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中真的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嗎？

請看親歷者的回憶文章（轉發）

人相食：五十年前的“特殊案件”

（張允若博客 發表於 2010-8-8）

人們常說，對待歷史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所謂實事求是，當然應該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正面的、負面的，如實記載、客觀表述，不允許有任何掩蓋、虛構或歪曲。何謂歪曲？違背史實的醜化是歪曲，違背史實的美化也是歪曲，而後者往往是編寫本朝歷史時更加常見的歪曲。如果出於某種功利目的，任意掩蓋、虛構或歪曲歷史，文過飾非，諱言罪錯，這不僅是對歷史的踐踏、對人民的愚弄，實際上也把自己想要美化的主體推向更大的不義，一旦真相大白於天下，他或它就會陷於更加尷尬的、千夫所指的境地。

平心而言，在黨和共和國歷史的表述上，這樣的事例並不少見。關於五十年前大饑荒時期的歷史，便是個顯例。

明明是“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路線，明明是“反右、反右、再反右”的政治高壓，致使基層幹部爭相浮誇吹牛、強迫命令瞎指揮，鬧出了“糧食翻番、吃也吃不完”的大泡沫；接下去，明明是同樣的錯誤路線和政治高壓，致使各級幹部橫徵暴斂高徵購，把農民們賴以活命的全部口糧搜刮殆盡，可又不許乞討、逃荒，直弄得餓殍遍野，三千八百萬人死於非命。

可是，面對這般不爭的現實，當局卻把它說成是“自然災害”、“蘇修逼債”造成的“三年困難”；回過頭又把全部亂象的責任推到基層幹部身上，說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幹部隊伍不純”、“階級敵人篡奪了基層政權”，於是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四清運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大整基層幹部，廣大農村又是一片紅色恐怖。

幾十年來，官版的歷史表述一直沿襲上述說法，大饑荒時期一直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直至世紀之交，歷史真相陸續被揭開，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慘狀逐步被傳布，可是這一切仍然只見於民間的“野史”，官方機構仍然諱莫如深，主流媒體仍然不得涉及、避之唯恐不及。難道這就是有關方面一再聲稱的黨史研究中的實事求是精神嗎？

值此大饑荒五十年祭之際，我們應該直面這段慘痛的歷史，深切緬懷當年死難的同胞，認真反思這場空前災難的成因，讓我們民族、我們子孫後代永遠不再陷入這種荒唐而恐怖的境地。

為此，在這裡轉發《炎黃春秋》上兩篇記述大饑荒中人相食悲劇的文章，供朋友們參閱、思考。

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記錄

（尹曙生）   

最近十幾年來，一些書籍、報刊、互聯網，時不時披露上個世紀“大躍進”年代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的人相食現象。大多數作者由於沒有確鑿的數據和例證，文章說服力不強，善良的人們不太相信，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還是用事實說話吧。

    安徽省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吃盡了苦頭，餓死了400多萬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測的），發生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現象並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件——筆者）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9個縣發生302起，蚌埠專區15個縣發生721起，蕪湖專區3個縣發生55起，六安專區5個縣發生8起，安慶專區2個縣發生2起，合肥市3個縣發生201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縣發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發生的；蚌埠專區的鳳陽縣等10個縣1960年共發生此類案件619起，其中發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發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發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個別地方雖有發生，但為數極少。今年第一季度只發現肖縣、湯山、嘉山、定遠、肥西、巢縣、泗縣等 8個縣共發生 10起。這類案件約有 50％以上發生在三類（即壞人掌握領導權——筆者）社隊，作案成員大多數是勞動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壞分子。據蚌埠專區對819名作案成員調查，地富分子和歷史上當過土匪的59人，敵偽人員、兵痞等49人，學生19人，農民764人。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發生這類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一些地方生產沒有搞好，口糧安排不落實，群眾生活極度困難，特別是壞人當道的三類社隊，幹部為非作歹，停伙扣飯，群眾出於生活所迫所致，個別的搞出去賣也是為了買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對此類案件，一般都當成政治破壞案件處理，由黨委責成公安部門領導直接掌握，確定專人辦理。從處理情況看，面寬、過嚴、絕大多數是逮捕、勞教、拘留起來，把很多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成敵我矛盾處理，擴大了打擊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員中，就逮捕136名，勞教153名，拘留881名，判處死緩2名，合計占90．9％。這些人被逮捕、拘留後，由於他們本來身體就弱，有的還患有多種疾病。在投入勞改、勞教後，因生活管理不好，勞動過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達70％以上。省公安廳已責成有關公安機關，對此類案件進行一次認真檢查處理。處理的原則是：對地富反壞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響以及殺人犯和搞這種東西出賣的，應從嚴處理，其餘都教育釋放。”

