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敵華北派遣軍司令寺內壽一的分析：“中國的軍隊，經過了山西會戰、南京會戰以後，已經接近崩潰的邊沿;任何地區，只要有一個聯隊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掃蕩的任務。今後中國軍隊無力作戰，只要掃蕩掃蕩就可以了事了。”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已陷落，蔣委員長發告民眾書，重申抗戰到底的決心，說：“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焰，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的野心，對於中國為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前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侵略於不知不覺之間，則因循苟且，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為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敗，今日形勢，毋寧謂於我為有利。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瞭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告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固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當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這個堅定明決的宣告，立刻獲得朝野上下的普遍響應，同月二十五日，共產黨也發表對時局宣言，擁護蔣委員長“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勝利”的主旨，略謂：“我們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然而部分領土和中心城市的損失，初期戰線上的部分軍事的成敗，均不能決定中日戰爭的最後命運;而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堅強團結和長期艱苦抗戰之毅力與信心，實為爭取最後勝利之保證。當今民族危機更加緊迫時，我全民族抗戰的力量的更加團結，實為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從當時的政治主流說，南京陷落並未動搖我們的抗戰信念，我們要繼續作戰下去。因此，日海軍司令也就接着宣告日本決意繼續戰爭。

　　不過日本軍閥心中正希望於攻陷我首都，迫我作城下之盟，來結束戰爭的。十八日的東京《朝日新聞》透露消息：“中國如願意議和，日本亦可停止戰爭。”進攻蕪湖的第六師團，已經奉令凱旋，士兵歡聲如雷，把行裝搬向碼頭，做了一場春夢。日方授意德駐中國大使陶德曼為和平獨家經紀人，於十二月初向我當局提出如次的條件：

　　甲、訂立中日經濟協定，許日方參預中國財源、海關、交通、運輸。

　　乙、中國參加反共公約。

　　丙、日軍永遠駐防中國。

　　丁、在日方指定地點，設立非武裝區域。

　　戊、在內蒙古設獨立政府。

　　己、中國賠償戰費。

　　陶大使向我當局進言，語氣中還帶着半恫嚇的意味，好似中國此刻投降，還可以找尋不至於亡國的條件，失過這個機會，連這樣的條件都不可得的了。當時，我政府之中，以汪精衛為中心，走德意路線的人們，頗想從這條件作底子來還價，卻被蔣委員長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敵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作威脅性的宣告，謂：“日本將予中國以改變態度之機會;但必要時，日軍將攻取漢口重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日方知中國無意於求和，老羞成怒，乃宣告：“日本拒絕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之中央政府。”一月十六日，敵酋近衛竟作狂妄聲明謂：“時至今日，國民政府依然不了解日本真意，策動抗戰，不察國內人民塗炭，對於‘東亞和平’，毫無顧忌。因此，日本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成立且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並協力建設新中國。”我們的政府，立即於一月十八日予以還擊，發表宣言，稱：“中國於政府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國之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同時在日軍占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僭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

　　在敵閥的心目中，我們的長期抗戰只是一種姿態，在勢不能支持下去的。據敵華北派遣軍司令寺內壽一的分析：“中國的軍隊，經過了山西會戰、南京會戰以後，已經接近崩潰的邊沿;任何地區，只要有一個聯隊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掃蕩的任務。今後中國軍隊無力作戰，只要掃蕩掃蕩就可以了事了。”他估計中央軍隊兵源不夠，下級幹部缺乏，一時不能成軍;而地方部隊，只要經過“威脅”或“利誘”的手術是可以全部瓦解的。當日本進入山東地區，韓復榘的部隊已在動搖。他們認為國民政府失去了南京這個政治中心，統治的力量也就解體了;中國依舊恢復到軍閥混亂的舊局面，替他們鋪平了鯨吞之路。

　　可是民族意識覺醒了的中國軍隊，士兵和青年軍官的愛國情緒，已經使中上級軍官採取堅決的抗日路線。戰事進入山東境地，日方便對韓復榘做離間工夫，敵機不轟炸青、濟兩市，暗示山東可以避免戰禍，只要韓復榘軍隊不參加作戰。韓復榘當時猶疑不決，一面虛與日人委蛇，不戰而退;一面表示服從中央，想引兵入陝，保全自己的實力。統帥整飭紀綱，對於前線抗戰將士，出力的論功行賞，失敗者給以嚴厲的處分。一月十五日，蔣委員長飛抵開封，召集軍事會議，當即下令將韓復榘扣押，解送漢口軍法審判，二十四日審結，判處死刑，於當晚七時在武昌執行，判決中所舉事實如次：

