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錯了毛澤東、周恩來，更看錯了朱德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7月11日13:23:4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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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中旬，在井岡山下的寧岡礱市，朱德與毛澤東見了面。那些正為中共六大而勾心鬥角的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等，以及準備徹底控制中共的斯大林、布哈林等，並不知道，中共基本命運已在一個偏僻山鎮被奠定。偉大的梟雄與偉大的英雄走到一起，朱、毛之間的矛盾，也影響甚至左右了歷史進程
老高按：上個月，一位朋友向我強力推薦顧則徐所著《朱德別傳——與毛澤東的恩恩怨怨》（上下冊），說你看了之後，一定會顛覆你現在對中共黨史的認識。這位朋友不僅博覽歷史書、而且廣交歷史發燒友、自己又博聞強記，這套書，就是他的一位朋友、前中共元老的兒子從中國帶來送他的諸多黨史書中的一套。他的推薦，當然對我來說很有份量。 我立即奔赴他家，向他借來了這套好幾十萬字的書。 封面設計看上去挺正常，奇怪的是，卻是繁體字，內文也是繁體字，書脊上卻印着：延邊人民出版社。 明白了：這是盜用延邊人民出版社名義的盜版書。 這位老兄事先警告我：錯字很多，你得耐心。可不是嘛！錯字率高達百分之三、四、五。說得誇張一點，每行都有錯別字。 像我們這種用電腦跟中文打交道很多的，一看就知道盜版者的操作過程：弄到原版後，全部拆開一頁頁掃描；然後將掃描下來的版本轉換成純文本；再排版、付印、裝訂、發行。全部過程，最多兩三天吧。——在這整個過程中，肯定是沒有“校對”這個環節的。而我們都知道，目前市場上所用的各種將掃描圖像轉成文字的軟件，錯誤率會有多高。 從錯字的情形看，顯然原版是豎排，因為眾多的“只”，都變成了“口《”；眾多的“是”，變成了“日疋”。“立三路線”，則都錯成了“蘭二路線”（看來盜版者轉成的純文本是簡體，然後才重新又轉成了繁體，才可能有這種立→蘭→蘭的喜劇效果。）最奇特的是所有“領導”的“導”，一律變成了“道”。這本書中，這個“導”字還格外多！ 嘮嘮叨叨說了這麼多錯字，是想說明，我算是對文字有潔癖的人，遇到錯別字一多，如同眼裡撒進一把沙子，遇到這種錯字連篇的盜版書，早扔到一邊了。但是這本書卻不然——讓我忍受着如此密集的“眼中沙子”，看得津津有味。 封面折頁上有作者照片和簡介：顧則徐，1962年生於上海，中國大陸獨立學者和專欄作家，以哲學研究為主，兼及歷史、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 此書中沒有出處注釋，只在全書最後列出了多達6頁的“主要參考書籍”。作為歷史專著，顯然是不規範的。但從作者行文來看，許多說法顯然是有所本。依我的小人之心，料想是香港出版商為了節省成本，從面向大眾市場的角度而“省略”了注釋。
本書有些觀點在我看來並不確鑿可靠。下冊我還沒有讀完，僅談上冊中，下述這一論斷，在我看來就是最武斷、最不靠譜的一例：洋專家李德為什麼被派到蘇區取代朱德對紅軍的指揮權？作者顧則徐提出“蘇聯陰謀論”：蘇聯要用中國抗衡日本日益增長的壓力，故意要讓紅軍失敗，以免削弱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實力；而要撤換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中指揮紅軍以少勝多的朱德，實在找不到理由，於是就讓對大規模作戰毫無經驗的欽差大臣來對朱德發號施令，“彼德”取代“此德”，就是為了瞎指揮好讓紅軍節節失敗！ 儘管有這些瑕疵，但是全書許多史料和史論確實是讓我感到耳目一新。作者認為——1928年4月中旬，在井岡山下的寧岡礱市，朱德與毛澤東見了面。這一在中共官方黨史中被稱為偉大的“朱、毛會師”確實是歷史性的一次會面。那些正在為中共六大而勾心鬥角的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等人，以及準備徹底控制中共的斯大林、布哈林等，並不知道，中共的基本命運已經在一個偏僻的小山鎮被奠定了。朱、毛會師的核心意義在於，中國最天才的政治謀略家與中國最天才的軍事家走到了一起，一個偉大的梟雄與一個偉大的英雄走到了一起，於是，歷史就被創造了。但同時，朱、毛之間的矛盾，也伴隨着他們的生命歷程而深刻地貫穿在了歷史當中，影響甚至左右了歷史進程。 