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網友抱怨萬維編輯不公，導讀上的文章主要為談論中國政治，尤其是負面批判指責的文章所占據。而許多純正文學藝術的詩歌，幾乎沒有上過導讀。

俺同意這些雅士對此現象的事實描述。也同情他們的抱怨。因為俺實際上也是一個文學與詩歌愛好者。但是，同意加同情之外，俺覺得萬維編輯恐怕還是無法從善如流，在萬維導讀上每天一首風花雪月或者豪情萬丈的詩歌：原因很簡單：這抓不到廣大華人的興奮點，無論是埋首科研的博士後還是引車賣漿者流，流行歌曲可能比吟月葬花或者詩言志更吸引人，而真正流行了的歌曲，是要付錢買的。而最優秀的詩歌，如今也難賣錢的。

而不要付錢買的，花錢也買不下的，是中國心：華人關注中國：中國是聚焦的興奮點。好的，壞的，都是。如果只要好的，誰也爭搶不過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而如果要壞的，也要看怎麼個壞法。象俺這樣天天從頭頂到腳底翻查中共與中國毛蟲狗蚤的，人家也煩也厭。俺為了能夠繼續在萬維生存露臉，也必須改弦更張，為中國興奮一下，正面的興奮一下。

 

俺終於找到了一個關於中國的興奮點：托克維爾進入中國了！俺為此興奮，甚至壓低聲音歡呼。

 

據港媒報導，最近，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京城關心國事的知識界、甚至中南海領導人中，激起熱烈的討論。“始作俑者”是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據說他向友人與同僚部屬都大力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雖然托翁早已開始用中國簡體字在中國布道，但是真正開始講流行普通話，還是得力於王岐山這位甚至有望在十八大入常的老總的推薦。由於他的推薦，一時間托翁的簡體字著作，洛陽紙貴，法國老翁的京腔，開始流行。流行語是：你“托”了嗎？不是問你是否象某位市長一樣被民眾抓住當眾脫光上衣! 問你聽說過讀過托克維爾了嗎？你知道什麼是舊制度嗎？你曉得什麼時候開始大革命嗎？

 

亞力西斯•德•托克維爾是十九世紀法國的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183年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 以及1856年出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這兩本書裡他探討了西方社會中民主、平等、與自由之間的關係，並研究平等觀念的崛起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產生的衝突動盪變革。

托克維爾其實早已進入中國。不過那時候是繁體字，翻譯也不是“普通話”，就只有胡適等少數人讀得懂。因為毛主席曾經不小心說過，在二十一世紀要給胡適平反。隨着胡適在大陸被悄悄地平反，托克維爾也被簡體字化了。但是還是不能變成進入會議室和民間街頭巷議的普通話，遑論中央電視台的標準國語了。中共黨內的真正讀書人象王岐山，某天在開完一整天會批閱完一大推公文之後，倒在床上順手拿起一本書，隨手翻開，看到了這樣觸目驚心的文字：

“當人們讀到十八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個怪現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專制特質，但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僕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併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標榜為人民主權，而人民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大革命是在人民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王岐山無法入睡了。他爬起來，想打電話問胡溫習李這樣幾個問題：

同志們，危險啊。

 

為什麼我們帶領中國一天天崛起，人民卻一天天怨氣衝天甚至怒火中燒？

我們懂得了發展是硬道理，為何這個老頭子卻說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革命的到來？而且他說的神乎其神，還一再應驗？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為何社會財富蓬勃增長的過程中，卻爆發了驚世駭俗的大革命？尤其是當托克維爾觀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國政府雖然依舊足夠強大，但卻不再單純地實行專制，而是在“到處維持秩序”；法國民眾則“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這樣的情勢下，為什麼還會爆發摧毀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維爾給出的答案是：儘管法國政府在大革命爆發前已經部分轉換了自己的角色，致力於“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許多專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發前的20年裡，政府一方面積極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另一方面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內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係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結果民眾收穫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制時代的毛病，民眾“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民眾“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還有啊。這個老頭子說：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於把他們推向了革命。

農民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國最大的底層社會群體。據托克維爾的調查，在革命爆發前夕，法國農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凌；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着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斷，18世紀的法國農民，顯然要比13世紀處於完全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國農民生活得更好才對。

但托克維爾所見到的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托克維爾所指的，不單單是舊時代的貴族們在政治權利喪失後，紛紛拋棄農村搬往了城市；18世紀的法國農村，但凡稍有資產者，無不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遷往城市——“文獻證明，農村里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農民被其他階層拋棄了，最後，農民自己也拋棄了自己。農村陷入一種荒蕪狀態。

 

