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國內反戰的言論幾乎完全失聲，思想界和文化界完全為當局所掌控，左翼思想和自由主義都集體噤聲，失去了或收斂了理性的批判。

[日]高見順著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2005年7月版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作家高見順（1907-1965）自1941年元月開始直至去世為止的日記，被稱為昭和歷史的生動資料，同時又是考察這一時代日本知識人心靈史的原始文獻。其中最為人們所看重的，是日本近現代史迎來了巨大轉折的1945年這一年的日記，部分在《文藝春秋》1958年7月號上連載發表後，又在翌年加以補足並輯錄成《敗戰日記》，由文藝春秋社出版。

這部日記的價值，在於真實地記錄了戰敗前後日本社會眾生諸相的同時，如實地記錄了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中一個有着前述思想背景的日本知識人內心的苦澀、酸楚、憤懣和掙扎的心路歷程，表現出對自己以及日本民族和日本國家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這一時期日本人精神史的重要一頁。

“因這場戰爭，日本人的風俗恐怕會發生徹底的變化。穿着裙子和襪子的西洋式的女子形象如今已經完全看不見了。也許是因為缺乏裙子的布料和襪子，現在看見的都是田野的勞動褲和褲子形式的決戰服。”（1月9日，頁13）物資的嚴重匱乏是主因之一，但戰爭爆發前後當局竭力擯斥英美色彩的政策是直接的原因，“華盛頓鞋店”被改成了“東條鞋店”，東京等大都市的酒吧和咖啡館都遭到了關閉，僅有當局許可的所謂“國民酒場”在艱難地苦撐着。2月某日，高見順等來到了東京赤坂的一家以前常去的“國民酒場”：“說是五點半開始的，可此時只有四點半，已經在巷子裡排起了長隊，二列縱隊。人們的服裝，與半年前相比大相徑庭，都是帶着防空頭巾、裹着綁腿的嚴肅的戰時服裝，而且都一樣的髒兮兮的。就像以前建築工地上的隊伍……排隊的人時刻在增加，見到隊伍中有熟人，就悄悄地夾在他後面，我們前面的人越來越多了。咳，不要插隊！後面響起了憤怒的吼聲。”（2月9日，頁58）排隊是為了領到一張酒票，每人限一張，一張限一瓶啤酒，另加酒錢。酒票有限，排在後面的人就沒有了，因為加塞，有時會發生爭吵甚至鬥毆。屋內沒有像樣的桌椅，往往是站着一氣喝完。

像樣的餐館也消失了蹤影，偶爾看到一家賣吃食的店，門口也排着隊，“從隊伍快速移動的情形來看，供應的食物顯然相當粗陋而且量少。排到付款的賬台前，果然看見貼着一張紙，上面寫着‘代用食一元’，準備了零票往裡一瞥，果然量很少，盤子裡裝了一點點，這代用食到底是什麼東西，光看也看不清楚，白乎乎的裡面夾雜着黑黑的、像是洋棲菜的東西，顯然很難吃，看着都讓人倒胃口。”（2月13日，頁71）

自1939年起當局便陸續開始了大米和穀物的配給制度，以後配給涉及了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隨着戰爭的進行，物品的供應越來越緊張，為了省電，街頭都是暗暗的。難怪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1944年6月到了上海後，發現上海儘管物價高昂，與東京等相比，物資倒是相當充裕。大米對日本人並不實行配給，也無空襲之憂，繁華的大街上，依然是霓虹閃爍，令他感慨無限（武田泰淳《上海的螢火蟲》，中央公論社，1976年）。高見順本人1944年的下半年也在上海，與作家阿部知二（1903-1973）等在四馬路的杏花樓吃飯時，深深感嘆：“什麼物品也不缺的上海的不可思議，說是日本贏了支那敗了，可戰勝的日本卻處處不自由，而支那卻像是戰勝了似的呈現出豪奢的場景，真是令人費解。”（《高見順日記》第二卷下，勁草書房1966年，頁840-841）這實在是頗具諷刺意味。

1942年4月18日美軍首次對日本本土發動了空襲，1944年11月起空襲的頻率便漸次加大，到了1945年時，東京等地沒有空襲警報的日子已很罕見了。3月10日凌晨開始的“東京大空襲”，美軍出動了數百架次的轟炸機，投放了大量的燃燒彈，摧毀了東京四分之一的建築物，死者將近十萬，有一百萬人流離失所。小說家永井荷風（1879-1959）在日記中記述了這一天他從居所中匆忙逃出躲過一劫的情景：“夜半有空襲，翌曉四時偏奇館（荷風寓所名）遭焚燒……戶外火光自窗戶映照至余枕邊，並為鄰人的大聲呼叫驚起，匆忙將日誌及草稿裝入皮包內奔至庭院，見谷町一帶火光沖天，又遙遠的北方亦有火光映照，火星隨烈風紛紛落至庭院，余環顧四方，心想恐怕難避一劫，遂匆匆穿過煙火奔至大街……”（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乘》第二十九卷，收錄於《永井荷風全集》第二十五卷，岩波書店1994年，頁306）。

