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徐水良在宣布退出民聯時說的沒錯，他一生中遇到的壞人，80%以上來自運運。而這些所謂的“民運人士”，如將“民運”這塊遮醜布去掉了，就顯示出他們真面貌：人渣。這麼多人間的敗類集中到民運中來，絕非巧合。他們吃喝嫖賭、貪污、當特務，個個都是高手。

 

所以說，人渣到哪兒都人渣。好逸惡勞、人品敗壞的小混混，出國就成了漢奸美分黨，這是自然規律。

 

沒有錢 沒有道德優勢 中國海外民運已經歷史性失敗

文：金洗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種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紀念活動，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後海外民運的高潮和失落。從1978年西單民主開始的當代中國民主運動，其主要參加者基本上都來到了海外。這其中還包括客死異域的劉賓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運是中國最近三十年來的民運力量的匯聚之所在。

 

　　今天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可以斷言：中國海外民運已經遭遇了歷史性失敗，而不僅僅是“歷史的失敗”。“歷史的失敗”可以再捲土重來，而“歷史性的失敗”，則是被歷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須放棄。

 

　　民運組織分裂癱瘓

 

　　在 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幾個月裡，中國海外民運的參加者的人數一度超過了5000人，真可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但現在，算上那些為獲得難民身份而濫竽充數的人，所謂的“海外民運人士”多說也才200來人。但是，各種不同名目的民運團體竟多達五、六十個。很多組織僅有一個人，帶領一些難民搖旗吶喊，虛張聲勢。這就像那些在大街上叫賣的小販，做一些騙人的生意。

 

　　1982 年在美國紐約興起的“中國之春運動”和隨後在第二年成立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 ，是當代中國海外民運的開端。而民聯從一開始就是被台灣特務情治機構一手控制的組織。台灣當局當年將反攻大陸的一些經費，比如飄流天空和海上的宣傳品，拿出一部分，給民聯作為經費。而台灣全部的資助最初僅在王炳章一人的掌握中。

 

　　王炳章是海外民運第一個大“貪污”者。有人估算過，在他擔任民聯主席期間，有三十萬捐款被他中飽私囊。他為了長期貪污這些經費，在民聯的第二任主席胡平上台後，他抓住財權死死不放，讓胡平作一個傀儡主席。王炳章當時在民聯中有一批鐵杆追隨者，他試圖當民聯的太上皇。但是，後來胡平等人，聯合丁楚(真名房志遠)、薛偉(真名王元泰，曾因強姦罪在四川服刑十年) 、伍凡、吳方城等人，將王炳章開除出民聯組織，這就是海外民運歷史上著名的“罷王風波”。

 

　　在民聯罷王風波愈演愈烈的時候，正是當年八九民運如火如荼的時刻。所以，民聯的人沒有去支持國內的民運，而是將全部的人力和物力用於了內鬥。兩派不斷在報刊上刊登廣告，互相辱罵。繼之又訴訟到法院，勢同水火。

 

　　王炳章率領一些追隨者離開了民聯，另外成立了“中國民主黨”，但不久之後也不了了之。後來，王炳章又試圖控制在“六四”後美國成立的自由民主黨，而再次被留美的中國學生所拋棄。到後來他墮落到在美國做所謂的“蛇頭”生意，將偷渡客非法運到美國申請政治避難賺錢，被美國警方當場抓獲。經歷了幾次這樣的醜聞後，他在美國的民運圈子裡已經是臭不可聞，人見人躲。他不得不再次用冒險來展示自己的存在，先後兩次用假證件進入中國大陸，被捕後至今在監獄坐牢。這就是一個海外民運的開拓者的墮落和覆滅之路。

 

　　“罷王”之後，民聯元氣大傷，已經進入衰退之途。而罷王的內鬥，則為海外民運首開先例，成為日後無數的內鬥的先河。

 

　　1993 年1月，民聯和後來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民陣) 在美國華盛頓舉辦合併大會。當時剛剛出國不久的王若望被四分五裂的民運人士推舉為“共主”，出面整合海外民運。他率領被人稱為“民運中的江青”的夫人羊子，周遊列國。但是沒有想到，最初力推他出面擔任主席的徐邦泰、朱嘉明、楊建利等人，大搞黑箱操作，調動很多假代表到會，最終“圖窮匕見”，將王若望拋棄出局，徐邦泰自己突然從背後出擊，當選為所謂的“中國民主聯合陣線”(民聯陣)主席。

