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總有人追捧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很是硬氣，為國人掙足了面子。特別是近年來領土爭端不斷，很多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外交的“挺直腰杆”，甚至總能聽到“如果毛澤東在世的話……還敢這樣嗎？”的說法。

　　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恐怕並非像某些人所稱頌的那樣底氣十足。外交狀況如何取決於國家的整體實力，當時的國力恐怕還不足以讓領導者的腰杆硬起來。那麼，當時都有哪些國家侵犯過中國的國家利益呢？



　　在主權和領土問題上“挑戰”中國者

　　在領土方面，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和珍寶島之戰，這似乎成為那個時代外交強硬的象徵。但事實是，當時很多領土爭端和談判中，中方基本都不占優勢。

　　美國：53年單方面託管釣魚島；飛機多次入侵中國領空

　　毛澤東時代中美基本都處於敵對狀態，雖然中國不斷進行鬥爭，但美國一直都在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將第七艦隊開進了台灣海峽並在 1971年之前長期對華封鎖，這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造成了嚴重侵害，但只是由於國防實力不足，當時的領導人們在這些問題上幾乎都無能為力。除了這些眾所周 知的事情之外，美國還在三件事情上給中國帶來不小的麻煩。

　　1、釣魚島問題：1953年託管釣魚島，1972年將施政權交予日本

　　當下鬧得沸沸揚揚的中日釣魚島爭端始於1953年，美軍少將大衛奧格登代表美國琉球民政府單方面發布“第27號令”，重新劃分琉球地界，把中國的釣魚 島划進了琉球的管轄範圍，而根據1951年《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美國對琉球的託管權，釣魚島就這樣非法地成為了美國的託管區域。1971年6月17日， 日、美簽署《關於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日美協議》，美國將琉球群島和大東群島的一切權利移交給日本。（於群：《美國對日政策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第324頁）而美軍交還琉球主權給日本時，是按照所謂的“27號令”執行的，這就讓日本獲得了釣魚島的事實管轄權。雖說美國參議院1971 年10月表示：“美國認為，把原從日本取得的對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毫不損害有關主權的主張。”但之後日本依照上述條款對釣魚島主權的無理要求， 確確實實損害了中國的主權。（郭永虎《關於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美國因素”的歷史考察》，原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然而，限於當時中國的外交環境和國防能力，對於釣魚島問題除了外交抗議之外沒有其他牌可打，更別提真正維護領土主權了，因此這就在中日之間打下了一個結。



　　2、阻攔中國留學生回大陸

　　據前外交部長黃華回憶：“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6月10日到21日，中美進行了四次商談。中方向美方指出，在美國的五千多名中國留學生，有許多 人要求回國，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難和阻撓。中方要求美國政府恢復中國留學生隨時回國的權利，由雙方起草一個聯合公報，宣布住在一方的對方守法僑民和留學生 具有返回祖國的完全自由，並建議在相互平等的基礎卜山第三國代管雙方僑民和留學生的利益。……但美方態度十分僵硬，沒有接受中國的建議。”（《黃華回憶 錄：親歷與見聞》P106）

　　關於此事我們聽得最多的就是錢學森的情況了。

　　3、面對美軍軍艦飛機入侵領海領空，1969年中方“提出第469次嚴重警告”

　　對於美國飛機進入中國領空的情況，雖然中國導彈部隊開創了導彈打飛機的先例，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空防海防技術和能力落後很多，因此只能不斷地警告再警告。

　　在毛澤東時代美軍飛機軍艦到底多少次入侵過中國的領空呢？具體的數字很難查到，但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領空領海被入侵次數之多：

　　1958年9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印發言人，對美國軍艦侵人中國領海提出嚴重警告。……至本年12月31日止，共提出警告45次。

　　1960年5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5月25日，美國軍艦侵入我國福建東引地區海域，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又提出嚴重警告。這是自1958年9月7日以來我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第100次警告。

