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是“賣國政府”，袁世凱是“賣國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2月15日15:50:3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在給全國中學歷史教師的演講中說：過去還說北洋政府是“賣國政府”，袁世凱是“賣國賊”，錯了，而且大錯特錯。你們作為歷史教師還不知道的話，要是考試，如果我改卷，這個答案會不及格；但你們改學生試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沒辦法，現實就是這麼荒謬 　　老高按：讀到中山大學近代史著名學者袁偉時教授一篇演講稿，很激動，禁不住要在這裡轉貼，與各位共享。 　　其實，袁老這些觀點，我過去早就接觸過，並不算太新鮮，而且覺得早已經是常識（楊奎松教授最近在接受《東方早報》採訪時說得好：“有些事情其實就是一個常識問題。對常識性的問題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過去真話講得不多不全”）。讓我覺得新鮮的、感到激動的，一是他演講的場合，二是這篇演講稿刊登的媒體。 　　他是應邀在中國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2011年年會上演講，地點是在大連紅旗中學的禮堂；這篇長達18000字的演講稿，是在《中學歷史教學》2012年第1-2期上刊登。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跡象！ 　　為什麼這麼說？ 　　過去有句話叫“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可以借用這個句法說：“思想文化界觀念已變，中國的中學教科書未變”。中國的中小學教科書，是最穩定、最保守的領域，被嚴格地規定，只能傳授官方（中宣部、教育部）欽定的標準論述。或許在過去年代，這有其一定道理，但是在思想文化界的新思想競起、新史料迭出之際，中國的中小學歷史教材“依然故我”，擺出一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的老面孔，年復一年地誤導、毒害中國的下一代，還是不由得讓我啼笑皆非，又心頭火起！ 　　袁偉時教授應邀到中國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年會上演講，演講文稿又被給中學歷史教師提供教學參考的《中學歷史教學》雜誌刊登，這就說明，袁偉時教授這些過去被視作“離經叛道”的看法，已經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有可能影響中學歷史教師，而後部分地滲透到中學生。 　　正如袁偉時教授在這次演講中所說：“……為什麼還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們（指中學生）？有些歷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時間就能看完，白紙黑字都寫着，用得着教嗎？我想不用。要教的話，最好挑一批你認為好的資料，包括幾種觀點不同的，拿給學生看，看完後討論。然後視他們思想的深度、有沒有獨立見解，給予適當評分。除漢語、外語等基本技能訓練外，人文學科最好的教學方法是討論，有些自然科學也適用這個方法。發達國家的學校從小學開始就注意培養小孩發現問題，收集材料，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與他人討論的習慣，為什麼我們不能徹底告別填鴨式教學呢？” 　　袁偉時教授這篇演講實在太長，只能分成上、下篇。 中國近代史教學的幾個問題 ——在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2011年年會上的講話（上） 袁偉時，《中學歷史教學》2012年第1-2期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點：大連紅旗中學） 　　很高興來到大連與大家交流。我講五個問題。 　　第一．好奇、懷疑、批判，是治學和創造的起點 　　最近蘋果創始人喬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紹，有沒有人注意到喬布斯的思維？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喬布斯說過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我願意將我全部的科技換取跟蘇格拉底一個下午的交談。為什麼這位一代天才會有這樣一個結論，原因在哪裡？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豐富的歷史內容，哲學內容。 　　蘇格拉底有兩個很重要的特點，一個，他的社會責任感。他說他是一個牛虻，國家好像一匹碩大的駿馬，它前進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進。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經典性的定義；就是知識分子要有責任感，對社會國家要監督，推動它前進。第二個，蘇格拉底與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區別。孔子是灌輸一些基本觀點，基本信條，什麼問題結論就是這樣，他告訴你了，雖然講舉一反三，整部《論語》就是格言和信條。但蘇格拉底，你看他的談話記錄，柏拉圖他們記錄下來的，都是教人懷疑，教人辯論，不斷提出問題，讓你思考。我想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蘇格拉底偉大的精神所在。喬布斯還談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時候，對一千個事情說不，然後從這一千個說不當中，找到最好的一個答案和方案。這是什麼精神呢？懷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個結論。這是一種思維方法。蘇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個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遠遠超過了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頭也在東方，吸收了東方文化的精華。