 

　　當時出席此次會議的很多民陣和民聯代表，不承認大會的合法性和新成立的民聯陣，並表示要繼續保持民陣與民聯的稱呼和組織。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民聯陣的人，與繼續堅持保留民陣和民聯組織的人之間，展開了全球大戰。攻擊謾罵、造謠威脅、法律訴訟、肢體衝突，無所不用其極。直到1993年年底，民陣和民聯在澳洲再次召集會議，恢復了這兩個組織的運作。

 

　　民聯陣成立後，圍繞搖錢樹《中國之春》，徐邦泰、朱嘉明與胡平、於大海、薛偉等人，展開了拼死爭奪。除了相互攻訐和控告外，還試圖對個人的財產加以侵奪。他們都明白，誰占據了這個雜誌，誰就有了台灣的資助，當然，也就成為台灣情報機構的附屬。原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徐邦泰後來當上了《中國之春》的社長，這給他提供了貪污的好機會。而薛偉、胡平等人則另外創建了《北京之春》雜誌，成為台灣在民運中的另外一個情報據點。

 

　　這位據說是秘密國民黨員的徐邦泰為人下作到了極點。他一方面對給雜誌投稿的人說，雜誌的經費緊張，不能支付稿費，但另一方面，他將家裡的各種開銷，包括寵物貓的食物購買發票，也用來報銷。幾年下來，他也貪污了30多萬美金。在這些民運蛀蟲的貪腐之下，《中國之春》最終不得不於2000年徹底停刊。

 

　　1998 年秋天，當時的民聯主席吳方城堅決反對魏京生出面組織的中國民運海外聯席會議，再次導致了民聯的分裂。吳方城作民聯主席四年，但卻不想退位，表面上他道貌岸然，其實是心懷鬼胎。在1998年民聯在加拿大舉行大會前夕，他操縱修改章程，試圖再次控制民聯。而在他退下後，又推出徐水良來擔任主席。至此，民聯已經基本上沒有人了，開會全球代表大會時也就是幾個人參加。

 

　　民陣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久，在巴黎成立的。當時主要的組成人員是“六四”的流亡者、海外留學生和華僑。在民陣籌備期間，籌備小組的組長陳一諮原來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他到處打着趙紫陽的旗幟招搖撞騙。此人官僚習氣濃厚，開會時經常信口開河，還在流亡中就給一些人封官許願，讓他們未來到中國擔任省長、市長之類。由於陳一諮的表現很令人討厭，所以，他沒有當選民陣的第一任主席，而僅僅擔任理事。從此，陳一諮就心懷不滿，時刻想奪回民陣控制權。

 

　　他與擔任民陣秘書長的萬潤南展開了激烈較量，被稱之為“萬陳之爭”。萬潤南原是四通公司的總裁，算是有錢的人。在民運中他負責籌款。他主管民陣中的大陸工作，支付費用是秘密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和猜疑。後來到處傳說他貪污民陣的捐款，有150萬美金的賬目不清楚。而陳一諮攻擊萬潤南最嚴厲的一點就是財務賬目不清。在民陣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兩人就反目成仇，互相在媒體發表文章攻擊。而民陣內外一些反對萬潤南的勢力，也在香港的一些雜誌上不斷刊出攻擊萬潤南的文章。

 

　　陳一諮本來很想在1990年秋天的民陣二大上競選主席，但是，他在民陣中的影響力遠不如萬潤南。萬潤南擔任秘書長，控制了財務和人事權，在各地培植了一批追隨者。所以，陳一諮就想找人來壓倒萬潤南，讓萬潤南不能出來競選主席。當時正好方勵之從美國駐華使館裡流亡海外，來到英國的劍橋。民陣主席嚴家其、秘書長萬潤南、理事陳一諮等人，就到劍橋遊說方勵之出任民陣主席，被方勵之斷然拒絕。而後來還找到劉賓雁出來參選，也被劉拒絕了。

 

　　就這樣，萬潤南在看到有必勝的把握下，出面競選民陣的第二任主席並當選。而陳一諮推出一個朱嘉明與萬潤南競爭，朱嘉明因為在民陣中沒有根基而敗北。他失敗後一心想報一箭之仇，處心積慮要打倒萬潤南。為了打倒萬潤南，他甚至不惜將民陣打亂和打爛。

 

