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金田起義，就不能不談及“來土之爭”，就在上帝會的“團方”（團營的暗語，方影射“圓”）開始由絕密變半公開的當口，一場規模浩大的“來土械鬥”爆發了。

　　所謂“來”，即指客家，而“土”則是原籍廣西的漢、壯等族。

　　廣西除了桂北的全州、興安、資源和桂西北的鳳山4縣，其餘府州縣都有客家人分布，而上帝會活動集中的桂中、桂東一帶，則以清代康熙、乾隆期間從廣東嘉應州等地遷來、源出福建寧化石壁洞的客家族為主。

　　兩個族群間的矛盾，因為地方政府的錯誤措施而擴大成群體糾紛，最後釀成太平天國。對清政府來說，不可謂不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嚴重教訓。

　　鋼刀揮向爭食的“異類”

　　客家人農耕技術遠比“土人”先進，且素以吃苦耐勞著稱，但畢竟是後來者，當地又是平地少、山地多的貧瘠所在，肥沃宜耕的平地基本被“土人”占據殆盡，客家人只能跑進人煙罕至、荊棘叢生的深山，與早先被“土人”趕上山的瑤族、苗族等為伍（當地有瑤族山歌雲“官占平地漢占坡，瑤人趕進山窩窩”）。

　　這些山區內雖也有可供開墾的平壩、盆地，但地形惡劣、土質貧瘠，有些地方甚至交通不便到要“背牛犢”的地步（用背簍把小牛犢背上山，等長大後用於耕地，因路途不便，這些“背牛”到死也下不了山），客家人充分發揮其能吃苦、善耕種、男女都能下地幹活的傳統，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把一片片昔日的荒地變成良田，同時還兼營商業、燒炭、養殖和其它副業，其中一部分人逐漸富裕起來，開始“下山”，購買土人的田宅，尋求在更宜居的地方，過更好的生活。

　　這樣一來，他們就和平地原來的主人—“土人”發生了矛盾。

　　在“土人”看來，這些“來人”不安分守己在老家呆着，跑到廣西尋食，已是大大的不安分；既然來了，就該死心塌地蹲在山溝溝里，跟自己井水不犯河水，如今這些“外人”竟然仗着有幾個臭錢，跑來跟土生土長的自己爭農地、爭宅子、爭圩鎮，甚至爭墳地，實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些“土人”紳士開始倡議“鄉規民約”，禁止向“來人”出賣田宅，試圖用這種方法限制客家人的發展。但畢竟沒有不透風的牆，一些家道中落的“土人”禁不住高價誘惑，向客家人出售土地、房屋，這又常常激怒紳董、族長，引來“鄉規民約”的處罰，甚至激起來土兩族間的衝突。

　　“來人”和“土人”另一個容易生事的“熱點”，是宗教。

　　俗話說“越俗好鬼”，華南一帶的中國人自古就比較重信仰，吉凶禍福，大事小情，往往要寄託、乞求神靈，搬遷到廣西的客家人除了傳統的祖先崇拜，也同樣希望得到各路神明的保佑。

　　但廣西同樣是個“神仙遍地”、巫術儺術十分流行的地方，桂中、桂東一帶，在清代可謂雜廟遍地。然而這些五花八門的神明大多數是本土化的神仙，儘管他們中很多其實也是“來人”（如雷神本姓陳，是廣東海康人：“盤王”則是中原傳說中開天闢地的盤古），“宗教解釋權”卻早已落到“土人”手中。為了不讓“來人”落地生根，“土人”常常祭起“神仙術”，藉助“神靈附體”等手段，將客家人理直氣壯地排斥在本土神明崇拜體系之外，或者藉機勒索大量捐贈，這些做法自然又常常成為來土衝突的導火索。在道光三十年的這次“來土之爭”前，賀縣也曾爆發過一次規模不小的來土械鬥，起因正是廟會上來土兩族“搶花燈”釀成的是非。

　　事實上，“粵東客家”進入桂中之初，來土兩族間並沒有過多激烈衝突，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是人丁滋生，人多地少，在貧瘠的桂中很快造成直接利害衝突；二是鴉片戰爭後，大量廣東失業遊民、散兵游勇進入廣西謀生，而戰爭賠款造成銀價上升，賦稅沉重，原本就緊繃的生存鏈條瀕臨斷裂，加劇了來土兩族的生存壓力。1849年廣西大旱，桂中許多地方顆粒無收，次年又爆發大規模疫情，令桂中民生雪上加霜，加上商路斷絕，盜匪橫行，為應付各地天地會暴動，官府又在正賦外增加捐稅，“來人”和“土人”不得不為了生存，為了多爭一口米糧，把鋼刀揮向爭食的“異類”。