　　1962年4月26日，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第200次嚴重警告。當日上午美國軍艦一艘，兩次侵入中國廣東省西沙群島水興島地區海域。……在不到兩年時間內，美軍艦、飛機計侵入我領海56次、領空93次。

　　1963年9月，美國軍用飛機和軍艦先後侵入廣東省、福建省和江蘇省等地領空和領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提出第257至261次嚴重警告。10月，美國軍艦和飛機先後侵入山東、廣東、福建省等地領海和領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提出第262至267次嚴重警告。

　　1958年9月7日到1964年7月1日，侵犯我國領海的美國軍艦計315艘、201次；侵犯我國領空的美國飛機計405架、233次。

　　1965年5月12日“美國戰鬥機五架公然侵入中國雲南省馬關東北地區上空，偷襲中國訓練飛機，並發射導彈，擊落中國機一架。我國防部發言人當晚……提出最強烈抗議。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人民日報》1966年5月25日1版）

　　1969年6月23日，中國就整機整艦侵犯中國領空領海提出第469次嚴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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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見，沒有強大的海空軍，這些警告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維護領海領空，不是靠嘴上說說就是強硬的。

　　蘇聯：與中國邊界衝突不斷；逮捕、毆打中國留學生

　　50年代中蘇處於蜜月期，中國雖然收回了蘇聯在東北的特權，但也承認了國民政府1945年與蘇聯關於外蒙獨立的協議，還簽訂了一些不平等的條款。60 年代開始，中蘇從合作轉變為對抗，期間蘇聯不僅在邊界不斷製造事端，甚至對中國留學生棍棒相加。由於國力相差懸殊，雖然珍寶島之戰表明了毛澤東維護領土完 整的決心，但終究無法在領土和主權方面真正為中國謀得多少好處。

　　1、 50年代中國有求於蘇聯，因此不得不接受一些干涉內政的條件

　　中蘇領土問題由於歷史原因本就有很多糾紛，建國初期由於國防和經濟建設需要蘇聯的援助，因此在要回蘇聯在東北和新疆的特權之後，也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 對蘇聯做一些讓步，比如以當時的實際控制線承認中蘇邊界。再比如，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附加協議中有“不允許第三國居民進入和在中國東北、新疆 地區居留”的條款。據當時的翻譯人員師哲回憶：“由於這個問題提得突然，談話有些冷場。周總理隨即反問道：‘東北住有很多朝鮮民族的居民，他們算不算第三 國公民？更不用說外來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對這一反問措手不及，一時啞口無言，後來知道他們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國人進入東北活動。在這個問題上出現 不愉快的氣氛。是因為蘇方提出這個問題，干涉了我國的內政。”（《師哲回憶錄：峰與谷》P64）此條款因為斯大林的一再堅持，最後只能簽訂。 [詳細]

　　2、60年代以後蘇聯不斷在邊境製造事端

　　60年代以後，中蘇關係出現裂痕，雙方的邊界爭端開始成為雙方較勁的對象。

　　從1960年8月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發生第一次邊境事端起，中蘇之間的邊境糾紛便不斷發生，據蘇方材料記載，僅1963年發生的中蘇邊 界事件就有175起。（李丹慧《毛澤東的安全戰略思路及其轉變1964-65》）到1964年9月，兩國邊境事件累計已達2792起。（沈志華、李丹慧等 《中蘇關係研究》）

　　據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刊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稱：“從1964年10月15日到今年3月15日以前，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竟達 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間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手段更為惡劣，氣焰更為囂張。蘇聯軍隊侵入中國領土，殺人放火，打 死、軋死手無寸鐵的中國漁民、農民，甚至活活把他們扔到江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1969年5月24日，載《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 日）