　　民陣的萬陳之爭就像民聯的罷王風波一樣，是民陣由盛到衰的轉折點。陳一諮在民陣二大後徹底脫離了民陣的活動，據說在海外還分別向美國和台灣的情報機構出賣過他原來知道的一些秘密情報，以換取金錢。

 

　　在民陣成立初期還有個插曲。陳一諮等流亡者好色成性，經常要想方設法追逐女人。有一個女孩先是與陳一諮同居了一段時間，後來又投到阮銘的懷中。而阮銘原在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室工作，因為在文革中參加造反和有男女作風問題，被中共開除黨籍和公職。他來到海外後，多次打出胡耀邦智囊的稱號，以獲得人們的重視。就因為這個女人，陳一諮與阮銘鬧翻了。而據說這個女人還與不少民運圈子的人有染。後來在美國，這些民運人士還在糾纏該女人，她就用了一計來整治他們。她將全部的舊情人分別約會到一個店裡在同一時間吃早餐，她卻沒有露面，讓那些好色民運人士個個面面相覷，尷尬不已。

 

　　說起民運人士的男女關係之混亂，有很多笑話。朱嘉明當年攻擊萬潤南時說過一句話：萬這個人政治野心太大，為了在政治上獲得成功，連女人都不喜歡了。但萬潤南何嘗是柳下惠。他從巴黎到紐約後，就與原來四通公司的一位蔡姓女士同居在一起了，而他的太太當時在北京。這位女士對於萬潤南與其他女人交往非常在意，醋意很濃。後來，萬潤南與她分手後，該女士還將萬潤南當時的一些生意夥伴的資料拿去了。而萬潤南從紐約到美國的舊金山灣區後，又試圖與一位李姓的原民陣總部女秘書搭上關係。這位原來在澳洲的女士，先是與自己的丈夫離婚而與民陣總部的一位副秘書長同居，後來又到美國嫁人。不僅這位李姓的女士不願意與萬潤南親近，她當時的丈夫知道了萬潤南的意圖後，大為憤怒，當面讓他保證不再騷擾自己的太太。

 

　　民陣在1993年1月的華盛頓大會上也遭受重創。後來再次打出民陣旗號的人，也基本上是民陣中原來的非主流人士。到去年夏天，民陣還公開分裂為兩個，分別被稱為“費良勇民陣”和“王國興民陣”。反對費良勇一派的說詞是，費投靠台獨勢力，傾向民進黨，在民陣內部排斥異己。而指責王國興的人則說，他們在魏京生的支持和慫恿下反對費良勇，但因為在民陣內部沒有多數的支持，就分裂出去，另立山頭。本來就沒有幾個人了，再分裂為兩派，就更是孤家寡人了。

 

　　不僅民聯和民陣屢次紛爭，而最終分崩離析，就是在美國成立的自由民主黨，也幾次分裂，形成所謂的“王炳章自民黨”和“倪育賢自民黨”。倪育賢從八九年貪污美國華人給民運的捐款開始，時時有醜聞傳出，不是販賣人口，發難民財，就是嫖娼，最終還被一位難民告上法院，說他對未成年的女孩實施性犯罪。所以這兩個黨魁在腐敗墮落上，真有一比。

 

　　民聯陣成立後，也是風波不斷，醜聞連連。內部因為分贓不均，就有人到台灣向給錢的機構揭發控告。1997年，民聯陣本來要與“王炳章自民黨”合併。此刻，王炳章已經因為失去了台灣的信任而被他的部下拋棄了，王策是主席。但王策剛剛當選為民聯陣-自民黨主席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就不予承認，自己重新宣布恢復民聯陣的組織。

 

　　1998年在中國大陸出現了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這個組黨活動失敗後，在海外出現了七個民主黨組織，相互攻擊，否認對方是民主黨，指責他人是“中共特務”。張宏堡的中功組織和後來的中國影子政府、彭明的中國聯邦發展委員會、劉國凱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都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嚴重的不間斷的內鬥和分裂。甚至在不是民運組織的“中國人權”和中國獨立筆會裡，也因為人事糾紛和資金分配不均，以及貪污私吞捐款等等醜聞，鬧得沸沸揚揚。可以說，沒有一個民運組織或者民運的外圍組織不發生貪污醜聞和內鬥的。

 

　　今天，海外民運組織全部是名存實亡。沒有正常的運作，沒有會費，沒有會員，更沒有新人加入。王丹自己在台灣說，海外民運已經徹底失敗。民運的人數越來越少，而組織越來越多。這豈非怪事？

