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性格：一條被“閹割”的具有口欲期靈魂的龍，

中華民族的性格缺陷-----“口欲期固結”。

“口欲期”是指一歲前兒童處於一種完全不自立的狀態，依賴母親或其他養育者生活。他基本沒有行動能力，“口是他生活的中心和興趣的中心。吃奶是用口，飢餓或者不舒服的時候，用口哭叫；憤怒的時候，用口咬母親的乳頭，抓到東西都往嘴裡塞，這是他的惟一認識手段。” 　　

在一歲多，兒童就逐步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時兒童行動能力出現、也是兒童學習自我控制的時期，兒童自我意志和個性第一次張揚，兒童常會反抗父母，教育心理學上稱之為“第一反抗期”。如果這時父母對兒童的自主行為壓抑過多，則兒童會退回到“口欲期”，因為害怕受批評，他們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意願，而這個影響會延續到他的一生，精神分析學稱此現象為“口欲期固結”。 　　

這類人會有一些表現，他們雖然已經是成年人，但心理上仍然還有兒童的心理。在早期成長中獲得的愛和關懷太少，人格發展受到基本焦慮影響過多，對外部世界產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具體的表現有好吃喝、好言語攻擊、生命力壓抑等。從群體看，口欲期固結則表現為貪吃、性壓抑、暴政順民和窩裡鬥等等。

不得不承認，把民族意義上的中國人定義為心理沒有發育成熟的孩子，這不僅會讓愛面子的中國人感到難堪和惱火，更會讓任何一個稍具“民族自豪感”的人覺得難以接受。然而細讀下去，這些“症狀”恰都是我們和周圍人習以為常的，我們的行為、言論仿佛都是症狀的表現

中國文化過分地壓抑個性，又使得多數兒童在肛欲期受到了壓抑。因此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有些口欲期固結，從而使中華民族的性格明顯有口欲期性格的特點。

中國自秦朝以來，長期是高度專制的社會。 專制帝王為了統治的需要，大多提倡一種被歪曲的儒教，格外強調忠孝。 而且帝王和各級統治者被比喻為民眾的父母，要求民眾絕對服從。這樣的社會文化滲透的結果，就是從兒童開始的一生中，人的自我探索行為、獨立自主意願被嚴重壓制

不壓抑性，其他的壓抑就難於入手。專制統治者本能地希望文化是性壓抑的，是民眾更像被閹割的牛馬，沒有自己的欲求，老老實實地做工。在兩千多年被奴役的歷史中，我們不幸被當作牛馬，從而也帶上了牛馬的習性

無論是來自帝王家的性壓抑、來自被壓抑者自己的“防禦機制”—明哲保身和膽小怕事，還是奴隸、太監、小妾般的愛的缺乏，最終被歸結到一個意象，一個代表中華民族的意象：被閹割的龍。

在對民族性分析的過程中，從集體潛意識中找到答案，

事實是：集蛇的靈性、鹿的智慧、魚的生命力和虎的威嚴於一身的龍，正象徵着“勤勞勇敢”“生命力旺盛”“強大”這些我們早已認同的中華民族的符號，而不論是這條龍還是這個民族，面前都還有着太長的復興之路需要走，太多的課需要補，我們還背負着“醜陋”“七宗罪”這樣沉重的擔子。

根本的原因不是“體制”，不是“環境”甚至不是“經濟”，恰恰是我們的“國民性”：我們是一條被“閹割”的龍，基本生命力遭到了壓抑和損害，沒有愛的能力，充滿焦慮、恐懼和虛無感，沉浸在“太監文化”和“家畜性”中不能自拔

“中國龍”被閹割的過程是伴隨着歷史的發展而循序漸進的，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會通過遺傳、社會文化、歷史事件等方式一代代傳承下去，並通過特定的事件和現象表現出來。

秦始皇統一中國是中國人從心理健康向病態的轉折點。沒有制約的皇權藉助法家思想，以獨裁統治的形式開始泛濫中國。絕對化的權力結合了人們逃避自由的天性，形成了“命令、服從和責任免除（日本作家田中芳樹語）”的政治，導致人的獨立性下降，喪失主見和自由意志。

他們會開始對皇帝搞個人崇拜，因為他們需要皇帝做一個強者，皇帝越強，他們就會感到越安全。這種心理障礙和被虐狂的心理有相似之處，被虐狂欣賞那些虐待者，他們把虐待者的殘忍看作有力量的表現，而這力量正是受虐者也希望能具有但是又不敢有的。

