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黃亞生2008年出了一本書，叫作《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此書前言一開頭，就回憶了考察上海時的一次難忘經歷及其強烈刺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為撰寫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國》（Selling China)進行實地考察。期間，我問一位政府官員是否能為我介紹一些私營企業家。他滿臉困惑，並且問：“你是哈佛的教授嗎？”（彼時我正任教於哈佛）他繼續問：“身為哈佛的教授，為什麼你會對那些在街頭賣西瓜、茶葉和爛蘋果的人有興趣？”

　　他的反應多少令我吃了一驚，我心平氣和地提醒他，諸如微軟和惠普那樣的公司也是由私營企業家創立並經營的。然後我大着膽子告訴他，上海的私營企業家只是在賣西瓜和茶葉，原因或許是，只有那些行當才是政府允許他們從事的。

　　‘那位上海官員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懷，並激發了我寫作本書的最初靈感。（本書中有一章的標題就叫“上海出了什麼問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前言和提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61862099.html）

　　此書提要中對關於上海的一章介紹如下：

　　‘本書以一整章篇幅來討論上海，是出於兩個原因。其一，上海代表着經典的城市偏好模式——這個城市嚴格限制小規模、自主創業的那種具有典型農村特徵的小生意，同時賦予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和與政府有密切因緣關係的商業項目以繳稅方面的種種好處。此外，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是中國城市經濟體中最少改革的地方，而其八十年代後半期的領導人在整個九十年代的十年間主掌了中國政局。本書的疑問是：上海出了什麼問題？並進一步提供了如下解說：

　　·儘管位於中國最富裕的市場，上海本地的私營部門企業卻位居這個國家最小的私營企業之列，其私人企業人均收入大約相當於雲南這樣的省份，而雲南的人均GDP大約相當於上海的百分之十到十五；（要了解以上模式是多麼不同尋常，不妨設想一下這樣的例子：你發現美國的私人企業人均收入大體相當於土耳其。）

　　·在上海，對本地私營企業政治上的、規章上的、金融上的限制是極其嚴厲的，本地私營企業固定資本投資在一九八五年達到頂峰的事實就是明證；

　　·在上海，包括財產收入在內的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極低；

　　·相較於全國平均水平，上海的GDP增量巨大，但家庭收入水平相較於全國平均數幾乎沒有增長；

　　·儘管上海的工資收入高，資產收入卻位居全國最少的幾個省份之列；

　　·自二零零年以來，上海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兩位數，這期間上海人口中最為貧困的一部分人群已完全失去收入；

　　·九十年代，儘管上海渴望成為中國的高技術搖籃，但相較於私營企業更加發達的省份，如浙江和廣東，上海每年批準的專利數量實際上是在下降。

　　·上海同樣腐敗。’（同上）

　　80年代上海為什麼會最少改革？

　　台灣淡江大學中共黨史客座教授、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2009年出了一本書，叫作《鄧小平帝國30年》（節選：http://www.bullogger.com/blogs/ziqing/archives/280382.aspx）。書中提到1984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推動14個沿海港口城市開放，陳雲極力阻止，以及胡耀邦建議上海開放，遭到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拒絕：

　　‘三月，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召開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會議，提出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唯獨陳雲拒絕參加，陳雲還揚言他「絕不去特區」。鄧小平在會上講話，特別提到「請姚依林向陳雲報告這次會議的決策」。

　　那次會上，胡耀邦再度關注開放上海。早在三年前討論擴大廈門特區規模時，胡耀邦就主張開放上海，因為上海基礎好，人才充足，歷史上就有開放傳統，開放上海可以有力推動全國改革開放。這次胡耀邦找代表上海來開會的阮崇武副市長談了一上午，請他在會上講一講開放上海的構想。阮崇武中午打電話請示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陳國棟說了一句話：「上海不為天下先」。阮崇武只好沉默不語。這就使上海的開放又拖後八年，到鄧小平「九二南巡」才解決。’

　　這段往事讓人想到，80年代上海最少改革，與當時上海的領導人跟着陳雲反對改革開放有密切關係。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派出蘇振華（政治局候補委員、海軍第一政委，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革委會主任）、倪志福（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革委會副主任、兼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和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彭沖（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兼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南京軍區第二政委兼黨委第三書記、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原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等一批幹部接管上海黨政軍領導機構。彭沖1979年升任市革委會主任（後改為市長），後兼任市委第一書記。1980年2月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書記處書記，赴京上任。

　　彭沖之後的上海主要領導是第一書記陳國棟、第二書記胡立教、書記兼市長汪道涵，都是反對改革開放的陳雲50年代至1962年靠邊站的老部下。

　　陳國棟1980年4月升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他是陳雲的老部下：1952年10月任副財長兼黨組副書記及交行董事長。1953年9月起任糧食部副部長兼黨組第一副書記、代部長兼黨組書記、國務院財貿黨委委員。他1975年2月復出，歷任供銷合作總社主任兼黨組書記，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組長，國家農委副主任兼黨組成員，國務院財經委成員，糧食部長兼黨組書記。1979年12月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他1979年底從糧食部長調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準備接任第一書記，此時正是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恢復中央副主席，兼任中紀委第一書記，成為中共最高層鄧小平、葉劍英之後的老三。陳雲是上海青浦縣人。中共有些大老會決定家鄉父母官的人選，例如鄧小平1975年調趙紫陽（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政委）去當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胡立教1981年1月調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4月兼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10月兼任市委政法工作領導小組長。他也是陳雲的老部下：1954年10月任副財長。1955年1月兼任部黨組成員。1955年4月兼任中央財經幹校校長。1958年6月任黑龍江省委常委兼牡丹江地委第一書記。1961年10月任中國人行副行長兼黨組副書記。1964年10月任中國人行代行長兼黨組代書記。1965年6月兼任國務院財貿黨委委員。他1973年9月復出，任河南省委副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10月升任省委書記。1978年10月升任省委第二書記。1979年9月兼任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汪道涵1980年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副市長，後升任代市長、市長。他也是陳雲的老部下：1952年後起歷一機部副部長、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他1978年復出，任外經部副部長兼國家進出口管委會、外國投資管委會副主任。

　　陳、胡、汪三駕馬車於1985年告老退下，接手的是市委書記芮杏文和副書記兼市長江澤民。

　　芮杏文1985年6月調任上海市委書記。他起家是在化工系統。他1978年起歷任七機部副部長兼黨組成員，國家計委副主任兼黨組成員。1984年兼任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長兼黨組書記。

　　江澤民1984年調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市長。他是汪道涵的老部下：1980年任國家進出口管委會、國家外國投資管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1982年起歷任電子部第一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部長兼黨組書記。

　　芮杏文1987年11月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書記處書記，江澤民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並接任上海市委書記。接任市長的是朱鎔基。

　　朱鎔基1987年調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市長。他起家是在計委系統。他1983年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兼黨組成員（1085年升任黨組副書記）。

江澤民1989年6月升任總書記，朱鎔基升任市委書記兼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