因為錯字多看得費勁，有些地方會產生歧義，更有的地方甚至不知所云，於是一度上網檢索，希望能找到原版的電子版。看到幾個該書下載的鏈接，點擊進去，卻被告知找不到——看來，是因侵權上網被干預而刪除了。好在我找到了作者顧則徐在新浪網開設的博客，內容相當廣泛，就像上述作者簡介中所說，“以哲學研究為主，兼及歷史、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但讓我喜出望外的是，其中有二三十篇文章，就是這部專著的節選。下面我選出其中三篇，供讀者參考。標題均為作者博客上的標題，也是書中的小標題。這些篇章，在書中並非連續。在文字上我一仍原貌，但為讀者閱讀方便，將太長的段落稍作切分。 顧則徐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guzexu  顧則徐此書的台灣版 周恩來是非常陽剛、鐵腕的人物 在中共官方黨史和一般民間的中共黨史評價中，周恩來普遍被認為是個缺乏野心、不窺視最高權力的人，這並沒有足夠的依據。在旅歐期間，還在張申府在歐洲的時候，周恩來就實質性地架空了張申府對法國派系的權力，張申府離開歐洲後，周恩來更使自己成為了旅歐派系的頭號領袖。在黃埔軍校和廣州期間，周恩來很快就成為了中共實力派的頭號首腦。北伐戰爭中，國民革命軍的政治權力被鄧演達掌握，周恩來如果呆在軍隊，不過就是鄧演達的副手，因此，周恩來跑到了上海，馬上成為領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的頭號首腦。南昌暴動時，他又成為了頭號首腦。雖然有一段時間顧順章在中共地位高於周恩來，但周恩來仍然強有力地做到了對顧順章的特工系統進行控制。可見周恩來並不是一個柔性人物，不光不柔性，而且從他殘暴地殺掉顧順章一家九口人、控制中共特工系統、一貫提倡並堅持抓軍事來說，他完全是個非常陽剛、鐵腕的人物。中共“六大”期間，由於他是中共旅歐共產主義派系的首腦，既沒有因為暴動問題受處罰，但也沒有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回國後，李立三的實際權力本來低於周恩來，但周恩來成為了李立三的副手，很多研究者以此證明周恩來沒有野心，其實，這完全是由於在控制傀儡向忠發的問題上，周恩來實在沒有辦法跟李立三競爭，向忠發本來就是李立三牢牢控制着的傀儡，這種特殊“權力”沒有人可以取代，即使這樣，周恩來也是比中共其他人強大得多，獲取了僅次於李立三的實際權力。一個沒有野心的人，怎麼可能做得這麼“完美”？其實，有野心並不是什麼壞事，只有在皇權觀念中“野心”才是被認為不道德的，但即使按照皇權觀念，在“皇帝”未出的時代，空着的皇位面前是人人機會平等的。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冷酷的他非常強硬，所採用的手段也很高明。他對毛澤東是擠一下再用一下，最後藉助項英、任弼時勢力的力量，徹底排擠掉了毛澤東。對項英、任弼時，由於他們背後站着中央，周恩來採取了聯合、制約的方法對付。在幾乎所有的條線上，周恩來都堅定地安插了自己的親信，在蘇區和紅軍中迅速布置下了自己的龐大網絡。周恩來最鐵腕的動作，是很快就建立起了忠誠於他的專門肅反機構和情報、特工系統，把對大多數人的生殺大權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上。周恩來這時候顯示出了並不亞於毛澤東的獨裁傾向，蘇區幾乎所有條線的工作都必須要經過他，幾乎所有方面的決策都要經過他同意，只是他在比較強硬的項英、任弼時面前表面略軟一些，但在似乎不很強硬的朱德跟前，他就很強硬了。在博古到中央蘇區前，周恩來是中央蘇區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博古來了後，周恩來處於黨內最大的實力派地位。 周恩來比之毛澤東並不缺乏政治手腕和野心，甚至可以說在政治權鬥的技術處理上，周恩來更加老到、精細和毒辣。周恩來致命的缺陷不是缺乏野心，也不是什麼他性格陰柔，而是他缺乏毛澤東的悟性和創造力。毛澤東善於領悟和總結，他可以很機敏地從別人的成就中領悟並總結出某種原則，並進行創造性發揮，提出自己個性鮮明的主張。周恩來則不具備這樣的能力。這一缺陷所導致的後果是很嚴重的，毛澤東可以不患得患失，動輒提出這個主義、那個路線，大刀闊斧，不管是恨他還是愛他的人，只要同意他的主義、路線的，就成了他的人馬、勢力，周恩來則只能兢兢業業，事無巨細地到處插手，然後將功勞歸到自己名下，用堆積功勞的辦法確立自己的權威。李德說周恩來，“第四次反‘圍剿’軍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勞簿上”。這種做法與毛澤東不講功勞講主義、路線，境界要低多了。 