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後中國將向傳統回歸

環球時報：7/17/2012 (作者：張文木）

    十八大後中國向哪裡去？近來一些聲音期待十八大後中國“加速社會改革”，筆者認為，十八大後中國將更快地向傳統回歸。

現在一些人所說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潛台詞實際是要與西方價值接軌。在我看來，這樣的判斷不符合中國歷史進步的一般規律。改革開放起於中國近代史，當時許多中國人為了向西方學習，曾多次啟動過轟轟烈烈的西化運動，其結果無一不是向傳統回歸。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因為能夠成為傳統的東西一定 是經過歷史沉澱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中國這麼大的版圖歷經了5000多年仍然能保留下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及特點”。

    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並試圖由此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深化並為此經受磨礪的過程。起初，我們中國人將這個過程想象得詩情畫意，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行了，但在鴉片戰爭中， 中國“學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此後，中國人轉學東洋日本。結果還是挨了日本的打，並在甲午戰爭後失去台灣。20世紀始，我們又將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向 “德先生”、“賽先生”學得不徹底，有人提出要“全盤西化”，結果又迎來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和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

    西 方對中國的欺辱和侵略導致中國人民的反抗並在反抗中認識到中國進步的力量來自傳統和本土。國民黨是從學飛日本和西方英美國家起步的，但最終卻保留下很濃重 的中國儒家傳統；共產黨是從學習蘇聯起步的，一次次食洋不化政策的失敗導致她最終轉向本土，並由此推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遵義會議實際上就是中共思想認識向本土和傳統回歸的重要節點。毛澤東思想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就是因為它找到了本土的即人民的力量。

    政治革命完成後，中國面臨着經濟建設的重任。我們在經濟上先學蘇聯，結果在戰略性關鍵領域我們遭到了蘇聯的“背信棄義”，這使中國人民認識到“革命 和建設都要靠自己”的道理。1978年我們開啟改革並再次向西方開放，以至當時出現了東方的“黃色文明”註定不如西方的“藍色文明”的思潮。其結果我們再次遭遇到“老師打學生”的尷尬：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南海撞機事件以及西方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軍事和侵略行為，使我們終於認識到西方的“普 世”標準不那麼靠譜。去年西方發生的各式“占領”運動，更使我們進一步看到，西方的標準在他們自己國內也出現了動搖。造成我們認識轉變的重要原因還在於我 們按着他們的“市場准入”尺度發展的結果使我們國內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其他社會問題，以至我們的發展不可持續。

    這又再次讓我們黨和人民意識到向傳統回歸。

    這個向傳統回歸的轉變起於上世紀末。當時中國流行原生態藝術，新世紀初又流行傳統文化、繼而毛澤東熱，都是這一歷史轉向的一個個重要風標。與此同時，我們黨更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又從戰略的高度明確提出“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命題更是將中國社會的 傳統回歸進程從文化認識層面提升到黨的政策實踐層面。近些年中宣部在全國新聞戰線開展的“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的活動，國土資源部去年10月開始的組 織基層幹部“三進四同”（進國土所、進地質隊、進礦山，與基層幹部群眾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學習）主題活動，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並受到人民擁護的以 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重慶經驗，以及2011年3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從中國國情出發，向全國人民作出的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鄭重宣誓等，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始更多地向傳統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回歸併從中尋找力量的政策體現。

    風起於青萍之末。如果我們再總結歷史經驗的同時，再能細心地將這些在黨的十八大前 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和政策重要變化邏輯地聯繫一起，就不難從中看出今年的十八大將標誌着中國改革進入新階段，體現其中的將更多是中國共產黨的即馬列主義和毛 澤東思想的傳統元素；中國社會演進的下一步方向必然是更快地向中國傳統回歸，而體現其中更多的將是與中國傳統和諧平等觀念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元素。 看不到這一點而空談“加速改革”，就是“言不及義”，就沒有抓住時代變化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