　　其中比較典型的事件有：“1968年1月5日，蘇軍出動裝甲車衝撞上島從事正常生產活動的中國邊民，當場掐死、軋死中國邊民4人，造成了中蘇邊界糾紛 中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12月27日，蘇軍出動裝甲車登上珍寶島，攔截中國邊防巡邏隊，並以報棒毆打中國邊防巡邏人員。1969年1月23 日，雙方再度在珍寶島上發生鬥毆，中方28人被打傷，部分武器被搶。從2月6日到25日，雙方在珍寶島又連續發生了五起類似事件。7日，蘇軍人員甚至用沖 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發射了6個點射。”（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499）

　　這些事件最終引發了1969年3月的珍寶島之戰，但戰爭並沒有解決中蘇的邊境爭端，更沒有阻止蘇聯的越境騷擾。

　　1969年6月10日，珍寶島之戰不久，蘇聯武裝人員在中國新疆裕民縣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綁架和打死中國牧民；1969年7月8日蘇聯邊防軍侵入中國 黑龍江省撫遠縣境內、黑龍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中國領土八岔島地區，進行武裝挑釁（《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 1979）》）；1969年8月13日，“一支三十餘人的中國邊防巡邏隊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遭到蘇聯軍隊三百餘人的伏擊。蘇軍在兩架直升機和數十輛 坦克、裝甲車的掩護下越過邊界線，向中國軍人發起進攻。這支巡邏隊遭包圍後，與十倍於己方的敵人進行了長達4小時的頑強作戰，終因寡不敵眾和武器裝備上的 懸殊對比，最後全部陣亡。”（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



　　珍寶島之戰勝利後的中國邊防軍。

　　3、蘇聯政府逮捕、毆打中國留學生

　　60年代以後中蘇之間的敵對狀態還殃及了中國的留蘇學生，這些學生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被蘇聯政府逮捕和毆打，而對此中方能做的仍然只是抗議。

　　據新華社1965年3月7日的報道稱：“據中國留蘇學生報告，三月四日下午，在莫斯科學習的各國留學生和蘇聯學生一起舉行反對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越南 的示威遊行，遭到蘇聯大批軍警和馬隊的橫暴鎮壓，大批學生被逮捕和打傷，其中中國學生被捕一人，被打傷三十餘人，重傷住院者九人：鄭志泰，他被軍警從身上 踩過，並被抓住頭髮毆打，腰部受傷；常增有，鼻梁骨被打斷；唐必銘，他的腿部被擊傷，頭部遭拳擊；黃兆庚，鼻梁被打破，右眼青腫；劉秀印，眼鏡被打碎後， 右眼眶被打破；徐澤光，腰部被擊傷；侯廣坤，被踩，胸部受內傷；韓京清，右肋被打；左因（女），面部被打腫。……在四日反美示威中被蘇聯軍警毆打遭受重傷 而住院的九名中國留學生，到五日晚間為止，已有七名先後被強行趕出蘇聯醫院。”（新華社《蘇聯軍警橫暴鎮壓參加反美示威的中國留學生》1965年3月7 日）

　　類似的事情還不止一件，1967年1月，69名中國留學生在莫斯科紅場拜謁列寧墓，並在墓前朗讀毛主席語錄稱頌斯大林：“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 忠誠朋友。中國人民對於斯大林的敬愛，對於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於誠意的，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造謠誣衊，都沒有用處。”此種做法當然不能為當時的蘇聯政府 所容忍：“就在同學們讀語錄時，一位少校警官氣急敗壞，立即命令衛兵把列寧墓的大門關上。在幾名校官指揮下，兩三百名事先埋伏的軍警從列寧墓周圍蜂擁而 至，原來尾隨在後邊的許多便衣特務也趕上來，對在場的同學大打出手……數名或十幾名警察圍住一個或幾個學生毆打。有個小個子同學被打得頭破血流。在觀禮台 的另一端，數十名蘇聯警察圍毆我駐蘇使館陪同人員、翻譯和新華社記者……在蘇聯軍警對中國學生進行的毆打中，有30多名學生受傷，9人受重傷，其中4人傷 勢嚴重。……當晚7點20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費留賓接見我駐蘇臨時代辦安致遠，誣衊中國學生和使館人員‘擾亂秩序’、‘動用武力’、‘採取挑釁性的流氓 行為’等等，並向中國大使館‘表示堅決抗議’。還威脅說：‘蘇聯方面要禁止中國公民在蘇聯過境’。……隨後，蘇聯當局在全國各地掀起反華新浪潮，連續數日 派出大批便衣特務和暴徒包圍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不時闖入大使館砸打門窗，張貼反華標語，誣衊中國人民敬愛的領袖毛澤東等。”

