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來有修前朝歷史的傳統。一般而論，新王朝一旦建立，皇帝就會急着下詔，叫人修前朝歷史。這件事，似乎是頭等大事，據此昭示，本朝之正統和福祉之沿續。然而，二十四史中，宋遼金三史，似乎是一個例外。元朝自鐵木真（成吉思汗）始，歷經十五帝（中間還有兩個皇后執政），終於元順帝，計有162年。即使從元世祖忽必烈登基改元算起（1260年），也有百餘年的時間。然而，元朝修前朝史之事，卻是在元末元順帝之時才完成的。呵呵，元朝自己都快完蛋了，才決定修前朝的歷史。也是夠有意思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據史料所載，宋遼金三朝歷史，其實早在忽必烈登基之後，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元滅金朝之後，翰林學士王鶚曾上書，請重修《遼史》（註：金曾兩度修遼史），修《金史》。然而，元世祖忙於戰爭，對修史一事無暇顧及。直到公元1276年，元攻克臨安滅南宋，中書左丞董文炳提出，大宋一共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使館，宜悉收以備典禮”。按理說，當時修史的條件是具備的。其一，大量的宋代典籍由南宋國都臨安運往大都，包括宋人所修之《國史》；其二，前朝金國曾修《遼史》，金朝亦有《實錄》；其三，大量漢人在元朝做官，其中不乏博學多才之人，包括李冶、王鶚等人。可是，忽必烈雖說已下詔修史，但是直到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中間跨七八十年時間，三史修撰之事屢議屢停，史書始終未能修成。 按傳統的說法，元朝修宋遼金三朝之史，遲遲沒有下文，其原因是元王朝內部對修撰宋史等的體例主張有所不同。主要是兩種觀點，一派要“以宋為世紀，遼、金為載記”，這些人主要是漢人，他們的修史主張自然離不開漢族的傳統史觀；另一派人，則提出要“以遼、金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其中蒙古貴族大臣亦傾向此觀點。但是，這樣的分法，自然是有問題的。於是，爭論雙方“持論不決”，致使三朝修史工作懸而未決。對這一說法，認同者大有人在。可以說是主流的觀點。 然而，對這一說法，我向來是存有疑慮。修史之事，按何體例修撰，原則又是什麼，都是皇上一個人說了算的。豈容下屬爭來爭去，沒有一個定論？再說了，元朝的漢官，大抵在朝中沒有什麼地位。他們的主張，居然可以影響朝廷修史之決策？也是令人懷疑的。後來的脫脫，主修三朝之史，也不是一句話，就定了調了嗎？最近一段時間，我在讀元史。讀史之餘，我然而有一個想法冒出：元朝遲遲不修三朝之史，其根本的原因，至於元朝統治者本身，或與他人無關。 概括起來，元朝統治者遲修三朝之史，大致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元朝皇帝忙於南征北戰。元朝是蒙古族人創立的，幾乎就是一個馬背上的王朝。可以說，戰爭是元朝歷代皇帝特別喜歡的事情。 1206年，鐵木真稱汗，其在位22年，一直在進行大規模的侵略擴張。其三子窩闊台1229年即位（中間曾有四子拖雷監國一年有餘），在位13年，又忙於滅金和攻擊南宋的戰爭。在經歷四年的窩闊台昭慈皇后稱制和其子定宗皇帝貴由的三年執政、以及定宗欽淑皇后的三年稱制之後，拖雷的兒子、鐵木真的孫子蒙哥即位，其在位9 年。這位憲宗皇帝，在位期間，仍在繼續擴張。比如，發動對大理國的戰爭等等。蒙哥本人，也於1259年在攻打四川釣魚城時被炮石擊傷而死。也就是說，這一段歷史時期，元朝忙於擴張，且立足未穩，根本無暇故及修史的事情。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忽必烈是蒙哥的弟弟，其在位時間較長，計35年。然而，忽必烈的皇帝生涯是動盪不安的。其初，他與其幼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這場戰爭，雖說以忽必烈的勝利而告終，他卻因此失去了蒙古“四大汗國”的支持。西方的四大汗國因他違背蒙古大汗選舉傳統以及他的“行漢法”主張而紛紛與他斷絕來往，脫離其統治。所以說，忽必烈雖說是蒙古帝國的皇帝，但最終他的統治範圍，只局限於中原地區、西藏和蒙古本土地區。忙於同室操戈，應付來自西方同宗兄弟們的威脅與挑戰，一直是忽必烈繼位後的頭等大事。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忽必烈不得不眼睛向下，瞄住了南方的廣大區域。1271年，忽必烈決定改國號為大元（故稱忽必烈為世祖皇帝，元朝開國當自此始），正式即位皇帝。同年，他決定南下攻打南宋，並用八年時間，徹底消滅了南宋小朝廷，1279年厓山海戰，陸秀夫背着8歲的南宋小皇帝宋帝趙昺跳海而死，是南宋徹底滅亡的標誌。忽必烈統一中國之後，其黷武思想仍在繼續，他又接連派遣軍隊遠征日本、安南、占城、緬甸、爪哇，一刻也沒有消停過。因此，忽必烈雖說已下詔修史，但其心思完全放在內外戰爭之上。 忽必烈去世之後，繼任的皇帝，除以“守成”出名的成宗皇帝鐵木耳（執政13年）和仁宗皇帝（執政10年）之外，其餘皇帝的執政時間均很短，長則三五年，短則一個月（居然有三個皇帝的執政時間是以月份來計算的）。