    安徽省公安廳的這份報告，總的來說是實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過多解釋，因為寫的清楚明白。由於時代限制，個別觀點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壞有意破壞政治影響”，不是餓的沒辦法，誰願意吃包括自己親人在內的屍體呢？需要補充的是，報告沒有說明這裡面有多少是殺害已經餓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親人而食肉的，就是報告上說的“殺人犯”。這種情況少，據我們在寫公安史時的典型調查，這部分約占5％至8％。

    下面用一個縣的例子來論證省公安廳的報告。

    安徽省鳳陽縣，改革開放後很出名，因為全國包產到戶就是這個縣的小崗村18戶農民立下生死狀搞起來的，得到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的默許，然後在全省推廣、全國推廣，很快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萬里也成了改革開放初期的風雲人物，“要吃米，找萬里”的口號傳遍全國。江澤民、胡錦濤等很多中央領導人到鳳陽縣小崗村視察、參觀。可是這個縣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的悲慘狀況卻鮮為人知，說它是人間地獄一點也不過分。

    先看看人口統計數字。1958年鳳陽縣全縣人口 402700人，到 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淨減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減少39％。全縣死絕的戶有2404戶，消失村莊27個，孤寡老人1580人，孤兒3304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這個縣的縣委書記趙玉書為了“大躍進”，不顧人民死活，盲目蠻幹造成的。為了“大躍進”，他動用專政工具殘酷鎮壓人民群眾。一個40萬人口的縣，他就下令公安機關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鬥2000多人，打擊所謂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該縣餓死人最多的時候，趙玉書在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說：“鳳陽本來就不是個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有什麼了不起！”會後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腫病情況，問公社衛生院院長王善良：“為什麼浮腫病治不好？缺什麼藥？”王善良如實回答說：“少一味藥，那就是糧食！”趙玉書大怒，馬上組織人對他進行批鬥，批鬥後宣布逮捕。

    由於餓死人的情況得不到控制，發生了人相食的慘劇。趙玉書知道後，對公安局領導說：“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關死為算，嚴格保密，不得外傳。”結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當事人63人，關死在監獄裡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廳的報告送到省委以後，省委書記曾希聖只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並指示公安廳，嚴格控制知情範圍，有關檔案銷毀。幸好這份報告還保存着，筆者在主編《安徽省志公安志》時發現這份報告。這份報告使這一歷史慘案不會石沉大海，無人知曉。

    安徽省發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個案？不是的。全國不少省都發生過，只是嚴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王昭的秘書。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了份報告，題目是《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到西寧市和煌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本文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

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肖 磊）

　　筆者讀了2009年第10期《炎黃春秋》刊登的安徽省公安廳原副廳長尹曙生同志關於“特殊案件”的文章。此文以無可置疑的事實披露了三年嚴重災害時期,安徽全省因飢餓發生大批非正常死亡及人相食1289起的駭人聽聞事件。在那隻准說“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是一個指頭”的年代裡，安徽省公安廳能將人相食的這種“特殊案件”材料完整地保存至今，確實不容易。這是那段不尋常歷史的鐵證。否則，歷史最悲慘的一幕將被模糊，甚至被淹沒。

　　幾年來，筆者從一些報刊上讀到了三年嚴重災害時期人相食的事例。雖然不是完整的數字，但也說明,人相食事件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曾發生。人相食是飢餓到了極限、生命不到最後一刻不會發生。這時即便有一點樹皮吃(筆者在山東益都縣親眼見到樹皮樹頭都被吃光)，也不會吃人的屍體。真不敢想象那讓人恐懼的可怕場面。

　　史料記載，各朝各代都有過災荒，有過餓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災害期間餓死人之多，其規模波及全國，人相食事件之驚人，都是絕無僅有的。

