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聯俄容共”，共產黨附體國民黨

“國共合作”辨名

共產黨的說法是歷史上有兩次國共“合作”：一次是1924到1927年國民革命時期，以“四一二”清黨告終；一次是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6年因國民黨開內戰而破裂。1949年前的國家政體中，國共兩黨關係不對等，因此他們的共處關係不能以“合作”概論。其次，第二次兩黨共處事實上和形式上都隨抗戰勝利而結束，共產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段的劃分，掩蓋了歷史上確有其事的第三次、即1945到1949年的國共合作與破裂，這一次才是最接近現代國家政黨政治中政黨合作意義的；之所以如此劃分，恐怕是要遮掩共產黨對內戰的責任並迴避其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民國期間國共兩黨的共處一般分為三段：第一段在國民革命期間，共產黨附體國民黨而發展壯大；第二階段是聯合抗日，1937年到1945年，共產黨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實、得壯大之利；第三段以1945年“雙十協定”始，以1946年底共產黨拒絕立憲國民大會止，共產黨逼蔣內戰，奪取政權。

“聯俄容共”是利益政治，不是孫文的“主義”也不是國民黨的“宗旨”
北伐期間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關係，或曰“聯俄聯共”或曰“聯俄容共”，似乎已成定論，我於是求證這個說法。

遍尋當時國民黨的種種文件—無論是號稱開啟“聯俄容共”的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包括修改後的國民黨黨章，還是其前籌備國民黨改組的文件包括1922年起草修訂1923年元旦發表的“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找不到一處“聯俄容共”的字眼。相反，“改進宣言”明確強調“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國民黨“名稱雖有因革，規則雖有損益”而“主義則始終一貫”。這樣的論述見於國民黨一切基本和重要的文件之中。

孫中山首開先例，1922年改組國民黨，吸收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自此國民黨循例接受共產黨個人加入國民黨。而孫中山與蘇俄的接觸在一年以前就已開始。1921年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桂林曾與孫中山見面會談。馬林，荷蘭人、曾參與主持中共一大，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是時辛亥革命已經十年，中國陷於軍閥混戰之中。孫中山急望重整革命黨，建立革命軍，掃平軍閥，統一中國。他向西方國家求助，沒有回應。其時建國不久的蘇俄，為它在遠東的利益及其世界革命的“東方陣線”，試圖利用中國彼此對抗的軍事及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扶持一個對蘇俄友好的政府。蘇俄駐華全權代表越飛1922年8月抵京後先與北洋政府談判建交，未果；後又尋求與當時實力最強的軍閥吳佩孚合作，又遭拒絕；這樣才找到孫中山。1923年1月4日，聯共政治局決議“全力支持國民黨”，1月17日越飛與孫中山正式談判，26日簽署《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要求俄國援助200萬金盧布， 5月1日得越飛自東京轉來蘇俄政府電報，同意援助並許諾提供軍事物資和幫助開辦軍校。

“聯俄容共”孫中山當時的利益政治，毫不意味着他政治理念的改弦更張。恰恰相反，孫中山鮮明地對蘇共的主義與制度保持距離並明確地見諸文字，《孫越宣言》第一條就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者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黨內有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成長

國民黨內本無左右，非要分別，不如說親共及反共派更確切，因為這種分別因共產黨人進入國民黨內而起。

國民黨反共並非1927年才從蔣介石開始。共產黨人一進入國民黨，就引起國民黨內的反對。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1923年11月就有黨員上書孫中山“彈劾”共產黨。1924年初一大之後，先有孫科等向中央黨部提案要求“制裁”共產黨；繼而上海國民黨員又致電孫中山請命共產黨員退出；這一年各地彈劾共產黨議案上百件，中央監委會提交執委會的十件議案中有四件反對容共；反共恐怕不止於一小撮“右派”吧。反對“容共”者結成一個派別是在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鄒魯等國民黨元老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為孫中山超度誦經，集會通過議案要求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籍、撤銷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會的職務、解僱顧問鮑羅廷等議案，宣布共產黨為非法；這就是“西山會議派”。

1922秋年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後，在國民黨內迅速擴張。中共三大1923年6月特別提出國民黨問題決議案，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保持和壯大自己的組織、努力使國民黨接近蘇俄，即扶持國民黨內親俄親共勢力。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共產黨一舉進入國民黨最高機構中央執委會，四十一名委員及候補委員，中共產黨員占了四分之一，總共三席的執委常委共產黨占一席。兩年後1926年國民黨廣州二大上，親共派和共產黨員代表已成優勢，組織部長、外事部長、農民部長，宣傳代理部長都是共產黨，各部負責實際事務的秘書全是共產黨員擔任。共產國際指揮下蘇聯顧問鮑羅廷領導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迅速膨脹，儼然黨內有黨。

