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分之三世紀後重談有關七七事變的話題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7月06日16:37:1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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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中國遭到某國（例如俄國或者美國）大軍壓境，國內某地（例如河南或安徽）有一支幾萬人的割據武裝，聲稱其目的就是要反上北京奪天下。當局的力量又無法兩面同時作戰，兩者只能取其一，那麼，是先御外侮，還是先平內亂？
◆高伐林 又到“七七”——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紀念日。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軍事演習，一名日本士兵“失蹤”，日軍憑此藉口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鐘後，這個士兵自行歸隊，但日軍大隊長仍下達命令，攻擊宛平城。此時已是次日凌晨4時50分…… “盧溝橋事變”啟動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 75年了！這一事件本身已經為國人耳熟能詳，無須我多饒舌。但有一些相關的史實，此前我的博客文章中也有所提及，似乎還有必要重新引起注意。
1937年8月21日，英國《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關於抗日的中國士兵的報道。編輯用一張靜待出擊的普通士兵肖像作封面：粗糙的臉龐、堅毅的眼神即使在75年後的今天仍能讓人熱血澎湃。（網絡照片，秦風老照片館提供）
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當時面臨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爭民族平等——這實為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所面臨的國家性難題。在內亂不已、外患日急的局勢下，蔣介石決定“先安內，後攘外”。這一道路，歷史學家郭廷以曾評論說：“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可。” 中國與現代化先發國家——“中國/列強”的矛盾，是我們理解晚清、民國的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着國內政治的動盪。每次國內政治動盪，也都引得列強（全部或某一個）垂涎，伺機伸手。 “先安內，後攘外”“安內才能攘外”，蔣介石這一方略，也受到中共和當時國內民主人士的尖銳抨擊，至今也被人們鄙棄再三。但不容否認的是，許多人潛意識中，其實是認同這一思路的。記得一年前本壇有一位前博客信濟曾經聲稱：“我要是和他（高伐林）同生於抗戰年代，無論在國軍一脈還是共軍一脈，都會設法把他斃了，無論多少糊塗人為他說好話。”他這個思路，豈不正與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英雄所見略同？ 張學良說過，他和蔣介石的分歧是先“安內”還是先“攘外”的問題。蔣“安內攘外”政策，是先內後外，以剿共安內，謀中國之統一，進而抗日禦侮。張學良本來贊成這套方略，但後來發生變化，認為應先外後內，以聯共安內，謀中國之統一，須先抗日禦侮。 “安內才能攘外”，這是蔣介石（還有汪精衛等人）從明朝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滿清，處置失當導致滅亡引出的教訓。這個方針受到了無數抨擊。但筆者曾請教北京一位中共黨史老專家：如果今天中國遭到某國（例如俄國或者美國）大軍壓境，國內某地（例如河南或安徽）有一支幾萬人的割據武裝，聲稱其目的就是要反上北京奪天下。當局的力量又無法兩面同時作戰，兩者只能取其一，那麼，是先御外侮，還是先平內亂？ 此老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當然先平內亂！對外侮，有外交、經濟等多種手段；有各種國際組織可以申訴、調停和制裁；還可以爭取其它國家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施壓鉗制侵犯國……而對暴力內亂的處置，沒有多少迴旋餘地，不趕緊平靖，反對運動就會擴展到全國各地。 看來，對蔣介石“安內才能攘外”，我們也應該從中華民族全局的視野來重新評價。 兩個傀儡政權，哪個更危險？ 多年來我們習慣了抨擊“安內才能攘外”，主要原因，不外乎因為國內造反的是中共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是代表進步的力量。 “安內才能攘外”的“安內”，其實含義相當廣泛，包括要“安”各地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其中相當主要的，是指紅軍割據。 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領東三省，然後將溥儀弄去，扶植出來一個“滿洲國”，滿洲國成立於1932年3月1日，首都在吉林省的長春；而在此之前，蘇聯扶植出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蘇維埃”的國名，就深深打下蘇聯的烙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這個日子，就是蘇聯十月革命的日子。首都暫定為江西省的瑞金。這個政權的“中央政府”頒布了憲法，發行了貨幣，設計了國旗，其控制區域稱為“蘇區”，其唯一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其經費大部分由共產國際供給，主要領導人由共產國際指定，軍隊也歸共產國際派來的幾位洋顧問指揮…… “滿洲國”是傀儡政權，當無疑問；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呢？查遍各種辭典的“傀儡”一辭，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符合“傀儡政權”的定義，可謂名實相副，應該不會有人提出任何異議吧？ 這個蘇聯一手策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怪胎，恰恰在“九一八事變”後的50天成立。當時日寇正忙着侵占東北全境，大批東北難民湧進關內，舉國激憤，蔣介石政權則捉襟見肘，亂作一團。比“滿洲國”更搶先地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算不算趁火打劫？ 還要指出的是，“滿洲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兩個傀儡政權，對於中國的中央政府來講，一在天邊，一在眼前：“滿洲國”遠在東北，辛亥革命之後，還有不少國民視之為“化外之地”，甚至並不認為其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孫中山在與日本的密約中也曾將之視為可以拿出去交換的籌碼）；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不同了，離民國政府的政治與經濟中心所在，不過數百公里，即便沒有飛機、坦克、戰車，急行軍三四天也可“兵臨城下”，這難道不比占領東北、進窺華北的日寇更讓蔣介石心驚肉跳？ 斯大林“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 歷史學家、中共黨史專家金沖及說過：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他說的可能有道理，但可惜他囿於黨性原則和意識形態，談到“帝國主義”時，是將蘇聯排除在外的！ 蘇聯是一直到自己感受到日本的壓力，處於東西兩面受敵的險境之際，才驚覺到不能再支持中共來挑戰蔣介石政府、使中國陷於內戰而削弱實力的。斯大林改弦更張，轉而支持蔣介石作為中國的領袖，率領全中國抗擊日本，痛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中國的危局，才“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斯大林當然並不是白求恩，要對中國講國際主義。他的着眼點，只是蘇聯自己的安危。但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中國因而受惠，得到了經濟和軍事援助。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在抗戰初起之際，中國的空軍就在艱苦卓絕的淞滬抗戰中損失殆盡，蘇聯的空軍志願軍，對於遏制日軍奪取制空權，起到了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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