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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給5000年後的人類寫信
　　 　　

1938年8月的一天，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接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打來的電話，希望他
為第二年舉行的紐約世博會寫一封《給5000年後子孫的信》,作為即將在第二年開幕的紐約世博會

的奠基禮物，封存在一個稱作“時間膠囊”的裝有當代文明記錄物品的特製容器中，命名為“時間艙”（time capsule），埋入在世博會場館地下15米深的花崗岩洞內 ，並在地面的石碑上註明：

直到5000年後才能打開。

愛因斯坦的這封信是用特製的墨水和紙寫成； 與它一起放入這個容器的，還有電動剃鬚刀、電話等35件日常用品，人造纖維等75種紡織品，以及各種書籍、雜誌、圖片和縮微膠片。

愛因斯坦：對未來擔憂

在這封寫給未來的信中，愛因斯坦表達了對未來擔憂。

當時的歐洲世界已經是戰雲密布，納粹德國吞併了奧地利，侵占捷克的陰謀也在醞釀之中。剛剛從經濟大蕭條中走出來的美國民眾以為戰爭還很遙遠，但是敏銳的愛因斯坦還是嗅到了戰爭的火藥味。

　　1938年8月10日，愛因斯坦懷着複雜的心情寫下了這封《致後人書》，在信中，他回顧了人類取得的重要科學技術成果，他寫道：

  “我們的時代充滿了創造性的發明，這也大大方便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使用電能，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我們能橫渡大洋，我們學會了飛行，甚至通過電波，我們能輕鬆地把消息傳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但是，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卻完全是無組織的，人們不得不為自己的生計焦慮地奔忙”。

同時，愛因斯坦也道出了對戰爭的擔憂，他說：
“而生活在不同國家中的人們每隔一個長短不等的時間就要進行互相殺戮，因此，每一個想到未來的人必然都生活在經常的憂慮中。”

  “這是因為，與那些真正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相比，普通大眾的智力水平和道德品格都要低得多。    “我相信我們的後人，應當會懷着一種理所當然的優越感，來閱讀上面這幾行文字吧”。

於是，這封寫給未來的信，將愛因斯坦與世博會緊密聯結在了一起。

1933年，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IAS)的第一任院長以當時的一萬美元年薪，把愛因斯坦聘請到這裡進行研究。此時，愛因斯坦已經完成主要的學術成就，而作為猶太人，動盪的歐洲不是久留之地。就在那一年，同為猶太血統的弗洛伊德和他互相通信，信中擔憂說：“誰有較強大的武力，誰就得到統治權——利用獸性和暴力、或暴力與科學結合起來統治。”

  在這樣的背景下，1939年紐約世博會的組織者邀請他和1923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密立根、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各為5000年後的子孫寫一封150字以內的短信，幾位哲人不約而同，對未來表達了樂觀與擔憂交雜的矛盾心理。

 這些凝聚着二十世紀人類智慧的器物，被浪漫而莊嚴地埋入了紐約弗拉興草坪下15米深的花崗岩洞內，而這裡就將是半年後紐約世博會舉辦的地方，埋下“時間囊”為1939年的世博會完成了一個精神的奠基。5000年後，即公元6938年，“時間囊”內的物品才能被一一取出。 　　

　在時間膠囊中包含着一種既悲哀又樂觀的東西。悲哀的地方是，當時間膠囊再度開啟時，當初將資料放入其中的人恐怕早已不在了。但它同時還包含着某種樂觀的東西，因為時間膠囊這個想法說

明我們對於自身以及我們取得的成就懷有一種自豪感，說明我們相信一百年或五千年之後人類依然會存在，並且依然希望了解有關我們的事情。

 　　在時間膠囊被埋入地下半年後，1939年4月30日，紐約世界博覽會開幕。愛因斯坦應邀來到會場，並以科學為主題進行演講，他以嚴謹的態度對科學本身進行深刻反思。 　　愛因斯坦認為 　“如同藝術一樣，科學如果想真正、充分地完成它的使命，那麼人們對於科學成就，就不應只是膚淺的理解，而必須認識它的深刻內涵”。 　　

此後，科技與人文的矛盾一直沒有停息。就在寫下這段話的第二年，愛因斯坦又簽署了另一封信件，建議時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搶在德國納粹之前研製出原子彈。幾年後，就是這樣兩顆凝聚着最新科技的原子彈，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奪走了幾十萬平民的生命。

