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時期，達賴頻頻竄訪西方某些國家，一會兒在加拿大卡爾加里“布道”，一會兒在澳大利亞的悉尼、霍巴特“講學”。其“講學”題目五花八門，甚至觸及目前全球關注的環境與氣候變化問題，如在霍巴特的“演講”題目就是“我們的地球，誰來負責”，似乎頗能吸引眼球。可惜，如此好的題目，經他一講，難免變調。據媒體報道，達賴對氣候變化與環境問題只有隻言片語，更多地是講他最拿手的“佛學心得”。這確實讓那些關注氣候變化並為此支付了高昂門票的聽眾大有上當之感。儘管演講內容與題目並不完全搭邊，但並不妨礙達賴“講學”的豐厚收入。據報道，他在悉尼的首場“講學”，一張門票就高達175澳元（折合人民幣1100元），一場“講學”門票收入可達75萬澳元。高昂的收入或許是他週遊世界各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問題不止如此，達賴在他的“布道”、“講學”過程中，往往脫離不了他所關注的“大藏區高度自治”。每當談及此話題，他就要扯到他的代表同中央接觸代表商談的事。由於這個問題受關注的程度遠遠高於他的“佛學心得”甚至氣候變化與環境問題，這使得他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會引起媒體的格外關注。然而，達賴並沒有將商談的真實情況講出來，而是對事實進行加工與歪曲，編造了一些對他有利而對中央接觸代表不利的所謂“內幕”。

    對於達賴所講的不實之詞，若不加以澄清，不僅直接損害參與接觸商談的中央接觸代表的個人名譽，也嚴重損害中央政府的聲譽。對此，12月8日，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專門接受了記者採訪，並嚴肅地指出：“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說那樣的話。”他還認真查閱了2006年在桂林的第五次接觸商談中，同甲日·洛迪先生等人的全部原始對話記錄，並據此介紹了這次接觸商談被達賴加以歪曲利用的真實情況，他指出：“在人們詳細了解有關真實表述後，任何一個具備正常思維的人都不會從中讀出我作為中央接觸代表承認達賴沒有尋求‘西藏獨立’的意思，恰恰相反，卻會清楚地看到中央接觸代表對達賴在‘中間道路’幌子下頑固堅持‘西藏獨立’的嚴厲批評。”顯然，達賴是在向全世界撒謊。

    在這裡，有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為何達賴在西方某些國家“掛羊頭賣狗肉”式的“講學”能為他帶來豐厚的收入？為何他能夠並敢於公開造中央接觸代表的謠？他的斂錢與造謠有無關聯？在其斂錢與造謠的背後，究竟隱藏着哪些深層次問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達賴的表演同西方世界及西方媒體的關係？

    首先，達賴一直被西方媒體捧為“宗教領袖”或“宗教大師”，加上他本人善於迎合西方“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觀進行表演，使得他在西方世界享有較高知名度。近年來，西方反華勢力及反華媒體處心積慮地利用所謂“西藏問題”頻頻對中國發難，不斷進行反華炒作，甚至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為“藏獨”勢力張目，這不僅使得“西藏問題”一度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熱點，也使得西方民眾對“西藏問題”的認知存在着許多誤區，不了解事實真相的西方普通民眾對達賴本人及“西藏問題”的關注度較以往有所增強，這是達賴的“講學”完全不同於一般的宗教學者且更容易受到關注的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西方反華勢力和反華媒體特別看重達賴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及“人氣”，並極力利用這一特點加以推波助瀾，以邀請達賴“布道”、“講學”為名為其竄訪大開方便之門，使其能夠以宗教活動的名義進行詆毀中央政府的“藏獨”活動。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小動作，實則包含着某種大目的，他不僅可以在宗教講學的名義下偷偷地塞進“藏獨”“私貨”，以滿足不懷好意的西方媒體及不了解事實真相的西方民眾的好奇心，還可以藉機讓西方聽眾加深對中國政府的誤解甚至牴觸情緒，一併賺取對其“流亡政府”的同情，達到混淆視聽、顛倒是非的目的。這種以宗教講學之名進行的政治活動，既能斂錢又能造謠，對達賴而言可謂一箭雙鵰，何樂而不為呢？

