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大躍進——大饑荒
   ——毛獨夫製造的三連禍
   
   
   作者：張成覺 文章來源：新世紀新聞網
   
   
   有關中國大陸1959-1961三年大饑荒，目前海內外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馮客教授（Frank Dikotter，1961-）的新作《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中國浩劫史》（中文版去年9月底面世）尤其引人注目。
   
   和楊繼繩的《墓碑》相比，馮着題目可謂切中腠里。大饑荒罪魁禍首非毛莫屬！此前的大躍進和反右派，同樣是這位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的暴君一手造成的，堪稱一顆藤上結出的三個大毒瓜！
   
   本文着重分析毛的滔天罪責，並反駁若干“不明真相的人”，包括那些至今仍將毛視為“理想主義者”的西方“中國通”，對這相繼發生的三場災難成因之種種曲解。
   
   （一）反右派為大躍進打開了閘門
   
   1957年夏天大陸中國的反右運動，是當代史上的大事。但北京當局一直隱瞞真相，該課題近年來更成學術禁區。
   
   本人作為當年55萬/百萬受害人中的倖存者，不僅有切膚之痛，近25年來更對之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概而言之，這場政治運動是在當時的大小政治氣候下，毛一手策動的，意欲進行思想滅絕，定於一尊。亦即以其一人的腦袋代替全國幾億人的腦袋，此乃極其狂妄的痴心妄想。可悲的是，長達二十年間，他竟然得逞了。起點便是五七反右。
   
   以下扼要回顧運動緣起：
   
   一，蘇共20大（1956-2）和匈牙利事件：
   
   蘇共20大閉幕當天（2-27日），赫魯曉夫作了4個小時的秘密報告，題為《個人迷信及其後果》，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他稱斯大林為“歷史上凶暴殘忍的罪犯”。蘇共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補中委，有98人即70%在1927-1936年被處決；五個元帥被處決三個，只剩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列寧建立的首屆蘇維埃政府15名人民委員中，9人死於斯大林之手，其餘6人中僅兩人一切“太平”，即列寧和斯大林！
   
   對此，毛嘗云：“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56-4-25），這是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的。當然，正式發表時刪去了。
   
   當年的我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我本來將蘇聯視為天堂，深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不料竟然如此恐怖，實在大為震撼。
   
   半年後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大學生上街，聲援波蘭統一工人黨哥穆爾卡抗衡蘇共。哥氏曾是該黨總書記，1948年遭斯大林迫害下台，1951年被關押，直到斯大林嗚呼哀哉才出獄。他呼籲進行經濟改革和重新評價波茲南事件（1956年6月間，當地工人總罷工要求“麵包和自由”及蘇軍撤出波蘭，遭國防部長、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派兵鎮壓）。
   
   應該指出，赫魯曉夫率先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無疑是劃時代的貢獻。但由於歷史的局限，他依然維護蘇共的“老子黨”地位，此乃其兩面性。他親自飛往華沙，意圖阻止哥穆爾卡上台。以致兩軍對峙，一觸即發，引起國際關注。
   
   在此關頭，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當局宣布禁止民眾遊行，釀成事變。改革派、也曾遭斯大林迫害的納吉（1896-）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一批曾經魚肉民眾的黨員和公安人員被起義者處決。赫魯曉夫向毛請教對策，據說周恩來乘坐蘇軍坦克到了布達佩斯，20萬蘇軍長驅直入。11月4日事件平息。納吉被捕，次年6月16日被處絞刑。（九十年代“蘇東波”之後平反，獲樹碑紀念。）
   
   由此，蘇聯和社會主義的陰暗面首次大暴露。引發中國知識分子思考。
   
   二，務實的中共“八大”路線：
   
   1956-9-15至27日舉行的“八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黨的工作重點應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儘管毛舉手同意，但他內心仍然堅持抓階級鬥爭是首要任務，在這一點上跟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涇渭分明。
   
   另一方面，周恩來報告中提出的綜合平衡的建設方針也不合他的口味。此前毛實行冒進，所以不滿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曾在送審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但該社論反映劉、周、朱、陳（雲）共識，他只好隱而不發。
   
