的規則，而沒有所謂“國情”的差別。國情特別論不過是專制統治者或暴民掩蓋其非法行為的藉口。 　　通過司法過程解決社會矛盾，通常會比較緩慢，但換來的是逐步養成人人依法辦事的習慣，社會賴以長治久安。 　　以宋教仁被刺案來說，當時司法審判為什麼不能正常進行？人們指責當局拖延。事實如何？ 　　1.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殺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這次暗殺的組織者應夔臣，都在法租界關押20多天后移交給中國當局。前者6天后卻離奇地在拘押的軍營暴斃；後者竟然成功越獄。另一主要嫌疑人、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後第六天（3月26日）逃離北京，遁入青島租界，而德國當局拒絕引渡。 　　當時控制上海的是國民黨要員和青幫大頭目陳其美。人們普遍認為上海接連出現的犯罪嫌疑人暴斃和越獄的戲劇，是陳其美操縱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則可能與趙秉鈞有關。調查清楚有關案情，作出公正審判，正是司法機關責任所在。缺席審判，世所常見。這些都不是中斷司法進程的理由。 　　2.由地方法院審理，還是組織特別法庭審理？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審理；袁世凱覆電同意。但是應夔臣的辯護律師認為此舉違法。司法總長許世英也認為組織特別法庭沒有法理根據，不惜以去就力爭。司法部致電上海地方審檢廳說： 　　“宋前總長為民國偉人，本案審理自當格外慎重，程都督擬組特別法庭，即系此意。惟與《約法》、《編制法》不符，礙難照辦。本部斟酌再四，仍應由該廳負完全責任，審理所有一切。……該廳即速依法進行。”（注7） 　　上海地方檢察廳亦已著手傳訊有關人員。就程序而言，沒有問題。 　　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確實比較緩慢。從1913年3月20日刺宋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發，不足四個月，中間波瀾迭起，並不奇怪。無論有什麼障礙，如果國民黨方面堅持遵循司法途徑辦理此案，民國政治史就會重寫。 　　當時全國各界異口同聲，呼籲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宋案，實行法治，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最大的“國情”！可惜，但孫文等國民黨領導人充耳不聞，先是冀圖暗殺袁世凱；繼而不顧黨內外反對，不自量力，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命”，冀圖用槍桿子決是非，法治進程因此中斷，一個多月後，全軍覆沒。由此可見，出現這個局面，不是由於“國情特別”，也不是民眾水平低下，而是國民黨領袖尚未告別草莽英雄的氣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從而造成這樣的惡果。 　　應該指出，這是各國革命黨人的通病。糾正這些領導人的錯誤所付代價的大小，則與法治傳統強弱有關。 民初亂局戰禍，根源在《臨時約法》 　　高：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辛亥之後數十年的亂局，人們追溯到與《臨時約法》的嚴重製度缺陷有關，而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設制”的結果，引發一波又一波嚴重政爭與分裂。您對《臨時約法》如何評價？ 　　袁：1925年，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8人曾聯名沉痛地指出：“民國十三年來之戰禍，全由於《約法》之不良。府院之爭、行政立法之爭，無非《約法》所致。”（注8）這是身歷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說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過去，史家們由於深陷意識形態陷阱而不覺，沒有注意他們這一重要經驗總結。 　　2010年筆者曾撰文（2011年1月發表），系統分析《臨時約法》的弊端。（注9）概括起來，要點是： 　　第一，制憲機構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問題。 　　辛亥革命後，臨時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據是1911年12月3日議決公布施行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孫文和袁世凱都是依據這個憲法文件當上臨時大總統的。這個文件當然很不完備，但是，制定更完備的憲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識和足夠的公信力。當時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視了這個重大問題。1912年1月28日臨時參議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軍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組成的，共有參議員42名。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根據《參議院法》，臨時參議院改為每省區派出代表五人，原則上由省議會選出，參議員人數增至122人。為什麼不等待參議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國會選出後，再來制定這麼重要的文件？ 　　與此同時，制定如此重要的憲法文件，卻把當時最大的實力派、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來實施的保障都不無疑問。 　　而從程序上看，也有問題。《臨時約法》是1912年2月6日開始審議，3月8日通過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4日，臨時參議院接受孫文辭職；15日，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審議開始後，袁世凱已是當選總統，卻從未徵求他的意見，也不由他簽署公布，卻授權已經被參議院批准辭職的總統在3月11日簽署公布，這是世界憲法史上極為奇特的現象。 　　第二，動機不純，過程粗糙，學識不夠，缺陷很多。 　　《臨時約法》按其內容來說，要點是把已經付諸實施的總統制突然改變為內閣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凱當選時按規定應該掌握的大部分權力。由於動機不純，這個文件制定非常匆忙，從推定起草人到三讀通過，只費時37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學識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建設考慮不周，且沒有廣泛徵求各方和廣大公民的意見，最後通過的文本漏洞和失誤不少。 　　綜合眾多中國憲政史學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個： 　　1.名不正。 　　