　　對此，中國政府採取了什麼樣的反制措施呢？

　　“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相應措施，支持和聲援中國學生，譴責蘇聯當局的血腥暴行。1月26日夜晚，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收到了周恩來總 理和陳毅副總理打給使館的電報，對遭到蘇聯當局毆打的我國留學生，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向同學們致以親切的慰問。2月1日，60名受輕傷的學生乘坐的中國國 際列車到達北京，學生們受到包括副總理陳毅在內的首都各界群眾10萬多人的熱烈歡迎。” [詳細]

　　緬甸：邊界談判中方以妥協換和平

　　1955年11月20日，中緬兩國軍隊在“1941年線”（即1941年抗日期間英國迫使民國政府同意以換文的形式劃定的一條對英方有利的邊界，但雙 方始終未進行實地勘界樹樁。）以西的黃果園發生武裝衝突,雙方各有數人受傷。而在1956年開始的中緬邊界談判中，中方卻做出了妥協，據周恩來1957年 7月9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做的《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介紹：

　　“中緬兩國的邊界大部分已經劃定，但是有三段還存在着未決問題。我國政府針對這三段邊界提出了原則性的建議：第一是關於在佧佤山區的一段。1941 年，英國乘當時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面臨的危急情況，以封閉滇緬公路作為壓力，同國民黨政府於6月18日用換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區劃定了一條對它片面有利的邊 界。這就是所謂“1941年線”。由於不久就發生了太平洋戰爭，在這條線上並沒有樹立界樁。1956年，在中緬兩國政府就中緬邊界問題進行商談的過程中， 緬甸的領導人員曾經表示能夠理解中國人民對於1941年線的不滿情緒，但是鑑於這段邊界已經通過當時負責的中英政府以換文劃定，因此要求我國政府予以承 認，並且要求我國政府把在1952年由於追剿國民黨殘餘部隊而進入1941年線以西地區的中國軍隊撤回。我國政府認為，在邊界問題上，根據正式條約而提出 來的要求，應該按照一般國際慣例予以尊重，但是這並不排除兩個友好國家的政府通過和平商談求得對雙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決。為了促進這種公平合理的解決，為 了替這種解決創造良好的氣氛，我國政府在向緬甸政府提出的原則性建議中表示準備把中國軍隊撤出1941年線以西的地區。同時，我國政府要求，在中緬兩國政 府沒有對1941年線問題取得最後協議並且樹立界樁以前，緬甸軍隊不進駐中國軍隊自1941年線以西所撤出的地區，但是緬甸政府的工作人員可以進入這一地 區。”（周恩來《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1957年7月9日）最終，中方原則上接受了“1941年線”

　　最終，中國承認“1941年線”並撤軍，只收回了南段班洪、班老轄區內“1941年線”分割出來以東的一塊地區，大約為189平方公里。在中國沒有收 回的租借給緬甸的勐卯三角地區，面積為220平方公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未定邊界，最後只收回原本屬於中國的了片馬、古浪、崗房等地區，約為153平方公 里。對於此次邊界談判，學界基本都承認，中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詳細]

　　為了讓基層幹部和群眾解釋撤至“1941”年線以東，中央指示雲南省委在開展未定界地區的工作時，“不要強調國民黨政府簽訂1941年協定是賣國行 為，也不要稱1941年協定是賣國協定。否則，不僅不能解釋清楚，反而使群眾思想更加混亂”。對“1941年線”兩側的頭人和民眾要進行說服和勸導。（范 宏偉《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過程與影響》，《南洋問題研究》2010年03期）