    值得注意的是，斂錢與造謠這兩個看似不相關的東西，經過西方反華勢力與媒體的嫁接，在達賴身上確實能統一起來。其實，這並不難理解。達賴本人有名氣，有“宗教領袖”的外衣作包裝，由這樣一位“大師級”的人物造一點不利於中國政府的謠，不正迎合了西方某些國家的反華輿論氛圍的需要嗎？某些國家的活動組織方之所以賠錢也要讓達賴“布道”並賺錢，這絕不可能是商業運作上的失算，而是有預期的政治需要。而達賴竄訪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而不是美國或其他國家，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美國自爆發金融危機以來，有求於中國的方面明顯增多，需要中國參與併合作的事情也越來越多，特別是在目前世界氣候變化大會召開之際，它更需要中國的支持與配合，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當然不希望達賴成為影響中美雙邊關係的不和諧因素，達賴在美國的受重視程度隨之降低。反觀中加和中澳關係。這兩個國家有一批反華勢力時不時地拿中國的人權、宗教、民族等問題進行發難。中澳雙邊關係發展的不順及澳國內對中國不友好的輿論氛圍，客觀上為達賴此訪提供了於其有利的外部環境。達賴訪澳確實耐人尋味，與其說是達賴的“人氣”起了作用，倒不如說是中澳雙邊關係發展的不順為其提供了可乘之機。我們有了這一認識，就不難理解為何達賴在澳能夠有較高的“票房”收入，為何他敢公開造中央接觸代表的謠而絲毫不覺心虛。從這裡，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判斷，只要在達賴自鳴得意的時候或地方，在其背後必定有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與撐腰。

    其次，達賴之所以在世界媒體面前造中央接觸代表的謠，還有他自身的原因及他所處集團的內部原因。從他自身來說，雖然他有“宗教領袖”的身份，但由於他所從事的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活動，而是政治流亡活動，有時為了政治利益的需要，他也會做些有悖於宗教良知的事。撒謊、造謠對達賴而言已不是頭一回，早已司空見慣。面對被揭穿的謊話，他死不改口，這不僅僅是他出於維護其“宗教領袖”“威信”的需要，更多地是出於他維護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如朱維群副部長所說，達賴造中央接觸代表的謠被戳穿後，今後仍然會頑固地堅持將謊言進行到底。

    達賴集團目前已陷入困境，不造謠已沒有出路可尋。從外部支持情況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雖然會將其作為一張可以利用的牌來牽制中國，不會從根本上放棄對他的支持和利用，但目前美國自身國內問題突出，其經濟復甦迫切需要中國幫助，這決定美國要顧及中美雙邊關係，不會為達賴的竄訪自尋麻煩。達賴集團在美國可利用的價值有所降低。達賴為了給自己的政治集團陷入的政治困境找合適的台階下，對其最好的辦法就是造中央接觸代表的謠，以博取西方國家的同情，將“不仁不義”的罪名推給中央政府。從內部情況看，達賴集團去年製造“3·14”暴力犯罪事件，寄望於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試圖藉此“綁架”北京奧運會，迫使中央同他談“大藏區高度自治”，為謀求“西藏獨立”取得突破。但他打着“高度自治”之名謀求實現“半獨立”或“變相獨立”的政治意圖被戳破並被否定之後，其集團內部的政治走向陷入被動。在此背景下，達賴需要對其集團有所交待，最方便易行的辦法莫過於謊稱中央接觸代表已經承認他“沒有尋求西藏獨立”，這有助於他防止內部人心渙散、繼續堅持他的“大藏區高度自治”的主張。

    最後，對於達賴及達賴集團與西方媒體之間的關係，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長期以來，達賴與西方媒體，特別是與一些反華媒體之間，始終處於相互支持與相互利用的關係之中。一方面，達賴需要西方媒體為其政治流亡活動提供平台與發聲機會，並通過西方媒體的宣傳，對中央政府施加影響，以達到迫使中央與其商談並接受其主張的目的；另一方面，西方媒體刻意將達賴吹捧為“宗教大師”、“人權衛士”、“藏人精神領袖”等，以此抬高其聲望和現實影響力。可以說，西方媒體與達賴及其集團之間，已形成某種默契，只要是對達賴本人或達賴集團不利的事，要麼不報道，要麼歪曲報道；反過來，只要是對中國政府不利的事件或負面消息，總是大加渲染，誇大其辭。更有甚者，西方反華媒體不惜違反新聞職業操守，親自操刀，製作假圖片，發布假消息，千方百計地為達賴集團站台、打氣、撐腰，極力對中國政府進行攻擊、謾罵與醜化。西方反華媒體同達賴集團沆瀣一氣由來已久，我們千萬不要幻想西方媒體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來反映西藏的歷史與現實。簡單地說，在涉及到其共同政治利益與政治訴求的問題時，別指望西方媒體會為中國政府講公道話，也就是說，在戳破達賴及達賴集團的謊言問題上，我們不能也不要寄望於西方媒體，只能也必須依靠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