但是後來，它與貿易、工商帝國、市場經濟結合，發展出現代的西方文化。人類的現代文化，不僅是西方的，實質是東西方文化的精華，源頭在批判與懷疑。 　　所以學習方法、思維方法非常重要。當我上課的時候，對我的學生一定講一個故事。我五十年代在復旦念研究生，那時大家頭腦很熱，1956年提出了“向科學進軍”，我們那時念書，早上等在圖書館門口進去，關門才離開。有一次我的導師從北京開知識分子會議回來，向我們研究生講了一個事：于光遠先生當時是中宣部的一個處長，做科學哲學的，那時叫自然辯證法。他說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疑問號是個勾子？他說對一切事情沒有疑問的話，在知識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東西，只有疑問才能得到知識。這對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響。所以我一再和學生說，治學的起點在哪裡？就是好奇和疑問。如果離開這條，就沒有治學，也沒有歷史教學。 　　回過頭來說，歷史教學應該怎樣？你們是全國30萬歷史教師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學科的教師都能給學生一個這樣的啟示：要把批判、懷疑、好奇的精神，作為自己一生思想活動的起點。不一定做學者，做其它事也一樣。喬布斯沒有成為一個學者，但他在商業領域有這麼大的創造，就是由於懷疑和批判。我想歷史教學也應該這樣，教會學生們方法，讓他們以後去不斷拓展自己的知識。 　　這樣去看我們的青少年教育，就有個大問題：太小看青少年兒童了。從幼兒園、小學開始，就低估了他們的接受能力。那些兒童文學，很多都是很膚淺的。我印象很深的，我們小時候讀意大利阿米契斯的《愛的教育》，覺得那個故事有什麼好？太簡單了。其實很多童話都是幼兒園時候聽的，一進入小學，開始有了閱讀能力後，那些孩子都不滿意這些讀物。他們想讀的都是大人讀什麼、父母讀什麼，偷偷拿來看。我過去很不喜歡讀《紅樓夢》，感覺很婆媽，很繁瑣，看幾次都丟下來，看不完，一直到大學畢業以後，毛主席號召要批判《紅樓夢》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學生請我吃飯，帶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個小學五年級的小孩，說自己看《紅樓夢》，看了五遍。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女孩看了五遍《紅樓夢》，這是不是個例外？不是。我一個小孫子念小學的時候，有個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給他買了幾十本書，除其中的《牛津兒童百科全書》外，其他的一個暑假都看完了。林達寫的《總統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紹美國法治精神的書，也看得津津有味。就是說，不要低估他們的閱讀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學，都在建設“書香校園”。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實驗學校多年來也提倡“書香校園”，一個星期要求看一本書。在這個情況下為什麼還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們？有些歷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時間就能看完，白紙黑字都寫着，用得着教嗎？我想不用。要教的話，最好挑一批你認為好的資料，包括幾種觀點不同的，拿給學生看，看完後討論。然後視他們思想的深度、有沒有獨立見解，給予適當評分。除漢語、外語等基本技能訓練外，人文學科最好的教學方法是討論，有些自然科學也適用這個方法。發達國家的學校從小學開始就注意培養小孩發現問題，收集材料，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與他人討論的習慣，為什麼我們不能徹底告別填鴨式教學呢？ 　　所有在大學工作過的，或者在大學做過領導工作的都知道，要讓年青教師成長起來，方式之一是組織討論班。讓他們讀書，報告讀書心得，然後自由討論，甚至激烈爭論，這是最好的成長方法。我們的教師完全有條件做到這條，為什麼不這樣做？對國家長遠負責，對年輕人的長遠負責，就要教會他們合適的方法。 　　這面臨一個障礙，高考怎麼辦？非常簡單，只要是動腦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個把星期背一下結論，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學生，只要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學得紮實，文字表達、理解能力好，邏輯思維清晰，記憶力正常，記住那個結論還不簡單？知道有這樣的觀點，另外還有別的觀點，就教他們考試的時候按照教科書觀點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種觀點，會記得更牢，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還應該講一講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發表了十多篇東西。十幾萬字當中，有三篇最值得讀讀：一篇是《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了民初憲政》，兩萬四千多字；第二篇是《炎黃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國的兩道催命符》，講革命為什麼會爆發，一萬多字；還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問》。這幾篇，要討論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裡面提出很多新問題，論證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在哪？我說大清帝國有兩道催命符，一道是它關鍵時刻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對民營企業出現的問題不依法處理，隨意侵犯民間資本。