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造反派隨意性記錄，導致歷史記憶混亂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8月27日14:28:3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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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主要是向下，造反派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主要是向上，親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有目共睹。然而，一種歷史“失憶症”逐漸在人們中間蔓延，其突出特點是：抹殺“文革”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界線，無視“階級鬥爭”模式與“路線鬥爭”模式的差異，混淆兩種紅衛兵的身份
老高按：不知為什麼，今年並非“文革”逢五逢十，但重新關注和研究“文革”卻靜悄悄地升溫。而與往年不同的一個新跡象，就是“造反派”的話題越來越進入“文革”研究 者的視野。享有較高聲譽的大型《領導者》雜誌，最新一期，又刊出一篇文章談回復“造反派”的本來面目，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海內外一些“文革”受害者、參與者（其中不少是我十分尊敬的學者、作家）患了歷史“失憶症”，混淆了界線。作者在文章開頭所指出的問題，也是我多年來時常感覺到的。值得關心“文革”的朋友一讀。 對“造反派”的誤指與妖化 周倫佐，共識網－《領導者》總第46期（2012年6月） 保守派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主要是向下，造反派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主要是向上，親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有目共睹，難以混淆。然而，伴隨“文革”結束後官方清算運動的深入和民間反思活動的興起，一種歷史“失憶症”逐漸在人們中間蔓延，其突出特點是：抹殺“文革”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界線，無視“階級鬥爭”模式與“路線鬥爭”模式的差異，混淆兩種紅衛兵的身份。這些人既包括“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文革”的參與者。 一、失憶與誤指 何蜀提到“不少並不可笑的笑話”：比如在一部寫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傳記中，作者寫到時為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於1966年6月遭到迫害時說：一群臂戴紅袖章的造反派衝進李達家中對他進行抄家、批鬥云云。實際上，李達當時是被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漢大學“三家村”頭子的。當時還是黨委領導下的批鬥“黑幫”階段，不僅造反派尚未出現，就連“造反”一詞也還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不可能有什麼“紅袖章”。 筆者在生活中也遇到不少這類令人想哭的“笑話”。 一位朋友的母親，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黨，“文革”前任本地區某中等專業學校副校長，“四清”運動中被定為“漏劃地主”而撤職。1980年代某一天她對筆者談起“文革”中的事，憤恨地說造反派把自己整慘了。筆者知道她的情況，便故意詢問她挨整的時間和具體的運動，她說是1966年6月“四清運動”，但強調當時“文革”已經開始，正與“四清”交叉進行。筆者告訴她：當時還沒有造反派，就算整她的不是“四清”而是“文革”，具體整她的人也不會是造反派而只能是官方工作組。