夫差輸給勾踐，項羽輸給劉邦，對中國人的人格發展來說這是不幸的事情，因為勾踐劉邦成了人們崇拜的對象，而中國人學會了沒有規矩，開始允許自己道德墮落，我們可以說勾踐劉邦和中國當時的‘時代精神’更為符合，但是時代精神未必是美的，未必是更健康的文化，那種功利主義的時代精神是對人性發展有害無益的。項羽死了，這本無關緊要，但是項羽所代表的精神死了，貴族精神的沒落和奴性的不斷發展，這是中華民族剛勇血性喪失過程的開始。隨後的中國也曾經強大過，但那是獨裁者的強大，不是民族人性的強大。岳飛被害死了，白娘子被壓在塔下，血性和正氣、創造力和生命力都被壓抑了。

這才有了水滸傳中被壓在地穴中的一百零八道黑氣，有了“世上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的呼喊。“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行俠仗義發展成了“屠得九百萬，便為雄中雄”的暴力濫用。雖然這種暴虐依然可以證明某些未泯的剛性，但畢竟已是匹夫之勇、強弩之末：強者才懂得慈悲，弱者只會殘忍。

到了清代，對漢人的屠殺、文字獄和編訂《四庫全書》等“工作”，終於造成了內畫鼻煙壺、細膩精巧的玉雕和一家獨大的考據訓詁，高貴的滿人從強悍的八旗兵墮落成豬欄理想般的無能，漢人更是一再地被壓抑和限制，於是中國人的心靈便小到了能裝到鼻煙壺裡的地步。

而這種壓抑和折磨，在近百年來的歷史中依然不斷地繼續繼續再繼續着。自以為“造反有理”的小將們，其實也正是在一種“造龍運動”的狂信中迷失於破壞和毀滅的洪流，本可以用於創造的利比多，完全被用在了鬥爭中。這種深入骨髓的奴性和生命力的喪失，導致即便是《英雄》這樣的“大片”，也還是有了“殘劍”這種深受閹割的“正面人物”和對秦皇“武裝競選”的默許乃至崇拜。以至於有網友在評論時寫到：真希望有個人統治我們，不再有戰爭。用作者的話來說，這叫“為天下慷慨就宮”。

民主不是下放得來的，一定是需要自己爭取的。“要想讓政府越來越民主，民眾也要先有民主意識才行。民眾必須從自己開始，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切實證明自己真的想要民主，證明自己真的能夠不錯用濫用民主。

要不要民主的問題還牽涉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要人的尊嚴。如果我們可以滿足於一種動物似的生活，我們沒有必要去爭取人的尊嚴。也就是說，倘若經過權衡，追求這種尊嚴的結果不是秦始皇時代那麼極端（掉腦袋），而僅僅是為了這種尊嚴喪失一部分低級需要（例如金錢美女），這種“不合算”的買賣要怎麼權衡？我們到底要不要尊嚴？我們要尊嚴還是要利益？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就這樣擺在我們每個人的面前，倘若我們真的需要一些東西，有些東西則必然要放棄。這不是簡單的“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我們能不能找回失落的勇氣、重建健康向上的心態的問題。

作狷。孔子所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的狷。

只要外在的某種威脅不能消除，那麼絕對的狷將是不可行的，例如納粹士兵就基本沒有拒絕屠殺猶太人的自由。在作者看來自由和責任是相對應的，“不該做的事情，不到萬不得已儘量不要做；萬一只能做，也儘量少做一些。”也就是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中，當我們吃得飽飯的時候，有些事情就可以不作，例如殺人越貨、坑蒙拐騙；當我們有個住處時，又有些事情可以不作，例如吹牛拍馬、陽奉陰違；可能別人會因此有汽車、別墅，而你沒有，卻絕不會影響到你的基本生存。這時候有所不為，危險不大，只是不能滿足貪心罷了。

另一個問題就接踵而至：倘若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作狷，而是不願意作狷的大多數人對少數狷進行了逆向淘汰，那麼狷應該怎麼辦？

例如一個血汗工廠只有三五個人罷工，顯然是不能動搖廠主的黑心的。所以作為政治手段，狷需要一個不太殘酷的政府，以及一場足以發動民眾的啟蒙運動；但在一些小事上，例如做假冒偽劣產品、吃果子狸、槍手替考這樣的事情，沒有強大的外在威脅，我們是可以用較小的代價去選擇做的。這就回到了上一個問題：我們要尊嚴還是要利益？

無疑地，作狷不僅面對的是失去利益的損失，還會面對多數人的影響：少了你，地球也照樣轉。

記住：要做個真正的人，有許多事情是一定不可以做的。 -----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

來自朱建軍的《心靈的年輪》

Re:中華民族的性格：一條被“閹割”的具有口欲期靈魂的龍
發帖者：拋棄依附很痛苦 獨立擔責是必須 (時間：2012-05-09 04: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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