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淞滬會戰看蔣公的抗戰戰略 

今天是七七事變爆發75周年的日子，老高的博文四分之三世紀後重談有關七七事變的話題引起了部分歷史迷網友的興趣。

中國抗戰的最高統帥蔣公作為有缺陷的歷史偉人，在那場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中，犯過許多失誤和錯誤，也做出了更多的令後人倍加讚譽的正確軍政決策。時至今日，隨着蔣公日記，以及大量第一手歷史資料的解密，人們對抗戰史上的許多重要史實和充滿爭議的歷史公案，有了更公正全面的認識。

個人認為，全面抗戰期間蔣公和當時的國民黨領導層所作出的決策亮點主要有四點：

(１)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抗戰總原則 (此戰略最初由蔣百里等人於1932年左右提出)，

(２)拒絕日本誘降和和談陰謀，在最危難的時刻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堅信中國必勝的遠見，

(３)堅持聯合英美，苦撐待變並迎來世界大戰轉折點的正確外交方略，

(４)改中日軍隊的南北作戰為東西作戰，從而使日軍深陷僵持泥潭的正確軍事戰略。

本文要談的是第四點，改中日軍隊的南北作戰為東西作戰的正確軍事戰略，其關鍵的一環就是淞滬抗戰(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全面抗戰初期，由於華北的地理環境和日本的長期滲透，抗戰態勢極其危急。蔣公及最高決策層，決定主動開闢華東戰成，以淞滬抗戰及後來的徐州會戰，將日軍精銳兵力引向華東，從而徹底打亂了日軍的戰略部署。將日軍的進攻矛頭由自北而南引向由東而西，以免日軍過早地攻占武漢，截斷國民政府自南京西遷的道路，是一項很高明的戰略決策。

然而長期以來，史學界對此說法一直頗有爭議，部分人認為這是給蔣公臉上貼金, 他們主張蔣在事前並無明確意識, 淞滬會戰只不過是誤打誤撞，理由是，國民黨不可能主動把政治和經濟中心南京和上海主動丟給敵人。兩說長期相持不下。

對此，大陸蔣史專家楊天石先生做了較詳細的研究，他查閱了最新公開的蔣公日記，蔣公在1938年5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敵軍戰略本以黃河北岸為限，如不能逼其過河，則不能打破其戰略，果爾，則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綽綽有餘，是其先侵華北之毒計乃得完成，此於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華北之戰略，一則逼其軍隊不得不用於江南，二則欲其軍隊分略黃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駐華北。中倭之戰必先打破其侵占華北之政策，而後乃可毀滅其侵略全華之野心。總之，倭寇進占京滬，其外交政策已陷於不可自拔之境，而其進占魯南，則其整個軍略亦陷於不可收拾之地也。"　(有關資料參見 楊天石著 《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上冊第245頁。)

據此可知，當時蔣公開闢淞滬戰場確實是主動而為，其目的在於用眼前利益引誘狂妄自大而戰略上又喜歡盲動的日本軍部，分散日軍兵力，粉碎其首先占領華北的侵略計劃，從而防止其占領華北後，當年蒙古軍隊從陝豫進攻四川，然後大迂迴包抄江南，從而征服南宋的歷史悲劇重演。

然而，也有人認為即便蔣做了最終證明正確的決策，其動機並非如此單純。有人說蔣公大概認為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歐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資金，如在上海和敵人用全力血戰一番，不但可以轉變西方對中國人的蔑視，且可能引起歐美國家居間調停，甚或武裝干涉，一句話有點搞意氣用事和搞投機的味道。

對這一重要軍事戰略，《李宗仁回憶錄》也可以提供佐證。李宗仁在總結抗戰勝利的原因時曾說，“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如果盧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迴，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占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即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都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肢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只好鉗口結舌，……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鑄成大錯，而其小規模局部戰略運用的錯誤亦復如出一轍。盧溝橋事變後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備，不宣而戰，瞬息即擊破我華北的駐軍。如果乘勝跟蹤窮追，使我政府無喘息的餘暇，占領東西交通動脈的隴海路，進迫武漢、南京，截斷長江運輸，則京、滬不攻自破。日軍有此天與的良機而不取，竟將其主力軍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曠日持久，作繭自縛，……其後雖把主力軍抽出，南下圍攻徐州，西進攻占開封，企圖席捲豫、皖產糧區域，卻又被黃河決堤泛濫所阻。逼不得已，乃轉循長江西侵。因兩岸地形複雜，進展甚緩。到占領武漢，已成強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國歷史上元、清兩代入關，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臨下之勢，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軍的支援，違背傳統戰略的有利條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敗固可預卜。”(《李宗仁回憶錄》第57章)

當然，蔣公做出進行淞滬抗戰的決策時，或許沒有預料到國軍失利如此之快。上海、南京相繼失守之後，我國陸海空軍的精華喪失殆盡，舉國惶惶，悽慘景況難以言狀，於是汪精衛等親日主和派沾沾自喜，以為有先見之明，一時投降論調甚囂塵上，若非全國軍民抗戰意志堅強，實已不堪再戰。

弱國抗戰，任何一項決策所造成的犧牲無奈在所難免，撫今追昔，７０多年前的先烈用鮮血和生命為中國贏得獨立，７０年後的中國人仍然生活在獨裁腐敗的統治之下，離先輩們實現民主和均富的夢想仍有很長的一段路，國人當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