　　貴縣，一個敏感的地方

　　“來土之爭”的爆發地，是廣西貴縣。

　　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陰曆八月，廣西貴縣東北一個叫大墟的客家村子，發生了一件偶然的事，這件偶然的小事，最終成為席捲數百村寨、波及數萬戶來土村民的大械鬥導火索。

　　原來在大墟有一戶客家富戶，名叫溫亞玉，生逢亂世，卻仍能衣食無憂，生活富足，實在令人羨慕。可這位溫財主，人闊心思就活，想納一房妾，納妾也就罷了，偏偏又看中了鄰村一個“土人”家的姑娘。心痒痒的他也顧不得多思忖，便備上厚禮，跑到姑娘家提親。

　　這戶“土人”家境貧寒，正所謂人窮志短，便顧不得什麼“來土”，笑納了彩禮，將婚事應允下來。可千不該萬不該，這家戶主其實早已將姑娘許給一戶“土人”做老婆，未來婆家一聽就惱了，糾集宗族上門講理，逼迫那姑娘家退親。

　　可姑娘家早把溫家的彩禮花掉大半，跑到大墟一說，溫亞玉也不幹了：退親倒不是不可以，可總得把彩禮還回來吧！

　　“土人”仗着是地頭蛇，人多勢眾，咬定了婚要退，錢不還；溫家也不甘示弱，召集“來人”同族，死守着“要麼還錢，要麼送姑娘”的“談判底線”。原本雙方都有錯的一件小事，只消各讓一步便能化解，偏兩路冤家為了面子、利益一步也不讓，不但不讓還各自去本族拉幫手、找救兵，最終，親家沒做成，八月廿八日，大械鬥爆發了。

　　一般來說，械鬥爆發前總有個“見官”的過渡期，雙方都會找官府評理，如果官府能認識到問題嚴重，善加調解，秉公處置，事情未必沒有緩和的餘地。偏偏貴縣也好，潯州府也罷，對兩族的糾紛不聞不問，裝聾作啞，據說還有些地方官暗示“誰拳頭大誰有理”，這下還能打不起來？

　　地方官緣何不願多事？

　　原來清代對地方官考核很苛刻，如果管區內出了亂子，死了人，地方官都會背很重的處分，因此各級文武官員都不願多事，而是敷衍矇混，得過且過，據說當時因為遍地盜匪，許多軍官死於非命，提督閔正鳳怕擔責任，就把戰死的軍官都報“病故”，廣西巡撫鄭祖琛更是有“惟務粉飾”的“美名”，曾鄭重告誡屬下官吏，不要沒事向上級報告“匪情”自討沒趣。上行下效，府縣的芝麻綠豆官當然也懶得管來土爭鬥的事—何況這事管起來還那麼麻煩。

　　除此之外，地方官還有另一層考慮。

　　儘管地方官都是外省人，但他們大多稍稍偏向“土人”，這是因為“土人”知根知底，容易管束，而“來人”和外省聯繫密切，當時橫行桂中、桂東南的“會匪”、“艇匪”等水陸反清武裝，大多來自廣東，且和當地客家沾親帶故，在他們看來，雖然來土兩族都有鬧“堂匪”（天地會）的，但“來人”顯然危險得多（廣東來的“廣馬”戰鬥力遠勝本土的“土馬”），如今來土雙方對峙，“土人”數倍於“來人”，如果放任械鬥，勝負一望而知，豈不省了很多“清除匪患”的金錢和氣力。

　　然而客家人素有守望相助的傳統，且剽悍好鬥，械鬥一爆發，大墟附近的許多客家村寨就一齊上陣，並糾合同源的“廣馬”助戰，一時把“土人”殺得措手不及。

　　然而戰爭是講究持續性的。日子一久，“土人”人多勢眾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他們的援兵雖然來得慢，但人數卻多得多，且同樣召集“土匪”、“股匪”（估計是“土馬”等）助戰，一個多月之後，便搶到了絕對上風，許多客家村圩被攻破，客家人大批被殺，躲過殺戮的男女老幼只得拋棄家園，倉皇逃命。