面對國民黨的“主義”和共產黨的組織、制度、路線不相容這個明白的事實，國民黨“右派”反對共產黨在國民黨體內膨脹，再自然不過了。

中山艦事件—遏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膨脹

孫中山“聯俄容共”事實政治的夭折始於他逝世一年後的“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下令廣州全城戒嚴，扣押異動的中山艦，包圍蘇聯顧問團駐地和共產黨機關，要求撤銷蘇俄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取消第一軍黨代表，扣押周恩來並免去其副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職務，驅逐第一軍共產黨員250餘人，史稱“中山艦事件”。

共產黨斥之為蔣介石蓄謀策劃、排斥中共、攫取權利，比較“開明”的說法渲染為蔣汪個人之爭，說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事實上事變對汪沒有觸及、事變後蔣對汪也全無留難，3.20的矛頭明白地指向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倒是蘇聯方面的反應引人注目，他們滿足蔣的要求立即撤職了季山嘉。1996年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2卷 公布的資料證實，蘇聯顧問長時間以來一直疏遠蔣介石，不讓他染指國民政府事務。這一次迫不得已“吃一點虧，做出一定的犧牲”是“一個策略，以便贏得時間， 做好準備除掉這位蔣將軍”。是時蘇聯訪華使團團長、蘇共中央書記布勃諾夫指示俄國顧問不得發號施令觸怒中國將領，必須改變在國民黨內強化共產黨的做法，代 之以利用國民黨左派做工作。

蔣介石的對抗產生了效果。中山艦事件兩個月後1926年5月廣州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一致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國民黨各級領導機構內中共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共產黨對其加入國民黨黨員的指示，須事先提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方能下達等。“容共”的最終結束還要經過一年之後的清黨，不僅是蔣介石，還有此前始終親共的汪精衛。

二，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實，圖一黨之利

中國共產黨從蘇聯發出抗日宣言

國共分裂後，1927年8月1日周恩來在南昌武裝暴動， 9月毛澤東在湘贛秋收暴動，12月葉劍英在廣州起義；武裝對抗、土地革命、奪取政權—共產黨的政治路線。1930年起，國民黨開始圍剿湘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慘敗、紅軍幾乎盡滅，共產黨撤離江西北上。

共產黨“抗日”始於1935年《八一宣言》，發表宣言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當時還在“長征”路上，《宣言》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奉聯共之命從蘇聯發出的，一紙政治宣傳而已。兩個月後，1935年10月發表抗日宣言的黨和“政府”才抵達陝北，“抗日”還遠未列入日程。

共產黨催生了“西安事變”

共產黨一直說它和平調解西安事變，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明白“抗日統一戰線”下共產黨的本相，就不能不了解 “西安事變”的始末、真實的始末。

1935年9月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帶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1月直羅一戰敗給紅軍，損失慘重。根據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的指示，共產黨不失時機地於1936年1月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又釋放了被俘的張學良愛將高福源，還予東北軍柴糧道路之便。於是張學良開始和共產黨秘密接觸，4月9日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 9月與共產黨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結束雙方敵對狀態；又雪中送炭向紅軍提供食物、棉花等大量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之難。共產黨聯合張學良與楊虎城結成一個“統一戰線”鐵三角。

1936年11月紅軍山城堡戰役擊退胡宗南更增強了張學良聯共的決心，從低調秘密合作轉向高調公開聯共。12月9日共產黨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一周年，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情激憤。12月12日凌晨5時，張 楊兵諫，在臨潼華清池活捉蔣介石。共產黨要殺掉蔣，但斯大林堅決要求釋放蔣介石，“聯蔣抗日”拖住日本，不使北上進犯蘇聯。壓力之下，共產黨接受斯大林的 要求派周恩去西安協商放蔣，藉此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除停止圍剿之外，還要解除對陝北“根據地”的經濟封鎖，並且提供經濟援助。
“西安事變”前台張學良發動，幕後共產黨慫恿；張學良盡得其咎，共產黨盡取其利：雖未如願除掉蔣介石，卻也圍剿解除，得離困境；披“聯合抗戰”虎皮，得發展擴張之實。“西安事變”迫使國民政府開門揖盜，共產黨的禍患就在後頭。

“聯合抗日”—共產黨逼蔣就範

共產黨從來趾高氣揚，雖還在逃亡之中，“八一宣言”仍斥蔣為賊寇。“西安事變”後共產黨搖身一變，主動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為抗日統一戰線立下四項保證，“七七事變”後《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再度重申：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現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條條背離共產黨的主義、出賣共產黨的利益、危及共產黨的生存， 不禁令人疑竇叢生：共產黨是別有所圖，還是會言信行果？儘管一切疑慮，國民政府已別無選擇，在共產黨揮舞的“抗日統一戰線”旗下，它只有聯合共產黨，接納共產黨，供養共產黨。

