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一般而论，新王朝一旦建立，皇帝就会急着下诏，叫人修前朝历史。这件事，似乎是头等大事，据此昭示，本朝之正统和福祉之沿续。然而，二十四史中，宋辽金三史，似乎是一个例外。元朝自铁木真（成吉思汗）始，历经十五帝（中间还有两个皇后执政），终于元顺帝，计有162年。即使从元世祖忽必烈登基改元算起（1260年），也有百余年的时间。然而，元朝修前朝史之事，却是在元末元顺帝之时才完成的。呵呵，元朝自己都快完蛋了，才决定修前朝的历史。也是够有意思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史料所载，宋辽金三朝历史，其实早在忽必烈登基之后，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元灭金朝之后，翰林学士王鹗曾上书，请重修《辽史》（注：金曾两度修辽史），修《金史》。然而，元世祖忙于战争，对修史一事无暇顾及。直到公元1276年，元攻克临安灭南宋，中书左丞董文炳提出，大宋一共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使馆，宜悉收以备典礼”。按理说，当时修史的条件是具备的。其一，大量的宋代典籍由南宋国都临安运往大都，包括宋人所修之《国史》；其二，前朝金国曾修《辽史》，金朝亦有《实录》；其三，大量汉人在元朝做官，其中不乏博学多才之人，包括李冶、王鹗等人。可是，忽必烈虽说已下诏修史，但是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中间跨七八十年时间，三史修撰之事屡议屡停，史书始终未能修成。 按传统的说法，元朝修宋辽金三朝之史，迟迟没有下文，其原因是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等的体例主张有所不同。主要是两种观点，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这些人主要是汉人，他们的修史主张自然离不开汉族的传统史观；另一派人，则提出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其中蒙古贵族大臣亦倾向此观点。但是，这样的分法，自然是有问题的。于是，争论双方“持论不決”，致使三朝修史工作悬而未决。对这一说法，认同者大有人在。可以说是主流的观点。 然而，对这一说法，我向来是存有疑虑。修史之事，按何体例修撰，原则又是什么，都是皇上一个人说了算的。岂容下属争来争去，没有一个定论？再说了，元朝的汉官，大抵在朝中没有什么地位。他们的主张，居然可以影响朝廷修史之决策？也是令人怀疑的。后来的脱脱，主修三朝之史，也不是一句话，就定了调了吗？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读元史。读史之余，我然而有一个想法冒出：元朝迟迟不修三朝之史，其根本的原因，至于元朝统治者本身，或与他人无关。 概括起来，元朝统治者迟修三朝之史，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元朝皇帝忙于南征北战。元朝是蒙古族人创立的，几乎就是一个马背上的王朝。可以说，战争是元朝历代皇帝特别喜欢的事情。 1206年，铁木真称汗，其在位22年，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扩张。其三子窝阔台1229年即位（中间曾有四子拖雷监国一年有余），在位13年，又忙于灭金和攻击南宋的战争。在经历四年的窝阔台昭慈皇后称制和其子定宗皇帝贵由的三年执政、以及定宗钦淑皇后的三年称制之后，拖雷的儿子、铁木真的孙子蒙哥即位，其在位9 年。这位宪宗皇帝，在位期间，仍在继续扩张。比如，发动对大理国的战争等等。蒙哥本人，也于1259年在攻打四川钓鱼城时被炮石击伤而死。也就是说，这一段历史时期，元朝忙于扩张，且立足未稳，根本无暇故及修史的事情。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忽必烈是蒙哥的弟弟，其在位时间较长，计35年。然而，忽必烈的皇帝生涯是动荡不安的。其初，他与其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这场战争，虽说以忽必烈的胜利而告终，他却因此失去了蒙古“四大汗国”的支持。西方的四大汗国因他违背蒙古大汗选举传统以及他的“行汉法”主张而纷纷与他断绝来往，脱离其统治。所以说，忽必烈虽说是蒙古帝国的皇帝，但最终他的统治范围，只局限于中原地区、西藏和蒙古本土地区。忙于同室操戈，应付来自西方同宗兄弟们的威胁与挑战，一直是忽必烈继位后的头等大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忽必烈不得不眼睛向下，瞄住了南方的广大区域。1271年，忽必烈决定改国号为大元（故称忽必烈为世祖皇帝，元朝开国当自此始），正式即位皇帝。同年，他决定南下攻打南宋，并用八年时间，彻底消灭了南宋小朝廷，1279年厓山海战，陆秀夫背着8岁的南宋小皇帝宋帝赵昺跳海而死，是南宋彻底灭亡的标志。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其黩武思想仍在继续，他又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因此，忽必烈虽说已下诏修史，但其心思完全放在内外战争之上。 忽必烈去世之后，继任的皇帝，除以“守成”出名的成宗皇帝铁木耳（执政13年）和仁宗皇帝（执政10年）之外，其余皇帝的执政时间均很短，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个月（居然有三个皇帝的执政时间是以月份来计算的）。