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退休好多年的喬石又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他的新書《喬石談民主與法制》出版，《法制日報》又發表文章讚揚喬石對法制工作的“傑出貢獻”。

不少網絡人士解讀，認為可能與即將召開的十八大人事安排有關，也有人說是與薄熙來的倒台有關，甚至與政法委書記是否在十八大上當任常委有關，等等。

似乎人們非常高估喬石的影響力。我看，情況可能不會是這樣的。喬老爺已經退休很多年了，影響力十分有限，當年他就是與江澤民鬥爭中的手下敗將。現在已經年屆八十八高齡了，不可能有什麼影響力了，更不可能再有什麼作為了。

相反，我覺得倒是可能喬老爺身體是不是出問題了，畢竟這麼大歲數了。如果真是用喬老爺的所謂影響力的話，他應該出席他的新書發布會啊，可是他沒有出席。

而最近的《法制日報》的文章，讚揚一位退休老人，似乎不太尋常，我的理解是可能喬老爺日子不多了，至少是病了。一般在退休老人最後的日子裡，官方媒體會發表一些讚揚他在位時作出什麼什麼貢獻什麼的，往往沒過多久，就會發布這個被讚揚的老人的布告。

憑心而論，喬老爺是個蠻不錯的官，名聲也不錯。思想也不保守。只是給人感覺太膽小怕事。想當年，六四時期，他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當時被許多人看好，後來許多人大跌眼鏡。

再後來，他和江澤民共事，似乎關係微妙，他看不慣江的所作所為，又不願與李鵬之流同流合污。當時的不少人士對喬老爺抱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夠取江而代之，所謂的水落石出，期望他能夠有所作為。最後還是大跌眼鏡。

呵呵，現在人家都已經八十有八了，還指望他有什麼作為嗎？不可能了。

喬是個好人。至少沒有聽說他的什麼人貪污腐敗什麼的，也沒有聽說他亂搞男女關係什麼的，比江的名聲好多了。

可是好人又有什麼用呢？思想解放又有什麼用呢？關鍵的是，他沒有勇氣，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不能夠挺身而出。

所以，他實際上是辜負了許多人的期望，他缺乏歷史責任感，缺乏歷史使命感,。說白了，喬畢竟是個共產黨員，在關鍵時刻，他的黨性戰勝了他的良心。

我前一篇文字《奴性是一種病：談儒家文化最大的醜惡》，講中國人的奴性。其實這只是講事實，並沒有貶低中國人的意思，從一定程度上說，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也是儒家文化的受害者。

奴性，並沒有太多的貶義。好人也有奴性，喬老爺明明心裡跟明鏡似的，可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總是中規中矩，最後有負歷史，有負百姓。這是中國的悲哀，歷史的悲哀，百姓的悲哀，也是喬石自己的悲哀。

我有的時候會想，蘇聯的解體，俄羅斯的民主化，最大的功臣可能要算是赫魯曉夫了，當然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都是功不可沒。

但是沒有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徹底否定，就不會有後來的戈氏改革，更加不可能有葉氏政變。

中國在老毛時代就在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可是，我們現在回頭看看，那些被毛打倒的人當中，有誰會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一個也沒有。

就算後來的鄧小平，也沒有能夠成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鄧對待老毛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

我在想，為什麼中國這麼大，共產黨裡面各種人物那麼多，出類拔萃的也不少，為什麼就出不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呢？

赫魯曉夫有什麼特性？就是獨立思考，獨立人格，就是敢於站出來，敢於否定斯大林，敢於揭斯大林的皮。

這些都需要有勇氣的，都可能是十分危險的。

中國出不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都是這個奴性做的怪。共產黨的所謂黨性，其實就是奴性。

所以，彭德懷也好，劉少奇也好，林彪也好，周恩來也好，鄧小平也好，甚至包括我非常尊敬的趙紫陽胡耀邦，都不可能成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當然，喬石也不可能。

這是悲哀的，想來想去，都是中國文化惹的禍，是儒家思想種的因，是共產黨的黨性（就是奴性）教育結的果。

當然，話說回來，喬石是個好人，當官能夠象他這樣至少管得住自己和家人，在中國這個社會來說，就已經算是不錯了，達到了最低標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