筆者還指出1968年該校造反組織曾替她鳴冤翻案的歷史事實。她默認並若有所失。 上山下鄉三十周年某農場知青聚會，如今已是市政府某局領導的宋君偶爾談到其父1966年9月被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示眾之事，脫口而出：造反派太壞了。事實上其父是因“地主成分”而被官辦紅衛兵抄家並揪斗的。當筆者指出這一真相，他承認並解釋為：這些年說順口了。 某學院教授華××，曾是筆者上大學時現代文學課的主講老師，時任學校中文系黨總支書記。1990年代某日偶遇，不知怎麼涉及到“文革”話題。他說曾經遭受造反派迫害。筆者知道他戴過“右派”帽子，便指出將他打成“右派”的是1957年“反右”運動，那時不可能有造反派。他急着解釋：打成“右派”後仍然留校工作，是1966年6月19日“文革”時造反派將自己開除公職趕下農村的。筆者說在這個城市，1966年6月不僅沒有造反紅衛兵，就連官辦紅衛兵都還沒有產生，將他掃出校門的只能是官方工作組。他默然，隨之流露出像丟失了手中拐杖一樣難受的表情。 這類張冠李戴式的“笑話”，筆者從各種身份的人口中聽得太多。如果說他們都不是社會名流，其誤記不足為憑，那麼下一則故事的可信度就很強了。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毛志成，常以隨筆散文仗義直言點評時弊，據說在散文界相當知名，曾有“南余北毛”之稱。對於“文革”中的受害親歷，他也會誤記嗎？ 在《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中，毛志成記述了自己在某城鎮中學任教並於“文革”中被揪出來批鬥的一個滑稽場面。其中一段文字這樣寫道： 記得某次批鬥我的地點是四層樓上的一個大廳。正在“左派”師生們進行吼叫式發言，發誓“為了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闖”時，發生了輕微的地震，電燈晃動。剛剛有人喊了聲“地震”，上千位“革命師生”都作鼠竄狀，你推我搡地涌下了樓。使我得以小歇，坐下來美美地吸一支煙。半個小時之後，地震平息。“造反派”們又陸續回來，繼續喊些“誓死捍衛毛主席”之類的話。 這個場景的確滑稽。可惜毛先生在記述這些加害人的身份時，同樣患了不少文化人的通病：張冠李戴。 從所記場景不難推斷：既然被揪斗的是一位恃才傲物的普通教師，加害人又是“上千位”之多的“左派”師生，時間必是“文革”之初，運動所處階段必是學校權力機構和工作組發動紅色師生揪斗“黑五類”師生之際。即便此時該校已有紅衛兵組織，也一定是官辦紅衛兵而非“造反派”，因為這個時期造反紅衛兵還沒有出現。就算這所中學情況非常特殊，造反派提前產生，他們也不可能立即擁有“上千位”之眾，更不可能在如此人多勢眾之時不去揪斗當權者，而熱衷於批判一名普通教師。然而毛先生硬說當年批鬥自己的上千位師生是“造反派”！ 可能是筆誤，可能是誤記，可能是人云亦云式的誤言。只是不知毛先生們是否想過：在記述“文革”中的個人經歷時，文人們通過公共媒介所傳播的這類隨意性失誤，會不會誤導眾多知情者的歷史記憶和不知情者的是非判斷？ 尤其有趣的是，這類誤記、誤言竟會瘟疫一般傳到海外完全自由的公共話語空間。 澳洲學者楊小凱曾在一篇文章中用兩個活證人的故事，說明1967年夏季湖南道縣發生的大屠殺是武裝部和保守派對造反派和“黑五類”的滅絕性殘害。沒想到文章在美國《中國之春》發表時，這段文字的標題竟然被誤印為“造反派在道縣殺人”。 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鄭義寫了一篇關於1968年廣西大屠殺的文章--《廣西吃人狂潮真相》，卻對這場人吃人慘劇是保守派“聯指”在軍區支持下武力圍剿造反派“四二二”時野蠻施為的事實全然迴避，致使“廣西造反派吃人”的謬言傳遍海外。1993年1月6日美國華人報紙《世界日報》還在頭版刊登了一條駭人聽聞的消息：“文革造反派教人如何食人肉”。 自由派文人自不待言：何清漣和余杰在“廣西人吃人事件”上發表了不少引人深思的議論，卻不指明究竟是誰吃誰。蕭功秦在相信“廣西造反派吃人”的前提下，更對為“文革”造反派辯護的人提出警告：“要防止走到另一極端，把造反派美化。如果造反派都那麼好，那麼極左思潮社會載體何在？文革極左思潮對社會的‘破壞性改造’使命由誰來承載？讀一讀《廣西吃人風潮》這種極端的觸目驚心的個案，想一想那些被異化了的造反派，不至於把對造反派的公正批評都說成是‘妖魔化’。” 