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位同學的不屑、冷笑，與孤獨，猶如夢魘，時不時就會回來提醒我，要我記住自己的無知和醜惡。
那時候我在台灣上小學，“白色恐怖”已經結束，但解嚴還是個很遙遠的事。儘管學校開放，卻免不了“忠黨愛國”那必要的俗套，天天早上升國旗唱國歌， 聽到“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名號則得肅立致敬；至於抗戰的歷史和“共匪”的萬惡，那就更不消說了。那時候我們還看了不少“愛國電影”， 為“八百壯士”的偉績而鼓舞，替張自忠將軍的殉國而扼腕，再加上一幫外省家庭的戰難記憶，仇恨日本自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偏有如此一位本省同學，家中老人多通日語，而且從小給他述說一套絕非國家主流的日本故事，美好得就像《海角七號》裡頭的情節場景。耳濡目染，他也迷 上了日本的一切，除了我們誰都愛看的卡通，他還喜歡日本的傳統風物與現代文明，一有機會便想教育我們這群愛國小憤青。
有一趟春遊旅行，大家在長途大巴裡頭呆了幾個小時，不知怎的又聊到了日本。他一如既往，不懼嘲笑地和我們激辯起來。他說日本人禮貌，我們便說他們虛 偽；他說日本發達，我們便說那是掠奪的成果；他說日本流行歌曲好聽，我們就說他是漢奸。當他問起我們有誰真的去過日本，有誰真正了解這個國家，我們就乾脆 急了不只罵他漢奸，還說他是娘娘腔，激動起來差點就要揍他。總之他講現實，我們就談自己不曾經歷過的記憶，根本沒有道理可言。最後大夥齊唱抗日愛國歌曲， 越唱越高亢，仿佛這群小學生很快就要上戰場似的。他一個人坐在車窗旁邊，沉默不語，偏着頭瞧向外邊冷笑。
我永遠記得這個景象，記得自己怎麼羞辱一個同學，記得自己莫名其妙的激動，記得愛國熱情中那股奇怪的雄性風格（漢奸為什麼總被形容為‘不是男 人’？）。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愛國教育，我所知道的戰爭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