 

　　其實也不怪。海外民運組織的內鬥和分裂基本上有兩個原因。一是爭奪錢財。有一個山頭就可以印刷名片，到處化緣討錢。特別是向台灣要錢。而掌握了這個山頭，就能吃上民運飯。二是做難民生意。開始在一些國家，比如澳洲，當局只是給民運組織中的負責以政治避難的身份。所以，很多人為了避難留在澳洲，就要爭當民運組織的頭頭。如果在選舉中失利不能當選，就自己另外拉起一個山頭來當大王。而後來，一些所謂的民運組織，特別在美國出現的像倪育賢的自民黨和很多民主黨組織，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做難民生意而成立的。他們招攬一些偷渡到美國的華人，讓他們出錢，給他們偽造文件和證件，參加各種示威遊行活動，為獲得政治避難創造條件。為了搶奪難民的生意，各個民運團體之間也要大打出手。

 

　　民運領袖名聲掃地

 

　　與民運組織的分裂癱瘓相對應的是：民運領袖的名聲掃地，臭不可聞。徐水良在宣布退出民聯時說，他一生中遇到的壞人，百分之八十是民運人士。而這些所謂的“民運人士”，如將這塊遮醜布去掉了，就顯示出他們真面貌：人渣。這麼多人間的敗類集中到民運中來，絕非巧合。

 

　　中國古人講做人要有“三立”：立德、立言和立功。道德是很重要的一個標準。在觀察這些民運人士時候，可以暫時不管他們的政治見解如何，而看看他們為人處事的做法。觀察一個男人，從他對待朋友和女人的態度上，可以判定其道德水準的高低。

 

　　我們先來看看魏京生。他在中國大陸時期，人們知道的有過三個女人。第一個是平妮。平妮的父親是藏族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叫平措，後來在中國國家民族委員會擔任過領導職務，但是因為民族主義的問題被中共關押起來。在文革時，平妮的母親也在1966年因為無法忍受凌辱而自殺身亡。平妮年輕時是藏族中少有的美女。現在，平妮生活在德國，嫁給了一位德國漢學家。在1996年前後，平妮不斷地給人打電話，發傳真，揭發魏京生強暴她的罪行。當時魏京生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平妮的資料，有中文的，英文和德文，她還寄給了挪威的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員會，揭發魏京生的暴力手段和對她的強姦霸占。按照她的說法，文革開始時，魏京生與弟弟魏曉濤是紅衛兵組織“聯動”成員，經常去她家打搶，也強暴了她。

 

　　另外一位是法國女人瑪麗（Marie Holzman），她的中文名字叫侯芷明。1979年，當年還是年輕女大學生的瑪麗與法國外交官白天祥結婚來到北京，她經歷了北京民主牆的民主運動。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她對中國的魏京生等人非常崇拜，那時就與魏京生好上了。

 

　　他們的關係也充滿着風風雨雨。此後白天祥和瑪麗離婚，瑪麗一個人回到巴黎。在魏京生入獄以後，她撰寫過300多篇文章，介紹魏京生的事跡。將魏京生變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民運之父”。就是這樣一位為魏京生奉獻了多年時間的法國女性，在魏京生來到海外後，也經常和魏京生發生激烈的衝突。魏京生指責瑪麗企圖控制他，利用他的資源，利用他來出名和賺錢。或許真正的原因是瑪麗已經年老色衰，魏京生有了更多的女人，就將她拋在了一邊。

 

　　魏京生與童屹女士的關係演變，也令人心寒。童屹在八九民運時擔任對話團的秘書。“六四”以後她中斷了學業，也曾經被拘留審查過。從1993年11月開始，童屹給魏京生擔任秘書。1994年4月魏京生和童屹同時被捕，後來童屹被判處勞動教養2年半，給她加的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

 

　　當時在北京的人就說，童屹和魏京生不僅是秘書和老闆的關係，他們還住在一起，是同居關係。後來童屹離開勞動教養的農場，在1997年來到美國。童屹到海外後，在很多場合高度評價魏京生，也到處呼籲釋放魏京生，儼然就是魏京生的代言人。魏京生也在幾個月後來到美國。通常人們認為，他們這對患難情侶，還會再繼續好下去。但當童屹抱着鮮花到機場去歡迎魏京生的時候，魏京生並沒有理會她。魏京生徹底冷落和忘記了童屹，他身邊有了其他的女人。一些女人被魏京生的“民運之父”光環所誘惑，投懷送抱，而魏京生也是來者不拒。而據說魏京生認為童屹不夠漂亮而離開了她。