周恩來將第四次反圍剿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勞簿上”，與他晚年試圖把自己打造成完人形象，在思維和格調上是一致的，但卻是非常成問題的，這不是窺視最高領袖地位所應該做的，與毛澤東相比，確實是低了一個檔次。無論是紅軍時期，還是建國後個人崇拜到全國暈頭的時候，毛澤東都不敢輕易說這個仗、那個仗是自己打的，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軍人，周恩來則曾經有過軍銜，身份模糊，但在職業軍人眼睛裡，他終究不是軍人，而是軍隊政治工作人員，也沒有真正具體指揮過作戰。龔楚回憶周恩來一次作軍事報告後，軍人們覺得很驚訝，結果項英說出來是幾個人討論了幾天的結果，可見人們並不認可周恩來是懂軍事的人。何長工晚年回憶朱德說，第四次反圍剿“自始至終是他指揮的，他是現場指揮員”，並說“李德是以後才來的，他洋鬼子，哪有總司令的經驗豐富”。可見，何長工這樣親身經歷的紅軍高級將領，始終很清楚第四次反圍剿的真正指揮者是朱德。
遵義會議前朱德鐵腕定鼎 就紅軍戰略而言，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已經完成了轉折，黎平會議明確中央紅軍的目標是創建一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但是，這兩個會議都開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進一步的詳細計劃，因此，在進軍遵義的過程中，要在遵義開一個充分的會議已經是中共高層人盡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說，這個會議本來是一個關於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據地的會議，但當會議開始之後，在早已預謀的毛澤東策動下，方向完全轉變了，開成了一個關於軍事路線問題的會議，而軍事路線問題的實質，則是軍事決策權從而也是在當時的中共實權的調整。 紅軍“突破”（即“長征”之意，“長征”一詞是出發之後很久才提出來的，剛開始中共中央和紅軍所用之辭，是“突破”或者“轉移”等。——老高注）後，毛澤東雖然沒有權力，但名義上的地位很高，既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又是最高“政府”首腦，因而有能夠比較自如活動的空間，從一開始踏上突破之路時，他就開始了被美國人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半個世紀後寫的書《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裡稱作的“擔架上的‘陰謀’”。毛澤東之所以在擔架上進行活動，是為了與王稼祥進行聯盟，當時王稼祥因傷躺在擔架上隨軍委縱隊行動。王稼祥本來已經是毛澤東的支持者，但僅僅支持並不夠，毛澤東還需要他成為自己的同盟者，成為一個積極的共同主張者。毛澤東做到了這點。有了王稼祥的同盟，毛澤東與王稼祥又爭取到了洛甫的支持。這樣，他們三人就形成為了一個小集團，在遵義也是住在一起。 試圖調整軍事路線和權力的問題已經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澤東僅僅得到王稼祥的同盟和洛甫的支持，並不能夠達到目的。王稼祥和洛甫雖然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相對權力較小，也沒有什麼實力。毛澤東的成功與否關鍵是在兩個目前的實權人物周恩來和朱德手上。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的關係實在太微妙，他沒有對他們有任何活動，也不敢輕易進行。雖然周恩來在軍事立場上已經傾向毛澤東，但這種傾向也可以認為是對朱德的傾向，在政治陣營和派系上周恩來仍然屬於博古一幫。朱、毛之間在軍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進行溝通，但毛澤東同樣心底很明白朱德始終沒有放棄對毛澤東的不滿。對這樣兩個決定性的人物進行活動，弄不巧反而後果會很難堪。這方面毛澤東只能是聽天由命了，反正，即使達不到目的也沒有關係，能夠在政治局裡形成自己的小集團就已經足夠滿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對毛澤東“擔架上的‘陰謀’”，博古、周恩來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應上是很遲鈍的，因為，沒有任何資料說到他們有過相應的準備行動。