陽奉陰違—共產黨抗“敵”不抗日

1937年10月，廣東、江西、兩湖、安徽等八省的紅軍及游擊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在蘇北、皖南地區抗日作戰，由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指揮。但新四軍只聽延安共產黨的命令，毛澤東指示新四軍所在的中共東南局：“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 立根據地，……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 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中央前要你們在今年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 區擴大抗日武裝至十萬人槍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新四軍棄抗日作戰於不顧，攻城掠地，招兵買馬，自由擴編，只要中央照數發餉；少和日軍作戰，常與國軍摩擦，甚至擅調八路軍南下攻打“頑固派”國軍；以至於1940年10月黃橋一役大敗台兒莊會戰抗日將領、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主力部隊，進占海安、東台等地。10月19日蔣介石等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致電八路軍正副司令朱德和彭德懷與新四軍正副軍長葉挺和項英，命令新四軍迅即全部撤回黃河以北。一個月之後，毛澤東才以受令者名義答覆：“同意將安徽南部的新四軍部隊調到長江以北”；蔣介石再次寬限北移期限到12月31日。此後儘管蔣介石、顧祝同多次命令，新四軍仍然按兵不動並繼續頻頻南進攻擊國軍，1月4日又南下茂林襲擊抗日國軍40師；顧祝同下令反擊，新四軍幾近覆滅，此即 “皖南事變”。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番號，中共中央軍委隨後發布命令重建新四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不過是共產黨騙人的空話。周恩來在重慶共產黨《新華日報》上致哀新四軍“死國難者”，再次欺騙國人 。

毛澤東給東南局的指示與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兩相對照，其陽奉陰違之相昭然若揭，抗日的旗號下共產黨 到底在幹什麼，由此可見一斑。共產黨一手貪抗日之功據為己有，漫畫重慶政府“八年抗戰，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另一手明目張胆地把這個“指示”輯入《毛澤東 選集》（第二卷“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公諸於眾，全不掩飾它假名抗日摩擦肥己的本相，可謂無恥之尤；強姦歷史、愚弄民眾；其奸惡在 中國歷史上無出其右。

而這是在大陸上成長的幾代人一直所不了解的。當謊言開始破產的時候，歷史改變的時刻也就不遠了。

三，共產黨一定要把內戰進行到底

閱讀記錄抗戰勝利後國共談判和國共內戰的資料，共產黨“將內戰進行到底”的用心、“邊談邊打”的手段，言而無信、出爾反爾、不受任何約束的亂象，超出了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猶如一場夢魘，一場真實的夢魘，六十年來一直壓在神州大陸的夢魘。

共產黨決意內戰

抗戰勝利之時，共產黨已經擁兵130萬、民兵260萬，它的正規軍力八年時間增長25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蔣介石命令國軍推進接受日軍投降，中共中央同時連發七道命令要求部隊全速推進受降，搶占地盤。8月12日毛澤東就已下令中共軍隊迅速擴大解放區，“準備內戰戰場”。共產黨決心把內戰進行到底。

抗戰一矣結束，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便於年8月14日、20日、23日連續三次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毛、周、王若飛25日飛抵重慶。政府方面未提預設方案被共產黨視為缺乏和談誠意，但根據國民政府談判代表邵力子先生，不預設方案是因為政府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不以任何先入之見妨礙會談。重慶談判結果的《雙十協定》中，雙方表達了避免內戰、長期合作的意願，同意以對話方式解決爭端，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具體問題。一紙意向書，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約束力。這是一次政府對政黨的談判，共產黨承認重慶政府的合法地位。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背後利用共產黨南方局電台秘令劉鄧部隊發起上黨戰役。上黨一役殲滅受降的國軍閻錫山部隊11個師，攻占了長治地區。這是抗戰結束後國共首次軍事衝突，和談中共產黨打響了內戰的第一槍。