　　為了根絕後患，“土人”毫不客氣地到處放火，將一座座被攻陷的客家村圩燒成一片白地，好讓他們永遠也回不來，再也無法跟自己爭土地。

　　這些戰敗的“來人”成群結隊逃往桂平方向，投入了正在招兵買馬“團方”的紫荊山上帝會陣中，這是1850年陰曆十月初三的事，此時金田起義的第一場大戰—平南花洲山人村之戰，已經打完兩天了。

　　廣東天地會骨幹入桂

　　前面說到，來土之爭中，“來人”和“土人”各拉“外援”，最初都想依靠官府，繼而不約而同乞靈於天地會。

　　廣東向來是天地會活動的中心地帶，而廣西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幾乎沒有大宗天地會活動的記載。直到嘉慶十二年（1807年），廣東大規模“懲辦洋匪”（借查走私為由強化海禁），許多廣東天地會骨幹分從水、陸兩路進入廣西，散布在西江、潯江流域的廣闊地區。鴉片戰爭中，清朝大量招募兵勇、水手布防廣東各地，戰後又大批裁撤，因戰後廣東經濟凋敝，這些人謀生艱難，就成批加入天地會（兵勇、水手中本就有天地會秘密堂口，他們當中許多人早就是天地會眾），靠打家劫舍為生。

　　道光廿六年（1836年），廣東天地會中的“艇匪”首先動起了入桂的念頭，他們常年在水上討生活，熟悉往來兩廣的水路，知道廣西雖不如廣東富庶，但商旅往來也很頻繁，謀生不難。不但如此，廣東清軍有規模不小的正規水軍，而廣西則只靠地方團練維持水面治安，對於“艇匪”而言，沒有比這更好的消息了，因為他們的船隻“波山艇”船身堅大，艙面平敞，兩旁多槳，駕駛輕便，在水深江闊的珠江敵不過清軍水師的戰船，在廣西內河對付團練的小舟卻遊刃有餘。

　　“艇匪”的流品複雜，成員也來源紛紜，但骨幹則來自廣東肇慶府鶴山縣，以鶴山客家人為主。鶴山客家是康熙年間從粵東惠州、潮州府所屬各州縣遷入，而廣西桂中客家的來源地—嘉應州，則是在此之後的雍正十年（1732年），應廣東總督鄂彌達建議，自惠州府劃出興寧、長樂，潮州府劃出程鄉、平遠、鎮平，所建立的直隸州，也就是說，鶴山客家和桂中客家一樣，屬於石壁洞-嘉應州體系，只是遷徙時間要稍早一些，他們的口音和嘉應州客家也大同小異。“艇匪”的首領任文炳、大頭羊（張釗）、大鯉魚（田芳）等，也都是鶴山客家。由於客家的“一家人”傳統，“艇匪”在廣西很快找到了“窩主”，並駕輕就熟地活躍於潯州、梧州、柳州各府的沿江地帶。

　　在此稍後，廣東陸路天地會眾也由兩廣交界的欽州、賓州等地向廣西滲透，並迅速和“艇匪”打成一片，他們中的核心人物如秦晚、李士昌、李士葵（廣東欽州人）等都是客家，利用“半個廣東人、半個廣西人”的便利，在兩廣交界的深山中建立起一個個“窩點”。這些陸路的廣東天地會眾被稱為“會匪”，俗稱“廣馬”，每股人數通常不多，只有幾十或幾百人，但大多是有豐富戰鬥經驗的精壯，戰鬥力很強，其中一些“會匪”則時水時陸，和“艇匪”很難分辨，如張家祥（即後來成為清朝名將的張國梁，廣東高要客家）、羅亞旺（即後來成為太平天國名將的羅大綱，廣東揭陽客家）等。

　　1848年，徐廣縉接任兩廣總督，在他看來，雖然兩廣都是自己轄區，但廣東交通便利，朝廷耳目眾多，治安如果不好後果嚴重，相對而言廣西則山遙水遠，即便亂一些也關係不大，於是他下令在廣東江面添募巡船，並在潮州、欽州、惠州、廉州各府大興團練，加派官兵，將水陸兩路的天地會“會匪”、“艇匪”驅入廣西。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讓廣東暫時平靜下來，卻把廣西攪得天翻地覆。

　　紳士也是天地會首領

　　廣東入桂的“會匪”、“艇匪”原本到廣西屬於“出差”，基地一般仍設在廣東，在廣西得手後，通常都會“回巢”，如今老家回不去，他們中一些人開始向官府靠攏，接受招安，另一些人則硬着頭皮在廣西當地搶地盤，在這種情況下，“自己人”—正忙於械鬥的廣西來人的召喚對他們而言就有充分吸引力，1844年起，廣西賓州、象州、貴縣的歷次來土械鬥，都有“會匪”、“艇匪”捲入，1850年的大械鬥，他們當然也不會置身事外。