也許，他們根本就沒有把毛澤東太當回事，因為，在政治局裡，即使已經有王稼祥、洛甫的合作，毛澤東的勢力仍然是比較小的。還在進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選的時候，博古、周恩來愚蠢地將老練的項英留在了中央蘇區做最高領導，這可能僅僅是因為項英一直反對他們的大屠殺，但項英並沒有在意，還特地提醒博古，叫他們千萬別帶毛澤東走，但博古拒絕了項英的建議，可見他並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後果，或者明知道毛澤東將會搗亂也並沒有在乎。 博古、周恩來之所以會犯輕視毛澤東的歷史性致命錯誤，根源在於他們忽視了朱德這一關鍵性因素。從周恩來到中央蘇區的一開始，周恩來就忽視了朱德在黨內鬥爭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蘇區後，同樣也是繼續犯了這一錯誤。朱德不參與政治權爭和老實人的態度，以及他作為職業軍人的服從命令特點，蒙蔽了專門的政治家們，朱德幾乎沒有任何抗拒就讓李德取代了自己更是強化了他們的錯誤印象。他們幾乎沒有注意到，朱德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實質上已經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領袖之一，而作為政治局成員之一也事實上成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職業軍人了，不可能不關注黨內最高權力的權爭和其它政治問題，他不捲入終究只是一個暫時現象。一當朱德捲入政治權爭將會如何？一當朱德站在毛澤東一邊將會如何？在中共遵義會議之前，只有毛澤東非常清楚這點，並有過切身的深刻體會，所以，他始終非常小心翼翼地處理着與朱德之間的關係。 朱德是個反對黨的權力漫無邊際地管理、指揮一切的人，也是個反對槍指揮黨的人，他與毛澤東的衝突正是在這兩個方面發生的。朱、毛衝突的起點，是槍指揮黨的問題，是井岡山時毛澤東作為紅四軍黨代表和軍委書記去指揮地方黨。在黨指揮槍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尋找比較好的黨的領導進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蘇區他很高興，同時也不去參與和干涉黨的權爭，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已經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軍隊生死存亡的問題了，他不參與和干涉政治已經不可能。對朱德來說，現在是必須要進行決斷的時候了。就他的軍事經驗來說，他不會認為所謂的川黔邊根據地計劃將是可行的，遵義地區是個鴉片多於糧食的赤貧地方，在這樣一個地方要弄一個有規模的根據地本就缺少基礎，而且，強大的國軍也會很快追擊、圍攏過來，如果不解決軍事決策權問題，就將是毀滅的前途，而軍事決策權問題最終就是一個政治權力問題。 有一個因素強化了朱德的決定性分量。博古、周恩來的權力合法性實質上是來源於莫斯科，但現在這個來源已經中斷。1934年8月，在共產國際關於中央紅軍“突破”問題的含糊的答覆指示之後，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國民政府特工機構破獲，這樣，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聯絡就中斷了。這意味着博古、周恩來已經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權爭的勝負表面上就完全取決於了投票，但實質上則是已經取決於以朱德為代表的軍方實力派的取捨。博古、周恩來顯然對政治局內的投票還充滿信心，卻沒有注意到命運現在實際上已經掌握在了實力派手上，而所謂的實力派，現在也就是軍方，具體說來，就是朱德之手。 當朱德準備干涉政治，選票問題對於韜略深厚的他來說，並不是什麼問題，這是個輕易就可以解決的“難題”，而且，一解決就解決到徹底。朱德的第一個動作是用鐵腕輕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裝老大的周恩來，同時也救了這位自己的入黨介紹人。朱德的總司令部設在黔軍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德與周恩來的房間同在主樓三樓，因此是鄰居，彼此談話很方便。