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世紀，中國南方有一個小朝廷史稱南漢。太監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劉岩割據一方，自稱皇帝，建都廣州，稱興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國理論，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自己於皇上，而太監“無鳥一身輕”，故只有太監最無私，沒有後顧之憂，必死命效力。

傳位到他的孫子南漢王劉倀，更下了一紙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一律要閹割，達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化境之態，方能當官。

太監得勢的時代，民間也相應掀起“自宮潮”，許多小康之家的兒子也忍痛自宮，以圖仕進，這確實是一條捷徑：讀書須受十年寒窗苦，自宮卻是一時痛終身富貴。據記載：“南海戶淨身男九百七十餘人復乞收入。”一個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宮。整個國家呢？天啟三年，徵募宦官缺額3000人，結果應徵者多達2萬人。政府竟想不到會有如此多人，一時無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的編制。

中國元朝時有兩名載入史冊《元史宦官傳》的名閹,其中之一的朴不花,原來即高麗宦官,他和高麗出身的元朝皇后奇氏一起來到元朝大都,和奇氏“情意膠固”,後來受到皇帝寵信,成為元順帝時的權閹,元朝的覆亡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賜。

古代越南也有不少男童從小就被掠賣到中國內地為宦,明朝初年朱元璋對“安南” (包括今天的越南及周邊地區)不斷用兵,許多越南小孩作為戰爭俘虜被進貢到內地閹為宦官。明成祖朱棣時,越南宦官阮安受到重用,成為建設新都北京城的主管。明王朝還不止一次向高麗、安南王朝索要進貢閹人,這在客觀上刺激了越南、朝鮮的宦官群體,使得他們不斷壯大。《明實錄》中記載洪武二十四年,一次就向朝鮮索要宦官200 名,朝鮮宦官現象也可見一斑。

明朝皇帝鬮割朝鮮越南男人，同時自己卻大量生殖繁衍。但繁衍下的一百萬被李自成張獻忠殺光

朱元璋子孫數量的急劇膨脹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也是世界人口史上的一道風景。各地長官驚慌地發現，本省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於此省的皇族。

朱元璋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給自己兒孫們制定的俸祿標準卻唯恐不厚：皇子封為親王后年俸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種賞賜。為了讓後代們充分享受幸福，他規定皇族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後代，所有消費需要都由國家承擔：10歲起開始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時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這種無微不至的“愛護”，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以至於明人不禁感慨，“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王爺們增加收入的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為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所謂“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決定之下，明代中後期開始，皇族們展開了激烈的生殖競賽。各地王爺們在床上拼命播撒種子，為了多生孩子招納妻妾，強搶民女。他們把妻妾們的生理期編列成表，按期臨幸，以求提高效率。在緊鑼密鼓的床笫戰爭中，生育紀錄一次次被刷新……

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匯報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鍾鎰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紀錄，截至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朱樘覽奏只能苦笑着搖搖頭。他有點好奇，這些王爺能記清自己的兒女嗎？

慶成王的兒子們也大多繼承了父親出眾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長子的兒女總量後來也達到了70人。慶成王在兒女數創紀錄的同時，孫子輩的人數已經達到了163人，曾孫輩更多達510人。就是說他的直系後代這一年已達767人，再加上眾多的妻妾女眷，整個慶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1000多人。

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繁衍至近百萬人之多。

皇族們的俸祿直接來自各地的財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幾何式增長，意味着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晉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萬石，到了嘉靖年間，增長到87萬石。河南周王府，由1萬石增長到69萬石。湖廣楚王府，由1萬石增長到25萬石……國家財富分配中，權貴們的比重迅速擴大，而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個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過藩王掌握軍隊來捍衛朱家天下的安全，結果自永樂年間起，親王引兵作亂不斷。此狀況導致明朝歷代皇帝不斷致力彌補這個漏洞。皇帝們一方面保證皇族生活的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則極力強化對皇族特別是藩王的控制。到明代中後期，這種控制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為了怕王爺們聯合地方勢力作亂，後代皇帝規定，親王們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彎，得專門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為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後代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見”。

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特權總要走到極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為非作歹窮凶極惡為他們積累了更大的民怨。

雖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們絲毫不予理會——拼命享受，就是對列祖列宗提頭血戰最好的回報。作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大明王朝，皇族確實是最幸福的群體。兩百多年的專制跋扈、狂吸痛飲，high到極點，享受到巔峰了。

可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張獻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義軍縱橫大地之後，朱元璋的子孫們突然發現，他們的宴席不僅僅是被打擾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遠終結。更可怕的是，他們到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場兩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費的，結賬的時候到了。

這些姓朱的親王、郡王、將軍們，是農民軍最有興趣的獵物。大大小小的農民軍所過之處，皇族均在劫難逃。那些各地最壯麗的王府，在連綿全國的戰爭中，幾乎無不灰飛煙滅。據太原總兵姜瓖親見親聞，農民軍“凡所攻陷，劫掠焚毀，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

皇族人口增長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晉王、代王兩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達數萬人。崇禎十六年，李自成揮軍進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殺皇族。起義軍攻陷山西平陽後，“西河王等三百餘人遇害”；攻占汾陽後，也首先搜殺“宗紳”，以致“彼汾一方，幾成羅剎鬼國”。

崇禎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後，李自成軍“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悉殺之”。這四百餘人都是晉王一系的高級皇族。接着，因為“恐（中低層）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餘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經過這兩次殺戮，山西晉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殺殆盡。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軍又攻取大同。6天之內，代王朱傳齊以下的4000多名諸王宗室皆被殺。其他郡王也幾乎沒有倖免。姜瓖在啟本中說：“雲（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約計肆千餘，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綜計以上數次，李自成軍僅在山西一地，就殺掉朱姓子孫10000多人。

山西一地僅是縮影。事實上，儘管李自成以“不嗜殺”聞名，但是他兵鋒過處，那些朱姓王爺幾乎沒有活下來的。

而張獻忠軍本以玉石俱焚為特長，所到之處，諸王掃滅，更是題中之義。與眾不同的是他在殺法上常有新創意。崇禎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陽，執襄王朱翊銘於南城樓。朱翊銘跪地乞生，張獻忠賜給了他一杯酒，說：“吾欲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殺之城上，焚城樓，投屍於火”。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克武昌，俘獲楚王朱華奎。這次，他想出了另一個新花樣——活沉西湖，宮殿樓閣近千間也被付之一炬……

與和平時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戰亂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創了社會各階層之最。明末起義軍誅戮明皇室成員，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堅決、徹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後代，不論主動投降還是被動俘獲，不論立地不跪還是苦苦求生，不論拒不交待藏寶地點還是痛痛快快地獻出所有財富，結果都是一樣：一律誅滅。史書中涉及王府在兵鋒下的遭遇，所用的詞都是“盡”、“皆”、“合族”：張獻忠攻占常德，“榮王宗室殆盡”。攻克重慶，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之”。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明皇族兩百多年的為所欲為，積累了太多的民憤。他們已經完全站到了普通民眾的對立面，不得不以自己這一代的鮮血和生命，為自己，也為以前數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賬，就像以前每一個王朝的末期一樣。

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舉“打倒元朝特權階級”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這座大廈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權貴、官宦之家的累累屍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