高見順在7月28日從《讀賣新聞》上讀到了《波茨坦公告》的要點。翌日他在日記中披露了這樣的心跡：“心情一片煩亂。不知所措。心緒不定。心裡滿是怨憤。對誰的？因為什麼？沒有對象。因此才更加覺得煩躁憤懣。昨天川端（康成）說，齋藤茂吉將藏書都燒光了，哭了一整天。我理解。真的能理解……我也想哭，心裡真想哭。為了人類，為了世界。我現在心裡一片憤懣，也是因為有一種想哭泣的衝動。”（頁266）也許此前已經有了如此的內心掙扎，到了8月15日那天，他的心情倒反而顯得很平靜，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十二點。報時。演奏君之代。朗讀詔書。果然是宣布戰爭結束。——終於戰敗了。已經被戰爭拖得疲憊不堪了。夏日的太陽灼灼發光。令人眼睛發痛的光線。在烈日之下獲知了戰敗的消息……車站上，與往常無異。一位中年女子對着中學生問道：‘說是中午有重大的廣播，什麼事呀？’中學生顯出尷尬的神情，低下頭輕聲作了回答。‘啊？啊？’那婦女大聲追問道。軌交車廂內也與平日無異。比平時稍空些。”（頁310）“都在互相欺騙，政府欺騙民眾，民眾欺騙政府。軍部欺騙政府，政府欺騙軍部。”（頁311）

還比較值得對比的是海外的日本文人。後來成為戰後派作家主將的武田泰淳和堀田善衛那時都在上海。據堀田當時留下的日記，他們在8月11日就已從外國通訊社獲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那天他和武田等在上海看到了這樣的場景：“隨着電車漸漸從靜安寺駛近南京路，從車窗向外看，商店幾乎都關上了門，不時地從裡面一個個掛出了青天白日旗。儘管南京路的商店全都打了烊，但滿街都是人……人們帶着異樣興奮的表情在行走。確實這是不容易的……虹口方面支那人的商店也都一家家地關上了門，不過日本人的商店都開着……過了一會兒詩人路易士（即後來前往台灣的詩人紀弦，日本占領上海時期曾與日本方面合作——引譯者注）來了，張開着雙臂，滿臉興奮，仿佛要與在座的所有的人擁抱似的。一靠近我們，便高聲叫道，和平！和平！和平了！說着從口袋裡掏出《中華日報》的和平號外，發給大家。坐在那裡的我們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時一種說不出的苦澀湧上心來，眼睛不知往哪邊看好。武田睜大了眼睛，全身心地讀着號外。我也讀了……天黑了，我和武田一起回家。回去的路上，兩人一時默然無語。過了一會兒，武田慢慢地說道，日本民族也許會消滅，倘若今後自己留在支那的話，就會告訴中國人，以前東方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國家，必須要由我們自己來告訴別人。”（《堀田善衛上海日記》，東京集英社2008年，頁17-24）堀田有些真誠也有些天真，他希望中國人相信，日本人並非都是魔鬼，他想對中國的知識人訴說一些心聲，期望得到中國人的諒解，於是他動員了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知識人，緊急策劃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告中國文化人書》，並設法弄到了當時非常緊缺的紙張，準備印刷一百萬部通過日軍的飛機散發，結果因戰敗的到來而遭到中國印刷工人的怠工，該計劃也流產了。

在這一歷史大變動的時期，高見順的內心對日本的未來也是充滿了期待、惶恐和懷疑，他一直在思考着日本的命運：“之前可怕的軍部的力量是左右一切的。一個真正的健康的民主社會會出現在日本嗎？會成為現實嗎？這恐怕還只是一種幻想吧。我們畢竟是在這樣專制的社會中生活過來的。”（8月18日，頁323）“日本將會怎樣呢？不管一時怎麼樣，還是希望它能強盛健全起來。因為強盛健全的要素日本民族是具有的。雖然有着各種各樣缺點，但也不是一個沒出息的民族。缺點都來自於這個民族太年輕，沒有經歷過苦難。我相信日本人。”（8月19日，頁324）