元朝统治，内外纷扰，动荡不安。谁还有心思来关心修史的事情呢？ 其二，元朝皇帝对汉族文明的抵触。元朝统治者是蒙古人，其勃兴之时，主要是靠武力。倘若从开化的角度着眼，蒙古人的文明，尚处于原始的阶段。据史料说，蒙古初兴之时，连文字都是没有的。史说：“每调发军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划，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调军遣将，居然用这种原始的方法，也是无奈之举。据说，铁木真在灭乃蛮部之后，俘获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才命其教汗室子弟“以畏兀字书国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用回鹘文字母拼写的蒙古语。这就是史家习称的回鹘式蒙古文。后来，忽必烈也请人创制了八思巴蒙古文，用以书写国书诏敕等等。铁木真之后的几代可汗，均不谙汉语，他们也没有批阅文书的习惯，处理政事时大多只是动口而已。以这种习性，要求他们考虑用汉语修撰前朝史书的事情，简直是太不靠谱了。 忽必烈开国之后，其统治范围的重心，逐渐向中原大地倾斜，大元帝国，实际上已成汉人为主体的国家，仅从其控制的人口结构，就可以说明问题。因此，“行汉法”，用汉官，也是势在必行。但是，忽必烈从骨子里，并不想重用汉人，更不谙汉制，也不打算“全盘汉化”。这也是与后来满清入关后采取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元朝之短命，也是这种敌视汉人的政策的恶果。这是题外话，此处不提。应该说，忽必烈执政初期，尚有“汉化”的念头，但是后来却遭到了蒙古统治者内部的强烈反弹。因此，忽必烈执政后期，重新回到重用色目官员、以及对汉人采取控制使用的政策，汉人的地位也沦为四等。这种政治的格局，决定了修史工作的进程。毕竟，修前朝历史的传统，是中原汉族政治文明的传统，蒙古统治者当然是不会重视的。主张修史的汉官的建议，也就成了微言而已。 然而，元朝至元顺帝时，为什么又突然决定要修宋辽金史了呢？这或许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元末大名鼎鼎的名相脱脱。脱脱（1314年~1355年），蒙古族人，字大用，蔑里乞氏。从小由伯父伯颜养大，并师从汉人知名学者吴直方。曾任同知宣政院事、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等。脱脱曾与元顺帝密谋剪除权倾一时的伯颜，力改伯颜旧政，镇压红巾军起义，功封太师。1341年，脱脱受元顺帝重用，曾一度使元朝政权有所振作。当年，元顺帝改元“至正”，宣布“更化”，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脱脱更化”。脱脱的改革措施有：恢复伯颜废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起于隋唐，但元朝建立后直到仁宗的时候才实行科举制度，伯颜掌权，为防汉人做官，又下令废止科举）；置宣文阁，恢复太庙四时祭；平反昭雪一批冤狱；开马禁、为农民减负，放宽政策；主持编写宋、金、辽三史。“脱脱更化”的实质，就是更改元朝历代统治者的民族政策，试图缓解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客观而论，“脱脱更化”，积极有为，励精图治，卓有成果。但是，这个人，最终未有善终，遭政敌陷害受贬，后被人假借圣旨，鸩杀于流放途中。脱脱一死，大元政权也就再无回天之人了。这也是历史的悲剧。 脱脱任总裁官而编撰的《辽史》、《宋史》、《金史》，历时两年有余，得以修成。宋辽金三史，虽说修撰质量并不高（时间仓促是主要原因），也曾遭后人批评，但这毕竟是脱脱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锤定音，确定了修史的原则，坚决摒弃了以宋辽金混为一体，以宋为正统、辽金附以载记，以及把宋辽金划分为南北时代的修史主张，提出了三朝历史“各当其统、独立撰修”的意见，他还认同史官意见，“修史以何为本”？赞同“用人为本”思想，“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他还主张，“一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修史要讲史德的观念，公正而不偏颇，对后人修史编撰工作，均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正是他的用人为本的观点,欧阳玄等人，才得以在编撰宋史等方面施展才华。很多年后,康熙皇帝提出“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的修史观，无疑是受此影响的。这一点，脱脱功不可没。 脱脱死后，元朝“易棺衣以殓”，并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予以平反昭雪。脱脱的一生是短暂的（年仅42岁），其人格影响和历史功绩有口皆碑。《元史脱脱传》有评价：“脱脱仪状雄伟，欣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识远，莫测其蕴。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 脱脱虽说是蒙古人，从小似乎也不太喜欢读书，然而他毕竟是谙熟汉族文化的。他当然知道“青史留名”的含义。这一点，似可告慰其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