令人吃驚的，除了普通人的誤記和作家的誤言，還有學者清醒的誤斷。 徐友漁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他對“文革”的學理性研究掀開了國內“文革學”的第一頁。然而在其“文革”研究文章中涉及兩種紅衛兵時的個別誤斷，卻不能不令人遺憾。 令人遺憾之處在於：他分明深刻分析了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完全不同的等級構成、等級境遇、等級心態，又客觀記述了兩者截然相反的心理動機和矛頭指向，卻在涉及北京“老紅衛兵”前期行為而產生認定疑難時，硬要將其稱為“學生中最早的造反者”，並在對紅衛兵青春期行為進行縱橫比較時，將保守派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視為一體，判定他們都“和德國法西斯的青年納粹運動十分相似”。 這些說法在原有語境中的語義，自然與它們被人們單獨領會時不盡相同。但它們被單獨領會時具有的誤指含義，卻有必要給予澄清。 什麼叫造反？《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詞義解釋有兩項：發動叛亂或者採取反抗行動。民間最通俗也最準確的理解是：以下犯上或犯上作亂。 在《水滸》故事中，高衙內等“八旗子弟”的行徑算造反嗎？非也，只是對生存於其淫威之下可歸為“反動學術權威”行列的林沖們的構陷與迫害。即使宋江殺惜、李逵斬鬼、武松屠嫂、楊志宰牛，都稱不上造反，儘管對象是惡人，但不處高位，殺他們只算義憤除惡。 造反必須是矛頭向上：皇帝或者官僚。皇帝罵大臣“造反”，官長罵下屬“造反”，家長罵孩子“造反”，其本意都是一樣：以下犯上，弱者反抗強者。 只有造反派紅衛兵的行為才符合造反本義。 縱觀保守派紅衛兵的所作所為，難道批鬥教師、學生中的“黑五類”子女也稱得上造反？難道揪斗被官方定為“反動學術權威”的教授、專家、學者、文學家、藝術家和早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也用得着造反？難道橫掃早就成了專政對象的“地、富、反、壞、右”，也需要造反？不，這明明是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公然迫害。它不是以下犯上，而是以強凌弱。 “法西斯”之說用來形容保守派紅衛兵的惡行，倒是比較貼切。因為法西斯之所指，除了手段殘忍，還包括武裝到牙齒的強者對手無寸鐵的弱者任意施行殘害。比如德國軍隊屠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日本軍隊屠殺南京城的中國老百姓。倘若換成兩軍對壘互相廝殺，那就屬於通常所說的戰爭行為而非法西斯暴行了。保守派紅衛兵的行為確實帶有很濃的法西斯色彩。 單憑武鬥這一事實，就將造反派紅衛兵歸入法西斯之列，似難成立。且不論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造反派兩大派之間政治觀點和派別利益的對立，如何可能導致武力衝突，也不說同樣分成對立兩派的支左軍隊在武力衝突中所起的作用，僅就雙方武鬥的特徵來看，也不符合法西斯的含義。因為它是兩軍對壘式的行動，而非一方全副武裝，另一方手無寸鐵。稱之為造反派與保守派或造反派兩派之間的武力內戰，無疑更準確。 這不等於說造反派的武鬥應該肯定。造反派武鬥所造成的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和社會動亂，遠比保守派紅衛兵的暴行造成的後果嚴重百倍，理所當然應該徹底否定。這裡只是從學理層面說明：武鬥屬於造反派內部或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內戰，而非造反派對其它社會弱勢群體的法西斯暴行。 讀徐友漁研究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的文章，開闊的視野、翔實的史料、平實的文筆、清晰的論述和獨立的見解，使人一睹為快。然而，當再次細讀，感覺就變了--總覺得什麼地方還不到位。原因何在呢？細細想去，問題不難發現。 一方面，通過他對中國十七年政治弊端的分析，對“文革”初期毛澤東、劉少奇不同做法的對比，對造反派紅衛兵等級構成和造反動機的描述，對保守派紅衛兵的剖析和譴責，你會和作者一樣，對這些被主流話語否定的造反者表示理解和同情。 