國家一直在進步。王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舊貴族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但他們獲得了豐厚的補償，免繳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稅；資產階級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唯獨農民，在新時代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們被拋棄在死寂的農村，權益無人過問，壓迫則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托克維爾感嘆道：“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致、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但“既有錢又有教養”的舊貴族和新資產階級都對農民不感興趣。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夜，舊貴族竭力維護自己的既有特權，新資產階級則竭力為自己謀取新特權，沒有人關心喪失了與上層社會的溝通能力的農民，沒有人在意農村的失語，而是任由他們生活在孤苦無助的深淵裡。窮人和富人之間幾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務，其實是一件相當恐怖的事情。後來的結果眾所周知：舊貴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將革命的錘子遞交到農民手裡的新資產階級，則很快被農民用錘子砸碎了腦袋。

 

還有呢。

專制社會裡，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

專制政體與社會道德水準之間的關係，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得更精闢的了：

“在這種（專制）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着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借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占據了統治地位。”

 

醫治這種因專制而導致的社會道德墮落的辦法，在托克維爾看來，只有給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還有很多呢。

王岐山當然不敢也不方便半夜打電話給九常委談噩夢。他猛喝了一大杯涼水，繼續看這個兩個世紀前的法國老頭算卦。

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

革命的引導者是一群毫無現實政治生活經驗的“哲學家”，而之所以會由“哲學家”來引導革命，而不是由社會活動家來引導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於中央集權下，沒有中間勢力，產生不了社會活動家。托克維爾說：

“由於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合法競爭的政黨，由於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所以人們應當預見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人們能夠預測，不是壞法律分別受到攻擊，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擊，作家設想的嶄新政府體系將取代法國的古老政體。……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

民眾“搞革命”時的種種暴力方式，其實都是政府教的

與托克維爾同時代的大多數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許多學者，都曾致力於批判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夠像托克維爾那般，窺見到大革命過程中的這些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其實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導”。托克維爾說：

“我掌握事實，所以敢說，……舊制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只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已。”

托克維爾舉了不少案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譬如：大革命時期，對私有財產的掠奪，一度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托克維爾認為這種行為，與舊政權的“教導”有密切關係：

“路易十四以後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現身說法，告訴人民對私有財產應持輕視態度。18世紀下半葉，當公共工程尤其是築路蔚然成風時，政府毫不猶豫地占有了築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礙築路的房屋。橋梁公路工程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仔細地避免沿着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產，也不願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得不到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歷中學會，當公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牢記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這個老托，分明是今日中國拆遷上訪戶的總托啊。

王岐山徹夜未眠，一夜通讀了這本簡體字古書。第二天，他就用普通話在小範圍摘要翻譯複述了這個外國老頭的夢話。京城迅即開始流行托克維爾普通話。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這樣的高官也公開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易綱認為這本書引起他的反思，“實際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對產生這種暴力血腥運動土壤分析的反思。”

 

在一些關心國事的小圈子、甚至高層領導人中，《舊制度與大革命》正激起熱烈的討論。托克維爾對於大革命之前法國社會的一些片段描述，像是穿越時空，直接抵達了此刻的中國，許多話同從來不知道什麼托的民工網語驚人一致，比如：

“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激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了自己的毀滅。”

 

托克維爾的普通話也變成了中國學者的方言。法律學者何兵指出，就中國現狀來說，一方面大量的私產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產被私有化，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出現前所未有的緊密混合。國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領域，而是直接涉及億萬人的私人財富。股市的風波關聯着萬家的喜樂。過山車式的房價，挑動着億萬人神經。政府措施不當，誘發人民聚集起來向政府發泄不滿。此前對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變得像乾柴烈火，一點就着。

 

托克維爾所描述的200 多年前法國大革命前夕，與今天的中國不只有幾分相似。何兵寫道：“這些無不重蹈着法國的覆轍：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的命運時，窮人尚未使他們成到畏懼；他們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自己的毀滅。在互聯網時代，壓制社會各界對窮人的同情幾乎不可能。無論從道義還是現實出發，關注和同情窮人都是正確的。但正是這種同情和關注，使得窮人的欲望和怒火被點燃，而龐大的中國社會，不可能一夜轉型，實現政通人和。農民上訪，工人罷工，張力正在加劇，危機正在迫近。中華民族有無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會動盪，實現穩定轉型，實在無法判斷。”

 

俺卻感覺興奮。不是因為俺早知道的火山要爆發，而是因為終於有一個王岐山睡不着覺，並且把托克維爾的古典法語變成了京城普通話。下一步，如果把托翁的《美國的民主》也翻譯成普通話並流行一下，在十八大學習一下，中國是有可能避免法國兩百年的覆轍的。我們吃過了血饅頭，也啃過草根咽過糠窩頭，連王岐山也提醒警告大家，不要再吃法國式鍘刀砍頭。如果國家領導人能這樣從噩夢驚醒，民眾應該有所盼頭。而如果連國家領導人都驚醒警醒了，地震還是要來，火山還是要爆發，那就是天不佑中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