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後俄“民主鬥士”們的懺悔  但願中國人能吸取俄羅斯的教訓

1991年12月25日聖誕夜，一面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七十多年的紅色旗幟頹然落下，一個紅色巨人倒在了自己點燃的“革命”烈火之中。人們期待着重生的烈火能夠重新鍛造出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然而十餘年過去了，從更生的烈火中卻並沒有飛出浴火重生的金色鳳凰，相反我們只能看到一隻失去光華的雙頭鷹迷惘地徘徊在沒有嚮導的山路上。

2004年9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研究員弗·鮑羅季奇具體描述了俄羅斯悲劇性變化：“與1990年相比，20世紀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僅下降22%)，工業生產減少64.5%，農業生產減少60.4%，盧布急劇貶值消費價格上漲1.7百萬倍。”從1992年起俄羅斯人口增長一直呈下降趨勢：死亡人口高於出生人數0.5-0.7倍。人均壽命從70歲降到64歲，男人降到58歲以下......

2005年5月，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觀禮台上，目光憂鬱的普京總統檢閱着昂首挺胸正步通過的“蘇聯紅軍”，巨大的歷史落差讓他又一次感慨道：“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政治悲劇！”

面對着這一無法挽回的歷史悲劇，昔日的“反共鬥士”可能比任何人都痛苦。十年前他們為之奮鬥終身的個人理想實現了，十年後祖國母親卻指着滿身的傷痕說道：“小可愛們，這就是***聖誕禮物！”也許獨立的思想者註定是痛苦的，當聖誕節夜突變成萬聖節之夜的時候，我們聽到了昔日“反共鬥士”沉痛地懺悔

“我寫了30本分析什麼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要是我早知道所有這一切會有如此的結果，我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 著名“反共”學者季諾維耶夫這樣說。

“歷史的判斷，主要的標準只有一個：他接管國家時的狀態和他離開時的狀態。我一向反對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為，但他1924年接管國家時，國家處於可怕的狀態之中，而在他離開時，國家成了超級大國，國際威望大增。”曾激烈抨擊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見者”梅德維捷夫如是說。

從美國回到俄羅斯的索爾仁尼琴，在實際接觸到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現實之後指出：現在俄羅斯走的是一條“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謬的道路。”

而另一些“反共”自由派人士更是以生命的終結來表達他們心中無盡的懺悔。自由派女詩人德魯寧娜在極度失望中服安眠藥自殺，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葉利欽發布解散議會的第1 400號總統令的那天深夜裡在書房中開槍自殺。

昔日的所謂的“反共鬥士”“思想精英”們在鮮血淋漓的俄羅斯母親面前終於幡然醒悟：與睿智的歷史老人相比他們不過是一群幼稚的孩童！他們的國家和民族之所以痛苦地抽搐正是根源於他們的幼稚病！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天在我們面對自己的家園時候，到底是選擇炸藥包還是選擇油漆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問題。尤其在當下，在我們私下裡維護現存的制度比攻擊現存的制度更需要勇氣的時候；在人們更願意扮演一個獨立思想者，而自豪地俯視着像我這樣的"頑固派"的時候；在不少人期待着西方免費炸藥包的硝煙散盡後，就會有一個更美好的家園從天而降的時候，這個問題則可能更加難以選擇。然而我無法忘卻季諾維耶夫的那句話："二十一世紀是西方為搞垮中國而進行鬥爭的世紀。" 所以我更願意向我的老鄉去求取問題的答案，他說：“治大國如烹小鮮 。”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今天，也許我們的家園並不多麼美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洋老爺大封的鬥士們精英們想用中東版、東歐版的空頭支票去換取天 安 門前那面紅旗的時候，我將不會像莫斯科那樣選擇沉默，因為我寧可在鬥士們精英們的唾罵聲中死去，也不願在一片淒涼的懺悔聲中苟活！

