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全軍有多少空軍軍官被錯劃打擊？因檔案至今未解密，總數仍是謎。僅《求索1957》記述，被送到遼寧省綏中縣前所果 樹農場“勞動鍛煉”的東北空軍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勞動教養和留在工廠勞動的約十來人。還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農場勞動的中右分子，其數量更是驚 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須有之罪

　　在反右運動中，這些空軍右派軍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羅織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種類型。

　　以言定罪。

　　整風開始時，領導號召幫助黨整風，提出“給黨提意見是對黨的愛護，提的意見越多，說明你對黨越是忠誠”，鼓勵人們鳴放，並且一再宣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言者無罪”。絕大多數人因此入網。

　　鄭全東，北京人，1930年生，18歲加入地下黨，1950年參軍，東北空軍政治部宣傳部助理，妻子在遼寧省總工會工作，鳴放時，妻子單位已抓出一些發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過他。但他堅信黨的號召，也自信對黨忠誠，提了一些意見，就墜入網中。

　　第八航校反右辦主任周德潤（校政治部主任）鳴放時找訓練部材料製圖系教員余凱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談，上尉教員余凱成提出“現在 政治運動寧左勿右，左也左得可愛”；周建文說“幹部政策重德輕才”；姚也說“思想改造應潛移默化，要和風細雨”。結果這三人被定為右派，占全系教員人數 10%。

　　瀋陽東塔場站土木工程師朱爾剛，上海人，鳴放時，他響應號召提了幾條意見：一是場站黨委有事務主義傾向，提出黨委應該是軍隊的靈魂，具 有最高的領導和決定權，而不是瑣瑣碎碎的代替行政領導；二是選拔晉升人員有不均衡情況，應從制度上改進；三是各級選舉都是等額選舉，不能體現競爭選優。結 果給扣上了右派帽子。

　　以文定罪。

　　楊潤桐，第三航校高級教練機飛行教員，江蘇鹽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歲）參加新四軍，當過騎兵偵查員。1950年調入空 軍，培養成為飛行教員。鳴放中，他響應號召，寫大字報反映家鄉農村一些村幹部工作簡單粗暴，合作化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民吃不飽等問題，被定為右派。

　　受命代筆獲罪。

　　王玉林，北京人，鳴放時是第三航校飛行員、中隊整風組長。他所在飛行團直到1958年3月才開展突擊整風。這時全國反右已近尾聲。他心 中已了解反右情況，未婚妻也曾告誡他不要亂說。因為大部分戰友都在1957年回鄉探過親，座談會上，大家將在農村的所見所聞“鳴放”了出來。空軍派來領導 整風的一位梁副部長，召集各組組長開會之後鼓勵他說：“小王，你們相信黨，沒有顧慮，所以鳴放得好。”又號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組學習，並要求他們寫出大字 報，以便讓其他組觀摩學習。小組同志們推選他根據會議記錄，綜合歸納去寫。於是他就寫了“飛行員待遇問題”、“農民生活苦，糧食不夠吃”、“地方幹部欺下 瞞上互相包庇，私設公堂，吊打百姓，逼繳公糧”等十幾個方面的大字報。他堅信自己所作所為沒錯，對黨一片忠心，堅決不服強加罪名，被定為極右分子。

　　第三航校飛行教員白孟秋，在幫黨整風期間，因他是飛行學員組長，領導要他把大夥發言情況寫篇報道反映上來，藉此改進工作。大家推薦讓他代筆起草，經全體飛行人員舉手通過，以五組名義轉上，誰料這篇文稿竟被誣為毒草，就此被定為右派。

　　隨流簽名獲罪。

　　許為南，空軍第16師第46團電氣特設師，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親，得知一些老師、長輩在整風反右運動中落馬，他感到茫然、心 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師開展反右派文件學習時他謹言慎行。為了打破沉默，發動鳴放，領導一再動員，並明確宣布：“根據軍委批示精神，師以下戰鬥部 隊只學習文件，提高認識，不抓右派……”又組織排以上幹部去第48團參觀學習，他因值班沒去。大家參觀回來後，第46團維護組的幹部寫了一張小字報，大家 都簽名，責成他把小字報抄寫成大字報。全文33個字：“團黨委整風中顧慮重重，不敢引火燒身，希望師黨委派工作組幫助四十六團整風。”因幫助抄這份大字報 而被加上“不要黨的領導”的罪名，定為右派。

