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講，對於八九六四，我們沒有很多話要說。

沒有，關於官僚之間的爾虞我詐、權力鬥爭；

沒有，關於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誰好誰壞；

沒有，關於當天因為持續通漲、貪腐、債務失衡、管理層的苛索，致使工人們從無止盡的勞役中走上街頭，(和今日沿海城市的工人一樣)以令人驕傲姿態奮進；

沒有，關於他們的自主創造：在廣場上成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要求為全國的基進派工人設立獨立機關，監察和影響國家勞工及經濟政策；

沒有，關於他們保護那班學生的勇氣——那班嘗試把工人推到廣場和運動的邊緣，為了保持自己“純粹”而沒有經濟面向的訴求的學生；

沒有，關於(作為社會菁英、黨未來的棟梁及大部分出身權貴的)學生和(組成人鏈立於施暴者面前的)工人被捕後相去甚遠的待遇；

沒有，關於學生和工人之間沒法成形的連結：學生的“民主訴求”空洞而抽象，但亦因而令廣場運動具備超越任何實質訴求的力量；工人堅定而剛毅，但卻沒看到自己和年輕的同志們是如何共通……

對這些種種，我們都沒什麼要說。

每年這個時候，我們都被淹沒於“歷史”之中，但我們對精準的史實不太感興趣；

雖然這段歷史、這些回顧也很重要，但我們卻不想再斟酌於天安門內切實發生過的一切。

對很多人來說，着眼點是國家出動暴力鎮壓，是不必要的過度反應。歷史學家常告訴我們不可以離開具體的時空、抽空地說六四。對我們來說，危機正正在這裡。

危機就是：我們把天安門當成是例外、孤立地去分析和理解；

我們仍把天安門的屠殺，單看成是“落後”的史大林國家所作的野蠻行為；

我們仍幻想“民主”可令權利自我制衡、令天安門的屠殺不再出現。

對我們來說，天安門的真相： 不是那些被政治宣傳蒙蔽了的、埋藏的事件；

不是被扭曲、否認，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揭示的過去；

我們想說的真相，是當年的天安門廣場展示了我們的當下，

那籠罩着我們每天生活的、野蠻暴力的現實，和無時無刻都會降臨的——天安門的黑影，

那個在每年的燭光照耀下，所看不清的黑影。

如果這沉默的黑影能說話，它會說︰你是“市民”還是“人民公敵”由國家決定；

法庭上你站在哪一欄，由國家決定。

你是否有生存的權利、是否受其保護，由國家決定。

日以繼夜的監視，令你每秒鐘都感到自己是犯人，即使你什麼都沒／未做。一覺醒來直至退休老死，每一刻都可被追蹤。電話、電郵、facebook、信用咭、八達通，樣樣都可被監控。我們每日都活在那些“保障我們安全”的攝錄機之下。而廿三條這恐怖主義式的法例，更陰深地壓在我們的頭上，將我們每個人都當成潛在的恐怖份子、公眾秩序的潛藏敵人。

你，作為公民的責任就是向國家證明你是清白的，而且會聽教聽話。

那條在“良好市民”和“恐怖份子”之間的線、“人”和“非人”之間的線，其實非常薄弱，甚至我們根本不會知道何時已逾過。

在1989年，中國共產黨從它的鞘內亮出每個國家都藏有的一把刀，置於它人民的頭上。這巨大而可怖的權力，是主權和憲法所附予給國家政權，去捍衛和保護它自己的權利，亦是國家不惜一切去遮掩，大家卻又心照不宣的一個威脅。

這把刀，懸在每個國家的人頭上，等待任何“緊急狀況”的出現。

這個黑影的深邃，令我們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

我們，其實就是那“緊急狀況”、那個從1848、1871、1936、1956、1968、1977、1989，到2012，令政權惴惴不安的“緊急狀況”。

當年中共政府出動的士兵坦克，沖著的並不是“現實”的學生和工人的想法和立場，或“實際”上他們拉着的旗幟和呼喊的口號。

那時槍頭對準的，是一個可能性：學生和工人能超越各自身份，逾越既有界限，令彼此之間的差異不再構成貴賤之別，不再成為分化他們的原因；拒絕留在權力指派的崗位，在一個共同的空間相遇的可能性。

這個相遇的空間，是政治的、實驗的；是可以讓改變和革命(一種政府和市場都無法滿足)的欲望，在此形成；是讓人們相遇並開放自己，期待着共同的改變；讓他們結集起來、改變“現實”。

可惜的是，知識份子和工人之間的溝壑，年深日久，在當年的天安門廣場裡，這界限還是沒有被跨越。正因如此，“事實”的層面上的討論，再沒甚意思。

因為“事實”是，那年的天安門中，那條界線本應可以被衝破，被消滅；

就如在68年五月的法國，當學生和工人趕走了那些教授、院長、政黨和工會會長，逕自在他們所占領的大學和工廠進進出出；

就如在1977年的意大利，當知識份子和學生們發展出一套新的革命理論(“工人調查”)，並以此為基礎，連結工人、女性和失業者開展新形式的革命行動。

就如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當麵包師傅、裁縫、主婦、退役士兵、波希米亞人、藝術家們都自我武裝起來，捍衛那個從政府手上奪過來的巴黎，那個他們在三個月內(以快樂、慶典)完完全全改變了的巴黎。

就如在希臘、在突尼斯、在埃及一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口中“共產主義的幽靈”，指的難道不正是這個可能性嗎？

這個縈繞於當下的可能性；

這個一直質問生活是否必要如此、不斷向既定的“現實”尋釁的可能性。

如果你不喜歡“共產主義”這名字(又有誰不能明白…)，

我們可以把它喚作“不受統治、團結起來的人民力量”，

這股比國家的刀更強勁的力量。

揭示了國家政權的脆弱、它的偏執和歇斯底里，

這股力量，不斷創造“特殊狀況”，逼令國家敲響警號、亮出刀刃。

所以，當我們要求平反六四，需要清楚自己說的是什麼。

因為即使他們為天安門事件道歉，也不會阻止往後一次、又一次沉默的威脅。

我們不可能要求黑影退去，因為它無處不在我們當中；

但我們要認清它的面目，對抗它、刺破它。

慶幸，我們仍能哀悼，我們為那些陌生的、死去的人痛哭；

慶幸，天安門成為我們身上一個永不磨滅的疤痕、創傷；

這創傷的力量在於，它並未過去，它不屈不撓地存在於此刻，同時亦圍困着我們的當下，甚至影響着我們每刻面對生活的能力。

請不要忽視這個傷口、或輕率地把它治療。

所謂紀念，絕非要求這個黨便宜地道歉；

所謂紀念，是和這傷口一起活下去，行動下去，不只六月四日，而是每日每刻；

思索當年廣場上逝去的生命，令我們對自己應有怎樣的要求、摃上怎樣的債；

不單單着眼於當年當日發生的事，而是直面六四的黑影——這死亡的黑影，就如八九廣場上的人一樣。

我們要無畏地、緊緊地靠在一起；

我們要在死亡的黑影下，創造出更強悍的生命；

那，就不會再有人死於無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