究竟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它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儼然實行總統制；簽發這個文件的孫文1918年與參加“非常國會”的議員談話，仍然認為：“約法規定為元首制。”（注10）。但它又規定“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從而任何國務員（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均有否決總統決定的權力。可是，作為內閣制去運行，它又沒有建立相應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諸如此類的缺陷，為日後政爭埋下了禍根。 　　2.沒有確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臨時約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學日本尚未完成學業的年輕人。他們勇氣可嘉而學養和從政經驗都十分欠缺。這些20世紀初活躍在東亞最大國家的革命者，與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18世紀的美國憲法制定者的素質差距實在太大了。他們沒有認識到自由對人類發展的關鍵作用，沒有像美國先驅們那樣在憲法上寫上： 　　“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注11） 　　他們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後面照搬大陸法系，在列舉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權”之後，加上一條“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從而為執政者制定剝奪公民自由的惡法打開後門，讓此後的中國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難和血淚。 　　與此同時，它沒有解決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行政當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過什麼途徑保護自己？《臨時約法》一公布，留英歸來的法律學者章士釗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建議應該彷效英國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權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親友，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強制有關機關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審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辦案。 　　3.國會與總統沒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個殘缺的內閣制。 　　早就有學者指出： 　　“蓋純粹內閣制中有兩權焉：一為不信任案通過權，一為解散國會權。前者為國會藉以監督行政之利器，後者為內閣抵抗國會訴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徑。……而《臨時約法》皆無之，不可謂非《約法》之大缺憾。”（注12） 　　由於行政當局沒有國會解散權，國會議員肆無忌憚，隨之而來的是兩大惡果：一是行使職權時不顧後果，一意反對。另一是自身的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以曹錕賄選的醜劇宣告自己的滅亡和國家更大的悲劇的開始。 　　4.總統與總理各自的職權和相互關係不明確。 　　袁世凱可以利用“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的規定，指揮一切。而袁世凱逝世後，段祺瑞當總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淪為蓋章總統。當黎氏心有不甘，冀圖反抗的時候，總統府和國務院權力之爭的終於導致張勳復辟。黎氏之後，府院之爭也史不絕書，成為民國亂局的一大根源。 　　5.沒有建立違憲審查制度。 　　可能原先估計，正式憲法很快就要制定，沒有考慮會出現很多複雜的情況，根本沒有提及違反《臨時約法》的爭議如何解決。等於建好一座大廈，卻沒有配備消防設施。 　　說到底，這是革命幼稚病發作，使出一個連環計，把一手交出去的權力，換個手要回來。 　　這些失誤，一直影響民初政局的發展，直到1928年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建立黨國體制為止，是各項紛爭的制度原因。 　　注釋： 　　1，《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6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版。 　　2，《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95頁，中華書局1982年北京版。 　　3，同上第319頁。 　　4，《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60頁。 　　5，皮明庥主編：《武昌起義史》第162—163、16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 　　6，《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121—122頁，中華書局北京影印版。 　　7，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第2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善後會議》第388頁，檔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 　　9，袁偉時：《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了民初憲政》，刪節後刊登於《品味·經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頁；《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4—30頁全文刊登；《徐州師範大學學報》（雙月刊）2011年第4期（7月15日出版）起，以《民初憲政格局再審視》為題，分兩期刊發了全文。 　　10，《孫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42頁，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版。 　　11，《世界人權約法總覽》第28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成都版。 　　12，陳茹玄：《增訂中國憲法史》，文海出版社1985年台灣影印版，轉引自《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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