　　廣西本土的天地會始於嘉慶十五年（1810年）的邕寧縣，會首沈惠平等用的口號、會規，都是廣東傳來的舊抄本，可以說，即使本土天地會，最初也源自廣東。但天長日久，廣西天地會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一是本土化，秘密化，往往“匪徒”、團練不分，表面是紳士、練總，實際是天地會首領；二是堂口化，即以“堂”為半公開的組織形式，和同樣以“堂”為名號的當地某些宗族武裝難以區分，因此被官方稱為“堂匪”。相對於“廣馬”，“堂匪”的生存能力更強，但戰鬥力則弱得多。

　　本來“堂匪”和“廣馬”都是天地會一家，彼此也有不少合作，如“艇匪”中就曾有“土馬”李關保（廣西桂平舊峽村人），而“土馬”陳亞貴（壯族，武宣東鄉下平嶺村人）轉戰廣西各地時，也曾得到秦晚等“廣馬”的響應。但隨着鄰境紛紛加強對天地會的鎮壓，廣東、湖南、貴州的天地會紛紛大舉湧入廣西，不少“堂匪”的“洪門兄弟情”，就被“保衛桑梓”的本土情結所壓倒，許多“堂”在來土械鬥中從中立觀望，最終變成加入“土人”陣營，和“來人”及其客家人同胞“廣馬”兄弟鬩牆。

　　“堂匪”是土著，拖家帶口，行動未免遲緩，且戰鬥力本就不如“廣馬”，這就出現了《太平天國起義記》所言，“土人”即使糾合“匪徒”，初戰也失利的現象。

　　但隨着“堂匪”逐漸聚集，人數上的優勢開始發揮作用，最終戰鬥力強悍但人數稀少的“廣馬”無力庇護族人，和“來人”一起戰敗，“廣馬”在廣西的盛況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咸豐五年（1855年），圍攻廣州城失敗的“紅軍”李文茂、陳開等部退入廣西，在潯州府等地建立“大成國”，他們才再次崛起。

　　失敗的“廣馬”去哪裡了？金田起義前後，有不少天地會眾加入太平軍，如羅亞旺、范連得、蘇三娘、卞三娘、楊元清等，也有不少投降了清軍，或先入太平軍後投清軍，如張釗、田芳、關志等，雖然記載中並未提及他們是否曾參加貴縣來土之爭，但可由此推定，那些在來土之爭中戰敗的“廣馬”既回不了廣東，在廣西也無立錐之地，恐怕也不外上面兩條路可走。

　　由來土之爭而激化的兩廣天地會矛盾直到太平天國建國後依然在延續。當太平軍攻入永安州後，城中將士里有大批來自廣東欽州、歸善的客家人、舊天地會眾，以及從湖南敗退下來的天地會人馬，而城外幫着清軍圍攻的“壯勇”中，卻有不少包着紅頭巾的原廣西天地會眾。

　　當然，凡事總有例外，清軍陣營中也並非沒有廣東人、客家人，如東莞莞城籍的潯州知府張敬修，從廣東招募的“東勇”，不但都是廣東人，而且許多是廣東客家人，而投降清軍的張釗等也參與了圍困。但這些人的“助戰”卻實在靠不住：張釗等部因首鼠兩端，最終被清方藉故肅清，而“東勇”第一批300人沒多久就全數譁變，重新招募的3000人也經常向圍城內走私糧食、硝磺（用於製造火藥）等，飽受地方志詬病，不能不說，客家人的“自己人”情結，即便到了你死我活的戰場，也仍然會產生微妙的效應。

　　“自家人”的上帝

　　貴縣來土爭鬥的爆發地—大墟，毗鄰賜谷村，而後者正是洪秀全表親—賜谷王家居住之處，也是洪秀全、馮雲山到達廣西後第一個落腳點。雖然王家在上帝會的權力鬥爭中失利，不敵楊秀清、蕭朝貴，但因為和洪秀全的親屬關係，並未徹底被排擠，而仍擁有相當實力和影響力。在大墟西邊，貴縣的西北部，是上帝會的重要活動區域—龍山，石達開、秦日綱等上帝會骨幹人物，都是龍山一帶的富戶或礦工首領。