　　緬甸跟中國雲南接壤，兩國邊界線有2700多公里長。建國初期，中緬邊界大部分已經劃定，只有三段邊界未決。

　　越南：白龍尾島秘密交割；搶占南海諸島

　　1957年3月，為了支持北越抗擊美國，中方將夜鶯島通過“秘密移交方式”移交越南，成為現在的白龍尾島。“送島”決策究竟是誰作出的、出於何種考 慮、簽訂了什麼協議，至今尚未有確切的史料可以予以說明。但白龍尾島成為越南領土，島上的中國居民成為“越南華僑”之後的負面影響倒是非常明確，誠如學者 葛劍雄所說：

　　“對北部灣的漁業糾紛，我國的態度似乎不軟不硬，越南人還在那裡巡邏，我們好像一點辦法都沒有……白龍尾島離海南島遠，離越南近,本來我們跟它劃界， 可以劃在白龍尾島和越南大陸之間。但現在這個島是它的，界線要劃在白龍尾島與海南島之間，北部灣歷史上傳統的中國的漁場就要歸越南，數十萬漁民都將失業; 談判劃界時雙方是有默契的，傳統的漁場如何劃分，應該另外通過淡判來解決，但現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來控制這些漁場了。”[詳細]

　　在北越得到白龍尾島之後，“美國支持的南越政府（即保大政權的後繼）於1956年5月26日宣稱對全部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擁有主權，同時在法軍撤走後 出兵占領了西沙群島中甘泉島和南沙的部分島嶼。而北則從1956年起多次公開表示西沙和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並在本國出版的地圖中明確標出。1958年越 南范文同總理致函周恩來總理，也申明了這一點。……1975年3月，越南人民軍主力南下，在4月間占領西貢，並在南越軍隊原先占領的南沙六島登陸，招降了 當地駐軍並實施了占領。越南統一後馬上宣稱“黃沙群島”、“長沙群島”（即對中國西沙、南沙群島的稱呼）擁有主權。”

　　此外，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等國先後占領南沙各島嶼。

　　當時為何中國不採取措施進行反擊呢？誠如少將徐焰所說：“面對當年幾國分別占領南沙島嶼，中國都沒有能夠採取軍事行動，重要原因是那裡距離海南島也有 千公里以上，此時解放軍的戰鬥機最遠作戰半徑不過400公里，到達西沙留空時間都不夠，對南沙群島更是鞭長莫及。解放軍海軍也缺少能夠遠航的大型軍艦，同 時又受強國海軍牽制，難以到南沙海域採取行動。”因此，除了抗議之外並沒有十分有效的反擊手段（《徐焰：正確看待南海爭端的長期性、複雜性》）