 

　　出國後，魏京生在玩弄女性方面，毫無隱諱和羞恥。他長期與有夫之婦黃慈萍在華盛頓同居，眾所周知。而黃慈萍還擔任他的秘書。黃慈萍算是才女，也比魏京生年輕很多。就是這樣，魏京生在各地也不斷傳出勾引女孩的醜聞。還有的女孩利用魏京生辦理去美國的手續，他就要女孩陪他上床。在找不到女孩的時候，他還讓人找妓女給他。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他又托人購買偉哥，時常帶在身邊。在外出開車時，他很願意攜帶一為女士同住。

 

　　一位香港的戴萍女士，2007年發表了一部小說《好嗎兄弟》，小說文本寫的是魏峻明、魏小文兄弟，書中的魏峻明是“中國最著名的民運領袖”，“被傳媒稱為‘ 中國民運之父'”，讀者都會聯想到是魏京生、魏曉濤兄弟。在魏京生第二次被判刑的時候，戴萍來到北京，見到了魏京生的弟弟魏曉濤，發展出一段戀情。魏京生去了華盛頓之後，戴萍又從香港到華盛頓，跟隨魏京生同居生活過一段時間。而此刻，黃慈萍也在魏京生身邊。所以，魏京生算是有“齊人之福” ，但卻讓黃慈萍痛苦不堪。而這位戴萍也算是寡廉鮮恥的女人，為了寫書出名，不惜與魏家兩兄弟上床，還要將黃慈萍也牽涉進來作三角遊戲。書中有很多令人噁心的描寫。

 

　　一位評論者在讀了小說後寫道：“在書中，除了從小魏對大哥的崇拜敬仰，我們沒有從大魏身上看到一點親情的影子，就像是他的整個獄後生活都是在研究女人，與他那可悲的生理缺陷作着鬥爭，與最崇拜他的弟弟進行着電影上最流行的爭風吃醋活動。每當看到對他生活細節的描寫，我就不禁暗自慶幸，人，還是本分些好，民運這淌渾水，還是不要攪合了！”

 

　　對待民運的朋友，魏京生表現得很殘酷而無情義。徐文立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徐文立因為與魏京生的看法不同，而且他的資歷也比魏京生高，所以，魏京生反覆造謠攻擊徐文立。在徐文立1998年被捕判刑入獄後，魏京生在海外多次宣布說，徐文立是中共特務，中共為了培養一個能與他齊名的民運領袖，特意將徐文立下獄，增加其聲望和資歷。他還說徐文立根本不在監獄裡，而是在賓館裡享受。他甚至還告訴美國國務院，讓美國方面不要辦理徐文立到美國來保外就醫，試圖讓徐文立困死在中國。

 

　　劉青是中國人權主席，當年他為了救援魏京生而坐牢10年。但是，來到美國後，魏京生不斷攻擊劉青，說劉青掌握了美國給中國民運的捐款，沒有請魏京生來主持中國人權的事務。後來他要求美國方面給中國海外民運的捐款，全部通過他來分配，不給劉青。結果劉青這位他當年的“恩人”，不得不與他公開決裂，由朋友成為手。

 

　　目前在海外還有一位很活躍的人物是楊建利。他參加過很多民運團體，比如：民陣、自民黨、民聯陣等，還有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現在的“公民力量”。

 

　　楊建利在海外民運中一貫擅長投機和黑箱操作，野心勃勃而詭計多端。本來楊建利以其資歷來說，在海外民運中算是晚輩。1979年民主牆時代的人，基本上都在海外了。而當時也有不少留學生的精英曾經加入過民運的隊伍。楊建利善於組建自己的小艦隊，有一個死黨的圈子。利用這個圈子，他設計了很多打擊其他民運人士的計謀。他知道，只有將別人打壓下去搞臭之後，他才能在民運中出人頭地。

 