　　上帝會原本是半公開活動的，“人人知有洪先生”，和“洪先生”表親做鄰居、又是客家“自己人”的大墟“來人”當然不會對上帝會陌生；1849年夏，洪秀全為神化自己，曾讓上帝會散布“人將瘟疫，信者得救”的預言，第二年年初果然應驗，而在瘟疫大爆發的紫荊山區，死人最少的田心、花雷二水，偏偏是上帝會信徒最多的地方。雖然這僅僅是巧合加機遇的結果（上帝會的預言本來意在鼓動群眾放棄家產投身起義，而上帝會眾在瘟疫中死人少，和洪秀全本人通曉醫術，上帝會裡又有李俊昌、何潮元等原本為起義打仗招募的軍醫有關），但在非常時期，無疑讓上帝會的名頭和神秘性又大了不少。

　　客家人抱團，械鬥都會遍拉同族參戰，近在咫尺的賜谷村不可能不去，遍布貴縣東北、西北的客家圩寨也不會不去。上帝會的核心會眾和首腦絕大多數都是客家人，洪秀全的表親又緊鄰械鬥中心，照理說，上帝會不應、也不會袖手旁觀。

　　但大多數記載卻表明，在來土械鬥早期，上帝會並沒有積極出面幫助“自己人”。

　　儘管此事被許多論者認為系上帝會坐山觀虎鬥的主要證據，但蕭朝貴“待等妖對妖相殺盡憊”，並不是針對來土之爭所說（蕭朝貴一直將團練之類稱為“外小”、“外人”，只有官兵之類才稱為“妖”，且這番話講於大墟械鬥開始前的四月廿二日，應是針對清軍和當時活躍的“會匪”交戰而言，因為洪秀全早就貶斥過天地會）。械鬥開始後，蕭朝貴卻反覆強調“忍耐”、“讓人三尺”，主張武裝自衛，這種做法，顯然是不贊成會眾去幫“來人”助拳。當時金田“團方”業已開始，而楊秀清的病還沒好，蕭朝貴顯然不願節外生枝，影響起義建國的大事。

　　導致賜谷王家邊緣化的“珠堂事件”恐怕也與此有關，儘管蕭朝貴和王家的權力之爭早在1849年底-1850年初就已經激化，且通過幾次交鋒已占絕對上風，但《天兄聖旨》記載，庚戌（1850年）八月廿日，蕭朝貴“並恐貴縣兄弟為珠堂人誘惑”，又一次“勞心下凡”，恩威並施。此時王家早已不在權力核心，舊事重提究竟為什麼？庚戌八月正是大墟來土械鬥開始的時間，大墟又緊鄰賜谷村，所謂“珠堂誘惑”，或許便是敦於鄰里之誼和客家人傳統，賜谷王家有意聯絡貴縣其它會眾助拳，而惹來蕭朝貴的不悅和阻止。

　　但這種謹慎和保守很快就放鬆了：九月初十日，“天兄”說“八方起，起不復熄，要打疊”；十五日又指示，若“外小”來侵害，“不妨同他廝殺”，在此前後，《天兄聖旨》連篇累牘都是上帝會眾和“外小”交戰的記載，其中不少有明顯“來土爭鬥”痕跡。

　　很顯然，同為客家人居多的上帝會眾，不可能置身殺紅眼的來土械鬥之外，占據上風的“土人”洗劫“來人”村寨同時，自不會放過同為客家、又持械聚眾的上帝會眾，即便上帝會不打，“外小”也會打過來，“讓人三尺”也同樣避無可避。

　　到了十月，惡鬥40多天的來土械鬥，終以土人的勝利而告一段落，被逐出家園、無家可歸的來人此時別無退路，同屬一族、又在械鬥後期幫過些忙，人多勢眾的上帝會，就成為他們唯一的希望所在。至於拜上帝、分營伍、守戒律，此時此刻對於“來人”而言，自然也不是什麼障礙，被本地“神仙”系統邊緣化的他們，當然不會拒絕一個在他們看來是客家“自家人”帶來的上帝。

　　這批客家人的加入，對上帝會而言實在是雪中送炭、如虎添翼。

　　《潯州府志》記載稱，上帝會原本只有幾百人，“來人”無家可歸者“悉往投之”，有三千多人，令上帝會聲勢大振，如果沒有“來人”投入，太平軍連起義都很難實現。

　　這一記載顯然有所誇大。

　　不過，“來人”們家園已毀，義無反顧，又和上帝會核心同族，且具有戰鬥經驗，一經消化，即可成為骨幹力量，對金田起義後太平軍的戰鬥力，貢獻不可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