　　此外，從1965年開始，朝鮮也在邊界問題上與中方多次衝突，1968 年中朝正規軍之間還發生過武裝衝突。這迫使中方不得不在1968年一度關閉中朝邊界中方通道。

　　至於印度侵占中國領土的情況，基本上已經是眾人皆知了，在此不予贅述。

　　二、驅逐中國外交官，殺害華人華僑

　　除了上述在領土和主權方面侵害中國的國家之外，還有很多國家在外交和華僑華人的問題上讓中國吃盡了苦頭，但當時的中國多數情況下也只能抗議了事。

　　1、日本：五、六十年代官方和民間都不尊重中國國旗

　　1958年3月5日，日本訪華通商使節團在北京與中國方面簽署貿易協定承認中方有“商務代表機構有權在其建築物懸掛本國國旗”、使用秘密電報、機構人 員及其家屬“不按指紋”等項權利。台灣當局立即提出抗議，要求日本政府必須聲明不承認中共、不得懸掛中共旗幟等。日本首相岸信介遂致函蔣介石說明……不承 認其有懸掛國旗之權。4月9日，官房長官愛知揆一也強調“沒有承認共產黨中國，所以不能承認在民間商務代表機構懸掛中共所謂國旗的權利”。而岸信介更在國 會答辯中更是把中國國旗比作“桌子、椅子”之類的“器物”。恰在此時，5月2日，兩名日本青年“暴徒”扯下懸掛在長崎“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會場的五星 紅旗。展覽會負責人把他們交給當地警察，中日友協方面要求追究。但日本外務省稱不適用於刑法的侮辱國旗罪，岸信介更於5月6日在東北地區會見記者時表示： “如果因為被扯下來而憤怒的話，最好就不要掛。”甚至，逮捕了罪犯的長崎警察署又以“旗子沒有破損，因此很難說是器物毀棄”為由，當晚聽取犯人供述後即予 釋放。（劉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過程研究與結構分析》，原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2期》）

　　對此，中方雖然提出“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憤慨”並“嚴正抗議”，但也無法有任何反制措施。只能斷絕中日交流，以維護尊嚴。

　　2、印度尼西亞排華：圍毆外交官、打砸燒大使館、屠殺華人華僑

　　1950年外交部發文稱，中央人民政府將以抗議或聲明的方式在政治上反擊迫害華僑的政府。而當時的政府並無外交和軍事能力來實施對海外僑民的保護。到 了1953年，中僑委明確向海外僑胞聲明，“國外華僑要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主要必須依靠華僑自身的團結”。在印度尼西亞的一系列排華事件中，的確顯示了 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和軍事能力的薄弱。也正因此，印度尼西亞無論是對待中國政府還是對待華人，都顯得肆無忌憚：

　　1951年5月，印度尼西亞政府宣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禁運”。同年6月，印度尼西亞政府拒絕已得到印度尼西亞政府入境簽證的16位中國駐印度尼 西亞使領館工作人員入境。1957年5、6月間，印度尼西亞……東南省（即努沙登加拉省）軍事省長勒令華僑中小學大部分關閉，使華僑學生一半以上約三四千 人被迫停學。1957年11月，印度尼西亞國防部長朱安達以全國戰時掌權者名義公布監督外僑教育條例，強使許多華僑學校改為印度尼西亞國民學校。迫使華僑 學生退出學校和華僑教職員工失業。1958年4月，印度尼西亞頒布了禁止出版華文刊物的法令。接着，在各地方沒收華僑土地，封閉僑校，解散僑團等，進行了 一系列的迫害。1959年5月14日，印度尼西亞商業部頒布關於吊銷縣級以下地區華僑另售商業執照的決定，散布在全印度尼西亞各地的10萬戶50多萬華僑 小商販和零售商因而將喪失生計，有的甚至流離失所。（《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

　　中國政府對印度尼西亞的這些舉動發出強烈抗議，經過雙邊交涉，約有11.9萬華僑回國。然而由於中國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的不足，在處理衝突時，中國更 加強調兩國間共同利益，淡化衝突本身（如印度尼西亞當局藉口華僑出境手續未辦完，用武力阻撓中國接運華僑的大寶康輪事件和印度尼西亞三馬林達軍事當局無理 強行軟禁中國駐馬辰領事的事件。1960年7月3日，在印度尼西亞芝馬圩甚至發生了槍殺兩名華僑婦女的事件等等）（《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1979）》）陳毅1960年8月4日向印度尼西亞記者表示，中國願意同印度尼西亞保持友好關係，華僑問題是小問題……1961年3月陳毅對 來訪的蘇加諾總統表示，華僑問題在中印關係中是小問題，且已得到解決。蘇加托對此表示同意。（劉宏《海外華人與崛起的中國：歷史性、國家與國際關係》原載 《開放時代》2010年第8期）

