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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營主義”戰略思想,即動員、選派革命黨人和進步青年,加入清廷的新軍營當兵,紮根軍營,形成並聯絡發展成一股潛在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就把敵軍營一舉抬過來,成為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這種借敵軍營為我培養軍事力量的戰略,是當時較為科學的運籌,是吳祿貞在“聚會”宣傳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他實際工作的重點。由於吳祿貞的積極宣傳和紮實工作,“聚會”中的革命青年如劉靜庵、胡瑛等,當場就脫下長衫,撕成碎片,以示投筆從戎的決心。李書城、耿伯釗、孔庚等青年,相繼棄文就武,這些進步青年的踴躍帶頭,進步青年入營當兵形成了一股熱潮。
1902年,吳祿貞從日本回國,受到張之洞重用。1903年,他借職務之便在武昌花園山廣結有志之士,組建“花園山聚會”,傳播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花園山聚會”是湖北的第一個革命團體,先後參加聚會的進步青年,有姓名事跡可考的就有20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成了辛亥革命的骨幹力量,如李書城、劉靜庵、胡瑛、張難先、藍天蔚等。
“抬營戰略”,為辛亥年的武昌首義埋下了革命火種:“花園山聚會”的活動,儘管只有短短幾個月,但其影響很大,之後,從“花園山聚會”到日知會、科學補習所,再到後來的文學社、共進會,眾多革命黨人加入到湖北新軍。首義前夕,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已經占到了三成左右,此外還有眾多同情革命的中下層官兵。
辛亥革命初期,以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都把江湖會黨,當成為發動武裝起義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傾其全部注意力於,聯絡會黨首領,和宣傳、組織會黨群眾。吳祿貞也自然毫不例外。如在其組織“自立軍”和領導“大通起義”的早期革命活動中,也就是以長江流域會黨,作為基本隊伍的。大通慘敗後,他認真總結了這場血的教訓,深自痛切認識到,當時滿清王朝的軍事實力,用以抵禦外侮故不足,用以鎮壓內部則有餘。革命黨人想要取得起義的勝利,就必須要有一支足以戰勝敵人的武裝力量。而決非徒恃會黨群眾,進行軍事冒險,所能僥倖成功。他當然也還同時深刻認識到,組成一支強大的革命勁旅,一要有足夠的人力;二要有足夠的財力;三要有鞏固的根據地;四要有現代的武器裝備;五要有合格的訓練人才。而所有這些必需的重要條件,都是赤手空拳的革命黨人,所難於辦到的。
但吳祿貞並沒有被這些重大困難所嚇倒,而是苦心孤詣,上下求索,力謀所以迎難而進的成功之道。最後,終於以其軍事家的敏銳目光,和深入軍營生活的實際經驗。切實掌握到了,敵人軍營可以從內部突破瓦解的根本弱點。從而,逐步形成了所謂“抬營主義”的革命戰略思想。那就是動員和選派部份革命黨人和進步知識青年,入營當兵,紮根軍營基層,形成強大的革命暗流。一旦時機成熟,舉起義來。就能把敵人的軍營,一舉抬了過來,變成為我們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所謂“抬營”之意,具體就是這樣。
當時,他對此認識得十分透徹,主張得十分堅定,並還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成了“聚會”席上所反覆宣講的重大課題。他每次講到這個課題時,最後總要滿懷信心地鼓勵大家說,只要我們能于堅苦卓絕和百折不回地,把這個方面的工作做到了家。我們就一定能在一朝一夕之間,把滿清王朝的天下,變成革命黨人的天下。
吳祿貞說:古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些秀才先生們聽了,都不免有些生氣,認為這是對於他們的一種輕視和侮辱,但實際並不是這樣。大家都清楚知道,造反就意味着革命,而革命造反,是免不了要打仗動武的。秀才先生們手裡,從來就是只有筆桿,沒有槍桿,自然地打不了仗,動不起武,自然也就造不成反。所以,這句古老話,實在是句老實話,而且還是說得非常客氣的。如果要讓我說,那就不只是三年不成,而是百年不成,乃至一輩子不成了!總而言之,革命造反,要靠真拼實幹,絕不是空喊幾句口號,或者發表幾篇文章,所能成功得了的。這也就是說,滿清專制王朝,絕對不是單憑口號、文章,所能推翻得了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座的青年朋友,都是些知識份子,也就都是些秀才,而且,都還是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識份子和秀才。一定要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懂透這些道理,切切不要輕視‘當兵’,而要特別重視‘當兵’。把它看成為革命造反的‘法寶’。我還更加希望大家,都要奮身躍起,入營當兵,把敵人手裡的槍,接了過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而如果我們的革命秀才,都能下決心這樣干,那就我們的革命造反事業,決不會三年不成,而定會三年有成。甚至成功的時間,還不要等到三年了!”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湖北新軍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辛亥武昌首義》第一槍,並一舉取得了全面勝利。正如當年吳祿貞先烈所預言的:“一個晚上,就光復了武昌全城,把這裡滿清王朝的天下,變成了革命黨人的天下。”這是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抬營主義”戰略思想的一大典型勝利。當時,首義前夕,駐防武昌城內外的一萬五千新軍,形式上雖還照舊打着清軍旗號,但實際上各營基層力量,已皆為革命黨人所掌握。“抬營”之勢,已經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