　　三年災害期間，筆者工作在山東。據吳玉林主編的《中國人口》山東分冊記載：1959年至1961年山東非正常死亡319.9萬人。人相食事件雖無全省數字，但從部分案例中，說明全省各地，特別是災害重點縣，均發生過人相食事件。1960年春，山東日照縣檢察長發現本縣和相鄰的莒縣，不但大批餓死人，且發生人吃人。為了情況可靠，他還親自到事發地點作了核對。經初步核實，日照縣一個生產大隊發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屍體五具。莒縣的三個生產大隊均發生人相食的事件。他將情況轉告莒縣領導部門。因事關政治影響，未敢向本縣領導人匯報，沒過幾天，又相繼發現人吃人事件。這時他想起在省檢察院任檢察長的本縣同鄉陳雷。陳是1926年入黨的中共老黨員，向他反映，一定會得到重視。這位縣檢察長急急忙忙到省檢察院向陳雷匯報了人吃人的情況。陳雷聽了甚為震驚，認為如此嚴重的問題，應立即報告省委主要負責人。此時省委主要負責人(舒同)在北京開會,住北京飯店。陳送走了日照縣檢察長，連夜乘火車趕到北京飯店，向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了日照縣人相食的情況。陳雷滿以為會得到省委主要負責人的重視，但出乎陳的意料，主要負責人態度冷漠，且不耐煩地問陳：“你談的這些情況是聽說的呢?還是親眼看見的呢?”陳雷從問話的口氣里聽出省委主要負責人忌諱聽餓死人、人吃人的事件，涉及嚴重災情、繼續餓死人的情況陳未敢往下匯報，只好悻悻而返。據筆者當時得知，有許多幹部向省委匯報餓死人、人相食的情況，都被以“聽信傳言”頂回去,並告知全省各地“禁止傳謠”。有傳播這方面情況的，要嚴加追究。1960年春，濟寧火車站一外流人員被勸阻站勸阻(那時火車站、汽車站、碼頭等，均設阻止人員外出逃荒的機構，名曰勸阻站)。這位外流人員說：“餓的人吃人了，還不讓逃荒。”外流人員當即被送到車站派出所，以“污衊大好形勢”的“罪名”關押審查。也是這年的春天，膠濟鐵路辛店火車站擠滿了外流人員，要求上車，被勸阻站阻止。其中一外流人員帶着全家數口外出逃荒，被勸阻站擋住，令其全家返回原地。這個外流人員說：“要不是餓的人吃人,誰往外逃荒。”勸阻站的人員說：“你這是造謠破壞。”互相爭吵起來，勸阻人員對其打罵。外流人員從攜帶的炊具中抽出一把菜刀相威脅。適有公安戰士在此等候上車，見外流人員手中拿着菜刀，立即端起衝鋒鎗將這一外流人員擊斃。事後政法機關為此發出簡報，通報全省，要求勸阻工作不要激化矛盾，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

　　1960年冬,山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因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犯有“嚴重錯誤”,受到批判。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到山東主持處理。山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對批判不服，稱自己堅決執行了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自己承擔“大躍進”、“公社化”的錯誤想不通。但又說對不起山東人民，在批判大會上，鞠躬向全省人民表示謝罪。在對其批判中，有些地、市幹部揭露了大批餓死人，以及人吃人的問題。曾因向主要負責人匯報人吃人事件遭到冷落的省檢察長陳雷，也壯起了膽子揭露向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人吃人事件時遭到的非難。

　　批判省委負責人會議的最後階段，曾希聖作了總結報告。報告中列舉了山東省委主要負責人“破壞耕作制度”、“大刮五風”、“大批餓死人”等嚴重錯誤，還特別提到：“據初步發現，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餘起。”曾的《總結報告》書面材料發至全省各縣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組。省委駐金鄉縣工作組長劉若克(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讀了曾的《總結報告》。報告中提到人吃人的問題時，引起了他對金鄉縣是否發生過人吃人事件的注意，為此派工作組員肖錫宜到金鄉縣胡集公社胡集大隊調查摸底。胡集大隊十五個生產隊，有兩千多人。經座談會調查與個別訪問，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隊發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書記四歲男孩餓死煮熟後，全家吃了一天。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聖總結報告時未能發現。

　　三年嚴重災害期間，山東各地都曾發生人吃人的事件，雖然缺少全省的統計，但遠不是曾希聖報告中所提到的七十餘起。1961年春，筆者參與省政法工作組檢查萊陽縣檢察院批捕、起訴質量時，閱卷中，發現二起賣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復員軍人。審訊中一作案人供稱：“二年內盜挖餓死後新埋上的屍體十多次。一具屍體能割十幾斤肉。最初，因全家餓的快要死，吃了幾次人肉沒餓死。往後盜了屍體煮熟推到大集上當牛肉賣，每斤五元，都搶着買。”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內盜屍煮了當牛肉賣，共有七、八次。賣人肉的還有幾個人，他們盜屍體賣比我多。”這兩名罪犯各判徒刑四年。

　　據萊陽縣檢察院介紹：1959、1960這兩年，全縣盜挖屍體案件時有發生。已破獲七、八起，還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盜屍體吃了自己死亡了，還有的死亡在盜屍現場。萊陽縣城相公社(城關公社)兩位五十多歲的男社員，他們是鄰居,白天他們二人還病懨懨地坐在門口石台上說話，都說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間死了一位。當夜其親屬將死者埋到萊陽城東南一里遠的丘陵上。活着那位鄰居飢餓難忍，在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帶着鐵杴和菜刀奔向城東南丘陵，掘開鄰居的土墳，割下死者兩條腿裝進筐里。在背着人腿返回時，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後被過路行人發現，報告了城關派出所，經民警檢驗認為：盜屍人嚴重水腫，身體極其虛弱，加之偷屍勞累、恐懼，跌撞而死。通知了盜屍者親屬及被盜屍體親屬各自作了掩埋。

　　人民用生命寫下的歷史是無法抹掉的。

　　(作者1942年參加抗日，1990年離休。“文革”前和檢察機關重建後，任檢察員38年。“文革”中停止檢察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