在訪問過周恩來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裡介紹道：“據說，他（本書作者註：指周恩來）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準備推舉毛。朱的這一舉動在兩派競爭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是至關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會對他投不信任票，為了使這一不可避免的情況不至於太糟，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 迪克·威爾遜在這裡似乎還是沒有充分認識到朱德的決定性分量，朱德要“推舉”毛澤東並不需要周恩來“同意”。朱德跟周恩來談了一夜話，據說周恩來在這神秘的一夜裡甚至痛哭了起來。朱德向周恩來說明自己的決定，對周恩來來說就等於軍隊已經作出了決定，並且否定了周恩來過去的作為，而且，朱德實際就是逼迫周恩來必須立即決定自己立場，不然就將徹底拋棄他。雖然周恩來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衛局，也是很強大的實力，但這種實力在“和平”狀態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懾，當軍人們真的動手起來，特工和政治保衛局的人就只是烏合之眾而已。對周恩來來說，向朱德表明自己轉變立場是件很困難的事情，雖然朱德會保護周恩來，但周恩來從此將意味着失去窺視中共最高領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僅以後莫斯科不會再進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黨內也不會再有這方面的競爭力，而不轉變立場的話，則更將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恩來自己輕易殺戮季振同的思維來說，應該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紅軍大失敗的罪責公開栽到周恩來一個人頭上，已經失去人心的周恩來甚至可能連腦袋都會保不住。對朱德來說，他事先制服周恩來，也是要救周恩來，他對毛澤東太了解和不滿了，雖然對周恩來也不滿，但周恩來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領袖唯一可以對毛澤東形成牽制力的實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龔楚私下表達過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決定了他不願意在中共出現由一個人說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恩來後，或者說不管周恩來是真服假服，朱德採取了第二個強硬的動作，就是讓政治局會議成為擴大會議，讓軍隊主要將領們一起參加會議。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說：毛澤東“還邀請了臨時革命政府委員、總參謀部的工作人員，以及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等來參加1935年1月7-8日舉行的會議。這些人形成了多數，他們違背黨章的規定和黨內生活的一切準則，不僅參加討論而且還參加表決”。 李德的這一回憶是錯的，但說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員參加會議對會議結果的重要性，不僅是“討論”，而且還涉及到了“表決”，也就是票數問題。遵義會議參加者一共是二十個人，其中政治局委員六人：博古、洛甫、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人：劉少奇、王稼祥、鄧發、凱豐。擴大了的人員有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擴大了的正式代表總共十七人。此外有作為軍事顧問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權是李德的翻譯，臨時代替鄧穎超中央秘書長職務的《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是記錄人員。十七個代表當中，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員全部是紅軍最主要的軍隊首腦。