另一方面，當他將造反派紅衛兵的行為與保守派紅衛兵的反人道、反文化暴行統稱為“造反”，不加區別地全部裝入一個理應否定的“文革”大口袋中與“青年納粹運動”相提並論，你又會傾向於作者對造反者的否定。 這究竟是讀者的誤讀呢，還是作者的矛盾？ 顯然是作者的矛盾。矛盾主要發生在感性與理念之間。作者的親歷以及所掌握的大量事實，使其在客觀陳述時，不能不流露出對造反派紅衛兵的理解和同情。但在對整個事件作價值評判時，作者又不能不遵從自己所信奉並在當下知識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理念，將兩類紅衛兵一併裝入“文革”這個抽象概念之中加以否定。 要是不把造反派等同於“文革”而作為否定的前提，憑着作者對造反派紅衛兵的實際了解和客觀描述，是很難對其斷然否定的。事實上，作者對他們的否定，也是藉助於保守派紅衛兵的惡行才勉強告成。 徐友漁力圖客觀反映歷史細部真實的個別論斷，只是其“文革”研究主體的小小枝蔓，想不到會成為很多文人筆下任意混同兩類紅衛兵的理論依據。 海外學者侯一謙自稱要使造反派這個概念“在使用中得到更為公認且明確的意義”，但他的第一個定義就違背了自己的許諾。他認為：“最早被稱為造反派的”，是北京一些中學1966年5～6月組織起來的紅衛兵。這樣的結論甚至不如“文革”中人們的常識，哪裡稱得上學理“嘗試”！ 西方學者在分析紅衛兵運動時，由於習慣於先用無區別的“紅衛兵”這個稱呼來進行泛指，然後才略微言及兩種紅衛兵階級成分構成的不同，所以對1968年8月相關事件責任人的認定，也難以避免因這種泛指而產生的誤指。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哈里·哈廷在《危機中的中國》一文中，就有這樣的失誤。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看到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的《十六條》提出了群眾參與運動的組織形式--文化革命委員會，但沒有提及紅衛兵，就認為許多單位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由高級幹部的子女統治着，易於在黨的機構控制之下，而紅衛兵則更易於被文革小組所操縱來對高級領導人進行批評。使人覺得這兩種組織似乎處於某種對立狀態。二是在論述“1966年底”以前“紅衛兵運動並未達到毛澤東的期望目標”時，認為這是由於紅衛兵的行動主要限於“破四舊，立四新”及其包括的折磨和虐待教師與學校領導、打擊和殘害被專政人群、洗劫和破壞文化載體、侵犯和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使人感到，這些醜行、惡行、暴行的責任人是包括造反派紅衛兵在內的整個紅衛兵。這當然過於籠統。 首先，高級幹部子女組成的紅衛兵組織在《十六條》公布前就出現了，這些高級幹部子女此後普遍成為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核心，而使兩種群眾組織結為了一體，二者的性質並無多少差異。與文化革命委員會對立的，只是學校里的造反派紅衛兵。怎麼能以後者來泛指整個紅衛兵？ 其次，“破四舊”和“紅色恐怖”行為是1966年8～9月，高級幹部子女為首的保守派紅衛兵實施的。而且這些行動並非如作者所說“很少有官方的支持”，而是都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全國各地大學和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基本上沒有參與這類行動。怎麼能以前者來泛指整個紅衛兵？ 學人的誤斷不像常人的誤記可以隨風飄散，而是鐵板釘釘入木三分，易成定論。因此，以訛傳訛不宜繼續下去。 如果說文人學者與普通百姓之間有什麼區別，那也僅在於：普通百姓是為了世俗的需要而篡改歷史，文人學者卻是為了觀念的需要而犧牲事實。這個區別劃出了道義上的優劣。但他們又共同遮蔽了歷史的真相。 二、附勢與妖化 面對中國人大面積的“失憶症”現象，筆者不禁想尋找“病症”的心理機制。首先想到兩個形容詞：趨利避害、趨炎附勢。二者詞義相近，但前者偏褒、後者過貶，感到都不太恰當。