它侵犯了民間資本，結果引發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的開端其實應該是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開槍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裝鬥爭爆發，比武昌起義早一個多月，武昌當地的革命組織趁這個時機組織起義。 　　再者，為什麼革命以後會出現這樣一個局面？我在問答中談到四個問題。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穫是什麼，勝利果實是什麼？兩個勝利果實，一個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建立起來了，另一個是言論自由實現了。言論自由到什麼程度呢？那時同盟會裡有個很極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權報》的負責人，寫文章說：“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總統、總理、社會名流都要殺，袁世凱也沒有下令跨省追捕。這證明言論很自由。言論自由後來為什麼被摧毀？亂。亂的原因首先是由於國民黨的奪權思想；其次才是其他軍閥的混戰。而且國民黨不走靠選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戰爭，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建立起黨國體制為止；他們沒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第一位。 　　這裡就遇到一個問題：什麼是制度？制度是規則，人的行為規則，而且是強制執行的規則。規則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設放在第一位，就會想，辛亥革命那些來之不易的成果要鞏固下來。 　　辛亥革命什麼時候失敗？我過去也說，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建立了專制統治，辛亥革命就失敗了。後來想，不對，袁世凱稱帝沒有多久就死了，整個北洋時期，辛亥革命的兩個成果基本在延續，那怎麼能夠講它失敗呢？真正失敗，是在1926年4月20號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執政府跨台了。在此以後，中國長時間沒有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間有張作霖自稱大元帥的軍政府，很快被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威權統治取代了。整個國民政府時期（1925-1948）都是獨裁專制體制，黨國體制；後來在台灣才慢慢恢復了三權分立的現代政治架構。辛亥革命失敗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後努力失敗為標誌。 　　同不同意這個觀點？同不同意都請看看我的三篇東西，不同意就寫文章批判。辯論當中我們的認識就會提高。我們如果不是這樣學歷史的話，怎麼能教出合格的受過歷史教育的學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確地理解民國歷史，關鍵在哪裡？ 　　關於晚清歷史，20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變局》，很多人都看過，裡面對晚清歷史有全新的解釋。建議大家看看，看了以後同不同意都無所謂，能引發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書上講過的這裡不講了，現在我要講民國這段歷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麼理解民國歷史？關鍵在正確評價北洋時期。過去我們一講北洋，就認為都是軍閥。按照蘇格拉底的觀點，這就是應該討論的問題，從軍閥的定義開始就要反覆辯論。 　　北洋時期，因為辛亥革命兩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輝煌的東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應該講二十世紀中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最好的時期就是北洋時期。1912年到1926、27年，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駁說，這期間有些軍閥屠殺記者、封報紙。這些都有，政府動手的有，民間暴民專制的錯誤舉措也有。民國元年國民黨開先例，砸了進步黨在北京的《國民公報》。相對說來，暴民專制更厲害：著名記者黃遠生是國民黨暗殺的；1925年火燒《晨報》，是國民黨主導的，將當時全國最有威望影響最大的報紙燒掉。其它如軍閥張作霖殺邵飄萍等等，都有。但從整體來講那時是最自由的。學術自由帶來新文化運動。這是非常光輝的一個運動，中國幾乎所有的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都是在北洋時期奠基的。 　　經濟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個時期。過去我們說，民國建立後經濟上有個高速發展的時期，是由於一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所以發展起來了。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條沒有講，就是市場經濟的建立。義和團事件以後，中國開始確立市場經濟制度；民國成立後繼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發展。袁世凱，很能幹的一個政治家，請出張謇等一些很有經驗的企業家來管經濟，結果很快實現了財政平衡，同時對經濟發展有所促進。很明顯的記錄，是民國最初幾年一直到1920年，工業發展的速度達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戰前，經濟發展記錄都是很不錯的。