　　60年代後期，印度尼西亞的反華、排華動亂更是經常發生，甚至規模越來越大。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亞爆發的“九三Ｏ”事件中，印度尼西亞右派 軍人集團在消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同時，也對華僑華人大肆逮捕和屠戮。他們在全印度尼西亞大小島嶼的數百個城鎮，進行野蠻迫害、蹂躪。他們調動軍警，組織 暴徒，對華僑任意逮捕，非法審訊，嚴刑拷打。他們焚燒華僑的房屋，搶掠華僑的財產，封閉華僑社團和學校，霸占華僑的商店，使無數華僑、華人傾家蕩產，流離 失所，陷於生存絕境。1966年5月，印度尼西亞政府下令關閉全印度尼西亞的667所華文中小學，之後，又相繼關閉了全國所有的華文報紙和華人社團。成千 上萬華僑遭洗劫一空後又被關進集中營或監獄，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則被集體驅逐出境。大批華僑慘遭殺戮，其中有數百人被殘忍地挖心碎屍。據不完全統計，先後 有20萬人慘遭殺戮，約30萬人被逮捕監禁。中國政府除進行交涉、抗議和揭露外，於1966年9月開始派船去印度尼西亞接回蘇門答臘北部部分受難華僑。但 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和條件，還是採取了多宣傳少接回的做法。

　　從1967年起，印度尼西亞政府基本上不再批准新的華人移民入境，並不允許華僑華裔回中國大陸探親旅遊。七十年代中期，蘇哈托政府連續頒布法令，對華人資本在企業中的股份比例及經營範圍進行限制，禁止華人企業使用中文招牌。（梅顯仁《印度尼西亞排華問題探析》）

　　同時，印度尼西亞軍人和暴徒開始衝擊中國的大使館，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餘名全副武裝的軍人，突然包圍了中國大使館商務參贊處。他們用槍 威逼中國外交人員，逐一搜身盤問，並用刺刀劈開辦公室的箱櫃，搜查文件，搶劫財務。從1965年11月2日起又連續發生了數千人襲擊中國駐棉蘭、望加錫、 馬辰等地領事館和駐雅加達總領館事件。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餘暴徒在100多名荷槍實彈的軍人和裝甲車的協同配合下，用卡車撞開中國駐印度尼西亞 使館大門，蜂擁衝進院內，瘋狂破壞使館的辦公室、大廳和宿舍，搗毀了門窗、家具和客廳的全部陳列物品，劫走汽車3輛，砸壞7輛。他們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檔案 和書籍付之一炬，並將貴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車公開劫走。……他們竟悍然開槍重傷使館護旗的趙小壽。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員也被毆打致傷。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軍人帶領並開槍助威，上千喪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車撞開我大使館的大門，狂呼反華口號，用斧頭、鐵棍、匕首等兇器，打傷我 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員，砸毀了我大使館室內的全部家具和設備，縱火焚燒了館內的兩幢建築物。10月1日凌晨3點左右，印度尼西亞政府再次出動大批武裝軍 警，夥同1000多名暴徒，瘋狂襲擊和搗毀了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大使館全體20人均被打傷，臨時代辦等數人中彈重傷。接着，暴徒又燒、砸了中國使館 的房屋、全部設備、汽車和其他公私物品，燒毀了我國國旗和毛主席畫像，搶走了發報機、文件檔案和大量財務。更為嚴重的是，他們非法對中國使館人員搜身，將 使館的密碼搜去。這是軍人集團上台後對我駐印度尼西亞外交代表機構的第43次武裝襲擊。

　　隨着印度尼西亞反華言行的不斷升級，表示嚴重程度的形容詞已用盡。從“強烈抗議”、“最強烈抗議”到“最最最強烈抗議”……印度尼西亞槍傷中國大使館 人員後，周總理及時指示向印度尼西亞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據不完全統計，兩年內，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代表機構被襲擊43次，人員被槍擊和毆傷 達68人次。為此，發出抗議照會33份。（劉一斌《“文革”期間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斷交始末》，《黨史縱橫》2006年第1期）最終，1967年10月，中 方不得不與印度尼西亞斷交，兩國關係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復。