　　在民陣成立大會上，當時還沒有人認識的楊建利就出面競選民陣的主席。他明知不會當選，但是他企圖通過競選給自己大大提升知名度。果然，他不久後成為民陣美國分部的主席。他利用這個分部，發展了自己勢力，形成了“楊建利小艦隊”。他們策劃最先是通過組織選舉運作，將楊建利的同年齡同背景(如留學生) 的人排擠出去，讓楊建利成為勝利者。此外更為惡毒是，他們將不斷來到海外的大陸民運領袖的缺陷收集起來，匿名加以攻擊，使得他們身敗名裂，喪失了作民運領袖的條件，而突出楊建利的地位。試想，所有的民運領袖都不行了，那不久是楊建利的天下了？

 

　　楊建利最醜陋的表演是在1993年1月的華盛頓大會上。他利用籌辦會議的機會，將很多假代表塞進了大會中，以確保他的當選。而他又對可能反對他的人加以威脅，表示要不給這些人報銷路費。甚至在安排會議的住宿方面也用心計算，將每一個反對他的人的房間裡，加入一個他們自己的人予以監視。

 

　　在會上，他帶領鐵票部隊，黑箱操作，將王若望排斥出去，推選了民運中的大貪污分子徐邦泰成為主席，而他自己擔任副主席。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僅排斥了王若望、萬潤南、胡平等人，而又將他自己一派的徐邦泰和朱嘉明等人放在火爐上烤。因為後來在媒體上指責舞弊違規人，多半將矛頭指向了民聯陣的主席徐邦泰和理事長朱嘉明。這樣，楊建利一箭雙鵰，讓兩方面的人相爭，他則坐收漁利。果然，他在當選民聯陣副主席沒多久，就退出了民聯陣的運作，而另外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當主席，為自己開闢道路去了。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基本上是台灣背景的一個機構。

 

　　很多人都知道，楊建利為了投靠台灣當局，加入了國民黨。而除了在民運中打壓他人抬高自己外，他還需要包裝。按照台灣方面的計劃，楊建利需要高學歷，也就是博士學位，並且要在名校如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而他需要錢，台灣方面將贊助變為獎學金給了學校。這樣，楊建利就能在沒有經濟困難的情況下讀書。楊建利在獲得了加州分校的數學博士學位後，又在哈佛大學讀了政治學博士學位。沒有台灣方面的特定支持和按照計劃加以培養，他不會這樣一直讀書下去。

 

　　另外一個包裝是坐牢的經歷。按照台灣民進黨的經驗，沒有做過牢的民運人士，將來比人矮了一截。坐牢，也是民運人士必需的一個經歷。但是，在選擇坐牢的時機上，他和他背後的支持者也煞費苦心。2002年4月18日，楊建利用別人的證件進入北京，名義上是去考察瀋陽、遼陽、大慶、撫順等地工人運動的情況。而4 月27日他在離開昆明票時被查到使用假證件而被扣，並被帶到昆明的機場觀光酒店。但奇怪的是有一段時間沒有人看守他，他還離開酒店來到外面，但後來再次回到酒店，等待警察來抓他。

 

　　有人分析，楊建利在雲南被警方扣留，是有人“特意”舉報他。但是楊建利被警法扣住以後，警方還不知道他的身份。他離開酒店後應該與派遣他的方面通話了，得到的指令是回到酒店等待被捕。而在海外，有一位據說與很多民運人士均有曖昧關係的來自加拿大的何姓女士，她與楊建利也有親密接觸，最先到處宣布了楊建利被捕的消息。而當時楊建利的妻子還不知道他發生的事情。與台灣當局關係密切、得到陳水扁接見過的政論作家凌峰最先在報紙上公布了楊建利在中國大陸的行蹤。

 

　　當時，正是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的前夕。這是作為中共未來接班人的胡錦濤第一次訪美，美國方面想藉機了解胡錦濤，因而很關注此次訪問。而楊建利坐牢，就選擇在這個時間。其實，台灣方面也很想試探一下胡錦濤的態度，將楊建利送給中國，看看中共的如何處置。對台灣方面來說，這也是一舉兩得：一方面給楊建利增加了坐牢的經歷，另一方面也測試了胡錦濤的態度。

 

　　楊建利回國被捕後，王希哲在美國發表了一封致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公開信，信中說：“旅居美國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楊建利博士，返祖國大陸考察東北工運，被中共逮捕至今。想必貴黨中央與連戰主席早已知悉。竊以為建利先生是中國國民黨在中國海外留學生中所發展的最優秀的黨員；即以國民黨全黨來說，其為貴黨最優秀黨員之一亦絕非過譽。”王希哲此舉，不僅再次暴露他的渾渾噩噩和思維錯亂，也為楊建利加入國民黨提供了證據。