清末新政以後到抗戰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國民黨為了黨派宣傳，說抗戰前是“黃金十年”，年均經濟發展將近10％。其實義和團以來都是這樣，這是市場經濟的功勞。北洋這方面的記錄也不差。 　　過去還說北洋政府是“賣國政府”。錯了，而且大錯特錯。這是不合格的結論，要是考試，如果我改卷，這個答案會不及格；但你們改學生試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沒辦法，現實就是這麼荒謬。實際情況怎樣？收回國家的主權、利權，是從北洋政府開始的。不講個別例子，一戰後德國失敗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權不能不放棄，新中德條約是平等的。這是被迫的，還有沙俄推翻了，蘇俄說要放棄特權，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棄了，比如庚子賠款就放棄了，其他國家也放棄了啊。但有些人說它把所有不平等條約都放棄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為殖民地搶過去了，在東北的特權也不肯放棄。蘇俄繼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義和侵略，整個蘇聯的歷史就是一部罪惡史，這是很清楚的，沒有什麼可爭論的。假如這還要爭論就太低級了。看看蘇聯共產黨最後一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東西，這是蘇聯共產黨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舉個主要事實，假如不理解這一條，講民國歷史就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很偉大，提出的問題是收回山東利權。結果是誰收回的？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開始到1922年2月6日結束的華盛頓九國會議，通過英美的調解和壓力，中國和日本解決了山東問題，基本上五四時候提出的那些問題解決了，主權收回來了。那麼大的事都解決了，你說北洋賣國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權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經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收回來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孫傳芳支持淞滬商埠總辦丁文江一手收回的。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們根據華盛頓會議的有關決議，還專門召開了調查中國司法狀況的會議。為什麼開這個會？很簡單，為什麼中國喪失那麼多司法主權，各種各樣原因都有，很多解釋，但關鍵一條，過去中國人不敢正視：中國的司法太野蠻了。有人會跳起來，說污衊中國司法，但沒辦法，要講老實話。不相信就去試一下中國的傳統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國傳統的體制，行政權與司法權是統一的。西方中世紀慢慢發展出獨立的司法系統。中國沒有，承認嗎？洋人到中國來不願意接受野蠻的這一套。怎麼辦？學吧。慈禧比我們一些人還要開放一點，她原來很蠢，經過義和團以後就知道錯了。她批准將原來的中華法系廢除，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將那些最野蠻的肉刑廢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訴訟法，在日本人幫助下制訂了一套全新的法律體系。這是中國的大革命，這個革命在整個民國時期都沒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發出指示，要廢除和“蔑視和批判《六法全書》及國民黨其他一切反動的法律、法令”，“蔑視和批判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1]。這一否定，加上毛澤東說我們不迷信憲法，我們是無法無天。中國人為此受盡苦頭，都是無法無天的結果。反右，毛澤東說了幾條標準，違反了就是“右派”。他講幾句話就是法律，跟皇帝的聖旨有什麼差別？結果10％以上的知識分子變成右派——當時毛說有五百萬知識分子，其中五六十萬變成了右派。慘嗎？這就是沒有法律、不實行法治的結果。“文革”就更不用說了。 　　北洋時期一直在堅持原來三權分立，獨立司法的架構。在主權回收問題上，段祺瑞一方面開了司法調查會，另外還開了一個關稅會議。關稅會議旨在收回關稅自主權，這個談判在1925年11月19號達成協議，規定從1929年1月開始要將中國關稅自主權交回中國，還有些具體細節沒有談完，結果國民黨搗亂、軍閥矛盾，兩個因素匯合，段祺瑞倒台，這事就黃了。國民黨上台揀了個大便宜，於1929年1月如期收回關稅自主權。把這樣的政府罵為“賣國政府”，是不是有點離譜？ 　　講到這裡還是在講現象，更深刻的是國際關係的變化。一戰後，國際關係發生了大變化，從原來的列強在中國瓜分勢力範圍這樣一個狀況，轉變為華盛頓會議體系。這個體系特點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勢力範圍，然後美國插手，說要門戶開放，某個國家的勢力也要向其他國家開放。華盛頓會議以後不同了，除了日本還想將中國變為殖民地，其它列強對中國的態度變了，認為應該在維護中國獨立主權的基礎上，促進中國改革。國際上列強有這樣的轉變，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雙方配合，所以北洋時候成為中國收回主權時代的開端。它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但卻是良好的開端。反對的人可以去看材料。這裡我要特別推薦一部書，台灣學者唐啟華教授的《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講北洋外交和中國如何收回主權，是很優秀的學術著作。 　　有些問題，你們作為歷史教師還不知道的話，我就給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凱是不是“賣國賊”？