　　巴西：1964年逮捕中國駐巴貿易工作人員和記者並對其施加毒刑審訊

　　據《周恩來年譜》所記：“1964年4月3日，巴西政變當局無理逮捕中國駐巴西的貿易工作人員和記者共九人。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兩次發表談話，提出嚴 正抗議，要求立即釋放九名中國人員後，巴西當局先後以捏造的‘進行間諜活動’、‘煽動叛亂’、‘進行顛覆活動’等罪名，對九名中國人員施加毒刑審訊，並分 別判處他們十年徒刑。經過中國政府和各方面的努力和鬥爭，九名中國人員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

　　文革中多個國家驅逐中國大使

　　由於文革中我國的外交機構收到紅衛兵運動的衝擊，而且在極左的政策下做過一些衝擊各國使館、“輸出革命”的事情，給中國的外交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有多個國家都因此向中國抗議、驅逐大使甚至斷絕外交關係。

　　緬甸：“1967年6月，我駐緬甸人員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受鼓動起來的華僑學校學生……欲造資產階級的反，罵緬甸政府 總理奈溫是反動政府首腦。緬甸政府極為不滿。……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並逮捕了一些侮辱緬甸政府領導人的華僑學生……6月27日和28日，緬甸首都仰 光的民眾包圍並襲擊我大使館。我國援經濟專家劉逸在同暴徒的搏鬥中英勇犧牲了，‘他的腰部、背部、臉部又被暴徒刺了八刀。’”（《毛主席的紅色援外戰士 ——劉逸》，《人民日報》1967年08月13日）

　　突尼斯：“1965 年，突尼斯領導人多次誣衊中國有“狂妄野心”，在亞非搞顛覆、滲透。1967 年8 月，又拘留中國在突幫助工作的專家和限制中國使館官員活動的不友好舉動；突還拒絕中國使館的抗議，認為中國照會使用的詞句突方不能接受，限期中國使館收回 照會並道歉，否則將宣布中國整個使館為不受歡迎的人。1967 年9 月26 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宣布關閉中國駐突大使館，並召回使館所有外交官和工作人員。”

　　肯尼亞：“1966 年3 月1 日，肯參議院作出了一個反華決議，攻擊周恩來1964年訪問非洲各國時關於‘非洲是一片大好形勢’的說法，是‘破壞性講話’。1967 年6 月29 日，肯政府宣布中國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限令48 小時內離境；肯並召回其駐華大使。1967 年7 月1日，中國政府限令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於48 小時內離境，中肯關係逐漸冷卻。”

　　斯里蘭卡：“1967 年8 月15 日，中國駐錫蘭（今斯里蘭卡）大使館提出照會，向錫蘭政府抗議稱，在中國出口物資和外交用品運抵錫港口時，遭到歹徒搶劫。其中提到，歹徒毀壞了許多《毛澤 東選集》等。9 月1 日，中國駐錫使館再次提出照會還進行強烈抗議，說錫蘭的反華，是因為害怕毛澤東思想的緣故。”（《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 1979）》）

　　“文革”的革命熱情對中國外交的破壞有多大呢？據查，受極左思潮影響，文革初期中國先後與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 西亞、英國以及民主德國和蘇聯等10個國家發生嚴重外交衝突，與30多個建交國發生外交糾紛。（孔東梅《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中 央文獻出版社）很多國家因為害怕中國大使館“輸出革命”而選擇了與中國斷交，由此可見文革破壞力之大。

　　結語

　　國力決定外交，在國力不足的情況下，對美國的“第469次嚴重警告”和對印度尼西亞的“最最最強烈抗議”恐怕也算很強硬的態度了吧，但這樣的強硬不會讓對方有所忌憚。從這個角度說，毛澤東時代的外交無疑是艱難的。

　　強硬並非整天喊打喊殺，妥協有時候也是必需的，看似很痛快的吶喊呼號，還真不一定能為國家爭得幾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