　　而那個“時間艙”，則一直靜靜地躺在紐約法拉盛草原－可羅娜公園(Flushing Meadows Corona Park)里。
在紐約法拉盛公園，有一個半米多高的水泥圓墩子，毫不起眼。地下約十六米處，就埋着愛因斯坦們寫給5000年後人類的信。圓墩上刻着的文字是：時間膠囊(THE TIME CAPSULES)，1939年9月 23日、1964年10月16日存放，作為20世紀文明的記錄，持續保存到5000年後…

1965 年，為了迎接在紐約舉行的又一次世博會，一個新的“時間艙”，被埋在了相鄰的地方。在這個被命名為“時間艙II”的容器里，裝入了近20年的新鮮玩意兒，包括信用卡、避孕藥、塑料心臟瓣膜，還有一張披頭士唱片。不過卻再沒有科學家們寫給後代的留言。

　　現在，在這座紐約第二大的公園裡，人們在寬闊的草地上打球、燒烤、散步，只有一個一人多高的石碑提醒人們，距離地面15米的花崗岩洞穴里，埋藏着人們送往5000年後的禮物。

　　曾有媒體評論說，注意到“時間艙”的人們，會沉浸於一種穿越時空的奇妙感覺。但那些充滿憂慮的信件，卻很少有人仔細回想。

1922年11月13日愛因斯坦短暫訪問上海，他從匯山碼頭(當時的上海與日本班輪碼頭)登岸時，從瑞典駐上海總領事手中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正式通知，“表示欣喜之意”。這時，歐洲還處於一戰結束後的暫時和平中，即使聰明如愛因斯坦，也不會料到世界竟會發生如此巨變。

與三封寫給未來人類的信件放在一起的，還有被拍成縮微膠片22000頁印刷品、1000幅圖片；最後一類是15分鐘的新聞電影紀錄片，包括歐文斯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打破百米記錄、 日本空軍1938年6月轟炸中國廣州、1939年紐約世博會籌建過程等。

1939年的紐約世博會在4月30日開幕，這時，中國的抗日戰爭異常艱苦，歐洲戰場也一觸即發。羅斯福總統通過人類第一次電視直播，呼籲世界和平。當天，愛因斯坦發表長篇文章，抨擊法西斯制度，設想用擴大就業、全民富裕來對抗獨裁。

 9月1日，波德邊境燃起戰火。幾天后，蘇聯宣布退出世博會，展館被倉促拆除並全部運回蘇聯。戰爭終於到來了。1939年10月，在愛因斯坦的多次說服下，羅斯福總統作出研製原子武器的決定。這時，世博會還在進行中，而以能量守恆定律E＝MC²為原理的核武器，已經如脫韁之馬，奔向無人能控制之地。

直到晚年，愛因斯坦還一直認為，人生的最大遺憾是推動研製核武器。按照愛因斯坦的遺願，他在高等研究院(IAS)居住過的房子，並未辟成紀念館，還是作為IAS的教授住宅。今天的IAS圖書閱覽室里，放着一尊愛因斯坦塑像，讓後人緬懷這位具有人性的科學家。

  與74年前相比，如今的人們似乎很容易就能獲得愛因斯坦所說的“優越感”。但科學家們所憂慮的社會現實仍然沒有變化。人類的殺戮和爭奪從未停止，對未來的恐慌也仍然在持續。

　　如今，埋下一個自己的“時間艙”，已經成為每個世博會主辦城市的慣例。如1964年紐約世博會，1970年大阪世博會等。

在考古學家的眼中，“時間艙”是當代人承擔起的“責任”。

　　但它的影響顯然遠不止於此。至少，這封愛因斯坦寫給5000年後人們的信，已經被時間的信使帶給了每一個人。總有人在讀到這些文字時，會停下來想一想科技與人文的關係，想一想人類社會所缺乏的那些東西。

　　只是大多數人都顧不上這些。當人們的目光不斷聚焦於科技、經濟的高速發展時，人類關於文明的反思，也走到了一個需要細細思考的時刻。

愛因斯坦的《致後人書》不僅是給1939年紐約世博會的禮物，更是以此作為與未來溝通的工具，給今天的人們以警示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