人家老早解決了，你去看九一八事變後王芸生編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作為歷史教師那是非看不可的書，“二十一條”怎麼提出，怎麼談判，怎麼鬥爭，怎麼評價，資料齊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較模糊的是段祺瑞時代，也就是袁世凱逝世後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後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書就知道，善後借款條件在當時來講對中國是有利的。關於山東問題換文，裡面說山東問題換文本來從短期看對中國是很有利的，但沒有想到一戰馬上就結束了，不應該有這樣的外交交涉。所以這是外交上的一個失誤，就是說基本沒有問題，但有些失誤。這樣一講，北洋是不是賣國就清楚了。 　　北洋時期的主要問題在於亂，軍閥混戰。問題是，亂的根源在哪？過去我們簡單化，說帝國主義在後面搞鬼，是不是呢？這個結論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證據。反而有些就有確鑿證據，蘇聯在中國興風作浪，它把國民黨作為一個工具，錢，顧問，武器都是它給的，想把中國變為它的一個外圍，這個有根有據。 　　亂的原因，從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後果。革命，不能隨便玩，要估計到後果可能很嚴重。原有的制度和規則，要是用暴力去摧毀，必然會經過一次大亂時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大亂十年，到1799年拿破崙當上第一執政，他老實不客氣地說，法國大革命結束了。但還是戰爭不斷。不過他制定一部《拿破崙法典》，法國大革命的成果鞏固了。英國革命什麼時候勝利？1688年的光榮革命，到1689年制訂《權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國革命鞏固下來了。38年的混亂，400萬英國人死去20萬。我們講的包圍國會等，那時都有，克倫威爾就是這樣干的。你說北洋時期包圍國會、賄選等，凡是實行三權分立的，都有這樣一個腐敗過程。這個過程用武力是解決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淨化機制，不斷改進。你看台灣選舉就是這樣，最初國民黨控制下賄選、操縱選舉都有，經過幾個回合的淨化，現在在台灣，賄選抓到一件，馬上就完蛋。有時要毀滅對方，製造一個類似收買選票之類的事件，一下子就會敗選的。都要經過這一段的。人是很野蠻的，是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我們過去歌頌民族英雄，反過來想，人就是野蠻，那麼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殺人掠奪上。沒辦法，人類就是要經過這麼一段。 　　三權分立制度要成長起來，也要經過這一段。這個亂，是革命的必然後果。原有的權威失掉了，規則不再有權威保證施行，一旦推翻就亂，亂了以後要建立一個新的體系，很困難。第二個原因，軍閥本身是為了私利而爭奪。第三個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號來搗亂。跳出政治語言，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客觀態度來看，這些說法對不對？例如國民黨在廣州的護法，我們都歌頌。但這些革命政權幹了些什麼？1924年4月，孫中山下令，將大理院院長趙士北撤職。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長不是選舉產生的，孫中山想撤就撤。為什麼撤呢？因為趙士北堅持司法要獨立，跟孫中山主張的黨化司法不一致。孫中山那時開始在廣州建立政權，就是黨國體制。亂就亂在這裡！ 　　剛才講了三個問題，還有兩個問題要講，一是怎麼看孫中山，另一是怎麼看蔣介石。對兩個人物理解了，很多歷史事件就清楚了。 　　關於孫中山有很多說法。我對孫中山有篇很長的文章，叫《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誤》，六萬多字，大家不妨找來看看。我自己寫下來都掉眼淚，寫到中間根本不願寫下去。為什麼我們過去眼中的一個革命英雄的所作所為是這樣？後來一些年輕人說袁老師寫完吧，我才寫下來，是1998年寫的。這篇文章現在看起來還是經得起推敲，基本方面應該說是站得住的。 　　我們說孫中山，不是說他個人的問題，而是說中國的歷史造就了這麼一個人物。那個階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這樣，所謂先進人物的水平就這樣，這裡能提供很多啟示。 　　馬英九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講話說到一條，說孫中山領導了武昌起義，這是政治家語言，不是學者的回答，大家一聽都知道是錯的。孫中山跟武昌起義沒有多大關係。在號召起來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們過去宣揚的很多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比如，說他1894年沒有見着李鴻章，立即對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鴻章和清政府沒有希望了，決定革命。這個說法很勉強。他給李鴻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書》，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是很膚淺的，遠遠沒有達到當時應有的高度。與同時代的鄭觀應《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遠。李鴻章沒有虧待他，當時他正在處理朝鮮戰爭的問題，孫中山說想到國外考察農業，李的幕僚馬上給了護照，滿足了他的要求。現在如果有個年輕人上書要求出國考察，國家領導人會不會理你呢？ 　　這還是小事。最關鍵的是在辛亥革命後，他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成為中國政治局面混亂的一個根源。 　　他發動三次戰爭，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後的二次革命。這裡有個問題，宋教仁誰殺的？