   三，毛蓄意製造小匈牙利事件，奪回主動權。
   
   對於“八大”上的受挫，毛耿耿於懷地說“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1956-12月對中常委談話）。此前在10月1日天安門國慶節慶典上說﹐八大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不妥。劉少奇大感意外，說決議已經公布，怎麼辦？毛未答。
   
   有學者指出，毛剛愎自用，不能容忍忤逆其意，故處心積慮反撲：“毛澤東的的計劃是，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為口實，全面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許全興的觀點，轉引自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皇福圖書，295-298頁）
   
   四 A.一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1957-1-18-27）隱含殺機
   
   毛在會上談思想動向時引述清華一學生稱：“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他們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着。”“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又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1-18）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1-27）
   
   B.二、三月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引蛇出洞
   
   1） 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時為1957-2-27.毛的講話後來由陳伯達等整理成文，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於當年6月19日正式發表，之前修改15次，連同毛手寫的2000餘字的講話提綱，共16稿。其時反右已開始十幾天，人們赫然發現與先前廣泛傳達的錄音大有不同。例如以下一段便是新增的：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所謂“六條標準”也是原來所無。這“六條標準”即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各族人民大團結和國際大團結。用於辨別“香花和毒草”，凡有利者屬香花，不利者為毒草。這香花毒草根本非法律概念，但打右派卻以此為據，其隨意性可想而知。
   
   其實毛自己對右派到底有多少也不斷在變化。6月29日，他估計“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對《關於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的批示），7月2日，鄧小平稱全國8000人，毛7月9日起草的中央通知認同此說。
   
   即使是10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也一樣語焉不詳，據以操作形同兒戲。結果是打右派數十萬/上百萬。552877這個數字，僅是依據1978年中發55號文件給右派“改正”的基數，內96人不予改正。錯劃率達99.2783%
   
   2）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時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毛講話是3月12日下午5時至6：50.
   
   如同2月27號的講話，毛舌燦蓮花，施展渾身解數號召大鳴大放，幫助中共整風。在場的翻譯家傅雷聽了感到如醍醐灌頂，佩服得五體投地，迅即寫信給在英國的兒子、鋼琴家傅聰。信中寫道：“他（指毛-張注）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1957-3-18致傅聰）
   
   毛的話語權和話語藝術真厲害！傅雷上當受騙了。之後他被打成右派，卻堅不認錯。文革一來，自知熬不過去，夫婦雙雙服安眠藥自殺。臨終把女傭的工錢算得清清楚楚，毫無虧欠。這個如此厚道的學者的命運，使人不勝慨嘆！
   
   C.毛起草《事情正在起變化》，並署日期“五月十五日”，只請“劉、周、朱、陳、彭（真）”看。奇怪的是沒有鄧。是否鄧參與起草？已難查證。利瓦伊漢稱：“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833-834頁）多數學者表示認同。
   
   該文件“六。一二”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及“各省市委”。黃秋耘的回憶說明，“五。一五”或此前後一兩日確是關鍵日子。
   
   黃秋耘是香港一家藥房老闆的兒子，很早投身中共，長期擔任特工角色，潛伏於國軍/偽軍中。反右前是《文藝學習》雜誌負責人。5月18日晚他到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串門，談話間突然電話鈴響，邵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之後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隨即匆匆出門開會。時已九點二十分。
   
   後來黃在回憶中寫道：
   
   “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許多人……”（《風雨年華》）
   
   其實，黃本人“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畢竟是從香港回去的知識青年，嚮往自由民主，這是人性所致。後來他受降級處分，若非其特工資歷，他也要戴右派帽子。
   
   毛在該文中首次提出“右派”概念，並確定“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堪稱反右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所謂“右派猖狂進攻”明顯是無中生有。因為文中提到“人們說：怕釣魚”。中共歷史學家黎澍指出，既然5月中旬為止人們還“怕釣魚”，可見鳴放中大逆不道之言極少。事實上，“右三帥”都是五月下旬之後才亮相的。
   
   D.中央統戰部座談會章、羅、儲中計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章伯鈞5-21）
   
   羅隆基提議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5-22）
   
   儲安平對“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有意見，把它概括為“黨天下”並認為這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