元朝統治，內外紛擾，動盪不安。誰還有心思來關心修史的事情呢？ 其二，元朝皇帝對漢族文明的牴觸。元朝統治者是蒙古人，其勃興之時，主要是靠武力。倘若從開化的角度着眼，蒙古人的文明，尚處於原始的階段。據史料說，蒙古初興之時，連文字都是沒有的。史說：“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為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調軍遣將，居然用這種原始的方法，也是無奈之舉。據說，鐵木真在滅乃蠻部之後，俘獲掌印官畏兀兒人塔塔統阿，才命其教汗室子弟“以畏兀字書國言”，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用回鶻文字母拼寫的蒙古語。這就是史家習稱的回鶻式蒙古文。後來，忽必烈也請人創製了八思巴蒙古文，用以書寫國書詔敕等等。鐵木真之後的幾代可汗，均不諳漢語，他們也沒有批閱文書的習慣，處理政事時大多只是動口而已。以這種習性，要求他們考慮用漢語修撰前朝史書的事情，簡直是太不靠譜了。 忽必烈開國之後，其統治範圍的重心，逐漸向中原大地傾斜，大元帝國，實際上已成漢人為主體的國家，僅從其控制的人口結構，就可以說明問題。因此，“行漢法”，用漢官，也是勢在必行。但是，忽必烈從骨子裡，並不想重用漢人，更不諳漢制，也不打算“全盤漢化”。這也是與後來滿清入關後採取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元朝之短命，也是這種敵視漢人的政策的惡果。這是題外話，此處不提。應該說，忽必烈執政初期，尚有“漢化”的念頭，但是後來卻遭到了蒙古統治者內部的強烈反彈。因此，忽必烈執政後期，重新回到重用色目官員、以及對漢人採取控制使用的政策，漢人的地位也淪為四等。這種政治的格局，決定了修史工作的進程。畢竟，修前朝歷史的傳統，是中原漢族政治文明的傳統，蒙古統治者當然是不會重視的。主張修史的漢官的建議，也就成了微言而已。 然而，元朝至元順帝時，為什麼又突然決定要修宋遼金史了呢？這或許同一個人有關。這個人，就是元末大名鼎鼎的名相脫脫。脫脫（1314年~1355年），蒙古族人，字大用，蔑里乞氏。從小由伯父伯顏養大，並師從漢人知名學者吳直方。曾任同知宣政院事、中政使、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中書右丞相等。脫脫曾與元順帝密謀剪除權傾一時的伯顏，力改伯顏舊政，鎮壓紅巾軍起義，功封太師。1341年，脫脫受元順帝重用，曾一度使元朝政權有所振作。當年，元順帝改元“至正”，宣布“更化”，這也是歷史上有名的“脫脫更化”。脫脫的改革措施有：恢復伯顏廢黜的科舉制度（科舉制起於隋唐，但元朝建立後直到仁宗的時候才實行科舉制度，伯顏掌權，為防漢人做官，又下令廢止科舉）；置宣文閣，恢復太廟四時祭；平反昭雪一批冤獄；開馬禁、為農民減負，放寬政策；主持編寫宋、金、遼三史。“脫脫更化”的實質，就是更改元朝歷代統治者的民族政策，試圖緩解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客觀而論，“脫脫更化”，積極有為，勵精圖治，卓有成果。但是，這個人，最終未有善終，遭政敵陷害受貶，後被人假借聖旨，鴆殺於流放途中。脫脫一死，大元政權也就再無回天之人了。這也是歷史的悲劇。 脫脫任總裁官而編撰的《遼史》、《宋史》、《金史》，歷時兩年有餘，得以修成。宋遼金三史，雖說修撰質量並不高（時間倉促是主要原因），也曾遭後人批評，但這畢竟是脫脫留給世人的精神財富。 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一錘定音，確定了修史的原則，堅決摒棄了以宋遼金混為一體，以宋為正統、遼金附以載記，以及把宋遼金劃分為南北時代的修史主張，提出了三朝歷史“各當其統、獨立撰修”的意見，他還認同史官意見，“修史以何為本”？贊同“用人為本”思想，“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他還主張，“一律以是非之公”，“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修史要講史德的觀念，公正而不偏頗，對後人修史編撰工作，均產生重要和深遠的影響。正是他的用人為本的觀點,歐陽玄等人，才得以在編撰宋史等方面施展才華。很多年後,康熙皇帝提出“不畏當時而畏後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的修史觀，無疑是受此影響的。這一點，脫脫功不可沒。 脫脫死後，元朝“易棺衣以殮”，並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予以平反昭雪。脫脫的一生是短暫的（年僅42歲），其人格影響和歷史功績有口皆碑。《元史脫脫傳》有評價：“脫脫儀狀雄偉，欣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 脫脫雖說是蒙古人，從小似乎也不太喜歡讀書，然而他畢竟是諳熟漢族文化的。他當然知道“青史留名”的含義。這一點，似可告慰其在天之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