 

　　在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到來之際，王丹也異常活躍起來。王丹和王軍濤，是民進黨特別支持的民運人士。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基本上斷絕了對海外民運的資助，只是支持一些特定的人。對於海外民運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民進黨希望利用海外民運而開拓外交空間。比如：在民運的會議上邀請一些西方國家的議員和政客參加，而台灣的官員也乘機出席會議，進行接觸。像費良勇領導的民陣，這幾年在澳洲、柏林和布魯塞爾舉辦的幾次會議，均邀請一些外國議員與會，而台灣的民主基金會也提供贊助，並特別要求他們一定要請到外國政客。民進黨對大陸民運本身沒有興趣，只是利用而已。

 

　　王丹是1998年來美國保外就醫的。王丹來到海外後，就埋頭寫作賺錢，有人估計，王丹給不同報刊和電台撰稿、接受採訪，已經有了幾十萬美金的收入。有經商發財的，也有讀書發財的，而王丹搞民運發財，也是一例。而在陳水扁貪污機要費一案暴光後，其中就有給王丹的活動費用20萬美金。很多人，包括王希哲也在報刊上公開要求王丹出面說明，是否拿了陳水扁的錢，而這些錢又用到哪裡去了？王丹沒有回答。

 

　　這正像台灣的報刊報道王丹是同性戀的事件一樣。很多人詢問他是否是同性戀者，但王丹既不否認，也不承認，而是以“私人事情”迴避過去。其實，王丹都40歲了，沒有女朋友，也不結婚，當然早就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戀者了。儘管同性戀在西方也不算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但在中國還是被視為異類，很難在政壇上有所發展。所以，為了其政治野心，王丹就不得不將自己的同性戀的傾向隱蔽起來。

 

　　走到絕路無力回天

 

　　我們在上面分析了海外民運的組織和成員中的問題。現在我們必須跳出民運的圈子，從歷史的和國際的眼光來觀察海外民運失敗的必然趨勢。

 

　　中國海外民運其實在理論上沒有創新。按照西方新黑格爾主義的看法，歷史早已經“終結”了，也就是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啟蒙思想家有關民主自由人權得思想獲得了實踐時。西方的這些民主思想在清末傳到中國，引發了中國的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這種自由民主的價值，不僅僅在西方得到肯定，在中國也被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包括中國共產黨。可以預計，中國未來也會走上民主之路，但絕不是現在海外民運人士所計劃的道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獲得執政的地位，在政治上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在經濟上則採用了計劃經濟。在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經驗教訓之後，中共在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並且把經濟建設確立為全部工作的重心，從此開啟了中國的改革時代。

 

　　也就在這個時期內，中國的民主運動再次在1979年和1989年發生了。從世界歷史來看，18世紀當時以法國大革命為標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波及了整個歐洲和北美地區，這是世界上的第一波民主化思潮。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中國以及歐洲很多國家，包括日本，開始發生了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這是世界上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在戰勝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納粹政權以後，也曾經有過一波民主化浪潮。但當時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有一個長達30多年的冷戰時期。20世紀的80年代末，世界上又發生了最近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在這一波浪潮的衝擊下，蘇聯解體、東歐變色，中國也發生了 1989年的民主運動。

 

　　當年在蘇聯解體的時候，很多人認為，這種事情也很快會在中國發生。“六四”之後，一些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甚至斷定在2年到4年之內，中國將發生重大的改革，海外流亡人士會返回中國，中國會開始一個民主化的運動。這個運動首先是對毛澤東的重新的評價，平反“六四”，實現多黨制和開放言論自由等等。但是20年過去了，我們看到中國依然在快速的發展，經濟以平均每年大約10%的速度增長，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甚至被認為這是一種現代化進展的“中國模式”，中國民眾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儘管在中國還有環境污染、官員腐敗等等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中國畢竟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經濟實體，甚至已經成為世界上出口冠軍。而與此相反的是，實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比如美國，最先爆發了金融危機並波及到整個世界。而西方國家受到的傷害最嚴重，中國成為挽救經濟危機的救星。

 