　　韓復榘，充山東省政府主席及第三路總指揮;去年中日軍興，兼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嗣敵軍南犯，為便利起見，復兼充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該被告並不盡守土職責，及抵抗能事;對於本會委員長先後電飭移師應援德州，及進擊滄州敵軍等五點之命令，均不遵奉;後因敵軍渡河，擅先放棄濟南，撤退泰安，委長續令該被告堅守魯南防地，又不奉命，節節退往魯西濟寧，致敵軍跟蹤侵入，陷軍事上重大損失。據該管長官等先後分報檢舉，並以被告尚有借勢勒派煙稅、強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繳民槍各情事，一併檢報到會，經委長飭將被告拿獲訊辦。經審理終結，判處死刑。

　　韓復榘的槍決，使士氣民心為之一振。這是南京陷落以後，鞭策軍心最重要的措施。(當時失職將士受處分的，尚有一月二十一日及六月十五日所公布的各案。抗戰各役中，放棄守土、擅離職守的均受嚴厲的處分。)敵人所預料的中國軍隊總瓦解的情勢，不但不曾出現，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們的軍隊重新恢復了戰鬥力，敵軍向津浦線猛進之時，便在魯南遭遇了我軍的堅強抵抗。張自忠將軍在臨沂一線首挫強敵，孫桐萱將軍(韓復榘舊部)在魯西也發揮了英勇的戰鬥力。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天，國民政府適於時勢需要，重行改組，蔣委員長專主軍事，孔祥熙氏出任行政院院長，主政務。又於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黨務政治改革方案，以及抗戰施政方針。會中決定：(一)確立全黨領袖制，選蔣中正為總裁，汪兆銘為副總裁;總裁代行黨章所規定總理之職權。(二)設立青年團。以三民主義訓練青年。(三)通過抗戰建國綱領。——有關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教育各綱領三十一條，使全國力量得以集中團結，實現總動員之效能。

　　臨全大會以後，政治走向更好的路，黨派也有進一步的合作。四月間，秦紹禹(王明)、周恩來兩氏蒞漢，重申國共合作的精神;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勱氏致書國民黨總裁，表示合作;書中有“方今民族存亡，間不容髮，除萬眾一心，對於國民政府一致擁護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之語;接着青年黨代表左舜生氏也上書總裁，表示擁護領導，團結建國。謂：“睹目前之巨艱，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外，他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生存，舍此亦無所企圖。”南京陷落，更使朝野上下格外團結，這是我們對敵人進一步侵略的最堅強的答覆。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指出“抗戰之勝負不但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增進相為因果”。並說明因國民大會不得已延期，為適應戰時需要，除就各機關組織加以調整，使之趨於簡單化有力化外，“應設置國民參政會機關，以集中全國賢智之士，以參與大計”。《抗戰建國綱領》第十二條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根據這綱領，國民政府乃於四月十二日公布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關於設置國民參政會本旨，第一條規定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關於參政員人選資格，為曾經在公私機關服務三年以上著有聲名的人士：各省市共選八十八名，蒙藏選任六名，海外僑胞選任六名，各重要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選任五十名，合共百五十名(後增至二百名)。關於參政會職權，第五條規定：“在抗戰時間，政府對內對外之重要施政方針，於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第六條規定：“國民參政會得提出建議於政府。”第七條規定：“國民參政會有聽取政府施政報告，暨向政府提出詢問案之權。”

　　六月十六日，國民參政員人選決定，汪兆銘、張伯苓兩氏分任正副議長，人選之中，共產黨有毛澤東、陳紹禹、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鄧穎超諸氏，國社黨有張君勱、張東蓀諸氏，青年黨有左舜生、陳啟天、曾琦、李璜、余家菊諸氏，救國會的沈鈞儒、王造時、史良諸氏，其他教育文化界的賢達，均與其選，這是各黨各派合作的象徵，也是中國政治史上集中人才之一頁。參政會隨於七月六日在漢口舉行，參加者百三十餘人。會中由陳紹禹等提議一致擁護政府，擁護《抗戰建國綱領》。關於外交方針，依據抗戰建國原則努力推動，健全外交機構，統一國際宣傳。會場之中，參政員以國家民族為重，雖常有論辯，而不涉於情感，此為最可寶貴之特色。

　　在這最艱苦的階段，我國政治有着最顯著的進步：政治機構逐漸適合戰時需要，民主政治顯見抬頭，全國團結，更為鞏固;而抗戰意志堅決，賞罰漸次嚴明，一般人心有了依歸，消極沮喪活動的傾向也就低伏下去了。