這個問題今天不講，看看我的《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聯手摧毀民初憲政》那篇文章講過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戰爭、武力的手段解決，要通過司法系統解決。整個北洋時期的司法系統，應該講一脈相承是比較獨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後，北京地方的檢察署不是為段祺瑞政府辯護，而是要起訴他，說當時執政府的衛隊錯了，已經觸犯了刑法，應該追究段祺瑞的責任。這個司法系統就很不簡單。宋教仁案後，上海地方檢察院也要傳趙秉鈞到案說明情況。但孫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國真正變成現代國家，不能輕易訴諸武力。一個政治家沒有能力看清雙方力量對比，發動戰爭，一個多月全軍覆滅。一個政治家應該有聽取意見的胸懷，國民黨內幾乎一片反對聲音，他不聽，一意孤行。這是很大的錯誤。 　　第二次，袁世凱死後發動所謂護法戰爭，以廣州為根據地打了五年。這也是錯誤的戰爭，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賴以成立護法政府的所謂“非常國會”，最盛時也只有兩百多議員，根本就不夠法定人數。成立一個不合法的政府來反抗中央，這也是錯的。 　　第三次發動了北伐戰爭。這次他上了俄國人的當，建立了一個黨國體制，造成中國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戰爭就是這樣。現在的問題，對這三次戰爭的評價有不同意見，多數史家仍在盲目歌頌，這就要辯論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雙方的材料，可能對你們的歷史觀會是個震動。 　　更深入地追究，為什麼恰恰是孫中山存在這些問題？應該講，這跟他的思想和知識水平有關係。廣東人有一句話說“竹升仔”，竹筒有節兩邊都不通。就是對西方文化不懂，對東方文化也不懂。嚴格說起來，孫中山就有這個問題。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有事實為根據。現代西方的精華，在於法治，民主政治，分權制約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這些都是基本的東西。關於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論說，中國人自由太多了，不應該講個人的自由，要講國家的自由和黨的自由。對不對？凡是講國家自由的，應該讀點馬列。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講到，講國家自由就等於說讓政府、領導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我是政府領導人，我就是國家代表，我的話就代表國家意志。這是不通的。 　　另外他對政治制度的建構，沒有分權的概念。成立臨時政府，當時有個爭論，究竟實行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內閣制就要受制於國會，由國會監督政府。孫中山當時說，我們革命了，自己人當總統，為什麼還要受國會的批評制約。他根本沒有分權的觀念，甚至到後來朕即國家的觀念還在他的身上有所體現。他說我是共和的締造者，民國的創造者，你講民主共和離開了我就是錯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國！是嗎？你是臨時大總統，做了三個月下台了，怎麼還代表民國呢？在民族問題上他是主張同化的，有白紙黑字寫在那裡。他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就是這樣。當時臨時參議院通過決議將首都定在北京，孫中山、黃興對此很不滿意。他們正想將袁世凱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麼能定都北京呢？他們發話：趕快改過來。臨時參議院要求他們發咨文再議，這是有明文規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們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黃興說我不和你囉嗦，不改過來我就派兵把你們捆起來。這些人的水平就是這樣。 　　臨時政府一成立，孫中山向日本人借錢，說你不借給我，軍隊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凱和談。談判中他開出一個條件，可以將東北蒙古交給日本管理。你說他是賣國賊？我不同意。他搞革命，為了救國，明知道要掉腦袋的也干，說他有意賣國恐怕不符合事實。核心是他沒有現代國家、現代民族的概念，他認為滿族是外國人，滿洲、蒙古不是中國，把那塊地方交給別人管理無所謂，反正不是我們的。這當然不對，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沒有資格隨便轉讓。從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說，要正確評價孫中山，就要站在國家社會的進步的立場，不要拜倒在某個人腳下，也不要黨派史觀。國家的進步，社會的進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對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觀，客觀地看，拿出材料討論，就知道他是怎樣了。 　　後期他的那些作為更加是受到蘇聯的蠱惑，有時他的水平之低是驚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與段祺瑞商議如何解決國家當前問題。在廣州的告別會講話時說，今天來聽講的有武學堂的學生也有文學堂的學生，將中山大學和黃埔軍校的學生都看成黨和政治鬥爭的工具。他沒有想過教育是有獨立性的，大學不是工具。（未完待續） 　　刊登於《中學歷史教學》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相關文章： 　　袁偉時答問：辛亥革命如何定性，為何失敗？ 　　袁偉時答問：為何一代代政治家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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