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六-四悲剧的第一个起因是邓共对发展模式定义的缺失，好久没有写续篇了，今天就先写短篇，希望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然而，邓共真的没有定义发展模式嘛？当然定义了，定义的模式就是竟次，也就是通过竟次的发展模式来实现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转型。在历史的发展中，不论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派都是竟优的模式，而邓偏偏设计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竟次模式，也就是邓的凡是论：“凡是致富，就必然正确”。 　　本来，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过程，应当起到激励进步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设定竞争的规则和底线，则竞争就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突破道德约束，鼓励不择手段。不幸的是，邓刚好鼓励的是竟次，这直接导致了普通民众与改革路线设计集团的对抗，从而引起了6-4事件。更不幸的是，6-4的结果是竟次路线彻底占了上风。 有些人总故意把赵紫阳胡耀邦宣传成是6-4的失败者。然而，失败者并不意味着赵胡是竟优的代表。事实上，赵胡是竟次路线的总执行人，而当竟次的害处没有突出表现出来时，赵胡不是还都要争当改革的“设计师”称号嘛？于是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形成了内斗，最终还是邓胜出，而胡赵却都被邓小平当作过河的石头扔了出去。 好，回到竟优与竟次吧。国与国在竞争中获取竞争胜利的办法可以分为竟优和竟次两种： 竟优，就是总和优秀的、更进步的做对比，比如在经济增长方面，把科技和教育投入放在首位，增强科技的独立自主能力，加大本国国民的消费能力，创造本国市场，增加本国人民福利；在精神文明上，强化本国文化中心主义，重视国民的归属感、完全感和自豪感。 竟次，则刚好相反，总是和最差的比，以得到心理上的快感以及进步的假象。比如总是在纵向上和历史上的过去比（比如毛时代的物资短缺），横向上和末流国家比（比如印度）。在经济活动中，剥夺本国劳动人民的保障，残酷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拼命压低工资，放任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消耗与损害。在精神文明上，崇洋媚外，嘲笑本国的自主劳动创造（比如86年计算机、大飞机、生物技术、通信项目的总下马），贬低本国的国民素质，丑化自己的文化和传统。6-4前热播的“河殇”就是典型的彻底的民族文化自我否定，连杨振宁都公开表态说不能接受河殇对中华文化的肆意侮辱。竞次的后果，就是民族以道德的野蛮化为代价、经济上以民族分裂化、内斗化为结果。 比如，什么是竟次中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就是一个字：“贱”。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现在都把中国人“贱”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贱”的感受，恰恰是邓以前的中国人民所没有感受过的—即使是被贬低为均贫的毛时代，中国普通百姓也没有这么贱的感受。中国人可以接受臣民的称呼，但绝不能容忍贱民的感受。而邓，既希望中国人做臣民，又希望中国人做贱民，所以6-4的矛头从最初对准赵到改为李，最后还是对准了邓。 可以看到，邓把中国人民，或更通俗的讲，邓把劳动力被当做一种自然资源在使用，劳动力事实上没有人的基本权利（比如教育和医疗），甚至比自然资源享受的待遇都不如。资源，在资产阶级眼里是有价值的，如果提倡保护资源和环境，邓共可以接受；但若提倡保护劳动人民或鼓励劳动人民去斗争，则在事实上不合法的。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却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幌子下迅速地发了财，这就更加扩大了社会的裂痕和鸿沟，于是在反腐败的口号下引爆了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