最後，筆者乾脆從中抽象出一個可以歸於社會心理學的概念：附勢心理。 見過猴王爭霸嗎？ 當老猴王以優勢姿態與挑戰者展開激戰，眾猴臣齜牙咧嘴猴視眈眈旁觀其變。有的躍躍欲試，有的憂心忡忡，有的故作悠閒，但由姿態與表情構成的身勢語符號，表明它們大多站在獨占優勢的老猴王一邊。隨着一聲慘叫，戰場形勢陡變：但見老猴王狼狽逃竄，挑戰者正乘勝追擊--新猴王產生了。眾猴一陣慌亂，但很快反應過來，不約而同地追隨新猴王而去，參加將老猴王咬死或者永遠驅逐的最後一戰。戰鬥結束後，眾猴簇擁在高高在上的新猴王身邊，為之搔癢、為之捉虱、為之舔傷、為之捧食……紛紛獻媚。好像挑戰伊始它們就知道新猴王必勝，好像新猴王剛從娘胎蹦出，它們就知道將成為它的忠誠子民。 這是猴界的附勢心理表現。 附勢，自然指眾猴立即趨附得勢的強者，並對失勢的弱者翻臉，追逐之撕咬之擊殺之。可形象地稱之為牆倒眾猴推、落井下石。兩種行為互相依存：因附勢而下石，以下石來附勢。淡化其在人界的貶義性，可將其合解為情理之中的行為：趨利避害。其實漢語中“勢利”一詞的本義也屬此範圍：為求利而附勢，因附勢而得利。皆為生存需要使然，無褒貶可言。 因有道德評價，人類的附勢心理更深存，附勢行為更複雜。但萬變不離其宗，心理動因與猴類並無二致：出於利害需要。二者的區別，只是表現形式不同：人類可以不動用野性化的爪子和牙齒，而只憑藉文明化的記憶和言語。言語用來向外表述自己對得勢者的忠愛和對失勢者的憎恨，記憶用來向內蒙蔽自我的良知並掩飾自身的卑下。 為什麼“文革”結束後那麼多人把自己說成造反派的受害者？這是人類附勢心理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附勢記憶使然。 所謂附勢記憶，是指受附勢心理支配的記憶，特徵通常為：順應現實形勢需要，對往事只記起於己有利者而遺忘於己無利者，有時甚至可將無利之憶偷換為有利之憶。許多人將自己受害之事的責任人誤記為造反派便源於同類需要：造反派隨同“文革”被官方宣判了死刑，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失勢，將自己記成造反派的受害者，不僅可以證明自己歷來就站在現在的強勢者一邊，還可以讓內心產生曾為現在的強勢者付出過慘重代價的光榮感。至於外界的道德評價，只要眾人認同便無所謂。對於內心的良知審查，只要記憶掩蓋得住即無妨礙。就像1949年10月1日之後，人們爭說遭國民黨壓迫和受地主資本家剝削一樣。 這同樣是追殺：記憶形式的過去時追殺和言語形式的現在時追殺。與猴類的追殺方式相比，它無疑更高明：追殺層面不限於肉體更指向精神，追殺範圍不限於空間還包括時間。 更為可怕的是，這種健忘或失憶往往表現為某種下意識行為。須知現在私下涉及這個話題時，不僅海外的自由派人士可以放膽言說，就是國內的文人學者和普通百姓嘴上也沒有什麼封條。可是人們仍然不假思索地樂此不疲。 一位畫家朋友認為，行為藝術家大多有自虐傾向。這使筆者聯想到對造反派的追殺行為--它不也是一種心理層面的行為藝術嗎？只不過藝術家是以肉體的自虐實現藝術的追求，附勢者則是以人格的自虐滿足非藝術的需要。 因為這類無視社會道德和個人良知的自虐，隱藏在附勢者雙重追殺行為背後的人格，肯定很不健全。附勢者人格很難獨立，因為他是在虛假地趨同，而非真實地存異。 在造反派問題上之所以有如此大面積的“失憶症”現象，便是人們習慣於附勢的結果。 生活中常有這樣的現象：一個人得勢時，人們總是傾向於留意他的優點或長處，並且少不了放大和誇張，異口同聲地從那光彩照人的肯定面對他進行抬高、吹捧和讚譽。他的缺點和短處，也會因讚譽之光的映照而異常可愛。當一個人失勢，人們的神情又會陡變，從目光所及到內心感觸，都會對他的缺點和短處最為敏感。貶低、攻擊、毀損之辭在放大的視野和誇張的情緒中一涌而出。這人的優點和長處，同樣被陰暗的否定面消解成含義可憎的碎片。 前者的指向是什麼？是神化。 後者的指向是什麼？是妖化。 二者的指向範圍，都大大偏離個人真實存在的中軸線--儘管神化者極度偏高，妖化者嚴重偏低，但都是對一個人真實狀態的歪曲。 這是人類的特權，伴隨評價心理而生，環繞在人際關係之中，又以飽含毀譽功能的語言作為投擲器。獸類很簡單，愛就是愛，恨就是恨，只要涉及生存利害，直接付諸行動了事。人類複雜而高級，即使與自身利害無關之事也要參與，而且是用語言，遠遠地向對方投擲鮮花或者糞便。 別小看這類看似無意的行為。它往往形成某種賦有同化作用和感染力量的評價氛圍，使被神化者也逐漸的自以為是而飄飄欲飛，使被妖化者也逐漸的自以為非而一蹶不振。