同樣，所增加參加會議的七名軍隊首腦，也不可能是由毛澤東“邀請”來的，當時毛澤東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格和權力，如果毛澤東膽敢這樣做，會議不等召開，毛澤東就將因違反紀律而一敗塗地了。促使做到這點的，只能是朱德。 當朱德個別向周恩來攤牌時，周恩來已經無法拒絕朱德邀請軍隊首腦參加會議的要求，即使周恩來予以拒絕，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朱德也同樣有權力以討論軍事問題的名義下達指令，當朱德下達指令，七個軍隊首腦站到了會場門口，政治局拒絕他們進入參加會議，後果就將不堪設想，因此，周恩來除了在這個問題上予以同意外，別無它法。而當周恩來、朱德一致要求會議擴大進行，博古也就根本無法予以拒絕了。 由於李德把政治局會議向軍隊首腦擴大說成了是毛澤東的“邀請”，因此，他就由此理解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表現，他說：毛澤東之所以敢在遵義會議上攻擊中央，是因為“突破封鎖線以後，整個政治生活和黨的工作實際上只是在軍隊中進行；而這支軍隊，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過的，幾乎完全是由農民組成並受職業軍人的指揮。毛在部隊指揮員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於多年共同戰鬥，有許多追隨者。中央蘇區的轉移，在他們中間引起了一些不滿的情緒和不穩定的感覺，這是他有機會煽動起來的。” 實際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會出現這種情況，他並沒有對軍隊首腦進行什麼冒險性活動，更沒有找過朱德。但李德的這種理解，說明了軍人參加會議對會議後果的決定性影響，也說明了當時所謂黨的工作實際已經就是軍隊的工作。李德說：“在黨的最高領導人中有一些比較年青的幹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來，他們中只有周恩來在軍隊中有支持者。”可見，李德事後認識到了博古他們缺乏實力基礎的嚴重性。其實當決定會議要擴大召開時，博古他們就已經認識到了事態不妙。本來，按照他們的估算，毛澤東在政治局裡面無法占到多數，軍隊首腦一參加會議，情況就大變了，但他們仍然對政委們比較相信，於是馬上就展開了活動，博古最親信的凱豐專門找聶榮臻談話，試圖尋求支持，結果被聶榮臻回絕。這樣，不等會議開，博古他們就已經氣短了，而毛澤東則有了意外驚喜，信心倍增起來。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樣，都認為周恩來“在軍隊中有支持者”，其實是不加分析的習慣性思維，實際上這時候周恩來已經失去了他在軍隊中主要的親信，劉伯承、聶榮臻已經完全成為了朱德的親信。 中共成為了“朱毛”中共 遵義會議一結束，洛甫與周恩來便走到了一起。雖然他們暫時來說已經沒有力量左右局面，但他們採取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行動，由洛甫與周恩來進行商量並決定後，將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潘漢年派了出去，讓他到上海後設法去莫斯科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這是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同時也暗示了遵義會議的結果還不合法，對毛澤東施加了合理的壓力和約束。但是，這種動作在當時並不能改變現實，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對毛澤東予以限制，相當長時間裡遵義會議所形成的權力趨勢和狀態不會被影響，毛澤東有足夠的時間繼續調整和鞏固權力，以達到自己的獨裁。 沒有幾天，由於國軍大批圍攏過來，中共中央不得不馬上放棄創建川黔邊根據地計劃，決定往四川方向突圍。作向四川方向發展的選擇完全是出於純軍事的目的，是為了求得紅軍的生存。到底是誰選擇了這個方向？當時毛澤東處於剛獲得權力的狀態，但這種權力只是參與決策權和發言權，在決策方面基本還是一種集體方式。從之後朱德發布的命令和紅軍進行運動的態勢來看，有一個很顯著的動向，就是試圖向瀘州地區發展，而這正是朱德在軍閥時期的地盤，他不僅有着相當的社會基礎，而且對一山一水都極其熟悉，非常有利於展開他的戰術。因此，紅軍進行這一運動的提出者應該是朱德。