在面對現實的反思中，著名批評家拉克申和傑德科夫兩人的變化較有代表性。曾任《旗》副主編，《外國文學》主編，擁護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支持批判《我不能放棄原則》，積報撰文批判傳統派觀點。到1990年他開始發現“改革”不僅沒帶來他期望的積極成果，反而引起混亂、使國家出現全面危機。他於是向人們疾呼，要他們停下來，不久蘇聯解體，他對改革完全失去了信心，寫了《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正在埋葬自己》在他信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破產後，他提出走“利己主義和利它主義相結合的道路”顯然這只是一種空想，最後因思想苦悶於1993年鬱鬱而終。

傑德科夫在青年時代受人道主義思潮影響，並作為人生目的。大學畢業後曾任《共產黨人》編委和評論員，象拉克申一樣擁護戈氏。到蘇聯解體後，他的理想才完全破滅，對新當權者達到了“全面反對”的程度，並固辭不就文化部長之職。他看來國家正用新暴力殘酷鎮壓人民。他明確表示“我不理解做一個恢復資本主義過程參與者的幸福”，認為葉利欽政府的經濟改革人民不認可，全面私有化造成嚴重後果，國有資產被侵吞，大發橫財的“新俄羅斯人”趾高氣揚，整個社會成了商人，投機分子、企業家、經濟人的天下。他對此深惡痛絕。最後傑德科夫在思想極度苦悶和貧病交迫下離開了人世。

德魯寧娜，女詩人在“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現場支持葉利欽三天，認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個月後服安眠藥自殺，遺信中她說：“我為什麼要走？我覺得，象我這樣一個不完善的人要留在這個可怕的、互相撕打的、為長着鐵爪的生意人創造的世界上，必須有可靠的後方才行----”她在遺詩中寫到“選擇死亡”是因為 “我不能，我不願意看到/俄羅斯翻車顛覆”。

康德拉季耶夫是鐵杆“自由派”者，支持葉利欽，在蘇聯解體後才過二個月，撰文明確表示“不能贊同今天的暴發戶和不能為帶引號的市場改革唱讚歌，因為它打擊了我國人民當中生活最無保障的階層----領養老金者。”“過去的一年做了什麼？”“一切都做得不合適，一切都不是那麼回事，現在一切都完了”，1993年“十月事件”前夕在自已家中開槍自殺。

應該說這種失望情緒相當普遍，許多人正是在失望之後才開始考慮自己過去的看法。雷巴科因寫反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而出名。成為當時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但後來發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失望，對葉利欽等搞垮蘇聯表示 “很難理解和不能饒恕”，不接受他們搞的“野蠻的、營私舞弊的資本主義”。他說：“俄羅斯不應跟着別的國家亦步亦趨，而應走自己的路”。他後來稱“十月革命是偉大的事件，人們不要輕易的拋棄過去，不要踐踏自己的歷史”。他對曾被他稱為“黑暗時代”的20世紀30年代和仇視斯大林的看法發生了某些變化，在他逝世後發表的最後一次談話里，讚揚了30年代人們的勞動熱情，他說：當時人們得到的報酬很少，但忘我勞動，知道這是為了使自己的國家變得強盛起來，能抵禦外敵的侵略。另一方面他說：看不到斯大材為國家工業化做了許多事情是不對的，說：“斯大林在相當短的時問內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了當時的先進國家了之一”“衛國戰爭的勝利取得，是與斯大林的名字聯糸在一起的，這是不能迴避的事實。”又說“現在最使我不安的，是我無法把我的想法告訴讀者----我感到特別痛心。”曾擔任《新世界》主編達十年之久的扎雷金，在搞垮蘇聯製造輿論方面是出了很大力氣的。但在後來發表的《生態小說》中描繪了蘇聯解體後的社會陰暗面。稱葉利欽、克拉夫丘克、舒什凱維奇為“三頭野牛”，又說他：“面對發生的事情真誠感到自己有過錯，但又不知道錯在那裡 蘇聯解體後俄民主鬥士的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