所謂眾口成碑、眾口鑠金，便是這個道理。 一次朋友閒聊。無意間談到某人近來狀態很差，因為經常受到周圍人的責備和嘲笑，完全被搞“妖”了。一位朋友談起自己倒霉之時被妖化而萎靡不振的親歷，感觸很深。一個“妖”字，生動而準確，將人處頹勢時那些畸形貶義評價的虛張性和醜化性一網打盡。 這使筆者想到擴大至政治範圍的妖化現象：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妖化，共產黨對帝、修、反的妖化，“文革”中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妖化，“文革”後人們對造反派的妖化。它們的用意都一樣：為了達到否定對方的目的，先從外觀上將對方形容成妖魔一般可怕、可惡、可憎的模樣。 人們的附勢心理分很多方面，例如附主流政治話語之勢，附主流社會心理之勢，附主流文化思潮之勢。在造反派問題上，人們的誤記、誤言、誤斷，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某種對應--儘管多數人並非有意為之，而且其中存在文人學者和普通百姓之間道德範疇的差異。 這些主流氛圍的強勢存在，必然會影響現實中人的記憶、思索、判斷和言說。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不同方面的失誤性的記憶、思索、判斷、言說，一旦相互滲透互相認同，就會形成一張社會化的公共話語之網，無形中罩向人們的常識，強迫你接受。使不明真相者只能人云亦云，使明知真相者只能保持沉默，更使那些被誤指的責任人有口難辯--要麼自認倒霉，要麼也雲裡霧裡地跟着自認有罪，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只好自我隱藏，生怕一旦暴露會遭到譴責甚至懲罰。 這絕非聳人聽聞，而是實情。 趙紫陽時代的官方改革派知識分子陳一諮、何維凌等，“文革”中都是激進的造反派，他們坐在官方長椅上時不得不竭力隱藏過去的造反經歷。1989年“六四”事件後，這段歷史仍然成了他們遭受政治迫害的重要理由。 某朋友，曾是很活躍的省城某大學造反派紅衛兵，1968年畢業分配後又積極介入筆者所在地區激進造反派的活動，“文革”結束後考上研究生，後任某科研院實驗室主任。1987年獲知筆者到省城開會，約以小聚。席間再三囑咐：勿將其現供職單位及個人情況告訴考研究生前工作單位的熟人朋友，以免自己的造反派身份被不懷好意者捅到現單位而引起非議。 某作家，作品曾獲國家級大獎，“文革”中為所在公社造反派知青頭目，現任某企業黨委副書記。一次見面，有人偶而談及造反往事，他立即噓了一聲並指指窗外，言下之意：隔牆有耳，謹防失言。 某高級工程師，曾是北京某大學造反派紅衛兵領袖。有朋友打算推薦其接受“文革”研究學者徐友漁的採訪，他一口拒絕並說明理由：女兒正在北京讀碩士，準備出國留學，怕採訪內容公開後影響孩子前途。 某著名詩人，曾任筆者所在地區一大派中學造反紅衛兵的宣傳部長，現為某中央級文學刊物主編。一次在刊物上讀到其自撰小傳，涉及“文革”經歷之處令人咋舌。其中一段文字大意為：“文革”中因父母被打成“走資派”，自己被排斥於紅衛兵組織之外，受盡了紅衛兵的欺凌和侮辱。他在“文革”中的造反表現，卻被隱藏得蹤影全無。 這些人為何不敢正視自己的過去？因為害怕--怕引來政治權力的報復，怕招致社會輿論的歧視，怕因此影響自己或孩子的前途。 這些年，在國內公共話語空間，文人們敦促過去的造反派大膽站出來懺悔自己罪行的聲音此起彼伏。他們不認真想一想，在當下這種由誤記、誤言、誤斷構成並充滿誤會、誤解、誤差的公共話語環境裡，能有真實的懺悔和客觀公正的評判嗎？他們究竟要這些被誤指的責任人站出來懺悔什麼？懺悔當初被打成“反革命”的絕望感受嗎？懺悔隨後批鬥當權派和解放“三、四類”的內心歡欣嗎？懺悔後來搞武鬥的慘痛教訓嗎？該懺悔的是要懺悔，不該懺悔的自不懺悔。據筆者所知，該懺悔的他們已經懺悔，只不過不是在紙上而是在心裡，不該懺悔的他們有權保持沉默。為何一定要逼着別人用公開懺悔來證明自己改惡從善呢？何況這些該懺悔和不該懺悔的往事，原本就與這些敦促者毫無牽連，即使別人站出來懺悔，這些敦促者也成不了正義的化身。為何在這些人眼中，自己就一定是光明的使者，別人就一定是黑暗的代表？這些人既然已經壟斷了陽光，把陰影投給了別人，難道還要別人將陰影拾起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再走到他們面前來做陪襯？ 