遵義會議大大提高了軍人的地位，軍人們的意見在中共第一次有了很重的分量，而且，他們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積極主張行為，彭德懷、林彪、劉伯承都從這時開始，一再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議。 1935年1月27日，中央軍委到了土城。這時候，四川劉湘有四個團也向土城開來，朱德決定殲滅這股敵軍，打一個“突破”以來的勝仗。遵義會議毛澤東在權爭中獲勝的重要因素是他在政治人物里是個會“打仗”的人，支持毛澤東的朱德在遵義會議後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開始鼓吹毛澤東會“打仗”，以提高毛澤東的威信，幫助毛澤東進一步獲取軍事方面的權力。土城這一仗應該是很十拿九穩的，朱德做出了一個很特別的決定，以毛澤東會“打仗”的名義，把自己的戰場指揮權讓出來，要毛澤東指揮這一仗。 毛澤東很興奮，命彭德懷率紅三、五軍團進入陣地，1月28日打響戰鬥，結果，卻被毛澤東指揮成了給予敵人“迎頭痛擊”的陣地正面攻擊戰，進而失敗變成陣地阻擊戰。中共官方黨史都淡化了土城戰役的指揮問題，把失敗歸為“情報有誤”，是因為劉湘的兵力有六個團而不是四個團。實際上，土城戰役的失敗主要是指揮問題，是沒有斷敵援兵之路，對敵四個團予以圍殲，而且行動緩慢，最致命的是毛澤東竟然將林彪分兵去攻擊赤水城，沒有集中兵力，採取了不恰當的作戰方式，以至敵人後續援兵跟進，把殲滅戰弄成了防禦戰。 在陣地阻擊戰的情況下，劉湘的部隊突破了彭德懷的陣地，立時，紅軍處於了極其危險的境地，因為，身後就是赤水，根本沒有退路。既然交給了毛澤東指揮，朱德便一直不響，但在前沿陣地已經被突破的情況下，朱德再也不能忍了，他很巧妙地沒有把指揮權拿回來，而是決定親自上前線扭轉局面。聰明的毛澤東這時候應該是從來沒有過地感謝朱德，痛苦地猛抽着煙，然後不得不歡送總司令上前線。朱德一上前線，彭德懷潰退的部隊一聽說總司令來了，立時軍心大振，穩住了陣腳。在朱德的指揮和親自作戰下，劉湘部隊的進攻被遏止和擊退。隨即，朱德從毛澤東手上收回了指揮權，1月29日朱德在總部發出西渡赤水的命令後，重新回到前線，親自掩護了紅軍大隊渡河。 一渡赤水後，朱德基本呆在了總部進行指揮。土城戰役失敗使紅軍失去了向瀘州地區發展的最好機會，紅軍的士氣已經降到極低，中共領袖層幾乎一籌莫展。好在朱德對西南地形非常熟悉，並慣於運動，率領着紅軍在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之間的群山中進行着行動，努力擺脫強大的敵軍。2月5日，在畢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偏僻村莊，由於名義上的總書記博古失權，中共實際已經沒有了總書記，由此而帶來了中共無主的混亂局面，洛甫提出應該改變領導，也就是選一個新的總書記出來。1943年時，周恩來說：“遵義會議後，博古繼續領導困難，再沒有人服了。當部隊行進到四川、貴州、雲南交界地方，在一個叫‘雞鳴三省’的莊子裡，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毛主席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周恩來這一說法只是敘述了大致事實，但口吻則很容易形成誤導，似乎洛甫做總書記是毛澤東恩賜的。從當時的情況來說，在四個常委里，替換博古的最恰當人選無疑是洛甫。選總書記與遵義會議已經完全不同，遵義會議是軍人要取消“三人小組”，因此朱德使用了武力威懾進行干涉，選總書記則完全就是黨務問題，只能局限在政治局範圍解決，這樣，毛澤東就占不了多數，以國外幫為主的政治局絕不會願意讓毛澤東坐上這個位置，而周恩來由於在遵義會議上的突然倒戈，也已經不能被國外幫所完全信賴，在這種情況下，為人相對比較正派、比較書生氣的洛甫自然眾望所歸，這樣一個平庸的“好人”總書記是皆大歡喜的。這一權力變化在法定意義上仍然維持了國外幫的政治優勢，但由於洛甫不是一個具有領袖氣的真正政治家，其弱勢也成為了毛澤東之後擴展權力的基礎。 洛甫擔任總書記之後，採取了無論什麼決策都開會甚至是開二十人左右的會議進行討論表決的方式，這樣，無論是誰都不能掌握絕對權力。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軍事決策的權力就依然主要掌握在周恩來、朱德手上，而周恩來則已經改變風格，基本順從着朱德的主張，事實上，周恩來對眼前紅軍比南昌暴動後遠為嚴峻的境遇本就沒有任何辦法。朱德指揮紅軍進入雲南後，又折返貴州。2月18日，朱德帶領紅軍第二次渡過赤水，突然進攻遵義，擊敗了吳奇偉、王家烈，俘虜三千多人，重新占領遵義城，獲得了“突破”以來紅軍的第一次勝利，不僅使紅軍得到了一些補充，更是大大振奮了士氣，恢復了大家的信心。 