　　匯報情況獲罪。

　　盧菊生，湖南桃江人，鳴放時，是空三軍旅大高炮指揮部秘書。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親，父老鄉親聞訊前來看望，言談中向他反 映：“近兩三年，隨着初級社轉為高級社，產量一年比一年減少，農民辛苦勞動一年賺不回口糧錢，甚至還要倒貼，可農民哪來錢呀，就是寫封信也得眼睜睜地等老 母雞下完一隻蛋，才能賣出八分錢來買郵票。農村的幹部今天縣裡開會，明天社裡開會，回來就發號施令，下達指示。根本不聽取群眾意見，經濟不民主，賬目不公 開，對上級奉承吹捧，對下面苛求卡壓。誰要是提點意見就打擊誰，甚至給扣上‘壞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農民只有忍氣吞聲，消極怠工，出工不出 力，以致地里雜草叢生，人民面黃肌瘦。”盧菊生出於對黨一片忠心，回部隊後寫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個月後，湖南省委將信轉給部隊，他就被定為右派分子。

　　以隱私為據定罪。

　　曲有盛，遼寧蓋縣人，東北空軍組織部幹事，因在日記中寫了蘇聯紅軍1945年在東北強姦婦女、搶劫財物，質疑“這叫什麼國際主義？”就 把他定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訓練部飛機維修教員，有寫日記習慣。鳴放時，按要求上交日記送審。日記中的小詩《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 一朵小花，在綠草叢中/不安分地/搖晃着，掙扎着/一陣風，把它帶上了藍天/隨風飄蕩，呵！多好/我比誰都高，比誰都快樂/一場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 哎唷！/一輛車駛過，把它壓成土末。”批判者說它是對積極分子的諷刺和謾罵。而攻擊先進人物就等於攻擊領導，攻擊領導就等於攻擊黨支部、就是攻擊共產黨。 如此層層引申，硬說這首小詩是大毒草，是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要罪證。

　　被栽贓陷害。

　　肖方，江蘇人，1940年參加新四軍，多次立功，任空軍大連文化幹校訓練處長。鳴放中，他向領導提了兩條改進教育方法的建議。主要領導借題歪曲，說他“看不起領導，對領導不滿，反對領導，就是反黨……”。於是就定他為右派分子、階級敵人。

　　王景華，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黨，榮獲過“一級戰鬥英雄”稱號，鳴放時是第三航校團政治處主任。1956年返鄉探親，鳴放時反映一些統購統銷情況被定為右派。

　　羅友喬，1948年在上海交大讀書時加入地下黨外圍組織新青聯。1951年參軍，第八航校訓練部教員，曾作為解放軍代表參加過天安門觀 禮。鳴放中沒有言論。只因曾同意部分軍官向空軍政治部反映對政治學習的意見，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個別領導人不滿，借反右之機栽贓陷害，強加右派罪名。

　　無端懷疑定罪。

　　汪業祥，安徽蕪湖人，空軍第十六廠電氣技術員。1958年春，十六廠已宣布“本廠無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檢舉，說他1951年在杭州預備總隊學習時曾在睡夢中呼喊“國民黨萬歲”。無論他怎樣辯白，最終還是定他為右派。

　　卓守鶴，浙江杭州人，東北空軍機務學校教員，他9歲喪父，14歲開始打工，自學無線電技術。抗美援朝期間調到中朝人民空軍聯合工程部， 完成任務又回到東北空軍工程部。那時飛機上的羅盤故障多，為解決這個問題他做了一個無線電羅盤試驗台。有位政工幹部提出：“一個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的人，竟 能掌握無線電技術，造出收發機儀器，這技術是哪來的？”“他天天深夜一個人在實驗室里到底幹什麼？”懷疑他和國民黨敵台有聯繫，受到審查。1957年整風 時，他為肅反遭審提意見被定為右派。

　　頂替名額。

　　鄧衍傑，武漢人，第三航校飛行教員。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電燈時，他說了句俏皮話“給我們帶來了光明”，就被推理為“暗示我們的社會黑暗 ”。但這只是定他為右派的一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時，他所在的大隊劃了兩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問題航校黨委不能定，三次上報空軍黨委都沒有批准。 這樣一來，空缺的一個右派名額就由父親是右派的鄧衍傑頂替了。

　　按預定指標湊數。

　　反右時，從上往下，按照各單位人數下達右派指標，若達不到指標就會被批評為“右傾”。有些同志本沒有言論或大字報，但領導為了湊數就把一些人湊為右派。第八航校教員趙竹僑，鳴放時被借調北京空司工作，未參加鳴放，主觀認定他家屬資產階級而定為右派。

　　無妄之災。

　　袁德修，河北蔚縣人，鳴放時是空三軍第206團俱樂部主任，至今他還不知道自己為何被打成右派。還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記了。給他摘帽時，翻閱檔案，找不到有關材料。去信原部隊詢問，回答說他不是右派，誤送到這裡來了。就這樣他被白白地折磨了這麼多年。

　　血淚灑遼西

　　1958年春夏之間，東北空軍的154名右派先後被集中到前所果樹農場，在農業工人們監督下“勞動鍛煉”。名為“勞動鍛煉”，實際與勞改相差無幾。在農場工人和果農們的監督下，不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還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