而且，造反派除了武鬥之外，還做了什麼值得眾口討伐和自我懺悔之事？ 他們為何不想一想，即使有人願意站出來懺悔，哪家出版社敢開綠燈？哪家報刊敢給版面？明知公共話語權歷來只屬於少數人，憑什麼要強人所難，指責別人沉默寡言呢？ 原“新北大”造反派紅衛兵陳煥仁撰文述說，自己寫了一部旨在坦白和懺悔的《紅衛兵日記》，但是一直出版無望。 這些敦促者為何不助他一臂之力？ 在敦促懺悔的聲音中，要數季羨林和劉心武的音調最為懇切。筆者不否認二人的願望中包含的道義感，但其敦促言論同樣難免誤指。 季羨林在《牛棚雜記》自序中，寫明應該站出來檢討和懺悔的對象，是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這些人毫無疑問是指北京的“老紅衛兵”，但被他誤稱為“造反派”。 劉心武同樣如此。在《難以懺悔》一文中，他原本指明“應該站出來懺悔的”，是那些“‘破四舊’毀壞文物、抄別人家、打人致殘致死的人”，即北京“老紅衛兵”，但又稱其為“真正處於主潮中的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造反派之謂已屬誤稱，“主潮”之說更缺時間限定：“老紅衛兵”處於主潮僅在“文革”第一階段中的半年，造反派紅衛兵處於主潮則在“文革”第二階段的兩年。被敦促的究竟是誰？ 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類誤指在很多文化人涉及“文革”這段歷史的回憶文字中隨處可見。例如在巴金先生晚年所著《隨想錄》中，這類誤指就有幾十處之多。 說句重話：誤指之言看似激進，其實不然。因為它恰好掩護了那些本應受到遣責的權貴子弟。 “文革”十年，最為知識階層痛恨的是最初黨委時代的半年，最為官僚階層痛恨的是隨後造反派時代的三年，最為廣大民眾痛恨的是後來軍隊時代和幹部時代的七年。由文人們發起的控訴和反思，主要依據的明明是在“文革”第一階段直接受害的半年，卻被演繹成了整個“文革”，好像十年中的鬥爭指向和實際內容都和這半年一樣是迫害知識分子。而且，這種以偏概全式的認知，還在“知識”和“文化”的名義下，獲得了社會代言的權力，讓人覺得它所表達的不是部分人的感受，而是全社會的感受，它所代表的不是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社會的利益。 這種“半年期綜合症”逐步蔓延開來，完全瀰漫了整個“文革”問題的話語空間，使得不屬半年受害者的反思，甚至站在十年之外的言說，也不得不受其牽引。 文化界對四位享有公共話語權力的作家不同懺悔態度的議論，同樣充滿誤指。四位作家分別是粱曉聲、張承志、戴厚英、余秋雨，都被認為有造反派嫌疑。梁曉聲、張承志在北京，皆屬不懺悔的典型；戴厚英和余秋雨在上海，前者深深懺悔，後者默不做聲。眾多議論，自然對戴厚英大加讚揚，對另外三位義憤填膺。懺不懺悔是各人的權利，不必深論。筆者只想說明，他們並非都是造反派，沒有必要全部放在造反派範疇中來加以追問。四人中，梁曉聲是哈爾濱某中學前期的保守派紅衛兵和後期的造反派紅衛兵，張承志屬北京某中學的保守派--“老紅衛兵”，余秋雨為上海某高校的保守派紅衛兵，戴厚英也並非上海文化界“響噹噹的造反派”，而是隨大流捲入過造反，只因家庭出身較好和個人身份可靠而在運動初期和革委會成立後受過重用的紅色小人物。這都是他們的自我介紹，而非主觀推論。認清這個事實，便不難明白他們在懺悔問題上所持態度的不同含義。忽視四人在“文革”中的不同身份，硬要將他們歸為造反派而大加追問，豈能有真實之論！ 事實上，文化人誤指的手勢，不僅無助於揭開那段歷史的內幕，反而會讓內幕中的真相更加沉默。是的，那段歷史的真相，正是被政治權力高懸的利劍、受害者虛假的記憶和文化人失誤的言說共同製造的多重陰影遮蔽起來的。明白真相者的沉默僅僅是多重陰影覆蓋的結果，而非相反。對此，誤指者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 （相關簡介：周倫佐，歷史研究者。限於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釋，有需要的讀者可向該刊編輯部索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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