對於美軍的占領，高見順與大部分知識人一樣，心情頗為矛盾，屈辱感和解放感交織在一起。 “蔬菜魚類可以自由銷售了。可以自由收聽國外的廣播了。婦女的參政權也許可以得到認可。這都是令人開心的好消息。”（9月10日，頁363）“昨天報紙的發行遭到了禁止，麥克阿瑟司令部今天取消了這一禁令，並且發布了新聞言論自由的新措施。這樣一來什麼都可以自由寫了！什麼都可以自由出版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自由！應該由本國的政府給予人民的自由，卻由占領自己國家的外國軍隊第一次給予了，想起來真令人羞愧難當。作為一個熱愛日本的人，我為日本而感到羞愧。戰爭打輸了，因占領軍的進入而失去自由，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們卻是相反，占領軍保障了我們的自由。這是多麼令人羞愧的事！”（9月30日，頁366-367）“特高警察被廢止。心裡一下子舒暢了許多。心頭的暗雲消失了。可是，為什麼一定要等到盟軍司令部發了指令才能實施，而日本人自己做不到呢？真是可恥。如果是日本人自己廢除了特高，我的喜悅就會更加強烈了，我在喜悅的同時就不會留下這種不爽的鬱悶了。”（10月6日，頁372）

同樣是過來人的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曾這樣指出了美國占領軍對於一般日本人、尤其是知識人的意義：“長年在精神的牢獄中失去了思考力的人們正在一籌莫展之際，一個忍耐了許久之後終於可以一吐胸中鬱悶的時機到來了。即使這種自由是占領軍絕對統治之下的有限的自由，但對治安法的徹底廢除，將舊大日本帝國的統治者作為戰犯關入監獄，實施婦女參政的大選，承認工會組織和罷工的合法，廢除國定教科書，解放農地，解散財閥等等，這些不斷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使人們認識到一個劃時期的新時代來到了。”（《昭和的戰後史》第一卷，東京汐文社1976年，頁4-5）

在這樣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知識人扮演了怎樣的一個角色呢？相對而言，日本是除歐美之外近代西方思想最早得到廣泛傳播的國家。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源於法國的啟蒙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相繼或同時在日本登陸。甲午戰爭時，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成了日本社會絕對的主旋律，但1904年日本對俄國開戰時，就已出現了著名的活動家和思想家諸如堺利彥、內村鑒三和幸德秋水等人的反戰言論和反戰運動，其基本的出發點是社會主義和基督教思想。1920年前後的大正時期，曾出現過民主主義思想高揚的歲月，不久左翼思想與社會運動相結合，1922年誕生了日本共產黨，對當局的內外政策時有質疑之聲。但隨即法西斯主義在日本抬頭，國家利益至上的國權主義再度成為絕對的主旋律。1930年前後當局對以共產黨為首的左翼運動進行了瘋狂鎮壓，迫於殘酷的現實，大部分左翼人物紛紛轉向，或轉與當局合作（如作家林房雄、片岡鐵兵等），或放棄原來的主張，與當局妥協，高見順即是後者。因此當日本當局發動戰爭時，反戰言論幾乎完全失聲，思想界和文化界完全為當局所掌控，除了極少數大佬能以某種理由游離於主旋律之外，幾乎所有的知識人都匍匐在軍部的淫威之下，左翼思想和自由主義都集體噤聲，失去了或收斂了理性的批判。

從上文引述的高見順的日記，我們可以窺見這一思想脈絡。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具有左翼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雙重背景的高見順已經意識到了“把日本陷入如此悲慘境地的，就是那些時至今日仍在高叫抗戰的傲慢的軍閥。是軍閥將日本弄得一團糟。這些軍閥難道還想把人民拖入苦難，將日本徹底滅亡嗎？”（8月18日，頁321）他甚至反省到了“將日本弄到如此的境地，我們自己也有罪責，必須痛加反省”（8月12日，頁298）。但他或他們更多地關注的，還是日本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及命運，對於受日本侵略的海外各國，尤其是中國等鄰國所遭受到的巨大的苦難，在他的日記中我們幾乎看不到絲毫的懺悔和痛苦，即使提及，也只是“一片亂糟糟的景象也絕不在戰亂後的支那之下”（4月21日，頁176）這一類的表述。這實際上，也是當時絕大部分日本知識人的思想實態。由於當局的高壓政策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泛濫，大部分知識人都或主動或被動地跟隨着當局的所謂“大東亞共榮”的主旋律搖旗吶喊，偶有冷靜的思考者如東京的東方文化學院的研究者宇佐美誠次郎在1942年試圖對日本的對華經濟侵略政策進行批評時，立即遭到了當局的鎮壓而被逮捕入獄，而周邊竟無一人表示同情或抗議（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的歷史》，東京汲古書院，頁131）。這在法西斯德國或其他專制政權中，情形也大抵相同。這或許是日本知識人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整個人類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