大家信心一恢復，就在洛甫主持的會議上，多數人贊同林彪來電提出的建議，決定進一步去打鼓場的一股敵軍。夜裡，毛澤東打着燈籠找周恩來，提出還是不打的好，理由是雖然紅軍占優勢，但會失去時間，使周邊敵軍圍過來，紅軍跑不掉。毛澤東這一否定性意見的正確性並不充分，但當時周恩來覺得有道理，於是就不打了。這說明毛澤東至今還沒有軍事決策權，下最後決心的依然是周恩來，而指揮權則在朱德手上。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的主張後，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希望集中權力，放棄洛甫什麼都開會討論決定的方法。應該說，毛澤東這一建議在當時是正確的，是完全符合實際需要的，因此，又獲得了周恩來的支持，洛甫則很灑脫，覺得自己不懂軍事，摻和在裡面沒有什麼意思，這樣，就組織了一個由周恩來為首，毛澤東、王稼祥輔之的“三人團”，作為最高軍事決策機構。這是毛澤東權力的一次質變，他終於有了明確的軍事決策參與權，而不再是作為政治局常委參加軍事決策的討論。“三人團”的本質，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在軍事決策方面的權力，同時，也是將周恩來原來的權力分解為了由三個人共享。由於王稼祥只是政治部主任，以及健康和軍事門外漢等原因，王稼祥實質上並沒有什麼權力，因此，中共中央角度的軍事決策權就是由周恩來、毛澤東分享。 土城戰役時，朱德讓毛澤東指揮，實際上是再次干政，試圖讓毛澤東親手打一個“突破”以來的第一個勝仗，以實際確立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和提高他的威信，結果捧了個劉阿斗，終究不懂戰場指揮的毛澤東不爭氣，在前面戰場上指揮的彭德懷也沒有打好。不然，毛澤東的軍事地位在土城戰役之後就可以解決了。現在毛澤東成了“三人團”之一，最根本的好處是終於可以直接與朱德一起進行具體的軍事合作了，這樣，朱德支持毛澤東就自然名正言順起來。“三人團”不管有怎麼樣的權力，最終進行決策和指揮還是不得不要通過朱德，並使用朱德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總司令的法定名義，因此，所謂“三人團”，實質上是“四人團”，而“三人團”當中任何一個人權力大小都取決於朱德的合作程度。毛澤東一進入“三人團”，實際上就是形成了朱、毛的合作，周恩來的權力進一步萎縮並被邊緣化。這一情況顯然是馬上被所有人省悟到了，於是，在“三人團”組成之後，任何人都已經無法阻擋朱、毛的緊密合作，洛甫也就進一步灑脫起來，同意了建立以朱、毛為首的前敵司令部。 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宣布組建前敵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到了這時，毛澤東總算獲得了真正的軍事決策權。所謂前敵司令部，所指揮的是全部中央紅軍，實際上是取代了紅軍總司令部的地位和權力，這時候所有問題都可以由朱、毛兩人決定了，至於周恩來則實際失去了最後決策權，朱、毛只要對他表示尊重即可。這樣，紅軍就再一次成為了“朱毛”，從而，中共也就實質性地成為了“朱毛”。由於朱德的非職業政治家傾向，中共也就奠定了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歷史基礎。這是周恩來用李德取代朱德的最終結果，也是遵義會議所導致的最後結果。也就是說，遵義會議後最關鍵性的權力變化，並不是組成所謂“三人團”，“三人團”只是一個橋梁或過渡，真正關鍵的是以朱德為司令、毛澤東為政委的前敵司令部的組建。 由於遵義會議是一次向軍方擴大的會議，並且朱德在會議上使用了“兵變”威懾，從而使得會議的結果變得毫無懸念，而遵義會議之後，朱德扶植毛澤東和選擇毛澤東為主要合作者，最終形成了“朱毛”局面，這當中存在着深刻的軍人干政要素和傾向，從而開啟了中共的軍人政治趨勢並形成為了一種傳統，雖然後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朱德，都盡力限制軍人政治傾向的發展，但軍人政治仍然成為了中共政治的一個內在固有屬性。從此，軍人長期地成為了中共黨爭和權爭的決定性力量，軍人政治家或政治家軍人的實際政治作用與他們的黨、政地位或職務並不需要成正比。這是理解中共歷史的關鍵性鑰匙之一。就朱、毛本身來說，他們都為此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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