　　第一個懲罰措施是先從經濟待遇上給予打擊。

　　即根據每一名被迫害者馴服的程度，對其收入待遇給予不同的降級，對堅決申辯理由不服強加罪名者，定為“極右分子”，每月只給18元生活 費，如王衍周、王玉林、楊崇誠等都是這樣，盧菊生甚至只給15元，而對一位“認罪態度好”的則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資60元。用這種辦法摧毀一些人獨立 思考、堅持真理的意志。

　　勞動上高強度摧殘。

　　右派們當時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過勞動表現自己對黨忠誠的想法，從一投入農場就拼命幹活，人人爭先，勞動強度大大超過常人想象。

　　最嚴重的是飢餓。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右派們的糧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兩毛糧，再被伙房剋扣，人人都陷入嚴重飢餓，還得應對沉重的強勞 動，天天都在死亡線上掙扎。冬天早晨6時起床，7時吃飯，一日兩餐，早飯5兩菜粥，晚飯3兩，社員每日3兩，領導就拿菠蘿葉粉來補飲食不足。菠蘿葉就是柞 樹葉。農場組織右派上山採收。采葉隊伍的住地在秋皮溝，離採收地點有十多里路程，當時天寒地凍，大雪封山，環境極其惡劣。因為是吃的東西，質量要求很嚴， 只准在樹上摘，不准在地下揀，日定額30斤，完不成定額，就得不到晚飯的飯票，對我們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兩都不行。早飯過後8時上班，每人背一個 大花簍，踏着半尺深的積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區走去，到了採收的地點各自找地盤開始作業，天寒地凍，手腳凍得麻木不聽使喚，到了下午2點半就得下山，到集 中地點驗收交貨，足30斤者發給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飯票，這是當時最殘酷的處分。難友李玉泉在回憶錄中寫道：“每當我忍飢挨凍往回走的時候，就想， 這真不如進監獄，我寧願坐牢也不願‘勞動鍛煉’，坐牢每頓還有一個窩窩頭，現在我比坐牢還苦。”

　　比肉體上的勞累、腹中的飢餓兩者更加殘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們走到哪裡，背後總會有人指指點點，把我們視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頭認罪、老實幹活。而這仍不罷休，還玩出折磨我們的新花招。

　　還有從親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軍官的未婚對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經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種壓力傷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對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強 迫家屬一律回原籍，汪業祥是1965年在林場時找到一個對象結婚，妻子被遣返還鄉，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間小房，丟人丟到丈母娘家門口去了。妻子受的 委屈和世俗的壓力無比沉重。許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綏中縣電影院當放映員。1970年夏天某日，雨後天晴，他正帶領着一群所謂有問題的人，在電 影院清掃，搞衛生，一位領導把他找去教訓說：“……要有主人姿態，積極主動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現在這樣撥一撥動一動。”因回答的話不順這位領導心，就組織 人對他進行批鬥，一連斗幾個晚上，說他沒有改造好，說這是場改造與反改造的鬥爭。不久又要給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綏中農村繼續改造。因他妻子是臨時 工身份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售貨員，可隨時辭退。他為了妻子的工作，更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擇――離婚，回原籍當了農民。

　　農場還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點，以“靠近政府就是積極”為釣餌，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腫病。醫生給他開了證明建議到北京治療。場部書記佟慶學已批准，可是五隊書記就是頂着不准。王玉林無奈，為了活 命，他還是回了北京，治療一個月又返回五隊，書記一夥憤恨他不馴服，就以“私自離隊”為藉口開會整他。當夜，組織16名右派斗他，有兩名右派打他。

　　右派淪落為社會賤民，階級鬥爭的反面教員、活靶子。

　　每來運動就把右派揪出來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場挨斗時，眾專政隊輪番用皮鞭木棍猛打，從下午2點多開打， 他被打得皮開肉綻；一鞭梢抽到他太陽穴，登時昏死過去，又被棄置無人管，直到夜裡10點鐘才緩醒過來。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嚴重威脅下，難捨地離隊而去。如 向同衡，原空軍第五速中教員，到二隊後很快適應勞動，但受不了飢餓，不久身體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種疾病，日漸消瘦，一日他說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 放在炕上，還把公家一把鐵鍬置於行李之上，匆匆去也，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從農場逃走的還有梁啟儉、王兆彥、王錫山、季振均、姜鴻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 人。

　　燕山腳下的冤魂

　　2000年，據倖存者互相交談統計：改正時，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殘廢，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聯繫。只剩下70多人僥倖存活，但也傷病纏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開除黨籍、軍籍，押送農場勞改時，痛不欲生，號啕大哭說：“我死也想不明白，我從參軍，出生入死，保衛黨的生命，怎麼一夜之間變成了 人民的敵人了？……”到農場後，拼命勞動。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強迫留在農場勞動。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 伍”高潮中，農場“毛澤東思想捍衛隊”又把他揪出來，天天晚上批鬥，指控他有“新的反黨罪行”，逼他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