“南防北進”—共產黨全面推進內戰

抗戰尚未結束，共產黨就確定了內戰方針“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向南防禦即攻擊政府軍阻止其北上受降接收，向北發展即全面搶占東北，鞏固和擴張華北“根據地”。為此，共產黨堅持不允國軍接收固守華北與東進遼寧的要地多倫赤峰兩城；國民政府讓步放棄後才達成1月10日的停戰令，得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抗戰勝利蘇軍占領東北，共產黨即派出10名中央委員（含4名政治局委員），兩萬幹部，十一萬大軍挺進東北；“雙十協定”之後第二天，毛澤東從重慶返回延安即確立全面占領東北的戰略，“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1946年3月馬歇爾召集停戰三人小組會議，提出赴東北執行小組命令草案，有 “政府部隊有權占領恢復中國東北主權必要之地區”和“政府軍隊為重建主權所必須占領之地區（包括煤礦）需要共軍撤退，蘇軍所撤退之地區，中共軍隊不得開入 占領”兩條。周恩來拒激烈反對，中美兩方又作讓步，刪掉這兩條改為日後協商。於是，日後國民政府只能束手坐視共產黨搶占東北。

3月末東北蘇軍告知中共即將撤離，要中共隨後接占。蘇聯希望以此使東北主權問題懸而不決、使中國無從恢復主權。4月14日共軍襲擊降落長春機場的國軍，次日攻下長春市；24日接占哈爾濱，28日接占齊齊哈爾。倚仗蘇聯的支持，半個月內長春以北整個北滿盡入共產黨手中；三年後整個中國大陸淪陷於共產黨的治下。

邊談邊打—共產黨漁利停戰與和談

1946年1月10日第一次停戰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而具體實施則要依其停戰辦法第二條：政府與中共代表各一人與馬歇爾將軍商定辦法，提請政府實施。於是停戰令空成令行不能禁止的紙上文章，實施不力責任又在國府與國軍。

5月份國軍攻打長春，共產黨被迫撤出長春，又失守吉林，東北戰局急轉直下。打不贏就談，周恩來向馬歇爾告急，請求停戰。6月6日蔣下令東北休戰—此即第二次停戰令，直至6月30日，對結束衝突未停戰小組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雖然如此，停戰卻阻止了國軍的進攻、緩解了共軍的困境,共產黨又是一舉兩得。

為爭取共產黨最終參與制憲國大作最後努力，11月8日國民政府宣布無條件、無限期停戰，同時保留共產黨和民盟出席制憲國大13名代表席位，此即第三次停戰令。因為爭不到具有否決權的14個代表名額，共產黨裹挾民盟抵制立憲國大；同時又稱國府單方面“停戰令”未經協商，他們不受約束。共產黨又是徒獲停戰之利。

國民政府不肯放棄和平的希望，主動停戰，主動和談，主動退讓；共產黨不承諾，不守約，邊談邊打。國民政府總是 作繭自縛，共產黨一直漁利和談。人們總以為共產黨也愛中國，相信和他們總有協商的可能；卻不料黨權之下共產黨不講任何信義，不受任何約束；民族、國家、和 平無一不可為黨權而蹂躪。

共產黨不講fair play（公平遊戲）

從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一開始，共產黨就堅持要把地方自治和省憲自訂的條款寫進憲法。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共產黨不關心、也不真正要地方自治，而是想用國家大法的形式把它軍事割據的“解放區”政府合法化。

更有甚者，中共代表秦邦憲硬要將“地方法官民選”列入憲法，顯然是想通過共產黨操縱的地方選舉直接控制司法，其野心不止於它已割據的“解放區”。無奈死守司法獨立的底線，受託起草憲法的張君勱不肯退讓。

立場各異的雙方所以能夠談判，是出於共同的訴求。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之所以破裂，是因為共產黨根本不存“和” 的意願，政府也罷、國民黨也罷，都是它必欲消滅之敵人。立場各異的雙方所以能夠談判而協議，是因為信守共同的遊戲規則；共產黨則從不守信用、不重承諾、不 受約束。共產黨不講 fair play。

要抵制制憲國民大會，周恩來就講“第三方面人士要團結”；青年黨和民社黨 退出民盟出席國大，共產黨就要把他們當作反動派驅逐出政治協商；翻手陽謀、覆手陰謀，共產黨歷來如此。它也曾放下身段求聯合抗日，那是因為當時不如此不能 解除圍剿以求生存、假抗戰以圖發展；倚仗蘇聯軍援為後盾自恃大勢已成，共產黨就對談判夥伴以戰犯論處；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共產黨沒有原則。1948年12月27日 《人民日報》公布四十三名戰犯名單，令國民政府予以抓捕。民國總統、副總統高中頭榜，雖然《雙十協定》共產黨聲明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憲草上不肯讓步、 抵制國大不與為伍，一介書生張君勱惹惱了共產黨，也上了戰犯黑名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歷史上，共產黨無出其右。

一個民主、和平、戰後復興的機遇就斷送在共產黨手裡，從此開始了對中國民生、社會、文化、歷史、國家、民族前所未有的劫難。只有當歷史恢復了它本來面目的時候，一切苦難才不完全是徒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