　　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這裡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首先是全球範圍的反對恐怖主義的聯盟。在這個聯盟中，美國處於領導地位，也是恐怖分子最先發動的包括“9・11”襲擊事件在內的大規模恐怖行動的國家。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反恐中離不開中國的合作。而與此相反，一些海外流亡的民運人士，如彭明和王炳章，均主張不惜使用武力爆炸手段來從事民運活動。而流亡的東突分子，也策劃了中國新疆境內的多起爆炸殺人事件。

 

　　再一個例子是環保問題。全球正面臨着溫室效應的災難。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防止人類進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全球各國需要團結合作。而中國作為世界強國，成為西方國家在環保方面不可缺少的合作夥伴。從這兩個例子來看，西方國家不願意看到中國出現混亂，不願意支持毫無勢力的海外民運。沒有中國的支持，反恐和減排就不可能成功。

 

　　中國共產黨與蘇聯以及東歐的共產黨有很大的不同。中共不僅接受了西方的馬列主義，但更加靈活地加入了中國的傳統因素。馬列主義講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要取消私有制。而中共今天提出的政綱是“和諧社會”，主張和平崛起，用憲法來保護私人的財產。正是由於中共在內部政治結構上有一種適用環境和形勢的靈活變化的機制，它成功的度過了1989年之後的政治危機，將中國推向了“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中共並不否認人權和民主的普世價值，也在穩健地推動中國的民主和法制的發展。

 

　　海外民運不僅在西方國家失去了空間，而在港台地區也失去了市場。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後，已經使得海外民運人士利用香港作為反對大陸政權的意圖失敗了。香港的繁榮與大陸已經息息相關。沒有來自大陸的源源不斷的各種經濟上的支持，香港的經濟就會衰落下去。這樣，海外民運失去了原來最接近中國大陸的海外據點。

 

　　在台灣，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的八年時間裡，陳水扁大力推行台獨路線和“去中國化”政策，處處強調以台灣為中心，對大陸民運不感興趣。除了利用海外民運來為台獨助威外，民進黨與大陸海外民運沒有合作的切入點。

 

　　2008 年，國民黨的馬英九贏得大選，大力推動兩岸的和解和交往，在短短一年內，實現了三通，簽訂了9項協議和1個聲明。大陸觀光客蜂擁而來，採購團也絡繹不絕。在這種壓力之下，民進黨的高雄市長陳菊，也在近日到大陸做破冰之旅，而隨後民進黨也將調整政策，很多民進黨的政客也會爭先恐後地訪問大陸。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對海外民運經濟上支持最多的台灣，已經失去支持海外民運的興趣。王丹最近到台灣試圖求見馬英九總統而遭到了婉言謝絕，就是一個明證。台灣方面唯恐海外民運會危及兩岸的友好關係。畢竟，隨著大陸遊客大量進入台灣，陸資進入台灣經濟和股市，台灣的農產品進入大陸市場，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經濟上的依賴越來越大。

 

　　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迅速進入國際社會的同時，海外民運就日趨勢微。形勢比人強。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海外民運的空間必將越來越窄。

 

　　一種政治運動要取得成功，必須有吸引人的的口號和綱領。歷史上的民主運動能持久發展並取得成功，絕不是僅僅因為民主和人權的理念，而是現實的利益。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理念不能當飯吃，對老百姓沒有誘惑力。當年中共在中國大陸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動員了農民。中國近代的辛亥革命中，孫中山提出的綱領是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是利用民族矛盾來推動民運的例子。

 

　　現在海外民運沒有能調動中國民眾的口號和綱領。首先，中共領導者現在並不反對民主和人權的價值，這就讓民運高舉的民主旗幟，失去了唯一標識的作用。在中國，沒有一個政治力量反對民主與人權。那麼，民運的目標並不是特有的，民運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也有人提出要以反腐敗作為推動民運的口號。其實，民運中的腐敗還少嗎？他們這些人今天還沒有執政，就已經如此腐敗和腐化，如果他們當權了，還會比中共目前的官員清廉嗎？通常是人有了權力才會腐敗，而現在民運人士是沒有權力就開始腐敗了。

 

　　“六四”事件20年後的今天，海外民運走到了盡頭：沒有人：老的越來越少，年輕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幣驅逐良幣；沒有錢，沒有道德優勢。

 

　　在此，我呼籲真正有志於推動中國民主的人，真正關心中國前途的人，應該放棄對海外民運的一切希望。海外民運組織和人士，不會為中國的民主化帶來任何益處，而只有害處。中國前行的歷史車輪，已經將他們遠遠甩在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